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科学的社会学，或者更宽泛而言，作为科学的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如何处理其研究的科学性与其自身对当下所处时代和国家的道德关怀之间的关系？换言之，一个致力于以学术为业的学者，如何对其所生活的时代根本政治问题进行理解和表达？这两个问题之间的张力，也许就是《以学术为业》与《以政治为业》之间的张力？作为社会学家的韦伯和作为政治家（政治思想家/政治先知）的韦伯这两重角色的重叠，使得韦伯的面目和身份变得模糊和复杂起来。在《以学术为业》中，韦伯说学者可以在街头和报纸中宣扬自己的政治立场，却不能在课堂和学术讲演中这样做，然而他的《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恰恰就是他就任弗莱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时所做的就职演讲，在这篇演讲中，他公开地宣称价值判断的重要性和不可避免性。在《以学术为业》中宣扬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并且在自己的大部分社会学笔记中严格贯彻这种社会科学方法准则的“帕森斯化”了的韦伯，与那个大声疾呼德国要为永久权力命运奋斗，提倡大众民主制的韦伯，究竟如何平衡呢？换句话说，如我等同样以大学教职为生，受现代学术规范和学术伦理规制的年轻学者，如果不甘心于仅仅做一个专家，而希望能够对本时代和本民族的根本问题有所思考和把握，又该如何思考和行动？如何看待两种工作之间的转换和互动？如此看来，这个问题不仅仅是韦伯的问题，也是我们自身的问题。
一、社会科学必须在哲学的法庭前自我辩护
社会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从其产生至今不过是短短的100多年的时间。公认为这门学科奠基人的三大经典理论家，即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都是以其他学科的研究者的身份来展开各自的学术生涯的。马克思是体制外的作家，涂尔干则是带着建立道德科学的企图开始他的学术生涯的，对道德教育的关注一直贯穿着他整个学术研究，而他本人很晚以后才正式成为法国第一位社会学教授。韦伯最早也是作为国民经济学的教授而登上教席的。从学科谱系的角度看，社会学与之前亚当×斯密所开创的政治经济学之间有重要的渊源的关系。马克思所讨论的问题，基本上是亚当×斯密等人话题的继承、反驳和深化，涂尔干讨论的社会分工的论题，也有很浓重的针对亚当×斯密的味道，韦伯的职业身份则更能说明问题。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略晚于马克思的涂尔干和韦伯，在方法论和研究对象等层面，为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奠定了基础。涂尔干继承了孔德的实证社会学传统，强调社会学研究的实证层面，将“社会事实”看作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并且据此发展出了实证社会学的方法论准则，并将这一方法论准则贯彻到自己的研究中，写出了《自杀论》等经典的社会学实证研究作品；类似地，韦伯也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划定范围，认为社会行动是社会学研究的独特对象，并且据此发展出了价值中立的方法论准则。当然，韦伯与涂尔干之间也存在着深刻的分歧。虽然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的分裂，在涂尔干和韦伯的社会学思考中，都是承认的，但涂尔干的工作更多地是在承认这种类型学划分的前提下展开的，所谓机械团结/有机团结、压制型法/补偿性法的两分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区分。这种区分带有一种进步和乐观的色彩。对于涂尔干来说，如果现代工业社会和传统社会的分裂不可避免，那么描述出现代社会所面对的新的独特问题，对之进行分析，寻求解决之道，就是最重要的工作。从《社会分工论》开始，分工社会的社会整合问题，以及与此相联的“失范”问题，便成了他的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即使是涂尔干晚期的宗教研究，基本上也必须同这些问题联系起来，才能得到完整的理解。从方法论层面来看，如何将社会学同传统的哲学、心理学、政治经济学区分开来，是涂尔干研究的重点。相反，由于受到德国的精神科学的影响，韦伯更强调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分，在方法论层面强调社会学研究中意义问题的重要性，强调的是社会行动的意义问题。“理解”一词，因此成了韦伯社会学的一个核心关键词。另外，与涂尔干的另外一个重要区别是，韦伯虽然也承认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的裂变，但他更关心这个裂变是如何发生的，并且将这个发生学的问题更早地与宗教问题联系起来考虑。如此一来，韦伯不仅仅关注社会层面的古今之变，同时也将这种古今之变和文化联系起来，提出了社会学理论传统最经典的那个问题：即为什么仅仅在西方，才发生了这样一种以理性化为标志的古今之变，更简单地说，为什么只有在西方，才发展出了现代资本主义？
涂尔干和韦伯之后，帕森斯被看作是社会学传统的又一高潮。帕森斯综合了涂尔干与韦伯的问题视野，提出了“唯意志论”的行动理论（voluntaristic theory of action），并且最后将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从韦伯的社会行动发展成了社会系统的概念，提出了著名的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学理论。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的对手是经济学，尤其是经济学理论的前提假设，即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在帕森斯看来，纯粹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无法解决社会秩序的整合问题，行动者必须在规范的指导下行动，才能够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如果社会行动仅仅以利益为导向，则必然出现社会交往的“双重偶联性”现象。涂尔干的社会事实的概念所蕴含的“内在强制”概念，就意味着社会行动中蕴含的规范性要素，而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他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关系的研究，也蕴含了同样的观念。
