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2011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这样说。从公报里的这段话来看，他们直到现在还是"谬论重复千遍就是真理"的那套思维模式，以为自己不断说了别人就会信，但是改革开放到现在已三十三年，中国人的视野已开阔，旧的把戏已骗不了人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到现在，有三位影响较大的领袖，他们是陈独秀、毛泽东和邓小平，但他们都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

文化一直是每个民族的精神，它对这个民族的发展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起着重要作用。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各类生活方式，它由思想和行为的习惯模式所组成。文化是多层次的，粗略划分应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最基本的文化层次，即生活方式、习惯、风俗等，它的适用领域是个人的日常生活；第二个层次是制度文化，它的适用空间是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第三个层次是精神层次的文化，包括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知识体系、科学研究、思想理论与信仰等，它的适用范围是社会和个人的价值判断、行为准则、知识修养、思维方式和精神生活。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除了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外，还包含有其他文化形态，如道家文化等等。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农业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儒家创始人为孔子，孔子思想里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礼"和"仁"。

孟子是儒家学说的最大发展者，他提倡义和仁政等等。中国文化的内容极其丰富，从诸子百家到琴棋书画、传统文学、传统节日、中华诗词 、中国戏剧、

中国建筑、 汉字汉语 、传统中医 、民间工艺 、中华武术 、民风民俗、 饮食厨艺 、传说神话、传统音乐和中国对联，等等都包含于其中。但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精神。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聚力的文化；二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对外来佛学的兼容，三是经世致用之学，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

中共的领袖从陈独秀到毛泽东到邓小平都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陈独秀是从头到脚的反中国传统文化的，毛泽东是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文化，让马克思主义穿上中国文化外衣，外表上看有中国文化的因素，实质上还是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是中国文化糟粕部分的继承者，他主要继承中国文化糟粕部分。

陈独秀基本上是个变色龙，其思想一生多变，他十七岁中秀才后，受康梁维新思想影响,变为"康党"。后又受革命派的影响

,由"康党"变为"乱党"。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

,建立了中华民国，他创办《新青年》,猛烈地批判传统政治、道德、文学,不遗余力地提倡新文化运动，最后在苏联人的影响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在苏联人的操纵下组织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的第一个领袖，抗战期间又成了托派。

作为"五四"运动的发轫者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陈独秀思想从"民主"到"专制" 和"社会主义"的转变，集中体现了20世纪初中国现代化运动递嬗演进的轨迹。

"五四"运动是一场对传统文化进行价值重估的文化批判运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启蒙学者发动新文化运动的目的就在于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价值系统。陈氏对孔教的批判，主要集中于儒家纲常礼教的伦理和儒教"定为一尊"的思想。陈氏认为，孔儒的精华在于礼教，建基于孔子礼教精神的儒家三纲学说是中国伦理政治的本原。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片面强加为臣、为子、为妻者以"忠"、"孝"、"节"之义务，从而使其成为君、父、夫的附属品，因而三纲学说所倡的"忠"、"孝"、"节"，严重阻碍了个体独立人格的生长。这种道德是宗法社会封建时代的旧道德，传统中国的纲常、风俗、政治、法律皆源此而生。总之，"中国历史上现社会上种种悲惨不安的状态，也都是这三样道德在那里作怪"。(《调和论与旧道德》，《独秀文存》，第565页)

在陈独秀看来，儒学于中国社会的另一弊害是其"定于一尊"的思想。"自汉武以来，学尚一尊，而家废黜，吾族聪明，因之锢蔽，流毒至今，未之能解"。(《再答常乃德》，《独秀文存》，649页)

陈独秀对孔教的看法，总体上基于这样一个判断：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水火不容。陈从政治、经济、道德诸层面，对儒学进行了批判。他指出，"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现代社会以"实利"为本位，其基本特征是"植产兴业"，"分工合力"和"尊重个人生产力"。而儒家伦理的重义轻利和孝悌之道则是与现代经济生活相冲突的，"功利货殖，自古为羞；养子孝亲，为毕生之义务；此道德之害于经济者也。"(《独秀文存》，第19页)

