35年前的10月6日，党中央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这是人民的胜利，是民心所向。粉碎“四人帮”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是现代中国历史的新起点、新纪元。为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35周年，进一步认清坚持改革开放的重要性，2011年10月6日，叶剑英等老同志的后人在京举办了“人民的胜利——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纪念活动。
参加纪念活动的有：叶帅、胡耀邦、华国锋、彭真、习仲勋、陆定一、王若飞、黄炎培、肖劲光、张爱萍、纪登奎、耿彪、苏振华、张鼎丞、谭震林、杨成武、张廷发、马文瑞、彭冲、江华、罗华生、彭富九、陈开枝、严佑民、赵行志、王林、程世才、周希汉、贺炳炎、肖向荣、王铮、于桑、史进前、严庆堤、李琪、包惠僧、齐燕铭、李鑫、张耀祠、王志民、崔建等老同志的子女们，以及周恩来总理的秘书高振普、季东和叶帅办公室主任王守江、秘书张廷栋、王文理、李俊山，当年执行逮捕“四人帮”命令的英雄滕和松、徐金升、康海群、马盼秋、毛敬泽，以及文革史专家张天荣等近三百人参加了纪念活动。
在纪念活动之前，还举办了“人民的胜利——庆祝粉碎‘四人帮’35周年”座谈会，近百位来自理论界、学术界人士参加了这次座谈会。财新《中国改革》独家刊登本次座谈会的发言摘要。
伟大胜利伟大转折
叶选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我们这一代经历了这场浩劫的人们的共识。解决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给全党和全国人民带来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解放了思想，解放了生产力。邓小平再次复出，提出了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政治上，把我党从教条主义、极左思想以及封建思想残余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在经济上，打破单一经济结构，注入了经济多元化发展和市场经济模式。就是这些政治与经济的解放，使我国这些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经济建设成果。这难道不应当首先归功于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所实现的伟大历史转折吗？
胡德平：1976年，35年前的今天，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反动集团，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华国锋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党和人民事业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做出大无畏的抉择，此举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党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全国范围内的解放思想，平反冤假错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改革开放大业，莫不以此为出发点。
李海文：为什么粉碎“四人帮”能够这么顺利？为什么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国家能够这么平稳地过渡，而且能够这么稳定？就是因为“四人帮”太不得人心了，我觉得应该强调一点，就是张春桥提过一个口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如果社会主义地里头长的都是草的话，那我们老百姓能吃什么，穿什么，能住什么样的房子？能穿什么样的衣服？他们实在太不得人心了。
沈宝祥：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就是说，粉碎“四人帮”使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是我国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标志。
这样说的依据是什么呢？第一，它从根本上摧毁了“文革”政治路线；第二，为拨乱反正提供了历史条件；第三，党因此可以重新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我们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承认了历史转折，但是历史转折不是几天就能够实现的，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以粉碎“四人帮”为起点，经过两年的努力才实现的。粉碎“四人帮”既是终结前一段历史时期的标志，也是开启新的历史时期的标志。
王贵秀：1976年10月，华国锋同志作为党政军主要领导人，顺应党心民意，在叶剑英等老同志的支持下，果断粉碎“四人帮”。事件就使得党、国家、人民的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变。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使人民得到“第二次解放”。
在某种意义上，它的意义可以与打败国民党反动派，使人民得到第一次解放相比拟。一举粉碎“四人帮”，从根本上结束了“文革”的十年内乱，这个历史意义是不可低估的。没有粉碎“四人帮”，就没有党的十一大，就没有中央工作会议，就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也谈不上，所以，它的意义是划时代的。
