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经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增长和发展。但是与此同时由于我们的政策失误和其它多种原因，也出现了很多具体的问题和挑战，而且有些问题是非常严重的，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改革和发展的成败的关键的、致命的问题。这是因为，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考察，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将处于快速变动时期，与此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开始集中凸现。中国目前就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所不同的是，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相比一般发展中国家更尖锐、更复杂。一方面，能改的、好改的都早已改完，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另一方面，中国现实形态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已经几乎被我们利用到位，任何进一步的改革发展，都客观上必然的要求进一步从体制和制度上来完善和健全我国的市场经济这一社会发展目标，这就必然地会触及某一部分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改革和发展使中国社会的加速分化，社会分层已经出现，不同阶层的利益和主张分歧严重，二十几年的改革客观上已经造就了一个不合理的既得利益阶层，使社会财富不合理地向他们少数人手中集中。如果我们要切实地、有效地进一步高速持续发展我国经济，就必然地、也必须高举公平、公正、透明、民主、法制、宪政、共和、人权和科学的大旗向这个不合理的既得利益阶层开刀，但是由于这个不合理的既得利益阶层掌握了中国社会的各种大量资源，包括权力和财富等，所以中国的改革发展任重道远，但是我们别无选择，纵然是刀山火海，我们也只能、并必须冲锋向前。因为这将决定改革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
（一）、政治体制改革不但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而且是我们的
唯一出路。在当前社会严重的矛盾中，学界和政界对于改革的态度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主流经济学家利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张以既定方针，继续推进大中型国企私有化改革，强行冲关。新左派则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否定中国改革成果和发展的指导思想，甚至有人对以市场经济作为改革中国发展目标和方向都表示怀疑，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但是暗示走回头路。但我们则坚定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不但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而且是我们的唯一出路。我们不可能有其它第二选择。
我们认为，中华民族根本没有回头路可走，退回去是死路一条。也不能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宪政实现之前，以既定方针继续推进大中型国企私有化改革。
中国当前社会现实中出现的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有的甚至还是致命的、
关系到改革前途和国家命运的，但是所有问题都是前进中的问题，谁也无法否认中国在进步、在发展，现实社会问题再严重，所有方面都不可否认地比文革时期都有所好转，社会弱势群体再困难，温饱问题总已解决，比起三十多年的凭票配给供应生活必需品，60年代初的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二千多万人，总是有所进步。目前以权谋私的腐败是极其严重的，但是文革时期的腐败体现在政治上，当时的政治环境一派乌烟瘴气、结党营私、勾心斗角、无中生有、造谣惑众、诬陷诋毁、落井下石真是丑态百出，甚至摧毁高等教育长达十年之久，可以说是登峰造极的，史无前例的。在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上丝毫不亚于目前的经济腐败。因此，中华民族没有回头路可走，所有问题，必须在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中得到解决。
同样，我们也不能按主流经济学家的主张，以既定方针，继续推进大中型国企私有化改革，在制度上没有真正确立民主和法制的一系列原则之前，在各种绝对的公共权力没有得到来自民众的力量有效地制衡的情况下，任何大中型国企私有化改革措施，都不可能真正地避免腐败和国有资产的流失。俄罗斯的教训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目前我们国企的垄断政策，已经使10%的国企，占有了95%以上的国企利润，已经具备了和俄罗斯私有化失败一样的条件，只要这些国企移主，私有寡头马上出现。而且在制度上没有真正确立民主和法制的一系列原则之前，在各种公共的绝对权力没有得到来自民众的力量有效地制衡的情况下，一旦私有寡头和腐败的权力相勾结，那么这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民众来说，都是最可怕的结果。