毫无疑问，帕森斯是在社会学学科方法论和问题视野中来解读韦伯的，并且帕森斯也是在相当专业化和科学化的层面来理解韦伯的。帕森斯自己就是一个相当具有原创性的社会学理论家，而他对韦伯的解读在某种程度上是服务于帕森斯自己的理论体系大厦之建构的。这带来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对韦伯丰富作品进行某种程度的简化，从而形成单一而又清晰的韦伯形象。由于韦伯去世以后，韦伯的研究一度陷入低潮，而帕森斯的韦伯研究对于英美社会科学界认识和理解韦伯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二战后世界范围内韦伯研究的复兴，因此社会学领域的许多人恰恰是通过帕森斯的介绍，才对韦伯产生了兴趣，并且转入韦伯研究的。这也可以解释后来普遍存在的对帕森斯化的韦伯形象的不满，从而引发了广泛的去帕森斯化的韦伯研究，尤其以战后法兰克福学派的韦伯研究、腾布鲁克、亨尼斯、哈贝马斯、施路赫特的韦伯研究为代表。这些研究突破了严格的社会学学科的界限，还原了一个活生生的、充满了内在张力的韦伯形象。这些研究尤其注重对韦伯的问题意识的追溯和还原，即韦伯的核心关切是什么，究竟是现代人的命运呢还是现代理性化的价值多元的社会形态，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由于韦伯复兴已经蔚然成为一股世界潮流，并且去帕森斯化的韦伯研究，恰恰又是这股韦伯复兴的主旋律，因此中国的韦伯研究，也是在这股去帕森斯化的韦伯研究的潮流下展开的。毫无疑问，去帕森斯化的韦伯研究及其内部丰富多彩的争论，大大加深了人们对韦伯自身理论复杂性的理解，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韦伯研究的深入。值得注意的是，去帕森斯化的韦伯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去社会学化的韦伯研究。这尤其是亨尼斯的韦伯研究最为典型。在亨尼斯的韦伯形象里，学科化的韦伯被替换成了古典政治哲学家的韦伯，被看作“又与马基雅维里以降，以卢梭与托克维尔为代表的经典政治哲学传统血脉相连，关注的焦点是现代政治与人的自由之间的关系”的韦伯，“也就是在一个‘专家没有精神，纵欲者没有心灵’的‘除魔的世界’中，如何拯救人最后的尊严”的韦伯。虽然亨尼斯的韦伯研究受到了其他韦伯研究者的批评，被认为“忽视了韦伯一代学者重建社会思想的努力，仅仅将他的观点看作是数百年的经典问题的延续，不免矫枉过正，但是亨尼斯的研究所指引的方向，却基本上被腾布鲁克、哈贝马斯和施路赫特所继承下来。这尤其体现在对韦伯代表作的争论上，即强调“自由”问题的韦伯研究，一般更关注韦伯的成名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及由此延伸开来的《宗教社会学论文集》所展现出来的研究路径，而帕森斯化的韦伯则更强调《经济与社会》，尤其是韦伯去世前校订的《社会科学方法论》部分的重要性。略显粗略的区分是，新教伦理问题与目的理性问题，分别是两个研究侧重点的关键词。
我之所以要把韦伯研究与涂尔干进而与整个韦伯研究的传统联系在一起，是因为我认为这样一种联系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帕森斯化的韦伯与去帕森斯化的韦伯争论背后所蕴含的一个前提性问题，即社会学学科的地位与限度问题。从社会学学科产生之日起，人们对这样一门科学就疑虑重重。涂尔干和韦伯在求学阶段，他们经受的都不是社会学的训练，据说涂尔干的博士论文答辩时，答辩委员会的成员，都是一批古典的哲学家。因此，涂尔干当时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向这批哲学家们解释和论证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性质和意义。在某种程度上，韦伯也做同样性质的工作。涂尔干和韦伯的方法论著作，就是这种努力的产物。帕森斯的社会学，在某种意义上是这种工作的继续和成熟。而去帕森斯化的韦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社会学学科的持续怀疑。社会学奠基者韦伯的复杂性使得这种怀疑找到了切入点和突破口。
这样一种怀疑，同样体现在中国许多中国的社会学研究者的意识之中，最典型的体现，就是如下现象，即十年前中国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先锋人物，当时被普遍看作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和未来希望的一批年轻研究者，许多都相继地退出了社会学研究，而将主要精力转向对古典政治哲学的研究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李猛。象征性的事件是李猛从社会学系转到哲学系，其主要精力从对韦伯等经典社会学家的研究转向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经典哲学家的研究。
十年前，李猛、渠敬东等年轻的社会学研究者对社会学经典理论家韦伯、涂尔干的研究，可以被看作中国社会学理论传统的重建工作。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样一种重建工作，从一开始就显得疑虑重重。例如，涂尔干的翻译者渠敬东的博士论文《失范理论研究》对涂尔干的接受，就是疑虑重重和半心半意的。这从渠敬东将苏格拉底事件置于他的失范研究的核心地位，以及在他的论文里大量地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来分析失范现象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李猛针对这部作品写了一个很重要的评论《社会的“缺席”或社会学的“危机”》，里面很清晰地点明了问题的实质——“借助古老的苏格拉底来言说“失范”，并不能挽救社会学理论在现代性的自由和社会性之间的两难，也不能找到言说现代性在政治性和社会性两个合法性方向上的两难。相反，这个古代的‘例子’无论在自由，还是在社会性和日常性上都与渠敬东笔下的现代社会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尽管如此，这样一种判断并没有掩饰李猛对渠敬东选择苏格拉底为基点分析失范问题这一做法的欣赏：“社会学寄希望于运用‘失范’这一社会的缺席来言说现代性在政治性和社会性之间的两难处境，最终却要借助没有‘失范’的苏格拉底来理解现代性的危机，似乎仍然暴露了社会学，乃至整个现代社会理论的困境：现代性不能自己理解自己。”在李猛看来，渠敬东的这种自相矛盾，恰恰暴露了社会学自身的根本性缺陷，李猛在这个评论的结尾部分，将这种根本性缺陷：“不能充分言说困境，本身昭示了社会理论面临的双重困境：面对苦痛性的实践经验的无力和面对超越性的沉思理论的无力。”渠敬东的博士论文和李猛的这篇评论表明，李猛和渠敬东，这两位社会学经典理论家中国引进者，自身却像李猛的这篇评论开头部分用华丽的笔调所概括出来的那些古代和现代的经典的政治哲学家一样，对社会学的自身正当性疑虑重重。很显然，与马基雅维利等古典政治哲学家那种深沉的阴郁相比，现代社会学的乐观和治疗倾向，更像是一种肤浅的乐观。“自由”，古典政治哲学视野中的这种自由，吸引着李猛和他的同道者，从韦伯的社会学研究中读出了其中隐含的“理性化”与“自由”之间的紧张，吸引着他们关注福柯的“自由”及其犬儒式的对现代社会的绝望反抗，最终吸引着他们最终全盘放弃当时仍然被李猛看作是“他们的论述实际上蕴含了社会学对于现代社会最丰富的经验感受力”的“表面上最抽象的理论家”的帕森斯和卢曼的关注，而走向了真正自由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政治哲学。
至少在中国，社会学如今确实是危机重重。在内部，它没有能力吸引和留住本来忠实于它的最优秀的人才，对外，面对中国传统的儒学、新近又荣光焕发和大方异彩的柏拉图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的批评和指责时，它又似乎拙于应对。柏拉图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重新进入中国，与施特劳斯的贡献是分不开的。李猛等人的哲学转向，也不能不说与施特劳斯的影响没有任何关系。施特劳斯及其弟子对韦伯的批评似乎也一向不遗余力。不但是社会学，连带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在古典政治哲学居高临下的视角下，不过是一个现代工匠而已。被现代社会科学奉为圭臬的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也被看作是一种无根的虚无主义。晚近由施特劳斯的弟子们所展开的对韦伯的攻击，已经蔓延为对现代社会科学的攻击，同韦伯研究的去帕森斯化联系起来看，可以被看作是社会学危机的更深一层次的推进。因为论战的焦点已经从不同韦伯形象的话语权争夺，转变成了对韦伯本身的否定和放弃。当然，我的这个判断基本上还是在中国社会科学和思想界的语境下来进行的，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同样内容的批评和指责，对于现代社会科学学科建制化的西方和社会科学正在艰难建立过程中的中国所产生的历史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二、社会学如何在哲学的法庭面前自我辩护？