在陈独秀那里，"新"与"旧"文化之间被划了一道鸿沟。他认为，"新"和"旧"，是水火不相容的。"新旧两种法子，好象水火冰炭，断然不能相容；要想两样并行，必至弄得非牛非马，一样不成。"(《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独秀文存》，第152页)因而他坚决反对"西方科学、中国道德"的"新旧调和论"。

陈独秀把儒学批判作为价值重估的伦理革命和文化批判的契机，对儒家纲常礼教维护封建等级制的本质，儒教"学尚一尊"的思想，以及孔子之道与现代文明社会相冲突的宗法封建性质，展开了有力的批判。应该说，陈氏的儒学批判确实揭示了儒学价值系统负面的流弊，以及它对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陈氏的孔教批判体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精神，但是，陈独秀的反孔也反映了五四反传统主义的理论偏失。陈氏的反传统主义对儒学和传统文化采取了一种以偏概全的化约主义逻辑和形式主义的否定态度。陈氏认为，儒学不仅已形成系统，而且已丧失了改革更新的内在潜力，因而对其必须"根本排斥之"。

陈独秀反传统主义的失误之处，在于其"传统"(孔教)与"现代"的形式主义二分法。他在"古代文明"与"近世文明"之间划了一道绝然分裂的鸿沟，而把中国的现代化简单地视为一个"除旧布新"和"舍中取西"的"欧化"过程。他不懂得，现代化是一个"变革"和"承续"相统一的过程，从"传统"到"现代"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历史连续体。西方的"科学"和"民主"自有其希腊和希伯来文化传统的源泉，而"外发型"的中国现代化也同样有待于本土传统的改造更新。这是陈独秀所不曾虑及的，他把"现代化"仅仅视为一个"除旧布新"的变革过程，而并没有更深入地思考中国现代化之"中西新旧"的复杂关系。需要指出的是，陈的激进反传统主义与其说是其建设性的文化设计，毋宁说是其破坏性的变革策略。陈氏从未思考过，对儒学无需整体破除也可以进行改变其基本性质的改造。因而，陈氏关于儒学与现代社会不能相容的结论是笼统而武断的。其实，儒家伦理大体有"精神超越性伦理"(如"仁"、"义"、"智")和"社会约束性伦理"(如"礼"、"三纲")两类，前者不乏普遍的道德价值，后者则既含有一般的社会规范，又包括宗法社会特定的纲常秩序。况且儒学并不限于伦理，其宇宙观和人生观中也不乏适合"现代"乃至"后现代"的因素。实际上，儒学之于中国现代化和基督教之于欧洲现代化，不乏相似之处。陈氏的现代化方案诚然简单：破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然而陈氏不曾虑及的是，摧毁儒教只能导致中国的文化失范，而这种丧失文化有机生长能力的文化失范，现代化的大厦决不可能在传统的废墟上建立起来。

"五四"以后，陈氏改变了其不谈政治、专事启蒙的初衷，承认政治问题关乎民族存亡的根本，从而将视野从文化转向了政治。这一思想转变使陈氏在五四时代的社会主义大潮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奠基者。不容忽视的是，陈独秀的改宗马克思主义，也是其价值选

择的合乎逻辑的归宿。如前所述，马克思"解放全人类"的大同理想和其"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对于具有整体主义价值倾向和寻求科学与人文之整合的陈来说，无疑具有特殊的理论魅力。陈氏相信，"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底公例，都是不可逃的运命"。(《国庆纪念底价值》，《独秀文存》，第373页)唯物史观使他认识到，人类社会的进化历程，是循着渔猎社会、农业社会、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社会主义工业社会之序而次第演进的。(参阅《关于社会主义问题--在广东高师的讲演》，《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287页)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则是"科学的"、"客观的"和"建设在经济上面的"，它完全不同于以往任何"空想"、"主观"的伦理社会主义。他认为，工业化的道路有两条，一是资本主义，一是社会主义。中国若步欧美、日本之后尘而走资本主义的错路，势必前途险恶而重蹈西方工业主义的覆辙。实业落后的中国虽处于工业化的起步阶段，但中国的工业化欲避免西方工业主义的险途，唯有走社会主义之路。

