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边照片上是一张略显稚嫩的脸（详见右图），但在三年前，他已经扛起了枪，参加了一场震撼世界的辛亥革命，他就是毛泽东———据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这张照片摄于1914年春毛就读于湖南长沙师范学校之时，是目前所见毛泽东最早的照片———1911年的那个10月末，18岁的他毅然弃笔从戎，在长沙的一座兵营里度过了半年。

几天后，一个比毛泽东大6岁的青年，作为一支敢死队的队长，带队攻打浙江巡抚衙门，大获全胜。他后来曾被毛泽东称为“老朋友”。他是蒋介石。

那年秋天，在大时代面前，两人都还是默默无闻的热血青年。

但时代激流的闸门已经开启。他们从此以探索的心态审度天下大势，直至游弋其中，把脉航向。他们怀揣各自匡世济国的蓝图，在革命中相识，甚至熟悉对方。但历经茫茫世事的潮涨潮落后，他们几经碰撞，最终走上不同的道路。

列兵与敢死队长的1911

1911年的那个秋天。

武昌起义后，湖南也发生了新军革命。革命形势活跃，当兵成了潮流。

当时在长沙湘乡驻省中学读书的毛泽东，听了一个革命党的演讲四五天后，在长沙加入了新军，被编入湖南新军第25混成协第50标第1营左队，当了一名列兵。在《毛泽东自传》中，毛泽东谈到了他的战友，“我同队中有一个湖南矿工和一个铁匠，我极喜欢他们。”里面提到的铁匠叫朱其升，是湖北大冶县人，于 1956年去世。

近日，朱其升的女儿朱从清在武汉的家中，向南都记者讲述了他父亲当年与毛泽东一起当兵的事：“我父亲当新兵比毛主席早一些。当时（毛泽东）参加部队要人担保，这时候我父亲说：”毛润之，我做他的证人。‘毛主席当兵的时候是一个学生，没有被褥，就和我父亲一个床睡觉。我父亲写信给我爷爷，都是毛主席代笔写的，这些信现在都没有了。抗日的时候，我父亲修过枪支，打过铁，但他是修油布雨伞的伞匠，不是铁匠。解放后，到处有毛主席的相片，我父亲说：“毛润之就是我的战友！’我妈妈说：”你别瞎说，人家可是中央的主席！‘后来（朱其升辗转联系到了毛泽东）毛主席寄给我父亲200万元（折合新发行人民币200 元），相当于他的半个月工资。“

朱从清还向南都记者讲述了一个细节：“我父亲属于骑马打仗的骑兵，块头很大，身高1米75以上。”朱从清的回忆，来自于其父朱其升的讲述。如果朱其升在辛亥革命那一年是骑兵，那么与他同处一队的毛泽东也应该是骑兵。但记者查到，史料中有“步队第五十标第一营管带官”的说法（《军机处录副档》，《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第二辑《清末新军编练沿革》，第215页），可知毛泽东所在的部队为步兵。

辛亥革命时期也是个思潮活跃期。在军营中，“报癖”毛泽东从报纸上接触到了“社会主义”这个名词，也读到了江亢虎撰写的社会主义小册子，还和其他士兵激烈地讨论社会主义。

据石功彬《毛泽东与一位普通铁匠四十年的兄弟情谊》一书记载，参军期间，毛泽东还参加过两次军事行动。其中一次，毛泽东和朱其升在丛林中突遇一颗子弹，朱其升凭经验抱住毛泽东往旁边一滚，只见他们藏身的松树枝桠都被弹片劈断了。

毛泽东对辛亥革命时的战友很有感情。数十年后，他在给战友之一毛煦生复信时，还问道：“毛紫奇（应为毛子奇，当年毛泽东所在新军的辎重营营长）尚在人间否？”（《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140页）

1912年2月，清帝逊位后，毛泽东退出了新军。“他认为革命变质了，就退伍了。”原湖南省毛泽东研究会秘书长、参与《毛泽东年谱》审稿的唐振南告诉记者。

武昌起义爆发后，浙江人蒋介石的革命行动更为直接。这一年，按照规定，在日本留学的蒋介石在所在的野炮兵联队实习期满，年底就能升入日本士官学校。但蒋介石响应革命引路人陈其美的号召，脱下日本军装，回国参加行动。