无论是去帕森斯化的韦伯研究，还是基于古典政治哲学立场对社会科学的尖锐批评，其中的一个焦点就是对现代社会科学价值中立立场的批评。体现在韦伯身上，就是韦伯关于除魔世界中的价值多元和社会科学的价值中立立场的研究方法论。对此，社会科学家给出的一个有力的回答是，社会科学家可以有价值立场，但是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尊重价值中立的研究伦理。
由于我们本次会议的主题是韦伯的政治思考，韦伯具体的社会学论述并非我们关注的重点，因此，我不打算将重点放到如下问题的探讨，即韦伯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思考对韦伯的社会学研究的影响。迄今为止社会学界所谓帕森斯化的韦伯和去帕森斯化的韦伯的争论，基本上都是从这个角度来切入对韦伯的理解的。我打算研究的重点是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在韦伯的政治思考和判断中扮演何种角色。
前面一种研究要凸显的乃是纯客观性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局限性，这一点已经逐渐得到了许多人的承认。韦伯自己虽然强调研究过程的价值无涉，但是正如现代哲学诠释学所揭示的，在研究论题、对象的挑选上，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价值判断和衡量。正如韦伯的政治著作所显示的，韦伯自己也并不讳言价值判断的重要性。而蒙森等人的研究也在某种程度上佐证了韦伯的政治观察对他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反过来说，韦伯之所以至今仍然让我们兴奋，不仅是因为他的研究严格贯彻了客观的方法论，也在于韦伯的见识，而这种见识，是同价值判断和价值衡量分不开的。反过来说，承认价值判断的不可避免，也未必就会否认客观的社会科学研究，相反，客观的社会科学研究反而对政治判断的成熟性提供必要的支持。忽略韦伯的德国问题背景，将韦伯纯粹社会学化和美国化，这固然是有局限的，然后完全消除韦伯的社会学研究的背景，忽略韦伯对现代性问题的诊断，而仅仅将韦伯看作是一个德国民族主义者，或者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政治哲学家，半吊子的社会学研究者，也是肤浅的。
如此一来，就应当将针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两种批评区分开来。一种是几乎全盘否定现代社会科学的韦伯批评者，一种则是社会理论内部的去帕森斯化的韦伯研究者。两者之间虽然对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都多有不满，但是仍然存在根本性的分歧。两者间分歧的关键，就是对古今之争的态度。前者否认现代社会学的一个根本前提，即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分裂，因此种分裂，而使得传统的哲学和理论不敷应对，“失效”，经济学、社会学等现代社会科学乃是因应这种知识的困境而产生的。对他们来说，传统的哲学或政治哲学不存在失效的问题，仍然是解决当代社会根本性困境最重要也最有力的资源，并且现代性的根本危机是虚无主义，本身恰恰由对传统的哲学和政治哲学的遗忘和背叛造成的。后者也许同意现代性的根本危机是虚无主义，但是同时也承认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裂变乃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因此希望能够在现代社会的新语境中寻找新的载体和方式，能够继续保卫古典的“自由”传统。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加尔文派新教徒的工作和生活伦理的描述，给了他们以极大的启示和鼓舞。
无论如何，问题的关键在于韦伯的问题意识，而时代诊断则是韦伯问题意识的核心。诚如李猛在《社会的“缺席”与社会学的“危机”》一文中所指出的，悲观或者乐观的情绪，都是建立在对现代社会的判断和理解基础之上的。而无论是基于何种理由，是反对韦伯还是赞成韦伯，最后都要落实到韦伯对他所生活的时代的理解之上。而这种理解的关键，就是对“社会”的理解问题。
自从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的著名命题提出来之后，“社会”的问题便显得无可逃避。传统的共同体社会既体现为日耳曼部落共同体，也可以被看作是古典的政治共同体。将这些共同体结合在一起的是一些共同的价值观、传统、宗教信仰或者政治纽带。然而，将现代社会结合在一起的则是抽象的分工和经济纽带。亚当·斯密在他的政治经济学中提出分工论和“看不见的手”的隐喻时，也许还没有想得这么远，在他那里，看不见的手仍然是一种隐秘的自然法的显现。在古典哲学或者政治哲学那里，共同体具有一种工具性的意义，服务于更高的善的目的。然而，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却具有一种超越于人的自主性在里头，这种自主性使得社会脱离了更高的目的论，也脱离了古典哲学的那种善恶世界图景。从古典哲学或者政治哲学来看，现代社会更像是一个从上帝秩序中释放出来的恶魔，邪恶，并且失控。在古典哲学或古典政治哲学那里，历史是由伟人们创造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取决于那些伟大人物的决断和政治活动。但是在现代社会里，政治的地盘也被压缩了。现代性的进程越是深入，政治的地盘似乎就越小。对此，韦伯也多有揭示，我们将在下文进行专门论述。
由霍布斯所开创的现代政治哲学对此问题是承认的，并且恰恰以此为前提。从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开始，现代政治哲学就完全放弃和摆脱了古典哲学和政治哲学的目的论的世界观和政治观，将政治学考察建立在对人类追逐利益和自私本性的基础之上。从古典哲学或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自愿堕落到虚无主义的开始。用李猛《社会的“缺席”和社会学的“危机”》里的话来说，古典政治哲学和霍布斯以来的现代政治哲学之间的区别，可以被看作是苏格拉底与普通人之间的区别，而现代人无疑都是判决苏格拉底死刑的陪审团成员。
由于失去了古典政治哲学的那个自然根基，自私和追逐利益的现代人必然陷入到一切人与一切人战争的自然状态中。霍布斯所开创的社会契约论虽然将政治哲学的根基建立在这种自利的普通人身上，却仍然保留了古典政治哲学的形式，用一个通过社会契约组合而成的政治共同体来解决问题。在霍布斯那里，缔结社会契约的政治行动构成了社会的前提，也成了拯救的希望，因此社会其实不过是传统的城邦共同体的世俗翻版。在这个以政治为前提组成的社会里，利维坦式的国家权力也几乎无所不能，能够搞定和解决这个公民社会的所有问题。
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对自生自发的经济秩序的重新发现，也就是对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发现，第一次暗示了一种独立于“政治”的社会的可能性。然而，在斯密那里，这只看不见的手乃是一种上帝之手，具有某种神学意涵和自然法的精神，因此和社会学研究的自主和世俗的“社会”仍然很有差距。看不见的上帝之手的完美性，也使得宏观经济问题不必深究，所以使得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很长一段时间将重点放到了对个人经济行动的分析，从而形成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的传统。