毛泽东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利用中国文化的，他信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文化中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有相似性的东西就搬过来用，对能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就加以利用，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的不管正确或真实与否都不去理会，这能说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吗？

毛从小就博览群书，不仅用心攻读过"四书"、"五经"等经典古籍，还读了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思想家的著作，以及浩瀚的二十四史和近代时政著作，奠定了他谙熟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他还精通古代诗词，特别喜欢楚辞、唐诗、宋词和元曲，不少诗词曲赋能背诵。对历代古文和古典小说，还有笔记小说和其他有知识性和趣味性的杂书，他不仅广为博览，还能对许多名著娓娓道来，提出自己的见解。正因为他懂中国文化但不信中国文化只信马克思主义，所以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后，他就让马克思主义穿上中国文化的外衣，以此来欺骗中国人，这应该不是中国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吧？

　毛泽东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一个重要任务。1943年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指出：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作为整风运动成果的毛泽东思想虽然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外衣但它的灵魂不是中国文化而是马克思主义。正因为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者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毛泽东思想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形式。这个民族形式，就是毛泽东说的，"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整风运动中，通过总结中国革命胜利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后，毛泽东指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从此，中国共产党人就以"实事求是"的新界定，作为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中国化、通俗化的表述。毛泽东的许多著作，在形成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创造民族形式方面，为中共树立了榜样。毛泽东运用传统文化说明的问题和展现的民族形式异常丰富、多姿多彩，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外表上具有中国文化特色，毛泽东就是这样让马克思列宁主义穿上中国服装但骨子里充满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毒素。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用它来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义。他说："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毛泽东以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的语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与时俱进的表述这一特点，散见于他的许多著作。比如，他在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中，尖锐地批评了党内和红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丝毫不存在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确立"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时期将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创立了新民主主义文化。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改革开放以后又发展了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不是对旧传统的复归，而是在中共建政前要创造新民主主义文化在中共建政后要创造社会主义文化。中国共产党要建设的所谓新社会和新国家，不但有所谓的新政治、新经济，还有所谓的新文化。这个新文化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文化。这就是说，新文化不仅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内容，而且还有民族的外衣（形式）。毛泽东的许多著作在创造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外衣方面，为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了文风树立了榜样。这些著作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化了中国文化，而且开创了一代新的文体，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外衣的范文。

　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采取马克思主义化的态度，显示了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集马克思主义革命性与专制性于一身，对于传统文化也努力将革命性与专制性统一起来。毛泽东指出：对于中国的历史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化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因此，他明确提出"古为今用"原则。

"古为今用"，就是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共的革命性和专制性精神家园。这是一种功利主义，这跟邓小平的猫论是一致，因为它所要求的不是在于文化中的真理因素而是在于对维持中共的统治有没有利，有利即使是错误的也要搬过来，不利即使是对的也要抛去。

毛泽东在其一生中，从青年时代开始直到辞世都在研究中国历史。这种研究是为了了解中国的特点，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文化。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基于这样的目的，他又说，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研究中国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要进行科学的总结，继承这一份宝贵的遗产。今人读古书，是为了从历史中找借鉴，寻找对我们有用的东西。

1958年8月17日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决定。1958年12月10日，毛泽东批印《三国志*魏书*张鲁传》，发给参加武昌会议的代表们。毛泽东关于《张鲁传》两次写了很长的批语。一次写于1958

年12月7日，一次是同年12月10日。在两次写的批语中，他都分析了历史的发展和运动，他在批语中写道：

"我国从汉末到今天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又指出：汉末至今"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

