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之后，受国内反恐形势影响，被告人是否拥有沉默权，再次成为司法界的争论话题。许多旗帜鲜明的自由派人士，也开始反思过去的观点，甚至提出令公众大跌眼镜的建议。
读过法学院的人，多被问过这么一道哈佛“公正课”式的问题：一颗核弹即将在市中心引爆，一名嫌犯知道核弹的藏匿地点，但抵死不招，政府能否以刑讯手段，逼迫他招认？正方反方，都能搬出许多道理。有人说，刑讯是小恶，恐怖事件是大恶，政府可以用小恶制止大恶。也有人说，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今天你以反恐为由施暴，明天就可以公共安全为借口，任意滥用刑讯，所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捍卫程序正义。
后一种说法，始终有点儿一厢情愿的味道。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一国政府，在面对极端恐怖事件时，能够坚守住程序正义的底线。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新近出版的自传《抉择时刻》中就承认，“9•11”事件后，为防止更多的恐怖袭击，他亲自批准过对多名“基地”组织成员动用水刑。而类似的法律、道德困境，后来也成为诸多影视剧的主题，如著名剧集《24小时》、电影《战略特勤组》。有意思的是，编剧自己也清楚，倡导紧急状况下的刑讯，是一种“政治不正确”，所以尽管观众看得开心、解气，编剧事后总会给主人公安排一些法律上的“麻烦”。
说到美剧，没有什么比“你有权保持沉默。你所说的每句话，将成为呈堂证供”这段台词更加深入人心了。而它的出处，正是联邦最高法院1966年判决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为防止政府屈打成招、制造冤狱，专门设定了“不自证己罪特权”，规定“任何人于任何刑事案件中，不得被强迫成为对自己不利的证人”。但是，在1966年之前，这项特权并没有得到程序保障。警察经常在讯问嫌疑人前，不告诉他们其实有保持沉默和聘请律师在场的权利。为此，最高法院在“米兰达案”判决中明确宣布，警察讯问嫌犯前，必须进行权利告知，否则的话，靠讯问获得的证言或证物，统统无效。
“米兰达案”判决在保障刑事被告人权方面，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却受到保守派民众的批判和攻击，他们认为这样的规定束缚警察手脚，不利于维护“法律和秩序”。1984年，最高法院不得不在“纽约州诉夸尔斯案”中，创设了“公共安全”例外。在这起案件中，警察逮捕一名强奸嫌犯时，发现他身携枪套，便问道：“枪呢？”根据嫌犯指认，警察找到一把手枪。最高法院在判决中认定，警察如果为保护公共安全，可以未经“米兰达告知”，直接讯问嫌犯。
2000年，保守派大法官已在最高法院占据多数席位，他们打算借“迪克森诉美国案”，推翻“米兰达案”。此案庭审期间，斯蒂芬•布雷耶大法官语重心长地说：“全世界估计有20亿人听过这些话。在他被讯问之前，他会被告知，他有权保持沉默，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作为呈堂证供，在律师赶到之前，他可以什么也不说，如果请不起律师，政府可以为他指定一个。在已经过去的30年中，这些话成为美国司法文明的重要标志，难道不是这样吗？”或许是这番话提醒了部分保守派大法官，他们几经斟酌后，还是决定对“米兰达案”手下留情。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执笔的判决意见坦陈：“‘米兰达案’判决已经融入了警方的日常工作，并成为在这个国家的文化的一部分。”自此案之后，“米兰达案”判决才正式进入安全领域。
“9•11”事件之后，受国内反恐形势影响，被告人是否拥有沉默权，再次成为司法界的争论话题。许多旗帜鲜明的自由派人士，也开始反思过去的观点，甚至提出令公众大跌眼镜的建议。例如，全美最负盛名的刑辩律师、哈佛法学院教授艾伦•德肖维茨负提出，对于某些恐怖分子，可以在经过严格举证和审批之后，对其实施刑讯，刑讯强度应以不威胁其生命为限。2003年，最高法院作出的“查韦斯诉马丁内斯案”判决，则从侧面说明，部分大法官其实支持这一做法。
“查韦斯案”与恐怖活动完全无关。本案中，加州公民马丁内斯骑车上班路上，被正在缉查违禁药品的警察截停。一名警察试图用手铐铐上他，马丁内斯奋起反抗。警察随即开枪。马丁内斯身中五弹，被送往医院急救。
在医院抢救期间，警官查韦斯讯问了马丁内斯。后者承认自己当时抢了警察的枪，并用枪指着一名警察，所以才中枪。整个讯问过程，都被警方录音。由于枪伤使马丁内斯终身瘫痪，双目失明，政府未追诉他责任。但马丁内斯还是以滥用暴力为由，将警方告上法庭。庭审过程中，警方出示了当时的讯问录音，试图证明开枪的必要性与合法性。马丁内斯的律师则提出：警察在讯问自己的当事人之前，并未告知他的“米兰达权利”，而且用中断治疗对他进行威胁，所以相关录音不得作为呈堂证供。地区法院支持了马丁内斯的诉求，宣布将录音排除在证据之外。上诉法院维持原判，警方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 本案的法律争议是：如果一个人并不会在刑事案件中受到追诉，对他的强制讯问，是否违反宪法第五修正案的“不得自证己罪条款”？2003年5月27日，九位大法官以6票对3票判定：警方对马丁内斯的讯问录音属于有效证据，不得被排除。
保守派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主笔的判决意见指出：宪法第六修正案的确规定“任何人于任何刑事案件中，不得被强迫成为对自己不利的证人”。而马丁内斯的证词，也的确对他不利。但是，本案并非刑事案件，马丁内斯虽然拒捕，却没有受到任何刑事追诉，所以，警察讯问他之前，无须进行“米兰达告知”。
不要小看这个判决的意义，德肖维茨教授为了分析此案，专门写了本书，名叫《我们真有沉默权吗？强制讯问和“9•11”之后的第五修正案》。他认为，按照大法官们在这起案件中的推理，一个人只要不会受到刑事追诉，或者被豁免刑事责任，就失去了保持沉默的权利。换言之，警察为探知炸弹的下落、疑犯的踪迹，只要相关证言不会使“证人”本身受到刑事追诉，就可以有恃无恐地对“证人”动用强制措施。而“证人”们唯一的法律依靠，将只剩下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如何处理这个道德与法律上的双重困境，是时间老人甩给未来法律人的一道难题。来源: 《看历史》2011年10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