只有到了涂尔干和韦伯那里，社会才从政治那里分离出来，成为了独立研究的对象。在涂尔干那里，“社会事实”是一种存在于个人之先，并且对个人的行动产生“内在强制”的具有类似于“物”的那种客观性存在的东西。[20][20]在韦伯那里，社会行动必须是一种具有“社会”性质的行动，也即“行动者的主观态度是针对他人的表现时”的行动，才能被称之为社会行动。虽然韦伯比涂尔干更加重视社会行动者的主观意义，可能难免会给涂尔干以心理学的嫌疑，但是韦伯的这种社会行动者的主观意义使得行动者主体间交往所面临的“双重偶联性”问题，更能被凸显出来。如此一来，涂尔干所揭示的那种内在强制之于社会行动的意义，也就更能够被揭示。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恰恰就是在这一点上将涂尔干和韦伯的理论衔接起来。而帕森斯后来将社会学的关键词从社会行动替换成社会系统，也可以从这里获得理解。
无论是涂尔干的“具有内在强制力的社会事实”，还是韦伯具有主体间性的社会行动的意义问题，抑或是帕森斯的“双重偶联性”和“社会系统”，都揭示了社会学的伟大直觉，即存在着一种不依赖于个人自由，反而超越个人自由的社会的存在。这个社会不受“自由”等价值问题的指导，拥有自己的逻辑和力量。资本主义的扩展及其所遭受的种种误解和批评，可以被看作是这种自主性的现代社会命运的一个缩影。换句话说，资本主义之所以成为一种理性化和系统化的资本主义，并不是因为它是目的理性的，相反，之所以资本主义是目的理性的，恰恰是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的。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系统来说，使得自主性系统运作成为可能的规范，内化到社会行动中的那种具有内在强制性的规范，比行动者所具有的主观目的理性更重要，更基础。涂尔干很清晰地揭示了这一点，韦伯虽然没有明说，但是从他强调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影响、根据制约社会行动者的各种内在强制规范的类型不同而对社会行动进行分类的角度看，他其实与涂尔干拥有类似的直觉。而这恰恰是帕森斯化的韦伯所要表达的核心要义。同样的，无论是习俗性的社会行动，支配性的社会行动，都表明了现代社会学对以个人为单位的那种哲学式的理解的背叛。正如李猛所指出的，现代政治学与现代社会学，作为现代性的两个“护教”，在个人自由和社会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现代政治哲学预设了个人自由作为前提，因此现代政治哲学的成功，其实也就是对个人自由的证成，然而现代社会学的方法论基础就预设了某种超越个人的主体间性为前提，因此现代社会学的成功必然与个人自由的信仰是背离的。希望在社会学里看到古典哲学所熟悉的个人自由问题，就好象要在鸡蛋里挑出一块石头来。当然，这并不表明社会学成功之日，就是个人自由丧失之时。社会学不过是研究社会问题的一种特殊的视角，其特殊的方法论决定了其自身的学科局限和解释力，因此社会学研究这架特殊的社会观察仪器所看到的图像，与社会中的个人所享有的自由问题，是两件性质极为不同的事情，很难将其混为一谈。
这一点也可以解释李猛在社会学与哲学之间所作的选择。社会学用来解释传统/现代转型过程中的社会的，而哲学则是带领自身追问个体生存之终极根据的。社会学的研究解答不了研究者自身的价值追问和生存体验问题。在这里，社会学确实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问题。对于任何研究者来说，最有吸引力和最值得追问的恰恰是自身内在的困惑，只有解决了自身的这种内在困惑，才能使得自己的研究有最坚实的立足之本。涂尔干、韦伯等人对西方现代性经验的分析，固然源于传统的哲学无法提供适当有效分析工具之窘迫感，同时又深深受益于传统道德哲学/政治哲学所提供的理解力和终极关怀。李猛等人向古典哲学的回归，在某种意义上也表明中国的社会学根基尚浅，先天不足的现实，以及一代学者为此所作的突破努力。但社会学之于当下中国的现实性与重要意义，并不因此而被削弱或否定。
当然，与涂尔干相比，韦伯更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性既体现在韦伯用新教伦理来表达“规范对社会行动的内在强制”这种立场，从而使得现代社会可以被从发生学和文化的角度进行考察之外，也体现在他对待政治的态度。正如发动哲学史上哥白尼式GE MING的康德为信仰留下了地盘一样，与涂尔干不约而同地发起“社会理论”GE MING的韦伯也为政治学留下了地盘。
在《经济与社会》中，韦伯对政治概念的定义是“行动者将会处在一个能够不顾他人的反对去贯彻自身意志的地位上的概率”，“某人或者某些人在社会行动中不顾该行动其他参与者的反对而实现自身意志的机会。这样一种理解，显然是对古典的亚里士多德传统的政治概念的一种根本性的颠覆。在亚里士多德的传统中，政治的重要性，乃是与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联系在一起的。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通过家庭和城邦之间的演变和对比，将人定义为一种政治动物，从而将政治与人的目的的实现联系在一起。人要实现人之为人的目的，就是体现出人的德性来，而人的德性的完善，需要通过政治的方式来实现。在马基雅维利之前，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开创的这种政治观念一直是西方政治哲学的正统。韦伯所采取的则是马基雅维利以来的现实主义的政治传统，并不认为个人对政治活动的参与对个人德性的完善，有什么意义，而基本上是从利益争夺的角度来界定政治的。如此一来，政治本身就缺乏了一种独立自主的价值和意义，从而从目的本身降落成为工具。
韦伯虽然从根本上颠覆了政治的概念，却同样保留了古典政治的形式。韦伯对官僚制的批判和对民主政治过程的强调和呼吁，基本上是同韦伯对现代社会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尽管韦伯认为理性化和官僚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但是政治仍然构成了对理性化和官僚化的一种矫正，一种救赎。政治过程尽管也存在着理性化的一面，例如政党政治中政党自身内部结构的官僚化，但是政治领域仍然存在着某种无法被官僚化和结构化的内容。韦伯恰恰认为这种无法被常规化和理性化的那部分，是政治过程中最重要的内容，并且构成了韦伯现代性诊断中最有希望的部分。
政治之所以重要，并不是由于对一种更高的善的理念的追逐，而是由于这种斗争的经验，对于民族利益的决策者来说，是一种必要而不可少的锻炼。现代社会的理性化，已经剥夺了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做出决策的能力，因此政治的功能重要性，是与官僚化和理性化的缺陷联系在一起的。在韦伯看来，官僚化和理性化的结构无法培养出合格的政治家，正是在这一点上政治过程不可或缺。
如此看来，韦伯虽然改变了古典政治哲学对政治的理解，将其从美德层面降低到利益层面，但是古典政治的形式性的内涵，却仍然是一直被保留的。尽管韦伯所提倡的这种民主制本身是现代的，但是这种民主制的精神里面的那种你死我活的价值斗争，那种无法被官僚制和理性化驯服的斗争，却是前现代的。