2、绝对权力以权谋私的腐败是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最主要阻力，而政治体制改革是制约腐败唯一的最有效措施。
由于我们在改革的过程中长期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大多数民主和法制的原则无法实行，从而计划经济时期的集权管理体制基本上没有改变，长期以来由此形成的没有有效制衡的绝对权力造成的以权谋私的腐败，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上所有重大问题的根源和成为我国改革发展的最主要的阻力。
我们说中国存在最严重的腐败，不仅仅依据于国际透明组织的排序，更重要的是从中国社会的腐败事实出发，立案查处的官员人数、涉案金额数连年递增，大大超过了同期GDP的增长率。从下面的数据中可以我国看到目前各种合法的和不合法的腐败现状有多严重：根据中央电视台“焦点谈访”揭露，我国的年赌博资金的流出量达6000千亿元左右，根据《南方周末》2006年1月19日第14版揭露“公车一年消费多达3000亿，”根据《读者》2005。12月期第42页揭露：“公款吃喝白白吃掉2000亿”。仅仅这三个数字加起来，就几乎相当于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其中公车和吃喝消费还是合法的。相比于整个韩国首尔市政府的公车只有四辆，我们就可以明白其中量变引起质变的道理。根据国际权威机构的数据，解决我们义务教育问题所需要的资金也仅仅只要200亿到600亿元。也就是只要我们的公仆门嘴巴中省下10%-30%，就可以解决我们义务教育所需要的资金了。但是二十几年来中国政府根本连这一点也做不到。我们对贪官污吏的审判已经判到中央政治局委员，死刑已经执行到人大副委员长，简直可以说，贪官无处不有，腐败无所不在。从村官到京官，从官员的家属到官员的情妇，甚至官员家里的保姆和办公楼前面的保安，都已经逐步加入到腐败的行列，有些小小的农村村官的不法之财就高达上百万，更何况那些掌握老百姓生死大权的大人物。事实正是这样无情，公仆们可以让很多好人一事无成，也可以让很多坏人畅行无阻，而在现行体制下想要对公仆们的非法行为进行阻止，即使不是不可能，至少也是困难重重的。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那些敢于揭露贪官的反腐败英雄，大多数都遭到了残酷的打击报复，甚至被关押迫害。现行体制为贪官和奸商提供的保护甚至多于提供给合法企业和公民的保护，常常是拒绝行贿将一事无成。在湛江、厦门、沈阳、石家庄等地，我们就看到了集团性腐败的现象。在很多省市的案例中，我们已经看到一个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机制健全的腐败网络，比如，有各级政府庇护下的非法煤矿和造假工厂，有公安和工商庇护下的地下妓院和赌场，有军警和海关庇护下的走私“集团公司”，有地方主要党政首长庇护下的地方“首富”和“富豪”。在许多情况下官员腐败已经从点发展到面，形成了腐败的网络，利用集团的力量来进行腐败活动和对付反腐败的侦查和打击揭露腐败的人士。有的甚至借“反腐败”来作为权力斗争、组织腐败网络的手段。所以，在中国，贪官淘汰清官、劣币驱逐良币，就不再是反常现象，而是完全正常的现象。这样，即使某些政治领袖具有打击腐败的坚定信念，也不敢轻易面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以免招致权力结构失衡、统治基础削弱的危险。由此可以充分说明：绝对权力以权谋私的腐败是目前中国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最主要的阻力的论断。
问题的关键是，腐败问题的解决主要的并不在于加强包括“三个代表宣讲”在内的道德教育和健全法律条文等等措施，在纸醉金迷的巨大物质诱惑面前，道德的力量是如此地苍白和无力，而法律条文都是死的东西，是由有绝对权力的人制定和执行的，在权大于法的集权体制下，所有的反腐败政策和法律条文都会被绝对权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化解掉，难道几十年来我们的道德教育和反腐败的政策法规还少吗？效果怎样大家有目共睹。只要有没有有效制衡的绝对权力的存在，一切道德和法律的反腐败监督和执法，只是自己对自己监督，自己对自己执法，绝对的腐败就不可能得到有效制约。神圣的法制也只能拜倒在权力的淫威之下，“虽重圣人而治天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唯一有效的办法是靠人，靠民众的力量——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运用“每个人”的力量来民主监督、制衡权力和制约腐败。运用民主和法制的原则，实行民主宪政、三权制衡、全民普选、新闻自由、保障反对党的权利等原则来制衡各种公共权力。任何怀疑和忽视民众的能力和力量的观点、理念和政策都将给当前改革开放和国家发展前途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甚至会使改革开放犯方向性错误。
3、政治体制改革是造就一支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队伍的唯一办法。这也是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必要条件。