还有：汉末至今"大约有一千七百年的时间，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他想通过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具体说，张鲁在汉中建立的政权所采取的措施，来说明1958年中国大地上人民公社运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在《张鲁传》的批语里说："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历史来源的。"又以《张鲁传》为例写道："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象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可以看出，《张鲁传》所表述的只是历史上农业空想社会主义，反映了古人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但是他们找不到通向"大同"的路。用这历史上行不通的错误的做法来说明现在错误的做法，确实是古为今用，但不是因为其对而是因为其与己同，事后的历史证明，毛的想法也是乌托邦。

毛泽东分析传统文化，不是对于古籍进行文字注释，而是为了将其加以改造和发展，运用于现实生活。他在给张闻天的信中这样写道："'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又说："'过'即是'左'的东西，'不及'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这个例子说明，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对传统文化进行解剖，发现了它的对革命有用性。对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采取的是马克思主义化态度。一方面，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家，毛泽东主张要破除封建旧文化，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另一方面，他认为必须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以来的珍贵的文化遗产来包装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共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又具有中国文化的外衣，用毛泽东的话说是民族的形式。

从文化上来说，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的现代文化形态，而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属于前资本主义文化形态。这两者是在伦理道德上根本对立的，相同的是专制主义政治思想。正因如此，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大多带有强烈的反传统倾向，当毛泽东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就开始致力于让马克思主义穿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外衣。中国传统文化里有与马克思主义共同的因素，例如它们关于辩证法、专制主义等方面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大地上得到顺利传播并生根、开花、结果，需要借助于中华民族文化外衣去宣传、解释马克思主义。自20世纪初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李达、艾思奇等在把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的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探幽发微，梳理诠释，努力发掘那些中国文化遗产中同马克思主义相通相融相补的内容，以此去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庄子思想虽然具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消极方面，但也蕴含着不少朴素辩证法因素，毛泽东经常借用庄子辩证法界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例如，毛泽东在《读艾思奇(哲学选辑)一书的批语》中，引用了庄子"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的话，借以说明事物的发展变化。还比如，毛泽东在1967年在同几位哲学工作者谈到物质无限可分性时，也借用了庄子"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动静辩证法，毛泽东在中共第八次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会上发表讲话时说："《庄子》的《天下篇》说：'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辩证法：又动又不动......动是绝对的，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

实际上，在毛泽东的论著、书信、讲话、批语等中，随处可见像这样用中国固有的语言、典故、思想、神话去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事例。

毛泽东这种对中国文化的"猫论"，决定着他感觉可用之时就用，不可用之时就踩在脚下，甚至摧毁。

比如，"五四"时期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毛泽东集中批评了"中体西用"主张，认为它是一种"自大的思想"、"空虚的思想"。 1938

年在延安，毛泽东同梁漱溟就中同传统的社会文化性质、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冲突、以及改造中国的基本途径等问题当面展开了论争，他的具体的批评意见，表现在读《乡村建设理论》所作的批语当中。其中一个重要观点是，他不同意梁先生说的中西方文化的造诣"都很高"，认为近代以来中西方社会文化的冲撞及中国的失败，原因"不是都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高于封建社会，故两者相遇后者失败，其帐已结。"解决中国危机的办法不是文化改良，而只有更高者能胜之。此更高者即是马克思主义。1940年1月，毛泽东又强调，在当前的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不把这两种反动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建立不起来，"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众所周知，中华文化的主体构架是儒释道三位一体，其中，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1964年，毛泽东曾写下过"孔门充满矛盾"的批语，毛泽东曾对儒学提出了许多不同看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因为，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家，作为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独裁者，必然要倡导革除传统文化观念，破除旧的思想传统。而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学自从汉代被定于一尊后，两千多年来一直为统治阶级服务，要建立社会主义新型文化，不能不批孔反孔。综观毛泽东的一生，在他的早年和晚年虽表现出较多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否定。毛泽东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是持马克思主义扬弃态度。

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不仅是一场政治经济的浩劫，更是一场中国传统文化灾难。这场浩劫使中华民族引为骄傲引为荣光的伦理道德、行为规范，成为一个遥远而苍白的天方夜谭，礼义之邦、温柔敦厚、仁义道德、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君子风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美德都成为美丽的神话。