纪坡民：这件事情纠正了毛泽东的错误，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就是它最重要的基本内涵和基本意义。这件事情意义非常重大。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是我们党、国家、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但是，即使他做错事情了，违背了人民的利益，违背了人民的愿望，也是可以被批评，也是可以被纠正的，这就开了一个先例。如果毛主席的错误也是可以被批评，可以被纠正的，那么，其他任何一位领导人，他的错误也都可以被批评，可以被纠正。这对于解放思想具有重大的意义。尽管将来对这个事件，每一代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但是，我认为粉碎“四人帮”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不会随着时间而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是一个历史评价问题。
苏承业：当“四人帮”一伙被粉碎的消息传出来以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那种发自内心的快乐，真不是哪一个党或者哪一个人可以操纵的，完全是人民的自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伟大的胜利，完全代表了人民的新生。
赵霄洛：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隆重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首先要感谢当年为粉碎“四人帮”做出伟大贡献的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我们也要感谢直接逮捕“四人帮”的老战士，正是当年他们的英明决策和果敢行动，实现了党和人民的共同意愿，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国家，为后来35年的经济发展、社会繁荣创造了前提。
铭记决策者的历史功绩
李海文：毛泽东逝世后，对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意见不一，有的说开会解决，有的说区别对待。区别对待主要是如何处置江青。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当时毛泽东仍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华国锋审时度势，认为这两种方法都不成，因为“四人帮”在各省各部门都有爪牙，还掌握着舆论工具。开全会，会开出乱子，开政治局会也不行，“四人帮”捣乱，会公开分裂，不可收拾。只抓三个人不行，必须把江青也抓起来，否则无济于事。华国锋下定决心，为人民除去“四害”。
毛泽东丧事结束，叶剑英来看华国锋。华国锋后来回忆说：“我首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因为这句话，别人不好先讲，必须由我亮明态度。他见我态度坚决，很高兴，完全赞成这个办法。”正是由于他决心下得早、下得好，所以，在毛主席逝世后不到一个月，就将“四人帮”隔离审查。挽狂澜于既倒。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结束了十年动乱。
沈宝祥：胡耀邦同志曾经对我们讲，华国锋同他谈话时讲了一段非常生动的话：主席去世，这些东西就被他们断送了吗？毛主席的嘱托，让我几天几夜睡不着觉，想采取什么办法，开全会不行，舆论工具掌握在他们手上，还有上海、辽宁不够稳定。当然，他们不会成功，但放任自流一定要打内战，损失太大。只有把他们抓起来，但要考虑时机问题。可见在毛泽东逝世后，面对“四人帮”猖狂的情况，华国锋很忧虑，为了党、国家和人民，他对个人的命运没有多想。
叶向真：在抓“四人帮”之前，叶帅作为军委负责人，在毛主席病重的时候，他已经把陆海空三军及各总部的领导人，全都叫到他那里单独谈过话，已经预防在毛主席有不测的情况下，军队怎么稳定。如果军队稳定，国家可以安；如果军队不稳定，就很难说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了。我们的陆海空三军领导和指挥员那么立场坚定，服从命令，早就做好相应的准备和部署了。
叶选基：粉碎“四人帮”是在华国锋的领导下，叶帅、李先念、汪东兴等同志，在党和国家处于危难之际，临危受命，肩负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重托，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解决了“四人帮”，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浩劫。
当然，最重要的是华国锋本人。华国锋下决心果断解决“四人帮”问题，派李先念去拜访叶帅，征询采取什么措施解决“四人帮”。由此可以说明，他们此前已经有了要解决“四人帮“的共识了。随后，叶帅与华国锋多次交换意见，又会同汪东兴制定了抓捕“四人帮”的方案，上报华国锋。抓捕“四人帮”的具体实施时间和地点，只有华、叶、汪三个人知道，是严格保守机密的。叶帅在军队系统方面也做了相应的举措。他让王守江秘书向空军政委张廷发面授指示：如病情允许，即从医院回空军。张廷发当天下午就回空军。同时让杨成武守在总参作战部，以策应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
马晓力：粉碎“四人帮”是向毛泽东身边亲近的人开战，这点我觉得特别了不起。这仗打得特别精彩和漂亮，没有流一滴血。要没有叶帅这样老成谋国、在长期斗争中力经磨难的人，恐怕完不成这个大业了！能够一举粉碎“四人帮”，做出这样重大的决策，除了当时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这些关键人物，叶老帅真是功不可没。在这个历史拐点上，他起了特别决定性的作用。
扭转乾坤的两年
沈宝祥：怎样看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两年的历史，有一个提法，扭转乾坤的两年，这是胡耀邦同志的提法。我觉得这个提法比较好。
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两年中，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罪行，取得了很大成绩。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的平反开始部分进行，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教育、科学、文化工作也走向正常，这说明这两年的工作，进展相当快，成绩很大，很难用“徘徊中前进”来概括。
