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网上发表了三篇关于中国国家富强和现代化目标的文章，已经论述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最主要目标是大多数民众的“共同富裕”，指出如果大多数人民不富裕，中国国民经济不可能繁荣，即使真的繁荣了，也不能是“以人为本”的，也不可能是长期持续高速发展的。二是国家整体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的前提是“人的现代化”，是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和发展。
本文的主题是：无论是人的现代化，还是经济现代化，都必须先有制度现代化的保障。没有现代化的制度保障，其它领域的现代化都只能是空中楼阁，既无法持久，也无法完善。
在中国现代化发展目标的创始人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老人家的理论中，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过程是模糊的，是“摸着石子过河”、是“不争论”；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却是坚定不移的、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走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既然要“走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就必须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制度模式 。
本文对市场经济制度的先进性、科学性不展开论述，这个问题在中国30年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及其所取得的空前成就，就是最有力的“实践证明”，中国的极左派对市场经济的攻击的言论，既毫无道理，也不堪一击。
本文着重论述和批判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界以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自命，对市场经济的扭曲的理解和解释。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界认为，只要是市场决定的，是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就是正确的、科学的；对市场自动调节之外的政府干涉，都是错误的，都是有损效率的。
但事实上，市场交易不但需要自由、自觉和自愿，而且必须供需自然、自动地平衡，否则，价格就是扭曲的，市场调节也会出现问题。但恰恰是因为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永远过剩，追逐廉价劳动力是资本的原始本性，一旦在某一经济区域出现劳动力紧缺，资本也会外流追逐廉价劳动力；至少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我们还看不到劳动力紧缺的任何迹象。
其次是资本，或者说是物化资本的资源，永远紧缺。而且这种物化资本和资源的紧缺趋势将会越来越严重和明显。虽然这种人口过剩和资源的短缺并不一定会直接影响其它商品市场，比如，穷人虽然急需商品，但因为没有钱，就不可能形成购买力和市场需求；而且，在一般商品市场上，就是存在一定的货币购买力不足和某商品过剩的情况下，市场也会自动地通过过剩商品的价格趋低，来减少供应和遏制过剩，自动、自然地恢复供求平衡。在这方面，也仅仅在这方面，市场确实具有一种公平和效率的发展趋势和倾向。但是，但在劳动力市场上，由于劳动力受到生存压力的迫胁，只要能够维持生存，无论工资如何不合理，如何地低廉，劳动者不可能拒绝。因此，劳动力过剩就不可能减少和好转，纯粹的市场调节不可能通过劳动力过剩造成的低工资而减少劳动力供应，使劳资之间的供需自动恢复平衡，从而进一步使劳动力价格也恢复平衡。所以，在纯粹的市场环境中， 劳资间的供求不平衡是永远的常态，导致了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上永远的强势地位，劳资之间的交易就不可能真正地自由、自觉、自愿和公平。劳动力的低工资永远是一个扭曲的市场价格，是一个市场无法通过自动调节实现供需平衡的“常态”。
在这里，所谓工资不合理地低廉，是相对于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成果而言，虽然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现实中，不可能有一个精确地计量劳动者个人劳动成果和劳动生产率的标准，但是在理论上，劳动者的工资应该和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成果相适应，这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则。如果我们承认这一原则，那么，在劳动力市场上，资本紧缺造成的强势和劳动力永远过剩造成的弱势的交易价格就既不可能是自由、自觉和自愿的；也不可能是公平的、合理的、正确的。因此主流经济学界认定的自然的市场交易结果就是正确的、合理的、公平的观点就不攻自破。
正因为这个劳动力市场上的交易的不公平，从而引发一系列的弊端：一是严重影响和遏止了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能动性。二是劳动者的贫困制约了他们极其子女接受教育和再教育的经济能力和教育程度，从而进一步制约了劳动者综合素质和劳动能力的提高，并因此而制约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和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而相对来说，劳动力综合素质是决定国民经济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三是制约和遏止了消费需求的发展，加剧了“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市场规律。并进一步造成了纯粹的市场经济中必然具有的那种总需求不足的生产过剩危机。四是长期的资本非正常的超额利润，就会培育和产生大企业的垄断。五是，最主要的，就是将造成社会贫富严重地二极分化，进一步危害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正是因为这种市场经济的固有弊端，劳动力不合理的低工资引发和造就了纯粹的市场经济中的其它弊端：贫困、垄断和生产过剩的倾向。因此，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市场经济不可能仅仅依靠自身力量来完善地调节经济和促进经济高速持续地发展，市场经济必需政府恰到好处的宏观调控来辅助。
正因为上述纯粹的市场经济中固有的贫困、垄断和生产过剩的倾向和弊端。那么，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和范围，也就是调节总需求、调节收入、和反垄断措施。
首先是政府必须进行恰到好处的“劫富济贫”的收入调节。