1911年11月，蒋介石受陈其美指派到杭州准备起事。当时，江浙受革命党人经营多年，已具有了革命的基础。11月3日夜，作为敢死队队长的蒋介石，带队攻打浙江巡抚衙门，作战勇敢，部队短时间全胜。随后，陈其美给了蒋介石第一个革命后的职务，沪军第5团团长。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溪口研究所研究员王舜祁近日告诉南都记者：“早年的蒋介石，受儒家教育，革命是从民族主义和爱国思想出发，经世济国，但革命理论谈不上系统。”

由旧学而新学的早年教育路径

辛亥革命前，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早年教育路径大体相似，都是由旧学而新学，吸收了零散的政治概念，但尚无系统理论。

小时候在韶山，毛泽东在私塾教育之外，偷偷阅读了许多关于造反的小说。毛泽东背着父亲阅读了阐述革新措施的《盛世危言》一书。也通过曾到过日本的教师李漱清，接触了戊戌变法这些与“四书五经”迥异的名词。从李漱清带回的书中，毛泽东了解到了一个孱弱的中国。1910年秋，毛泽东入读新式学堂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第一次接受了算术、地理、自然科学等内容。在表兄文运昌的帮助下，毛泽东阅读了许多康梁的著作，包括已经过期的《新民丛报》。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里面的华盛顿、林肯等人的事迹激发了毛泽东的强国思想。1910年，湖南各地闹饥荒，长沙米价飞涨，引起饥民暴动，官府残酷镇压，同情造反者的思想在他脑海中非常深刻。

如今，在蒋介石的老家浙江奉化溪口镇，完整保留着蒋介石的故居和家族院落。1887年出生的蒋介石七进私塾，他的老师毛思诚评价他：“（玩耍时）以讲舍为舞台，以同学为玩物，狂态不可一世；而一旦开始用功，则又专心致志，判若两人。”（《早年蒋介石》，第46页）十七岁那年，蒋介石第一次在凤麓学堂接受新学。1903年，他的叛逆性格显露，作为请愿学生代表，要求校方增加新学，放宽校规，改善伙食，惹得校方甚至要把他送到官府究办。大约在这个时期，蒋介石的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20世纪20年代的一份传记提到，蒋介石“年十五，觉新潮澎湃，非戡乱御侮，无以救国，乃立志习军事。”（《蒋介石的革命工作》，第2页，上海太平洋书店1927年印行，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期刊数据库）

1911年，毛泽东来到了大城市长沙，进入湘乡驻省中学。在这里，他第一次知道有孙中山和同盟会。四川、湖南等地的保路运动感染了年轻的毛泽东。他写下并在学校大门口张贴了生平第一篇政论文，设想了一个政府，由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唐振南告诉南都记者：“毛泽东当时还分不清革命派和立宪派。”为反对清政府，毛泽东作出了具有象征意义的举动：剪去了辫子。

由蒋介石本人改定的年谱记载，1905年，蒋在宁波箭金学堂，师从顾清廉读书，在这里，他读到了曾国藩的书，也读到了邹容的《革命军》，还有王阳明的《传习录》、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从这份书单也可一窥蒋介石日后的思想渊源。顾清廉对蒋介石的人生选择影响不小，“并谓青年欲大成求新，当出洋留学异邦。公默识向往，乃始发愤奋志于革命事业。”（《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0页）在顾清廉启发下，蒋介石两次去日本留学。1906年，蒋介石首次去日本结识了陈其美。1908年，蒋介石去日本振武学校学习军事，两年后毕业，分配到一个日本野炮兵联队实习。据说，在日本，蒋介石在陈其美的介绍下参加了同盟会，经常和同学一起议政，“大半光阴皆消耗于奔走革命，联络同志”。（《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5页）日本兵营纪律十分严格，无故不许擅离营房，蒋介石是否真的将大半光阴消耗于革命，有些可疑，尽管如此，他在日本的军事学习，还是为他在辛亥年的活动打下了基础。

活跃的师范生和革命者

辛亥革命并没有给毛泽东带来明确的人生方向。1912年，这个退伍军人进入了他的青年迷惘期。他曾在警察学校、肥皂制造学校等各类专业学校的广告间踌躇，也曾在图书馆内信马由缰地阅读亚当•斯密的《原富》等西学书籍。