文革中"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一心为公""公而忘私"，"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社会思潮和道德准则，这一切在文革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毛泽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者，他的思想、心志都是革命性和专政性的，他时刻向往着创造一个崭新的共产主义世界。他是近代以来反传统的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人。毛泽东在这里就绝不仅是发泄大权旁落的怨愤，毛所向往的还是那种带有原始意味的共产主义，这种主义在延安时期曾经出现过，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法宝之一。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官僚阶层形成之后，必然会成为破碎的梦幻，事实亦是如此。毛泽东并不是通过制度和法律来杜绝腐败和特权，而是企图靠他的权威和他利用权威发动的群众运动。他以自己诗人的激情和幻想或者说创造抑或臆想出来的规律来打破和取代历史进程中的规律，他以自己的幻想（充满激情）与由历史规律提出的挑战来应战和抗衡。毛泽东所希望、幻想、渴求的东西或曰理想世界，充满了乌托邦的色彩。

在这个文化传统内部进行折腾，真善美与假恶丑将同时被淹没，被搅和在一起。动机与行为结果的悖论，这也许是毛的悲剧所在，也是真诚的红卫兵成了打砸抢的暴徒的悲剧所在。在这里，一切真诚的愿望都将走向反面，堕落为虚伪和欺诈，理想和追求都将被玷污被强奸，做人的愿望即是通往非人的地狱的途径。只要你参与，只要你不甘寂寞地行动。这是一个漩涡，一个泥塘，身在其中你就必然旋转，就必然弄得满头满脸的烂泥巴。毛泽东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至高无上的人格化的神----最高的道德权威的代表。在他面前，人们或欢心自愿，或被迫怀着恐惧而匍匐下身躯。因为那时听不听毛主席的话，执行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是判断是非、真假、美丑、善恶的最高标准，人人都必须接受这种检验，从普通老百姓到国家主席刘少奇概莫能外。

文化大革命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有三大"成就"：

（1）由政府挑动民众"武斗"，让民众的道德败坏；（2）文化大革命还有一个伟大的功绩，就是想斗谁就斗谁，想抄家就抄家，无法无天；（3）破"四旧"造成大批文物古迹损毁。比如，1966年秋冬之交，首都红卫兵四大领袖之一的谭厚兰，率北师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在天安门广场誓师后，从北京南下，杀到孔子的故乡曲阜，造孔家店的反，谭厚兰们联合当地红卫兵，发动农民，召开了10万人讨孔大会，向全国散发了《讨孔宣言》、《给国务院的抗议信》等，会后游行开始，向孔林进军，火烧孔像，刨平孔坟......这件事后来被称作发生在孔子故里的讨孔事件。

文革的批孔，对忠孝仁义的封建道德也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但是，文革却有一个最最恶劣的影响：那就是史无前例地强化了专制核心，让独裁思想披着崭新的名词大行其道，以为对伟大领袖的无比忠诚，就是在和旧制度旧思想决裂。愚昧、狂热、破坏和混乱是文革的主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专政论最核心的糟粕就是对专制的绝对服从，对唯一的权威的顶礼膜拜，对全民思想的绝对统一。因为有了这个核心的糟粕，才使我们的文化毒性十足，以扼杀个体的尊严和自由为天经地义的权力，以顺从赞美最高统治者为压倒人性的美德。不管有多么美妙的文字游戏，终究像做工精美华丽的绣花鞋，裹着的依然是畸形而骇目的摧残结果－－小脚。因为惧怕真实的样子，所以费尽心机地在鞋子的花样上下功夫。以为只要鞋子美轮美奂了，裹着的脚自然就和鞋子一样美了。