真正地实现藏富于民，造就一支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队伍，而不是使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这不但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崛起和赶超发达国家的根本选择和前提条件，也是所有发达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根本决策，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我们制定的重要国策，邓小平的“共同富裕”国策，既不是“平均主义”，也不是“贫富悬殊”，而是一个橄榄形的收入状态，决不是一个三角形的收入状态，这也就是必须造就一支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群体。
但是，目前我们的收入政策已经严重失误，收入差距已经严重地不合理，官方公布的基尼指数已经达到4.6。已经亮起了红灯。而这个4.6的基尼指数还不包括各种合法不合理的灰色收入和违法的腐败收入，如果把这些都计算进去，必然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据。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藏富于民，造就一支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队伍这一目标？在集权管理体制下，靠各级政府来为大多数农民和城市贫民争取利益，毫无疑问是隔靴抓痒，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一目标。因为各级政府客观上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种利益群体的牵制和制约，在各种利益群体中，最弱小无力的就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因此客观上，在集权管理体制下，各级政府不得不向掌握大部分社会资源（包括权力和财富）的既得利益强势群体倾斜。这是已经被我国改革实践反复地证明了的结果，比如科教兴国的国策已经确立近二十年了，但是，我们的各级政府就是无法从公仆门的嘴巴里省下10%-30%公款吃喝的钱来解决义务教育的经费，难道我们还能指望他们为我们的弱势群体争取利益，使他们成为中产阶级？因此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把各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医疗等各种民主权利还到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贫民手中，让他们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这才是唯一有效的办法，舍此以外，别无他途。
4、政治体制改革是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理论中，虽然改革的过程是模糊的，
是“摸着石子过河”，但是，改革的目标却是坚定而明确的，就是中国必须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走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因此，我们必须研究分析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到底是怎么样的制度。在这里，来不得半点虚假和自我欺骗，我们更不能允许社会强势群体任意肢解市场经济的完整的原则体系，把对他们有利的原则拿来，拒绝对他们不利的原则。
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民主宪政和法制体系来保障它的调节功能充分实现，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出效率，其一是因为“公平竞争”，竞争出效率，而且必须是公平的竞争才能出效率。其二是因为“利益激励”，我们认为人的本性和本能是自私的，在经济领域有二大显著特征就是：一是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人一生下来就面临生存、幸福、发展的最基本的问题。父母必须为子女，成人必须为自己获取生存、幸福、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而这个充分条件又是无限的，人的精神和物质的需要和欲望是无限的，是从低层次向高层次无限地递增发展的。二是人是厌恶劳动的。没有充分的内部动力，任何人都不愿意劳动，或者说不愿意努力劳动的。劳动对人来说永远是一种负担，而不是一种快乐。劳动作为第一需要，作为一种享受，永远只能是个别人的体验，没有普遍意义。“不劳而获”的欲望永远是人的一种天性。因此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以人的无限的欲望来激励人们努力劳动，充分发挥人们的创造力，从而带来经济效率和生产力的发展，其三是因为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最有效、最科学地调配社会各种资源，使社会生产和经济能够协调和平衡发展。而恰恰是只要社会上存在没有有效制衡的绝对权力所造成的以权谋私的腐败，就马上会严重危害市场经济的上述三大调节功能。只要有腐败妨碍竞争的公平性，就必然损害社会经济效率，只要以权谋私的腐败的获利比创造性劳动和努力劳动来得容易，就必然激励人的“不劳而获”的自私天性，从而扼杀人的创造性劳动和努力劳动的积极性，成为社会经济效率和生产力发展的杀手。同样，如果以权谋私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干扰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话，那么社会资源的调配也将混乱。在当前的社会现实中，也真是这一原因，是社会上以权谋私的腐败干扰了上述市场经济的三大调节功能，扭曲了市场经济的正常模式，才产生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不是市场经济本身有什么缺陷，才造成了我国目前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市场经济体制客观上要求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建立民主宪政和法制体系来保障其调节功能的充分实现。