1913年，毛泽东考入湖南第四师范学校（次年该校合并入湖南第一师范），开始了五年半的师范生生活，这是他最重要的一段学生生活。湖南第一师范旧址如今仍旧林木葱郁，但直接相关的原物只剩下毛泽东当年进行冷水浴的一口水井。湖南一师当时多达482条规章制度显然与毛泽东的个性不容。他喜欢自学，不喜欢上课，还大胆指称校长办学无能，差点被校方开除。这位活跃的学生，与同学一道发起成立了新民学会，关注、探讨社会前途。长沙青年毛泽东纪念馆馆长艾建玲告诉南都记者：“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期间，不谈金钱，不谈家庭琐事，不谈男女问题。他每天中午都去看报纸，一共读了五年半，家里给了160元，他每月用一元钱订报纸。”

在毛泽东进入相对安静的校园后，蒋介石则继续着革命行动。1913年至1916年，蒋介石跟随陈其美，参加了多次反袁军事行动，屡遭失败，还多次濒临险境。在革命之余，蒋介石读书相当刻苦，在1913年“阅《曾文正全集》毕，而两目成疾。”（《蒋介石年谱初稿》，第20页）到了蒋氏办黄埔军校，对曾国藩的学习落实在教学中。他“手抄曾文正嘉言录及整理精神教育录”，将《增补曾胡治兵语录》作为教材之一。他还将曾国藩的《爱民歌》令人谱曲，让学生传唱，这首长歌含“六项注意”，第一项便是“莫去人家取门板”。

杨昌济在日记中说他对爱徒毛泽东谈话：“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读书的《讲堂录》中就有一些曾氏语录。“将曾氏所倡导的立身行事的‘八本’，奉之为信条。”1915年，致函萧子升，称曾氏编纂的《经史百家杂抄》乃“尽抢四部精要”，“孕群籍而抱万有”，“奉之为国学津梁”（《毛泽东与中国文化》）。毛于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函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由此可见，青年时代的毛、蒋二人，对于曾国藩，都是比较重视的。

1913年12月，在陈其美的引见下，蒋介石见到了对他生涯具有决定性的人物孙中山。据说孙对蒋的第一印象是“一定会成为革命的实行家”。1914年的《浙江巡按使公署饬第三百八十四号：饬各属严拿逃匪蒋介石等由》提到，闸北巡警破获密谋举事者，审讯得知“此次谋乱，系蒋介石代表孙文主持一切”。（上海图书馆馆藏《浙江警察杂志》，缩微胶卷编号：J-4377/01帧：1171）日本外务省档案中保存由警方提供的孙中山在日活动的逐日报告。这个报告的 1914年7月3日记事，蒋介石随陈其美等到孙住所议事。此后孙蒋见面事多次出现。可知其时蒋介石和孙中山已有相当联系。

1918年，毛泽东从一师毕业后，当时出国留学成为青年潮流。他从事帮学生赴法勤工俭学的工作，但曾有留日计划的他最终没有实现，毛泽东解释说：“我认为我对于本国还未能充分了解，而且我以为在中国可以更有益地化去我的时间。”这一年，毛泽东受杨昌济推荐，去北京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临时雇员。工作时期，敏感的年轻人内心被刺伤：“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曾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在这许多人名之中，我认为有几个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景仰的人。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馆佐理员所讲的话。”（《早年毛泽东》，第19页）

五四前后都在阅读马克思

五四运动对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是一个思想震荡期。1919年，主编《湘江评论》激烈宣传变革的毛泽东，思想还在彷徨。他说：“当时我还在彷徨，还‘在找出路’。我读了几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和一个常来看我的北大学生时时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可能性。”在随后的1920年，毛泽东的言行也透露出对传统文化的某种感情。正是在这个传播“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时代，毛泽东去曲阜拜访了孔子墓，“我去看了孔子和门徒濯足的溪水，圣人幼时所居的小村，我看见孔子手植的树。”（《早年毛泽东》，第20页）

1920年，是毛泽东自己界定的服膺马克思主义的年份，“1920年夏，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早年毛泽东》，第22页）但事实上，仍有证据表明，他还“在找出路”，“他那时对一个朋友承认，他依旧不知道信什么。”（菲力普•肖特《毛泽东传》，第91页）