文化大革命更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化的大覆灭。知识分子又回到了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错写一个字的黑暗年代，比帝制时代更加令人恐怖。无论是自由主义倾向的、保守主义倾向的，甚至在新文化背景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还是参见过长征的、在延安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战争年代共产党的理论家，几乎全部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重者整死，轻者坐班房、下放劳改。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政治迫害也越来越残酷，党内的斗争大家有目共睹。最后的结论是，除了毛泽东以外，他的绝大部分同事都是反动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被宣布为战无不胜的思想。从这个过程中，我们看不到毛和历朝历代的皇帝一样，惟我独尊，说一不二，绝对不容异见，毫不留情扼杀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在这个方面，他的"丰功伟绩"比任何一个皇帝都不逊色。

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为了革除旧文化的弊端，倡扬一种新的文化，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做为一个崭新的名词来清洗人民的头脑，恢复并强化人民的独裁情结，从而使他的为所欲为在全国人民的齐声欢呼中显得正义而伟大。几亿人只要有一个人的思想就够了，只要有一本"小语录"就行了，要听他老人家的话，按照他的指示办事，做他的好战士，他老人家挥手我前进，中国人都成了愚民、白痴，而野心家则利用人民的愚昧无知为所欲为。

文化大革命狠批资产阶级人性论、人情论。世界上最纯洁的是无产阶级感情，是党性。对待阶级敌人、封资、修、地、富、反、坏、右，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什么亲情，难道革命者还讲儿女私情吗？

革命者只懂得党的恩情、领袖的恩情，其他一切都是腐朽的反动的东西，要彻底革它的命。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要天天讲，年年讲。与人斗、其乐无穷，哪里还能讲半点人性情感，那时的中国人都被改造成了六亲不认，不谈爱情（起码当时不敢公开谈），冷漠无情、残酷凶狠、禽兽不如的人。

中国本来是一个最讲道德的国度，几千年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强调的就是一个仁义道德，到了文化大革命，传统的道德受到了彻底的批判，而西方的道德又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更加反动，也要彻底批判，新的道德也无法凭空建立，最后造成了道德的彻底缺失。中国再无道德规范可言，剩下的只是斗争哲学，阶级性、党性原则。"卑鄙成了卑鄙者的通行证，高贵成了高贵者的墓志铭"。到今天什么诚信廉耻、什么正义礼让、统统见他妈的鬼去，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无耻的时代，再加上邓小平的"猫论"盛行，由阶级斗争转为利益之争，唯利是图、勾心斗角、贪污腐败、坑蒙拐骗、抢劫杀人、黄黑白盛行，不择手段，无恶不作。中华民族的仁义道德以及人类的普世的道德观又不认同，真不知无耻到哪天才有尽头。

对于每一位中国人来说，邓小平的名字意味着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正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发生了变化：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封闭半封闭型社会转向开放型社会。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这一论断本身包含了三层含义：一是邓小平理论在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二是邓小平理论是植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继承了部分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三是邓小平理论呈现出一些的时代特征。如果说，毛泽东思想只是毛泽东让马克思列宁主义披上中国文化的外衣的话，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部分文化思想，不过是非常糟粕的部分，所以不能说邓小平是中国优秀文化的忠实传承者而应该说是中国文化糟粕部分的传承者。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一系列重大事变给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和国家主权与安全带来了严峻挑战。邓小平提出了"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邓小平如果没有对民族文化的认识,是不可能用"韬光养晦"这种充满民族糟粕的语言来表达其战略思想的。韬光养晦，是汉语的一个成语，主要是隐藏才能，不使外露的意思，韬光是隐藏自己的光芒，养晦是处在一个相对不显眼的位置。

