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事情经过

今年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图书博览会，荷兰为主宾国，有二十多位荷兰作家、诗人、画家来到北京，与中国同行和读者们进行交流。荷兰方面在798艺术区举办了一系列沙龙讨论，我本人亦得到邀请。我所参加的那个单元主题叫“好奇心的重要性”，按计划我应该主持这场讨论。

参加讨论会的嘉宾有荷兰的物理学家桑德尔•柏斯（Sander Bais），他有一本著作已经翻译为中文出版，书名为《图解爱因斯坦相对论》。还有一位荷兰的生物学家米达斯·德克斯(Midas Dekkers)，他的著作《身体锻炼》也在不久前由花城出版社引进出版。中国方面参加讨论的作家有刘震云和沈浩波。

这个计划应该是经过中国官方审批通过的，讨论会的消息在众多网站上都能够见到，北京的一些媒体上也报道了有关活动，并提到我的名字。

但是在讨论会的前几天我遭到警方约谈，要求我不要参加9月3日的活动。我当即表示不能理解，并予以拒绝。我的理由是——有关“好奇心”，正好是我本人的专业，我所研究的电影及文学叙事中的想象力，都是在人类好奇心的驱使之下才能发生。某种情况有点像2009年秋季法兰克福书展，一些人因为是中国官方的邀请所以没有问题，而另外一些人比如戴晴是出于德国方面的邀请，因而遭到阻拦。

9月3日当天我遇到全面阻拦。相持不下的结果，是我被警方带离家中5个小时，从下午四点半至晚间九点半。时至今日，我没有为自己的行动感到丝毫后悔。为了“好奇心”这个微不足道的理由，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我对自己感到很满意。

第二天晚上我就去了798的“阿姆斯特丹咖啡馆”，听取了这个系列沙龙的最后一场讨论，这场的主题是“哪件艺术作品改变了你的一生？”应该说，我前往的举动完全是出于好奇心的推动——因谈论好奇心被阻拦，这件事情足够引发我本人最为强烈的好奇心。当晚我与一些荷兰作家们有了很好的交谈，事后我给他们全体写了一封简单的信。

我后来收到一些荷兰作家很好的回信，尤其是物理学家桑德尔•柏斯的来信。他在回信中提到“现代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和无数个人所付出的不相称的代价”。他写道：“你的缺席和我们‘成功地’在场，使得书展拥有一个自相矛盾的面貌，一个令人苦恼的味道。”他感到的困惑在于：“如果呆在家里（不出门），这会让人感到是一个懦弱的行为，但是到达那里同样感到如此。”他告诉我，荷兰的媒体后来对于这些作家们有尖锐的批评，认为他们没有很好地传达人权的理念。但是他始终认为，“虽然是有限的交流，但是继续交流总比不交流好”。我同意他的这个看法，在北京交流的当天晚上，我就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不管对于谁，开放门户总比关起门来要好。

我对于荷兰作家们无辜地卷入这场是非，多少感到有点抱歉。实际上，应该道歉的不是我，而是无端阻止我出席纯属专业活动的人们。类似的事情在我本人身上发生过多起，它们或多或少地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公开这份信，也是想让阻拦我的人看看，即使在私下里，我可能会对荷兰作家们说些什么。我一向认为，中国的事情，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承担。作为中国人，我们自己要争气，不能因为愚蠢而出尽洋相。

二 给荷兰作家的信

亲爱的荷兰作家们：

你们好！阻止我去做的事情，只会激起我更大的好奇心。我昨天一定要来看看你们，看看你们是一些怎样的人，看看你们长得什么样。为什么一定不能让我看到你们呢？ 实际上我看到了一群可尊敬的、可爱的人们。

我也想让你们看看我是怎样的人，我不是一头妖怪。我听懂了你们的音乐，我看见了那位唱歌的姑娘在公路上所看到的；我看懂了你们的绘画，喜欢那位孤独的画中女孩，她的秘密和幸福只有她自己知道。我听懂了你们的故事，关于榴莲、关于鳄鱼、关于阿姆斯特丹市长的儿子，关于语言作为交流的重要性。我也同样热爱语言艺术，从这门悠久的艺术中得到最大的享受。

我不是仅仅为我自己而来的，毕竟我还在官方允许的名单上。我来也是想提醒你们，我有朋友她/他们不在这个名单上，人们不能看见她/他们的面孔，比如刘晓波的妻子刘霞，是一位很好的诗人和摄影师，朋友们和我不能见到她本人，我们之间也无法联系，无法打电话和写email。我很担心她。

在你们短暂停留的北京，这期间与你们一道呼吸这个城市不太洁净的空气的，还有另外一些不能露面的人们，比如天安门母亲。她们常年不能出现在公共场合面前，“被”消失在这个世界的视线之外。二十多年前，她/他们的儿女在1989年6月4日天安门惨案中丧生，如今他们已经年老体衰，有些人已经陆续离开人世。她/他们的遭遇令人十分难过。

这就是我的城市。我在这里生下了我的女儿，在这里将她抚养成人，我感激这个城市，爱这个城市。这个城市欢迎远方的客人，在她的笑容中也带着许多痛苦。希望你们能够看见。

祝你们愉快！

卫平

2011年9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