5、改革的成功，取决于改革过程中的程序公正，改革必须以人为本、公众参与、成果共享、规则先行、透明公平等原则为必要条件，只有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真正实现这些条件。
以人为本的实质就是公众参与和成果共享，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为民众夺回民主和法制的权利，公众根本没有参与改革的任何机会，公众的思想和言行根本不可能得到重视，更不可能真正实现成果共享，成果共享取决于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利益搏弈的结果。同样，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为民众创造民主和法制的权利，社会改革成果肯定被掌握大部分社会资源（包括各种权力和财富等）的社会强势全体，即改革的既得利益群体所获得，占人口大多数的弱势全体根本奈何不了他们。规则先行，就是先建立和完善透明公平的游戏规则，然后再开展游戏，没有透明公正的规则，改革就不可能做到程序公正，也不可能做到成果共享和以人为本。这一规律性事实，是已经被我国二十几年改革实际和俄罗斯的改革实践所反复证明了的。而我们说的这个透明公正的规则，就是民主宪政和法制体系。它唯一只能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真正实现。
6、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为我国争取国际认同，中国根本不可能真正实现民族复兴和赶超发达国家。
目前世界上各发达国家之所以都把中国作为潜在对手，并不是不认同中华民族和中国民众，而是不认同我国政府的集权管理体制。出于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我们既不能，也没有必要把自己自立于国际社会的对立面，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实现民主宪政和法制体系。否则的话，在国际政治、经济、科技等各方面的交往中肯定非常不利。最明显的就是我们至今不能彻底打破国际尖端技术的封锁。林毅夫先生曾经著文反对杨小凯教授的“制度模仿”的国策，认为落后国家只要进行“技术模仿”就可以实现“后发优势”赶超发达国家。但是我们认为日本可以通过技术模仿实现经济现代化，而我国根本不可能，因为如果我国不进行“制度模仿”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话，根本不可能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所谓技术模仿只能是一些中低档的技术，根本不可能获得尖端技术。怎么可能通过模仿中低档技术来实现“后发优势”？所以我们必须进行“制度模仿”，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进行尖端技术的模仿，来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崛起和赶超发达国家。
7、政治体制改革是提高中国民众综合素质的最有效措施。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的竞争更为激烈，这种经济上的竞争最终必然会演变成全面的人的素质和能力上的竞争，这也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命题反映的一个主要方面。我们认为决定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发达和繁荣，主要的不是看它们资源和经济上的实力，而是看他们每个人的综合素质的高低。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努力，虽然我国经济在总量上发展较快，但我国的人均经济水平和人均经济增长率连中等水平也排不上，而无数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证明，提高人均经济水平和人均经济增长率不但要靠外延发展、即提高资本（生产资料）——劳动比率，这在我国人口重多，经济刚起步的国情来说，无法短期内迅速改变现状。而更重要的，更有效的手段就是加速技术进步，依靠科技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加快科学技术的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有效，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提高生产的主体——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文化科技素质和创造性智力水平。所有这一切，都有待于政治体制改革来进一步实现。