韬光养晦还包括谦卑的意思，就是甘愿让对方处在重要的位置，让自己处在次要的位置。因此，韬光养晦是一种生存策略。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这个成语被邓小平拿来，阐述中国在当时情况下的外交战略方针。这一思想，其根本点是要寻找有利时机，发展和壮大自己；是要审时度势，争取主动，独立自主；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旗帜不倒，增强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这里充满狡诈阴险，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一系列重大事变给已宣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制度和一党专政的破产，这时应该做的事是实行市场经济和政治上的民主化，但他却在绞尽脑计如何去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不愿跟随历史前进。美国政府在2003到2009年有六个年度的中国军力报告中，都把韬光养晦翻译为hide

our capabilities and bide our

time意思就是掩盖自己的能力，等待时机东山再起。此后，国外还有一些英文书籍或者是文章，进一步翻译成隐藏能力假装弱小，或者叫做隐藏真实目的，或者是隐藏野心收集爪子等等。其潜台词无外乎就是说，"韬光养晦"是中国在特定的内外形势下，所采取的一种权宜之际，是在隐蔽自己的真实意图等待时机成熟再出手。

历史上最有名的有关"韬光养晦"的典故，则出自《三国演义》。其中第二十一回"曹操煮酒论英雄，关公骗城斩车胄"载："玄德也防曹操谋害，就下处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以为韬晦之计。关、张两人曰："兄不留心天下大事，而学小人之事，何也？"玄德曰："此非二弟所知也"。两人乃不复言。"一日，曹操摆下酒筵来试探刘备的野心，问刘备天下有哪些英雄，刘备列举了当时叱咤风云的一些人名，就是不提自己。《三国演义》载："操以手指玄德，后自指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玄德闻言，吃了一惊，手中所执匙箸，不觉落于地下。时正值天雨将至，雷声大作。玄德乃从容俯首拾箸曰："一震之威，乃至于此。"操笑曰："丈夫亦畏雷乎？"玄德曰："圣人迅雷风烈必变，安得不畏？"将闻言失箸缘故，轻轻掩饰过了，操遂不疑玄德。

中日关系因为钓鱼岛事件日趋紧张，对于钓鱼岛的问题，中方根据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方针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处理原则。然而事实情况是，争议并没有搁置，共同开发变成了他人独占开发。如果中国继续坚持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方针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不仅会造成日本事实上对钓鱼岛的控制，无助于争议主权的解决，也不能促使周边国家在和中国有争议领土问题上达成谅解和默契。反倒使这些国家以事实的先占行动，来回敬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导致这项主张成了约束中国自己的君子协定。

1992年初,邓小平在珠海视察中讲到家庭承包问题说:"家庭是个好东西,都搞集体性的会带来社会问题。如养老问题,现在老年人多了,光靠社会不行。可以让家庭消化。""中国文化从孔夫子就提倡赡养老人。孔夫子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社会上要讲修身、修养、持家,既修身又持家,就能治国平天下。"他还强调,我们国家七八千万残疾人,全国多少老人,哪个家庭都有老人,这些都是靠一家一户照顾和养活的。我们不能学外国搞福利社会。古时讲家庭赡养老人，那是因为那个时代国家是帝王的私产，朝廷不愿出钱养老人是帝王自私的表现，现在世界大多数已经进入民主时代，国家是人民的公产，公民的养老问题应该是政府考虑的事，但邓小平还是把国家当成中共的私产，不愿出钱给公民养老，便拿古人的话来支持自己的谬论。他说，他们已受到很大困扰,靠高税率来保证其福利,但由于高税赋本国生产积极性又受到影响。所以,不能走这条路,还是孔夫子说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道理。这不是继承文化糟粕还是什么？

还可从邓小平使用"小康"一词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这件事上,看到传统糟粕文化对他的深刻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小康"是古代儒家提出的仅次于"大同"社会的一种理想社会模式。实际上,指的就是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之治。邓小平注意到了"小康社会"的群众基础和文化影响。他第一个提出用"小康之家"来说明当代中国在解决了温饱后的第二步发展战略目标。这种表述把几千年来人们追求的那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社会,一下子改造成了中共的可以实现的阶段性的奋斗目标。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之治是什么啊？在政治上是君主专制统治，在经济上是井田制，基本的阶级和阶层有官僚、奴隶主、奴隶和平民。邓小平心目中的现代化社会就是这么个样，要不他不会提出猫论，提出先让一些人富起来，让一些人通过手中掌握的公权力发家致富，使一些人包括他的家庭成员成为权贵阶层，并设法使到中共的子孙永远轮换掌权。