也就是说，在韦伯看来，如果社会化（在韦伯那里就是理性化）是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命运的话，那么政治，尤其是议会政治，是唯一避免这种社会化命运的最后一块孤岛。在这块孤岛里，个人的价值观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个人仍然还是自主的，而非社会行动意义上已经被社会结构所固化的个人，因此，个人与个人之间为了各自价值观所进行的殊死搏斗，也就具有了某种象征的含义。打个不恰当的比喻，韦伯这里的政治，有点类似于《黑客帝国》里的锡安城，是自由而真实的个人最后一个根据地和避难所。韦伯为古典政治哲学所保留的这块最后一个根据地和避难所后来也为哈贝马斯所继承，哈贝马斯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中所描绘的审议式民主，以及生活世界对系统殖民的反抗和反攻，无非是为这个最后根据地和避难所的居民提供战略反攻的蓝图。而放弃这块根据地的福柯和鲍德里亚，就只能以犬儒式的自虐或者同归于尽式的恐怖主义自杀来达到类似目的。而后来卢曼将政治庸俗化和系统化的努力，无异于告诉韦伯、哈贝马斯等人，这块最后的根据地和避难所也无法幸免于难。也许韦伯是对的，社会系统可能会渗透进这块根据地，就像政治也会渗透进社会，但不能最后攻陷它，因为现代性的这两个护教其实谁也不能把谁消灭掉，两个护教之间所存在的这种斗争和张力，恰恰是现代性最有魅力之所在。
姑且不讨论围绕着这块最后根据地的争夺，也不讨论这块最后根据地是否牢靠，单单是韦伯为传统的政治哲学保留了这块最后根据地，韦伯就不应该成为古典政治哲学的眼中钉，而应该成为他们感激的同盟军。价值多元和目的理性被看作是韦伯的两种基本立场，而政治则被看作是诸种价值立场之间的诸神之争。政治哲学家往往对韦伯的价值多元论往往火气很大，然而，作为一个社会学家，韦伯的眼光是冷峻的，因为他看到了价值多元论是一个社会现实，而与他本人接受的价值倾向无关。至少，韦伯为政治哲学家提供了斗争的平台，而非像那些更彻底的社会学家一样，完全将价值问题的殊死斗争消减掉。当然，韦伯一定也同意，无论那种价值观在这场殊死斗争中胜出，也必须要像专家一样来对待这个社会的复杂性，因此政治调控社会或者驾驭社会的手段是有限的，而非霍布斯想象的利维坦那样无所不能。对此，哈贝马斯一定很有体会。
三、韦伯论政治成熟问题
现在我们可以联系韦伯的时代来探讨一下韦伯作为社会学家的政治成熟问题。有一点确定无疑的，那就是韦伯是在一种全新的背景和语境之下来考虑政治的重要性和意义的。也就是说，韦伯对现代性的考察，构成了韦伯政治思考的前提和基础。韦伯的政治意识的成熟是与韦伯的社会学研究和时代诊断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缺乏对韦伯繁琐的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理解，就不能理解韦伯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分析。关于官僚化和理性化的分析充分地体现了韦伯的社会学思考对他的政治思考所产生的影响。
其次，我们也要注意韦伯在不同时期政治思考的微妙变化。这在《韦伯政治著作选》按照时间顺序编排的首篇文章内容的对比，就可见一斑。排在最前面的《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是年轻的韦伯在弗莱堡大学接受政治经济学教授时所做的就职演讲，这篇被韦伯自己称之为粗暴的就职演讲，血气方刚，激情四射，从德国东部边界农民状况的社会学调查结果开始谈起，对当时德国所处的历史情境和政治现状做指点江山状；而文集最后一篇《以政治为业》则是韦伯在1919年1月在慕尼黑所做的演讲，此时韦伯已经走过了人生的大部分岁月，第二年就患肺炎去世了。因此，这个演讲可以被看作韦伯的天鹅之歌，代表了韦伯成熟时期的政治观点，积淀了韦伯一生政治社会学研究的精华。在这个演讲中，韦伯的激情不变，却变得更为冷静，他对当时德意志民族所面临的一些现实政治问题，避而不谈，转而将讨论的重点放到了政治家的责任与担当问题。更明显的变化是，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韦伯还信誓旦旦地说要“塑造国民性”，对政治事业充满着期待，而在《以政治为业》的结尾，韦伯却冷静地说：“政治意味着用力而缓慢地穿透硬木板，它同时需要激情和眼光。毫无疑问，所有历史经验都证明了一个事实：可能之事皆不可得，除非你执着地寻觅这个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但如此作为的必须是个领袖，他不但应是领袖，还是十分平常的意义上的英雄。即便是那些既非领袖，又非英雄的人，也必须使自己具有一颗强韧的心，以便能够承受自己全部希望的破灭。……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昧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怨无悔；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仍然能够说：‘等着瞧吧！’——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使命的召唤’。”
当然，无论青年韦伯和老年韦伯心态如何变化，一些基本的理解和判断仍然保持一致。《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就是一个能很好地说明韦伯政治成熟的例子。对此，《马克思·韦伯思想肖像》的作者本迪克斯对这个文本所做的研究，非常有说服力。根据本迪克斯的研究，韦伯这个演讲所支持的政治立场，与他本人所持有的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是冲突的，因此这个演讲出来以后，韦伯也遭到许多自由主义者的批评。尽管表面上，韦伯这个演讲有着很浓重的民族主义的情结，并且韦伯自己也对经济学研究的价值中立立场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这似乎与韦伯成熟时期的方法论著作中一再重申的社会学研究的价值中立立场是矛盾的，但是韦伯这个演讲仍然非常典型地体现了韦伯的社会学研究对他的政治思考和判断所产生的影响。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对德国农民和波兰农民分布状况的对比分析，有点像后来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于清教徒与天主教徒在职业分布情况对比的一种预演，两者间最明显的相似点就是所有的分析和判断，都建立在严格的社会学调查的结论基础之上。而对德意志农民的精神气质因素的强调及其与波兰农民之精神气质的对比，也有点类似于对新教伦理因素之于资本主义的强调及其与其他宗教伦理的对比。当然，更有意思的是，这个演讲结合这些调查数据对当时德国东部农业情况的理解。说到德国东部的农业状况，了解德国历史的人都难免会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领导德国走向统一的普鲁士容克贵族的大本营，恰恰就是德国的东部。如果说，德意志曾经有过什么真正的贵族的话，那么德意志民族统一之前的容克贵族也许还可以被看作是这样的贵族。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庄园里，“开销很少并且廉明”，与生活在他们庄园里的那些农奴一样，“收入都依赖着整个庄园的生产情况”。因此，虽然他们分属两个不同阶级，但具有共同的利益。这是容克地主专制统治的基础。这些容克地主并不是按照资本主义理性化的方式进行生产的。