1918年的一段时间，毛泽东与张昆弟等人在长沙岳麓山半工半读，进行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实验，类似于日本的空想社会主义“新村主义”。1919 年，在日本的蒋介石则直接受到了“新村主义”的影响。近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在中山图书馆演讲时介绍：“蒋介石曾经想在家乡奉化做‘新村主义’的实验，也曾经很认真地阅读过相当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著作，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启发了毛泽东和蒋介石对苏俄的关注。1920年，毛泽东认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文明国”，并渴望到那里去实地观察共产主义。 1919年，已有充分革命实践的蒋介石学习了英语、俄语，预备留学。杨天石介绍：“从1917年到1923年，蒋介石用几年的时间学习俄文。我在斯坦佛大学访问时，阅读了蒋介石日记，发现在日记中，蒋介石写的俄语单词、词汇相当工整，相当漂亮。”蒋介石花了较长时间在《新青年》上阅读，也钻研过经济学和有关马克思的书籍。在1923年10月18日的日记中，蒋介石这样记载：“看《马克思传》。下午，看《马克思学说》乐而不能悬卷。”（《找寻真正的蒋介石》，第16页）

毛泽东从一师毕业的那一年，蒋介石开始投身上海的证券业，一直到1921年负债离沪，随孙中山从事护法运动。早期追随孙中山，蒋介石曾多次因为人事纠葛负气出走，尚未表现出政治城府，也没有被孙中山倚为左右手。1922年6月，陈炯明部兵变后，蒋介石收到了孙中山的急电，来到广州，在永丰舰上陪侍孙中山长达40多天。这次共患难的经历极大地提高了蒋介石在孙中山眼中的地位。

1921年7月，毛泽东参加了中共“一大”，两个月后成为中共湖南支部书记。1922年，受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1923年，在中共“三大”召开后不久，毛泽东加入国民党。当年9月，毛泽东回到湖南筹建国民党，使得湖南成为国民党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

1923年9月，蒋介石作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访问苏联。在苏联考察期间，蒋介石将不少时间花在了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相关书籍上。在访问期间，曾有人动员蒋介石加入中国共产党，但被他婉拒。在苏联的一次演说中，蒋介石有一段值得注意的演说：“民生主义是通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作为第二步，我们将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做一些事情。”（《找寻真正的蒋介石》，第116页）

1924年1月，毛泽东作为湖南国民党地方组织的代表，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大会选举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会后被派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蒋介石不是正式代表，但他列席了此次大会。孙中山这时任命他筹备成立黄埔军校，但他对孙多有不满，居然下令解散军校筹委会，跑回奉化去。

国共合作一开始就蕴藏着矛盾，两党的政治纲领和目标都有较大差异。随着合作的深入，矛盾不断展开。毛泽东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期间，受到了国民党右派的排挤，也受到经费的困扰。上世纪30年代，上海杂志一篇名为《毛泽东在上海执行部时代》的文章记载，毛泽东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时，“他办公的地方在环龙路（四）十四号，冷清清地，好像一所枯庙”。（上海图书馆馆藏《孤岛周刊》第一卷第六期，缩微胶卷编号：J-3590帧：0066）

1925年是毛泽东失意的一年。在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上，上一届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的他，连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也未当上。这一年8月，在家乡湘潭组织农民运动的毛泽东，受到了湖南当局的死亡威胁，逃离了家乡，辗转到了广州。

同期的蒋介石则处于上升期，1924年5月2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1925年，经过东征陈炯明，蒋介石声望迅速上升。1926年的国民党二大，蒋介石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继续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26年5月，《整理党务案》提出后不久，毛泽东辞宣传部代理部长职务，6月又被免去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职务。蒋介石不久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人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执掌了党政军大权。

国共合作期间的毛蒋交往

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早期交往一直吸引人们的好奇，但史料缺失。南都记者根据已有零散材料，对毛蒋早期交往作出大致勾勒。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副馆长龙剑宇在《毛泽东、蒋介石的人生道路》一书中推断：“毛、蒋两人一生中第一次见面极可能就是在这一年（1923年），因为6月中旬他们都在广州。”（第240页）若推断确凿，毛蒋首次见面时间应该是在1923年6月。

菲力普•肖特著《毛泽东传》（中文版）提到，1923年，在蒋介石考察苏联期间，毛泽东曾给他拍了一封电报：“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现在已经完全清楚了。”（《毛泽东传》，129页）但记者与原文核对发现，该说法系翻译笔误，原文中提到拍电报的人是“老密谋家”（the oldconspirator），指孙中山，因此并没有“1923年毛泽东给在莫斯科的蒋介石拍电报”这一史实。