王贵秀：把这两年的工作称做“徘徊中前进”是不对的，是自相矛盾的。更主要的，它跟基本事实不相符合。十一大也有意义，它不可能把多年积累的问题一下子解决了，但是，十一大重申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对“四人帮”的一系列谬论展开了系统的批判，实际上指向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在当时的情况下，“两个凡是”的问题，不能转得太快。
现在我们冷静地来看，当时出现这个现象并不奇怪。如果把这两年还叫做徘徊，反过来讲，不徘徊又怎么样？这两年应该称做“突飞猛进的两年”。
必须守住彻底否定“文革”的底线
叶选基：我们党结束了十年“文革”，迎来了改革开放。极“左”思想曾给党和国家带来一场劫难。这个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叶向真：“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发动，具备一定的思想基础，与当时的政治社会体制也有很大的关系。长期以来，我们党没有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也没有办法阻拦。在那个时候，哪里还有党内讨论？没有了，领袖怎么说就怎么干吧。
胡德平：毛泽东发动“文革”，原因还是很复杂的。当时国内不是没有矛盾，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也不是完全和谐的，阴暗面也是非常多的。怎么解决积累了17年的矛盾？毛泽东用了“文革”这种极“左”的方法。
陆德：如果能够强调党的民主集中制，不是毛泽东一个人永远正确，不是个人崇拜在我们党头上笼罩着的话，“文化大革命”很可能不至于发生。家长制严重破坏了民主集中制，还有很严重的封建残余，在我们党内并没有被完全克服。
马晓力：“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特别崇拜毛主席，不过，到后期，也有点质疑了：他怎么能把身边这么多爱将，这么多开国元勋给打倒了呢？原因不清楚，不过，连我们这些共产党的后代也觉得毛主席头脑昏了。在讨论“历史问题决议”的时候，全党比较清醒，李维汉就敲着拐杖说，我们这个党反封建的任务太重了，是第一位的。不过，后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政治问题给忽略了，一直到现在没有解决。黄炎培老先生提出的周期律问题还没有解决。
马立诚：“文革”是不是一个民主运动呢？不是，充其量是一种专制操纵下的民主运动。你必须按照最高权威意志来活动，只有最高权威所不满意的，所不喜欢的，你才能够质疑他，批判他，比如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这种按照最高权威的指挥棒来运动，不能称做民主，更不能称做大民主。
以民主和法治解决问题
叶选基：今天，要坚持在党的领导之下，完善党的领导，继续完善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同时，构建汇聚各阶层代表的一个决策机制，继续推进深化改革开放。
叶向真：习近平同志在党校提到领导干部要学习历史，这个问题太重要了。现在，全国人民都应该很好地认识到这一点，从历史中汲取养分，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实施民主集中制。
习近平同志提出来，除了健全党内的民主集中制之外，还要完善法治，我们党和国家才能够真正地走上更健康的道路。
胡德平：应该更主动地推进我们的民主法治建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这个问题上要多主动，不再用“文革”的方法来处理现在的矛盾，而是要更主动地用民主法治的办法，用政治体制改革的办法来解决矛盾。只有这样，在改革开放30年后，还会有更大的进步。
陆德：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要提高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能力，社会保障的能力。在当今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党派能够替代共产党。共产党自己解决了自己的问题，才能表明我们是伟大的党，是成熟的党。
苏承业：人民对于我们党是拥护的，当然，现在我们党也有很多问题。我们党可以通过不断惩治腐败分子，不断地清洗自己的肌体，在人民的监督下，不断向前走。
马立诚：今年9月9号，在毛泽东的忌日这一天，在大约20个省份，举行了人数不等的一些活动，以悼念毛泽东为名，抒发心中的块垒。这些地方喊起了口号，如“打倒走资派”，这是“文革”标志性口号。
这些动向提醒我们，在我们庆祝人民的胜利之时，要思索一下当前中国面临的极为严峻的局面。如果毛泽东晚年的一些错误主张，和当前中国社会中的民粹主义结合起来，中国可能会再次出现动乱。
我们一定要认清现在的形势，只有走宪政的路，发展民主和法治，才是解决种种问题的不二法门。我们不可能急迫地要求党下周就如何，而是希望能够有这个共识。
真正防止“文革”重演的办法，就是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彻底摆脱文革阴影的惟一正确的道路。
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必须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局面，绝不容许再倒退到“文革”年代。
当前，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配套改革的滞后，使得我们党面临着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四种考验”、“四种危险”，权力腐败、人民的权利被漠视和侵害，经济发展方式扭曲等问题，正在挑战着党和国家的执政能力。
因此，落实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改善党的领导，推进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已经成为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的当务之急。
本文由历史学家程敏、建军整理
来源: 《中国改革》2011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