然而，当容克贵族领导的德意志民族的统一事业完成，德国南部和西部地区的资本主义在统一后的德意志的国内市场逐渐占据了优势的地位，而容克地主的经济生产方式显然无法与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竞争并占据优势。新兴的资产阶级拥有越来越多的财富，以及随之而来的新的生活水准，而东部容克贵族的庄园经济显然无法提供此类足以向新兴资产阶级看齐的生活水平。容克贵族应对日益资本主义化的国内市场的变化，采取的应对之道是利用容克贵族在德意志统一过程中所掌握的政治优势，来维持自己传统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连的生活方式。例如，为了应对俄罗斯与美国日益增长的粮食输出所带来的粮价下跌，容克地主通过政治的手段人为地通过关税等手段阻碍外国粮食的输入，以此“维持或者增长自己的粮食生产，以损害消费者的高价在国内市场销售。然而，韦伯清醒地看到，问题在于“虽然关税壁垒限制了外国粮食的进口，但它不能阻止外国劳动力的输入。容克贵族面临的竞争压力，使得他们尽量压低农民的工资，对劳资关系进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造。这破坏了原来庄园主和农民之间的共同利益基础，使得雇佣工相对于依附于庄园的农民更加有利可图。德意志西部和南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农民和工人的那种人身自由对这些庄园农奴的后代也很有吸引力，所以越来越多的传统德国农民逃离了德国的东部的庄园，而越来越多的外国移民则日益涌入这个地区。这就是韦伯的《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演讲中的历史背景。
面对这样一幅历史场景，韦伯首先看到了传统的容克地主的没落和堕落，他们的特殊利益甚至已经和整个国家的长远利益产生了尖锐的冲突，却利用他们在德国统一中所做的贡献而到处用“爱国主义和效忠君主”的烟幕弹为自己的特殊利益进行包装。而资产阶级虽然力量日益增强，却对获得地产，获得贵族称号和进入公务员的仕途有着强烈的兴趣。而这种兴趣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扩大再生产的资本主义精神和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也使得资产阶级变得腐败和懦弱，并且和传统的土地贵族同流合污。韦伯同时也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分析说明新兴的无产阶级也无法成为德意志民族的领导阶级。旧领导阶层的堕落，和新出现的实力阶层无法成熟到足够领导德意志民族的问题，显然是韦伯政治思考的核心问题。而韦伯的这个问题意识，显然是从他对德意志民族当时的社会结构的分析中总结出来的。
那么，德意志民族当时在世界体系中究竟是处于何种境遇之中呢？从欧洲的地缘政治上来看，德意志民族处于欧洲的中部，刚好处于英法二强与俄国势力的中间地带。从世界范围来看，德意志民族是较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而在德意志民族崛起之前，英法列强已经大致在世界范围内瓜分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在当时的工业模式下，海外殖民市场的作用对宗主国的国内制造业既提供原产地，又提供了销售的市场。因此，新兴的德意志民族要发展自己的工业，就必须在海外市场方面与英国等老牌殖民者展开竞争。除了与东边英法政治势力的竞争外，德意志同时又面临着东边俄罗斯政治势力不断扩张所带来的压力。也就是说，德意志处于欧洲中部的这个地理位置，决定了德意志民族要崛起，就必须同时应付东边和西边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压力和竞争。然而，东边和西边两股力量，是完全不同性质的力量，因此德意志民族也必须学会与两种不同的力量打交道，并且必须在这两股不同的力量之间确立德意志民族特有的文化品质。那么，何谓德意志民族的文化品质呢？
首先，一定不是浪漫主义所主张的德意志的民族精神，韦伯对德意志的浪漫主义者向来持一种辛辣的讽刺态度，将其讥讽为文人。联系到这一点，韦伯社会学写作的具体针对性才更加明朗——韦伯的社会学写作的主要对手，或许就是这种关于德意志民族命运论述的浪漫派。如果说，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具有一种写作策略考量的话，那么其最大的功用，就是从话语策略方面对民族精神论者的彻底瓦解。然而，又不能完全地从写作策略的角度来理解韦伯的政治社会学写作，因为这样一种写作策略要奏效，要形成力量，这样一种写作和研究，本身的那种内在的客观性就必须是要奏效的。
当然，要搞清楚德意志民族所独有的那种文化品质，就必须将其与分别来自东边和西边的两股不同力量进行比较，才能够看得更清楚。巧的是，韦伯恰巧又仔细考察了东边的俄罗斯和西边的英美。韦伯对俄罗斯问题一向很关注，甚至为了能够阅读俄罗斯的报刊和一手文献，自学了俄语。但是韦伯对俄罗斯的宪政改革和社会主义GE MING的实验，基本上持悲观态度的。根据他对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研究，他早已断定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最终将以更加彻底的官僚理性化统治而收场。反过来，对于来自于西边的英美，韦伯虽然甚有敌意，将其看作是重要的竞争对手，但字里行间，欣赏之意溢于言表。据说，在韦伯那里，现代化就是美国化。这使得在韦伯那里，与英美的对抗更像是一种利益的争夺，而非文化品质的对抗。如果一定要说文化品质意义的对抗，那么很可能是对谁是新教文明的正统的争夺，也就是对西方文明正统的争夺。反过来说，如果现代化就是美国化，那么德意志的文化品质要超越英美的文化品质，则必须既接纳不可避免的现代化，同时又要在此基础上超越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德意志民族也就在进行着一场与苏俄完全不同的社会大试验，即对现代性中的官僚理性化的超越与克服。如果德意志民族获得了这个实验的成功，那么德意志民族独特的文化品质，就可以傲立于世界之林。当然，这只是猜想而已。
然而德意志民族是否能够获得这个旨在实现德意志民族文化品质的大实验的成功呢？这就又回到了德意志民族自己的历史了。德意志民族之所以能够成功在欧洲崛起而成为一个大国，同俾斯麦是有重要关系的。俾斯麦的去世，既给德意志留下了大国遗产，同时也留下了负面需要清偿的债务性遗产，即俾斯麦的强人作风使得德国不存在一个成熟的可以被称作政治家的阶层，哪怕德国确实存在着这样的人物，俾斯麦留下的政治形式以及德国人对克里斯玛性人物所产生的依赖性心理期待，也不可能使得这些人能够掌握统治权力。越是到后期，韦伯就越感到政治形式的问题，以及政治家的素质问题，构成了德意志政治问题的关键。
韦伯登上德国的历史舞台的那个时期，恰恰是俾斯麦留下的这两笔历史遗产发生效果的时候。韦伯羡慕英国的统治阶级，良好的政治形式筛选出了具有成熟政治意识的统治阶层，他们既能够坚持英国的根本利益，同时又能够审时度势，用灵活的手腕采取各种良好决策来最大限度地实现本民族的根本利益，尽量将可能的风险和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德意志民族如果要与英国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竞争，就必须拥有这样一个成熟的统治阶级。
然而“自俾斯麦以来，德国一直被‘官员’（心态）治理着，因为俾斯麦排挤掉了除他意志外的其他所有政治头脑。德国在处理内政外交方面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失误，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德意志毫不理智地被卷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后又悲惨地处于任人宰割的境地，都是德国统治阶级政治不成熟的重要例证和后果。
政治成熟的问题，其实也就是人的问题。很显然，无论是韦伯的政治学思考还是韦伯的社会学思考，人的问题都是重要的问题。在社会学思考中，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讨论，说明了人的品质是多么地重要。而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韦伯也毫不避讳地说出“他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正是这个问题才是政治经济学全部问题的基石。我们所渴求的并不是培养丰衣足食之人，而是要培养我们认为构成了我们人性之伟大与高贵的那些素质。韦伯这部分对社会科学的理解，明显地带有古典政治哲学的味道在里面，因为只有古典政治哲学才是最关心人的品质的锻造的问题。而现代的社会科学并不关心人的品质的问题，而是关心对人的行为的研究。这表明，同马基雅维利一样，韦伯也同样是一个跨越传统和现代的人物。韦伯虽然是一个坚定的现代论者，但是并没有失去古代世界的视野。这也可能是韦伯的思考和写作中所存在的一种内在的紧张，这种内在的紧张恰恰构成了韦伯复杂面向的根源。很有可能，韦伯在这方面受到了尼采的影响。