一是，政府必须适当制约资本的强势，辅助劳动者的弱势，来创造一个相对公平的劳资竞争的市场环境，并以此来调节和加强一次分配中的公平性。比如，以法律形式规定与本国或者本地区劳动生产率向适应的“最低工资”、允许和培植劳动者自由组建的、真正属于劳动者自己的工会，使劳动者能够以集体的力量介入工资谈判，维护和捍卫自己的利益，等等。
二是，运用税收收入和适当的福利支出，在二次分配中加强收入公平的调控。福利支出的力度，必须和国家即时的客观经济实力相适应。
当福利制度刚起步是，可能确实只有对最底层的弱势群体的救济的一种功能，但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加强，福利制度的范围和功效也在同步发展，它由一种对贫困的救济，逐步发展到了对社会经济效率的促进，也就是从兼顾公平，发展到了在兼顾公平的同时兼顾效率。
比如，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对社会教育和医疗的投入，已经都大大地超越了“救济的”性质，几乎是一种全民性的享受。好多经济收入对这方面完全有支付能力的中产阶级也在教育和医疗福利的享受范围内。为什么？就是因为政府理性地理解“教育”对整个国家各方面的发展都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因为全员综合素质将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但是，强制性地规定每个家庭必须拿出一定的收入来实现子女的高水平的教育，不一定符合宪法规定。所以，只能有公共财政来承担这方面的费用，以便鼓励国民尽可能地接受高水平的教育。而这样的一种教育的普及，也就是提高和促进经济效率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最强劲的力量。这也是为什么北欧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福利经费甚至超过国民收入的一半以上，但他们国家的经济活力和创新能力还是名列世界前列的根本原因。因为高水平的教育和医疗等福利普遍地提高了全民的综合素质和劳动能力，弥补了高税收对国民经济的不利因素。
而且，根据高福利的北欧国家的实践经验证明，福利制度的功效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对贫困的救济”，福利制度通过对教育、医疗卫生和住房等方面的投入，对提高全民综合素质和劳动能力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但弥补了福利制度产生“惰性”，并以此促进和推动了国民经济和生产力、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和提高。最重要的是由于福利制度提供了全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消费和内需的提高，也一举二得地制约和遏止了总需求不足造成的生产过剩危机。这也是为什么北欧高福利国家能够使他们国家的经济竞争力持久地保持在世界前例的根本原因。
另外，相对完善的福利制度也是促进消费，提高内需的最有力措施，在当前中国内需不到GDP的一半的严重不足的客观现实中，进一步完善福利就更为紧迫。
三是，由于在纯粹的市场经济中，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处于绝对的弱势，所以客观上要求政府支持。这种支持，是必须建立在完善的民主和法治的基础上。而且这种民主和法治又必须是相互依赖，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互为条件，互相制约，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如果没有民主制度的保障，在人民群众民主监督缺位的情况下，绝对权力的腐败和资本的贪婪，两者损害的都只是民众的利益，其他的一切权力载体，不管怎样分权制衡，都是潜在的腐败和既得利益的获利者，出于人的自私本能和本性，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种贪腐的原始冲动。所以，民众民主权利缺位的情况下，三权制衡就完全有可能变成三权联合制腐。因此只有主要受害者的民众对政府和资本的监督和制衡才是“私有制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制度的‘必要条件’”（当然也不是充分条件，还必须其他条件的辅助。）因此必须在制度上赋予广大劳动者完善的民主权利，使劳动者能够通过全民普选、言论自由、司法独立、三权制衡等原则，通过公平、公正和公开的程序，制约和制衡强势的资本对政府的牵制、并防止资本和权力的勾结，有效地保证弱势的劳动者的利益。同样，如果没有法制的保障，民众就不可能具有完善的民主权力。就算是口头上的民主承诺，也不可能有实质上的保障。
就中国目前的虽然分配现状来说：中国改善弱势群体的收入的成本必须向绝对权利的既得利益要财力；中国在近期之内，如果不能对制约绝对权力的腐败和既得利益有实质性的突破的话，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将凶多吉少。而且国际、国内的各种尖锐矛盾留给中国决策者的时间确实不多了，这决不是危言纵听。
其次是政府必须采取恰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平衡总需求和总共给。
第三是政府必须进行反垄断立法，并以法采取反垄断行动，来保持市场的有效竞争和公平竞争。
因为，政府宏观调控的后二项主要是涉及理论性、技术性问题，在制度方面涉及面并不广泛，所以本文不再展开详细讨论。
综上所述，所谓中国现代化的制度保障，也就是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制度体系。所谓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制度体系，不仅仅是经济上公平、自由、自愿、自主地交换的保障，还包括完善的民主宪政制度、法律制度、福利制度和反垄断措施等等。
就中国的现状来说，虽然市场经济的制度体系已经基本确立，但在很大程度上、在很多领域里还是非常地不完善的。究其根源，就是中国有权、有势、有钱又有关系的既得利益群体，肢解和扭曲了市场经济完整的制度体系，把对他们有利的原则“拿过来”实行，以种种理由和借口拒绝执行对他们不利的市场原则。比如所谓的“中国特色”就是他们最常用的借口。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那里有什么“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就算中国有特殊国情，这种国情也必须服从市场经济规律，也就是，必须以中国国情服从和适应市场经济规律和游戏规则，而不能扭曲市场经济规律和游戏规则来适应中国国情。只能在坚持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原则和游戏规则的前提下，才能兼顾“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
从根源上说，中国社会中最严重、最致命的二大问题：恶性腐败和贫富悬殊，就是人民群众缺乏完善的民主权利来监督和制衡公共权力，来争取和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其根源，还是市场经济的制度体系不完善所致。
2008年4月8日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