邓小平作为民族文化的糟粕部分的传承者,在创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把民族的糟粕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联的东西,吸取了丰富的毒素,从而使其理论创造具有了华丽的中国文化外衣。

邓小平在如何继承传统文化的糟粕方面,虽没有专门和系统的论述,但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一些明确的原则性意见。从邓小平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和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具体实践来看,邓小平理论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糟粕文化的基本特点可概括为"继承、转变、不超越"六个字。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了灿烂的民族传统和伟大的民族精神。在进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邓小平是非常重视继承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但他继承的是传统文化的糟粕部分。传统文化中封建残余影响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从政治生活方面来说,主要表现在以家长制为特征的封建宗法残余影响上，邓小平对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残余全部继承。

邓小平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糟粕的同时,也对传统文化中那些精华进行了变革。事实上,邓小平对传统文化的扬弃,主要是通过观念更新来实现的。正是通过观念的更新,邓小平理论实现了对几千年流传下来的那些优良的传统观念的大转换。邓小平对传统文化观念更新的内容很多,我们不可能作全面而系统地阐述。这里仅从处理义与利的关系方面作点说明。中国传统义利观有其合理的成分,如孔孟主张见利思义,先义后利,不义之财不可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改变了传统义利观的。他的猫论就是最集中的表现，不管义不义把钱弄到手就是成功。

邓小平对传统文化的转变,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如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禁欲主义与幸福主义、民本主义与人民民主、道德至上与修身养性等等。可以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理论既吸收了中华文化中糟粕的部分,又转变了中国文化中具有历史永恒性精神。

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一些固有的传统价值观念越来越与现代化发生了深刻的对抗和不协调,行进在现代化大道上的当代中国面临着如何使传统观念与现代化相适应的问题。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也就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进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观念发生了并正在继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传统的小农观念正在被现代的市场观念所取代,传统的宗法观念正在被现代的民主法治观念所取代,传统的恋家情结正在被现代的开放观念所取代,传统的奴性意识正在被激活的主体意识所取代,传统的蒙昧观念正在被新兴的科学观念所取代,等等。在中国传统观念的现代转型或者超越中,中国人开始确立起了自己的主体意识、市场意识、消费意识、幸福意识、法律意识和科学意识。这些意识相互呼应,相互包容,形成了一个从传统观念向现代观念大转变、大发展、大超越的生动景象。所以89年"六四"的时候，人民走上天安门广场，要求自由、民主和法治，邓小平却坚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治和政治专制主义，坚持马克思列宁的专政理论，对学生进行了屠杀，不愿意超越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糟粕。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机遇与挑战并存，任何一个国家决不可能因为挑战和风险的存在，便消极回避并游离于全球化之外。孤立自己是没有出路的，明智的选择便是采取积极措施主动迎合全球化的到来，并融入全球化的洪流之中。那么，何为"积极措施"和"主动迎合"呢？那就是应该采取"和而不同"的方针，在保持自己民族特色的情况下，去主动参与全球化的竞争和发展。"和而不同"是孔子提出的一个哲学命题，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历史的发展具有延续性，中国的今天是由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中国人民常常为此而感到自豪。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不可能由社会的外部向内部作直接的嫁接和移入，而必须植根于本民族之中。所以，每个民族的发展，都面临一个继承和发展本民族文化传统的问题。中国现代化建设更是如此，所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和大力弘扬，乃是建设有中国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如今其他文明已不同程度地衰落下去，而中华文明则在延绵五千年的辉煌发展历史之后，至今仍在发扬光大，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而创造这一奇迹的是伟大的中国人民。当今，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又是为了更好地把这种奇迹延续下去。但中共是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入侵基本上破坏了中国优良的文化传统，中共的领袖表面是在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实际上是破坏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他们或者是直接破坏优秀的传统文化，或者是传承中国文化中的糟粕部分。我们现在到底怎么办？

2011-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