更复杂的是，韦伯虽然承认政治教育的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将这种政治教育导向古典哲学的那种美德教育。在韦伯的政治成熟性教育中，政治的形式与结构恰恰是关键。而这种政治形式和结构的分析，与古典美德教育的政治形式和结构，在问题意识和指导原则上就是背道而驰的。
前面讲到，韦伯设计的议会政治理论，可以被看作是他的现代性社会学理论的一个重要修正，是他的社会理论的一个最后孤岛。因此，韦伯对德意志民族的政治不成熟性的判断，既来自于俾斯麦政治遗产的这个特殊因素，也来自于他对整个社会结构日趋理性化的现代性诊断，并且这两个因素是连接在一起的。恰恰是俾斯麦的克里斯玛的特征和强人作风，阻碍了德意志恰当的政治形式的建构，使得高度官僚化的德意志行政官僚占据了政治舞台。而在官僚化组织中培养出来的那些官员，由于没有经受过政治训练，而不具备高瞻远瞩的领导能力和技艺。
认识到这一点，培养一个民族的成熟的领导阶层的政治教育形式的思路也就呼之欲出了。这样一种政治形式，对于理性化的现代社会结构具有某种较强免疫力的。现代社会的理性化结构中，没有政治生存的空间。政治虽然同德性的完善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政治仍然是首要的，乃是对人的品质的锻造最重要和最有效的形式。对韦伯来说，这种政治形式，就是现代民主制的政治形式。民主制的政治过程中，都是为了夺得个人权力而进行的斗争，哪怕有再高妙的理想，为了实现它，也必须以夺得职位和权力为前提。为了夺得职位，政治领袖就必须建立起自己的拥护者和追随者，必须带领这支由支持者和追随者组成的队伍，在政治的舞台上与其他人竞争，在选举过程中获得选民的青睐于支持。所以，那些真正有能力和有禀赋的人，就可以通过议会选举这种激烈斗争的形式，被选择出来。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充当一个国家的掌舵人。相反，理性的官僚体制的逻辑是权力和服从的关系，通过这个渠道筛选出来的都是听话和专业的官僚，他们是不具备真正的领导能力的。议会制度并不仅仅是筛选出有能力的领导者，同时这些领导者也必须通过议会制度建立起自己与同盟者和追随者之间的紧密联系，从而从他们那里获得源源不断的支持和力量。因此，一旦这些通过议会制度被筛选出来的领袖人物被切断其与议会的联系，被从自己的党那里脱离出来，被吸收进行政官僚组织中去，他也就失去了议会选举所赋予它的那种超凡魅力。因此，议会制度必须在国家的政治结构占据核心的位置。这意味着掌握国家最高决策权的领导者，必须是由在议会选举中获得胜利的政党的领导人担任。而当时德国政治结构的最大弊端是，国家最高领导者是由行政官僚担任，因此议会不得不被局限于“消极政治”的范围内。而美国的总统制，在韦伯看来也很成问题，因为行政管理的官僚化趋势不可避免，而由总统选举而来的官员分肥制无法适应这种大趋势，因此美国的总统制“未来”很可能会不敷其用。
当然，关注形式问题，并不表明韦伯对何谓成熟的政治领导者缺乏理解。在《以政治为业》中，韦伯对这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理解。对韦伯来说，要达到政治成熟，一个重要的社会条件是，能够做到以政治为业，而不是以政治为生。按照这个标准，英国的土地贵族可以被看作是政治成熟的阶层，而德国的容克贵族，则由于德国统一后经济基础的变化，已经不是那种不以政治为生的贵族阶层了。当然，美国也不存在着贵族阶层，但没有由于独特的历史和地理条件，使得可以按照企业的形式来经营政党而不受其害，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例外情形。当然，在这一部分，韦伯的认识也许有些问题。美国虽然没有严格的英国意义的贵族阶层，但是美国独特的宪政结构和经济状况，却起到了使政治人物不以政治为生的效果。这意味着，自由政体和宪政机制不仅仅是为了限制权力，而且对一个政治体中的人民的政治成熟，也具有密切的关系。例如，耶林著名的为权利而斗争的观念，就表明权利意识也可以激发人民的斗争意识和锻炼斗争技巧，从而催发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维护一种主体性的意识。程序正义的观念的重要价值，尤其是其中的听证权。
除了这个先决条件之外，韦伯认为政治成熟者还必须具备三个品质，那就是激情（charisma，克里斯玛，韦伯肯定了这种克里斯玛的重要性，但是同时也攻击了毫无结果的亢奋）、责任感（信念伦理，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的区分，也受到了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影响）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距离感，社会科学家必须具备的立场和态度）。在三种品质中，激情被看作是第一位的，然而在肯定激情的重要性之后，紧接着批判非理性亢奋的激情，这表明韦伯一方面肯定了浪漫主义中激情的一面，又试图以社会科学的理性和清明来改造这种激情，或者在一种现实世界中升华这种激情。这也是韦伯社会科学与政治学张力的一个奥秘：韦伯孜孜以求的，不就是在一个被社会科学所客观化和除魅化了的现代世界中，保留一丝克里斯玛似的激情吗？或者说，韦伯对现代性最大的批判，就是在一个高度理性化的现代世界中，人类生活的庸俗化和表面化，变成了没有心肝的纵欲者和缺乏灵魂的专家。从韦伯的论述中，我们看到的这幅图景恰恰是韦伯看到的德国的现代性的现实后果，而现代的民主政治，反而是构成了对德国现代性的后果的某种矫正和补救。
从这一点来看，现代的民主政治和公民运动，除了教育和筛选合格成熟的政治统治者之外，对于激发普通公民的政治激情，也是大有裨益的。民主运动的实质，就是通过各种竞选运动，让所有的公民“激动”起来，关注自己的切身利益，关注各种重大的政策决策与自身利益之间的联系，通过对这些重大决策的辩论的关注和参与，以及通过对选举的参与，保持韦伯意义上的那种可贵的激情。想必韦伯的本意也不是完全切割政治统治者的教育与普通民众的政治教育，毕竟，如果一个国家参与选举的民众缺乏政治素质，希望这些人选举出来的政治统治者是成熟的，那也是天真和不现实的。一个好的政治教育和筛选形式，必然会同时起到教育一般民众和政治精英者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政治教育和筛选形式的设计，必须考虑到知识教育的因素在里面，要使得民众被激发出来的这种激情保持在必要的范围内，不至于被某些野心家所利用.如此一来，中立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的中立和客观知识，必不可少，否则，这种汇合起来的激情如果伴随着对“深刻的国内政治紧张局势和种种问题并无清晰的了解”，将是很危险的。
反过来说，哪怕是通过现代民主政治教育和选择出了雄才大略的领导者，他们也不是无所不能的。现代政治已经不得不面对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并且必须选择有限的合适手段来应对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例如，通过反复地试验，现代政府已经懂得必须通过利率和增发货币等固定的手段和程序来应对现代宏观经济，现代政治中的最高领导者和决策者，在面对和处理各种挑战性问题时，也不得不依赖于现代专家的辅助和知识。
