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制度性宣传，无不需要有一个意识形态的神话基础。精明的宣传都知道，一般的民众不容易相信小谎话，但却很容易相信大谎言。小谎话与大谎言的区别在于是否可以用经验去证伪，意识形态是最不容易证伪的大谎言，因为那本来就是一个与经验不沾边的神话。意识形态的神话建立在一系列由假定和推理关系联接起来的“概念”和“想法”之上，构成一个封闭的、自我完足的逻辑秩序结构。它的正确性和合理性无须，也根本不可能从人的经验得到证明。意识形态所代表的“历史”先进性，顾名思义就是超越任何凡人的现世经验的。 任何人都不能以一时一地的经验去证明它存在或不存在，可能或不可能。由于它无法证伪，所以它成为当然正确的绝对真理。既然是绝对真理，当然也就绝对不允许质疑或妥协。因此，这样的“主义”也就成为一种最严格意义上的“教义”。苏联作家巴贝尔（Isaak Babel）在1938年的一次私人谈话中说：“苏联政权全靠意识形态的支撑，如果没有这个支撑，它10年内一定垮台。”这句话被汇报给秘密警察，巴贝尔被处死了。

一、知识分子喜爱意识形态

宣传意识形态要人们相信，它已经找到了一切政治哲学、社会理论所能找到的最好、也是最终的世界观——它已经完全了解必须通过哪种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来实现这种世界观(社会主义、阶级斗争、一党专制)，它也已经充分知道，必须为这个新世界造就什么样的新人(苏维埃人、社会主义新人、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这个新世界的观念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唯一正确的。因此，它对一切与它不同的世界观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敌视和排斥。

对以意识形态为名的政权来说，意识形态是它的生命线，而且，这个意识形态必须用作一个只能信仰，不能怀疑的神话。但是，宣传它的人并不承认它是神话，他们否认它的神话性质，坚持那是一门“科学”、一种“学说”，一种可以研究和学习的理论。可是，这种“理论学习”的结果却又是早已由这个神话本身所规定了的——它是永远正确的，决不允许得出与此不同的结论。由于人们既无法确证他们不相信的东西一定不存在，又不允许对这个意识形态提出与宣传相左的结论，所以，不管意识形态的美好理想与人们对现实腐败的观察、感觉多么矛盾冲突，多么格格不入，统治权力照样还是可以在公共话语中用意识形态神话来维持它的历史合法性和合理性。当然，越来越多的人在私下里是否还真的相信这个神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正如康克斯特（Robert Conquest）所指出的：即使在绝大多数人已经不再相信共产主义的前苏联，维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神话对政权统治者仍然具有“关键的实用意义”，在这样的国家里，“很难知道人们真正是怎么想到。正如列宁所说，‘真诚的测试仪’还没有发明出来。而且，如果对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有好处，那么相信或者同意这种意识形态也是非常容易的”。

1930年代曾经是共产主义神话最有吸引力的时代，奥威尔写道：在30年代中后期，像英国诗人奥登（Wystan Hugh Auden）这样的作家“就是‘主流’，正像乔伊斯和艾略特是20年代的主流一样；而且，主流代表的方向正是共产主义。早在1934年或1935年，如果作家不偏于‘左倾’的话，会被圈内人视为怪物，一、两年后，就发展出了一套‘左翼’的正统观念，使某些题材的某些观念成了固定的信条，认为作家必然要么是左派、要么就写不出好东西的观念，越来越占居上风。在1935至1939年间，共产党对所有40岁以下的作家有着几乎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人们经常会听说某某作家‘入了党’，就好比几年前罗马天主教吃香的时候，经常会听说某某人入了教一样。事实上，在大约三年的时间里，英国文学的主流都处在共产党的直接控制之下。怎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埃吕的宣传分析解答了奥威尔的问题，那是因为知识分子接受意识形态神话的需要比一般人大得多，因为他们觉得共产主义包含了他们渴望得到的一切“知识”：历史发展的规律、社会阶级的关系、政治变革的途径、人类未来的图景。中国最早接受马列主义的都是知识分子。然而，所谓的“苏联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送来的其实是一个神话般的理念和信仰。革命胜利前，自觉到延安投奔革命的，绝大多数是青年学生，而工农群众则往往是在没有生路时被鼓动挟裹到革命队伍中去的。30年代，西方许多知识分子向往苏联，也是被它的神话所吸引。他们后来在血腥的党内权利阴谋和残酷斗争面前饱受失望和恐惧之苦，但那时候他们已经深深地被囚禁在政治组织的牢笼之中，逃脱的后路也已经被完全断绝了。