任何社会变革和发展，都以思想的变革和发展为前奏，而思想的变革、发展和创造性智力的发展，必须先有思想上、言论上、实践上自由的环境和氛围。而这种自由的环境只有在社会力量多元化，政治体制分权制衡的情况下才能有所保障。政治体制改革就是造就这种思想上、言论上、实践上的自由环境和氛围的唯一方法。在集权管理体制下客观上要求统一的思想和实践模式，在没有新闻出版自由、不开放党禁自由，司法不能独立、人员不能自由流动，思想言论和行动实践上受到各种条条框框限制的环境下，不可能出现思想大师和社会整体的启蒙运动的，也不可能真正由思想变革引发的社会变革和经济高速持续发展的。如果创造性实践的获利效果没有保证，没有以权谋私的获利效果好的话，这样的环境必然成为扼杀创造性智力和创造性实践能力的最可怕杀手。
同样，提高人的综合素质所必须的教育、文化、科学、医疗卫生、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发展，同样有待于政治体制改革来创建一个宽松的、自由的环境来实现，也有待于政治体制改革来保证民众在这方面的人权来实现。
8、政治体制改革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有效的推动力。
目前虽然因为台湾民进党陈水扁政府的分裂行为，使祖国统一事业困难重重，但去年大陆反分裂法和台湾国民党连战和亲民党宋楚喻的大陆之行，又使祖国统一问题柳暗花明，前景光明。但是，虽然共产党、国民党和亲民党三党建立了“一个中国”的共识，但是国、亲二党并非执政党，而且在如何统一统一问题上观点相差甚远，分歧严重：共产党明确提出“一国二制”，亲民党则提出“一中一宪”统一中国，而新上台的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更是明确提出民主诉求。虽然中国政府和共产党明确承诺只要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无论什么问题都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实现统一。那么，很显然，如果2008年国、亲二党能够上台执政，真的能够实现两岸统一谈判的话，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宪政肯定是一个绕不开的的谈判主题。无论是台湾民众，还是台湾政党，都不可能容忍制度倒退和社会发展的倒退，他们不可能容忍从民主社会倒退到集权管理体制中去。就算是“一国二制”，他们也不可能容忍一个集权管理的中央政府来领导他们，或者是为他们指定，或内定台湾的领导人。如果中国政府和共产党能够以民族和国家利益为重，主动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民主宪政，那么毫无疑问将对祖国统一事业产生无比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如何有效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主流经济学家曾经指质朗咸平教授只会提出问题，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最近朗教授提出了以精英政府强行推行法制的治国方案。那么我们就要问：这个精英政府从那里来？如何来建立和完善我们的精英政府？朗教授还提出近期中国不能推行民主，民主只能是长期推行法制的结果，而不是过程。那么我们要问：没有民主，根本是司法都不可能独立，而且没有有效制衡的绝对权力肯定干涉司法公正，那里会有有效的法制？因此我们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民主和法制同行，民主和法制相辅相成，互为前提，互相支持。以民主原则来运用民众的力量来制衡权力，推行法制；以法制来保证民主的有序和避免混乱，以法制来保证民主政府的权威和效率。
因此，我们必须尽快调整宪法和法律体系，一是马上推行国际上普遍执行的反腐败法律——公职人员和国企管理人员公开申报私人财产，并提供这些财产合法性的证明。我们怎么也想不出任何理由，为什么中国人大至今还不出台这一世界通行的反腐败惯例。二是在短期内有计划地通过和批准一系列推行民主原则的法律条款：1、自由组建工会，并有效介入劳资间的工资谈判，让民工和工薪阶层能够利用集体的力量来捍卫自己的利益。2、保障新闻自由，民众可以自由组建新闻出版媒体。实现真正的新闻监督。3、开放党禁，保障反对党的权利，形成来自民众的制衡公共权力的力量。4、实现司法独立，形成公共权力互相制衡。三是在叫长时期之内，有计划地、分步骤地、自下而上地逐级实行全民普选。
有文章指出，在1986年6月2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会议的主题是听取端正党风、纠正不正之风的工作汇报。一向思维开阔的邓小平在听取完报告后，突然话锋一转，将话题引向了政治体制改革。据2004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年谱》中记载，当时，邓小平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会遇到人的障碍。”中国体制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这段话，将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在很长历史时期内的指导思想，他老人家在二十年前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将决定中国改革事业的成败，虽然受时代限制，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仅仅局限于党政分开，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将决定中国改革事业的成败的科学论断毫无疑问是非常正确的，是具有超时代的先进性和科学性的。
2006年2月15日星期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