再做一个必要的补充。大致看来，韦伯对现代民主政治与行政官僚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当然是很深刻的。当然，韦伯将现代性的根本特征看作是以目的理性为核心的理性化和官僚化，仍然存在盲点。韦伯的政治官僚化与经济企业化之间存在着一种类比和对应的关系。企业中的官僚化组织和政治结构中的官僚化组织的共同点，都是处于这个官僚结构中的人，“他们从事劳动和维持经济生存所不可或缺的工具、供给和资金，全都控制在企业家与政治统治者手中。”这一点使得其中的这些人的活动受企业家和政治统治者的意志和目的理性的支配。从这个角度来看，目的理性确实在韦伯的社会学中占据了一个过分突出的位置。对此一个重要的异议是，韦伯混淆和官僚化和职业化的微妙区别，因此过分渲染了现代性的“理性铁笼”的悲观预言。根据帕森斯，“劳动者从事劳动和维持生存所不可或缺的工具、供给和资金”独立于劳动者本人，这也是现代职业化的重要特征。然而，在现代职业结构中，例如医疗职业或者教育职业中，这种独立的劳动场所、设备、和资金，未必就完全被看作属于政治统治者或企业家。对于职业化来说，中立性的职业伦理和职业共同体的自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现代职业伦理和职业自治既约束和要求这些职业中的劳动者，同时也约束了“老板”和政治统治者，保护这些职业中的劳动者。只要这些执业者按照职业伦理所要求的程序和技术展开劳动，没有明显过错，他的工作和地位就是稳定的。这种职业伦理和职业自治也是职业技术内涵的要求。韦伯显然仅仅关注现代职业技术的效率的一面，而忽略了其中隐含的自治和伦理的那一面。这使得他看不到作为社会自治之象征的职业自治的重要性，而仅仅关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利益竞争的那一面，以及现代官僚政治中支配的那一面。职业化和官僚化是两个既交叉，又有质的不同的现象。现代职业化的发展，以及现代官僚结构的日益职业化，所带来的一个重要效果，就是许多重要的决策都是按照职业规范进行的，而不仅仅是唯上的。这也是现代官僚制能够脱离现代选举制度带来的官僚领导层频繁变动的重要原因。现代职业伦理和职业自治的发展，对韦伯所担忧的那种绝对目的理性式的形式理性的膨胀，起到了一种内在制约的作用。当现代国家无限膨胀，不断地把手伸进社会时，社会也不断地向国家渗透，将国家内部的很多结构社会化了。很显然，在韦伯所提出的民主政治之外，对韦伯忧心忡忡的现代理性化的泛滥的纠正和制约，以职业伦理和职业自治的职业化的发展和延伸，是更为根本的制约。当然，无论如何，这种职业化中恐怕也无法培养出韦伯所期待的那种伟大成熟的政治家，因此韦伯关于议会制中政治成熟的问题，仍然成立。
四、韦伯政治思考对我们的启示
在中国当代的知识界和思想界，韦伯的影响毋庸置疑。这不仅是因为韦伯直接观察中国问题的理论专著《儒家与道教》的巨大影响，同时也因为韦伯的著述和思考在整个现代社会科学中所起到的重大示范作用。当代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当年韦伯所遭遇的德国问题，今天在中国也同样存在。例如，经过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奉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抓住了最新一波全球化的机遇，综合国力日益增加，已经成为全球政治、经济和军事竞争中的重要力量。尤其是最近十多年来，随着全球的制造业逐渐向中国转移和聚敛，未来中国将因此在全球范围内获得重要的地位和权力。但中国在全球结构中仍然存在着一种身份定位的困惑和焦虑。中国如何在这个由英美所开创的现代世界权力结构中的自我定位？如果中国需要一种文化身份的话，中国将提供何种文化品质？会是传统的儒家文化吗？与中国看待世界结构这一问题紧密相连的是，中国如何看待自身内部正在激烈变迁的社会结构的变迁？这种社会结构的变迁对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式又将产生何种重要的影响？中国的统治阶级在政治上是成熟的吗？这个阶层能否在内政和外交层面具备成熟的判断力和决断力，做出适当的决策？
很显然，要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就必须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和理论资源，对当代世界结构的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当代社会结构的转型进行整体性的描述和理解。如果缺乏这样一种理解，那么要对这些问题有所贡献，几乎是不可能的。作为坚决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中国的民族主义分子和社会科学研究者，我们尤其要注意“描述和诊断当下中国的现状”的重要性。中国当下的政治官僚化结构可能比韦伯时代的德国政治官僚化更为严重，当代中国政治的官僚化结构仍然带有很强的家产制官僚化的特征，这种家产制官僚化对中国对于中国政治形式的优化具有极大的制约作用。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随着中国社会日益融入世界体系，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在发生激烈变迁，旧的社会结构正在快速解体，新的社会结构正在形成。这样一种社会结构的变迁，必然会对中国的政治结构产生影响。这意味着，对社会运作形态等技术问题的社会科学研究，也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意义。传统的政治/技术的二分法已经失去了意义，在新的形势下，脱离开了社会科学层面的技术揭示，真正的政治结构就难以被准确地鉴别出来，因此政治判断就必然是模糊的和暧昧的，在此情况下做出的重大政治决断就必然是含混的和非理性的。如果整个民族对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社会结构缺乏理解和领悟，那么整个民族的政治判断和政治情绪也必然是含混的和非理性的。目前中国国内甚嚣尘上的民族主义情绪和过度乐观的大国情节，已经暴露出了这种危险趋向。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任重而道远。要肩负这个艰巨任务，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固然要突破单一学科的局限，具备整体性的政治视野，同时也必须要有韦伯那样过硬的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素质和功夫。很显然，虽然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未必要直接参与中国政治的过程之中，但是同样必须具备韦伯所期待的成熟政治领导者的那种品质，既不乏激情，同时又不失社会科学者应有的那种冷静和耐心。作为一种自我期许，也许在文章的结尾，再次回顾韦伯《以政治为业》结尾的那段话，是最合适的：
“政治意味着用力而缓慢地穿透硬木板，它同时需要激情和眼光。毫无疑问，所有历史经验都证明了一个事实：可能之事皆不可得，除非你执着地寻觅这个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但如此作为的必须是个领袖，他不但应是领袖，还是十分平常的意义上的英雄。即便是那些既非领袖，又非英雄的人，也必须使自己具有一颗强韧的新，以便能够承受自己全部希望的破灭。……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昧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怨无悔；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仍然能够说：‘等着瞧吧！’——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使命的召唤’。”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