1949年出版的《向毛泽东学习》一书记载，“当中国共产党和孙逸仙的国民党合作，扩充国民革命运动时期，毛泽东还在国共联合执行总部中工作。在这时期，他遇见了一个年轻的国民党领袖，像他自己一样，是个来自乡间的农家子弟，只是自负异常，野心勃勃地想要掌握住中国的命运。他就是蒋介石。”（《早年毛泽东》，第225页）这是一段语气比较确定的史料。根据文本信息，“毛泽东还在国共联合执行总部中工作”的时间，应该是1924年，据此，可以得知毛蒋较早并且较为肯定的见面时间，应该是1924年。这个推论也可以从毛泽东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获得佐证。1946年，毛泽东谈到，他“见过（蒋介石）。那是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漫话蒋介石》，1997年《党史博采》第9期，第34页）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正是1924年1月。

目前看到的唯一详述毛泽东和蒋介石早年交往的材料，是一位当年黄埔军校生的回忆文章，文章详述了毛泽东到黄埔军校讲演的往事：“毛泽东部长莅临黄埔那天……蒋介石亲到大门外码头迎接。……毛部长讲毕，蒋校长夫妇起立带头鼓掌，全体官生亦起立鼓掌，经久不息。毛部长微笑鼓掌答谢。蒋校长设宴款待毛部长后，又亲送至船码头告别，毕恭毕敬，其靠拢共产党，拥护三大政策，好像十分虔诚。”（转引自湖南省韶山管理局主办“天下韶山网”之“毛泽东研究论文库”，题目为《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恭听毛泽东讲演》）《毛泽东年谱》中没有提到这次演讲，但提到1926年9月3日，毛泽东“到黄埔军校讲演”。记者查阅《蒋介石年谱》，发现同期的蒋介石在北伐前线，并不在广州。因此，上述演讲可能是在北伐之前，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在广州的时候。1925年10月5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常务会议通过，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文章中提到“毛泽东部长”，可知这次演讲时间是在1925年10月5日之后、1926年蒋介石北伐出征之前的某一天。由上述文本信息得知，1926年前后，毛泽东与蒋介石不但相识，还相当熟悉。

根据《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十二日第廿四号），在1926年的国民党二大1月18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与蒋介石同时在场，第二项议程是《毛泽东同志报告宣传审查委员会决议案》，第三项议程是《蒋中正同志提出改良士兵经济生活案》。（《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378页）会议记录还显示，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言活跃，但没有任何蒋介石发言的记录。

1926年5月15日至22日，毛泽东出席了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但这已经不是一次团结的大会。在会议上，蒋介石向全会提出限制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

早期毛蒋交往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情节。1926年，身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柳亚子，计划“以非常手段”除掉蒋介石。柳亚子曾“与毛泽东同上茶楼细谈”，但毛泽东不同意，“而且认为这样会损害国共合作。”（《一代风骚———谈柳亚子诗事以纪念先生百年诞辰》，载于1987年5月28日《人民日报》）

毛蒋分道扬镳影响到历史走向

早年的蒋介石一度赞成阶级斗争。就任黄埔军校校长后，他支持孙中山的以俄为师的政策。1925年，在一次演讲中，针对容共政策，他也谈到：“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利害是完全相同，没有什么冲突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110页）

坐大的蒋介石逐渐感觉到共产党是潜在的威胁。中山舰事件后，毛泽东主张反击蒋介石。1926年，蒋介石提出了《整理党务案》，毛泽东主张“坚决顶住”。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表决《整理党务案》时，毛泽东没有举手。蒋介石还设想取代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指导。但这时，蒋介石主要想和共产党争夺革命领导权，而不是纲领之争。

蒋介石和共产党在“扶助农工”问题上存在分歧，但谈不上致命。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深入，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大致处于同一阵营。蒋介石多疑的性格，促成了他的紧张情绪。在1926年11月上旬，“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在武昌的一次军民集会上出现。之后黄埔学生中间也发出反蒋言论。在当时的情势下，蒋介石强烈怀疑中共为幕后推手：“从中C P或有作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160页）此言已经包含不祥之兆。

迁都之争时，权力斗争白热化，蒋介石和中共以及国民党左派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蒋介石也担心群众冲击租界，破坏他和列强的关系，进而动摇他在江浙的权力基础。这一切矛盾终于在“四一二”政变中达到顶峰。根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27年4月12日这天上午，毛泽东在汉口出席了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下午，无线电传来了政变的消息。6天后，蒋介石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宣布武汉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一切决议为非法，公开通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一百九十三人，其中包括毛泽东。

曾勤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蒋介石，终于和中共分道扬镳。毛泽东与蒋介石，这两位曾经沐浴过辛亥革命“洗礼”的人，最终走向不同的人生道路。这种个人道路分化，是20世纪早期大的政治分化的缩影，也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历史走向。来源: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