二、知识分子制作新意识形态

在过的意识形态神话黯然失色的今天，从它衍生的其他神话对知识分子继续具有吸引力。今天，宣传所常常利用的意识形态神话包括“爱国”、“民族”、“国家”、“中国特色”，这些神话都是知识分子所喜爱的。正如埃吕所说：“宣传巧媳难为无米之炊，它必须依附着在个人原本已经具有的感情或想法上。神话必须顺应受宣传者自动的想法。……宣传只能利用已有的(情感)材料，它无法创造这些材料”。(36) 在知识分子的“士”文化中有许多这样的材料，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民族大义、国家统一、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宣传可以方便地利用知识分子对这些材料的“条件反射”。所谓“条件反射”也就是“对某些字词、符号或象征，甚至人物、事实所一定会有的反应”。(31) 宣传只要拨动那根弦，就一定可以弹出它要的那个音来。中国的外辱历史、台湾和西藏问题、西方对中国人权纪录的批评，都能每发必中地引起许多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条件反射，进而把对国家的忠诚转化为对党国和党的忠诚。

宣传要奏效，就必须不断发明“新说法”。 知识分子自以为比一般人有思考能力，对话语有不凡的理解能力，他们特别喜欢那些听上去深刻、理论性强、似乎很高瞻远瞩的新鲜说法。宣传很能够满足他们的这一需要。其实，宣传中的新说法无不是由那些在党内效力的知识分子发明的。与奥维尔或其它极权宣传观察者不同，埃吕并不把宣传的新说法当作变着法子行欺骗的新手法。他把新说法看成是一种“合理化”手法，即“寻找好的理由”，(155)对于个人或集体，“碰到新的情况，或者有了没有预料到的需要，传统的解决方法不再有效”，这时候，宣传为了证明统治权力的“正确和正义”，就会造出新的合理化说法，“宣传帮助平息矛盾，提供一种方便、现成的合理化说法，以传达给社会，让人们就此相信”，“在成功的情况下，新说法可以同时满足(宣传者和受宣传者的)个人与集体需要”。(158) 新说法能帮助说圆本来说不圆的前后矛盾，或者至少提供一个可能说圆的方法。提供说法，无论是高明还是拙劣， 都比不提供说法要有用，这也是宣传的一个基本原则。

对于凭经验理解世界的没文化者，许多突转是根本没法合理化的，以前资本家是“坏人”，现在怎么共产党人自己当起了资本家？说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怎么这样自私、腐败？国家“主人”的工人、农民怎么这样处处受人欺负？但有文化的人就不同了，他们会做“理论思考”，会“辩证法”，会证明“三个代表”和“和谐社会”是在以前“工农作主”和“阶级斗争”理论上的创新发展；不仅“前30年”是“后30年”改革开放的“预备阶段”，而且还可以“通三统”。

三、呼吸肮脏空气的知识分子

许多人以为，一般大众的知识程度不如知识分子，所以比较容易受宣传影响。其实，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埃吕指出，现代社会中最容易受宣传的其实是知识分子，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知识分子吸收二手的、无法证实的信息神话比一般人来得多；第二，他们总觉得需要对一些重要的事情或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所以格外需要借助宣传提供的一些现成看法；第三，他们会把不知不觉中接受的宣传误以为是自己的“独立判断”，自以为是，往往生吞活剥，食而不化， 对宣传的说法添油加醋，标新立异。比起社会中许多别种阶层或行业的人们来说，知识分子因为更需要与信息打交道，比一般人更积极地阅读报刊书籍，关注时事报道，等等，所以更有机会受到宣传的影响。

知识分子是与意识形态语言接触最多的一个阶层，他们自己的语言就往往不知不觉地成为统治意识形态语言的一部分。例如，就有知识分子断言，“现代时期所有国家都是党-国，概莫能外”。法国历史学家贝桑松（Alain Besan？on）指出，“一个人只要接受了意识形态的语言，他的思想和自我意识就会被这种语言绑架。他也许只是莫不经心地使用了官方语言，但是只要一进入这个语言，他就成了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身不由己地为虎作伥，……只有当共产权力崩溃时，共产意识形态才会瓦解。也可以说，共产意识形态和语言会随共产统治合法性结束而结束。共产意识形态的语言也就是共产统治的权力”。许多知识分子是以自己“专业”和“学术”来加入这种意识形态统治的，他们以教授、学者的身份对各种“新说法”进行合理解释和辩护，甚至做出长篇大论，开出专门的课程来。新说法满足了他们寻找安全研究课题的需要，就像宣传解决了他们可能百思不解的苦恼一样。知识分子接受这样的宣传其实不是上当受骗，而是因为先已有了寻找合理性的心理和利益需求，他们是呼吸肮脏空气而不知道空气有多么肮脏的那一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