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中国政治改革常识》

“神州火似荼，奇文愧烂书”：谨以此文献给共和国六十华诞。

——题记

一、引语

前面，业已就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改革的实质内容进行探索研究，提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总病根，在政治哲学、政治体制、政治治理三个层次上分别是“权力道德化”、“计划政治”、“集权治理”；因此，我开出的处方也分别是“权力唯物论”、“市场政治论”、“分权自治论”。本文接着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改革的过程形式，即制度变迁作一大致分析。

二、制度变迁政治决策模型

政治发展是任何国家、民族、社会都经历着或发生着的客观过程，而制度变迁是政治发展的一特殊重要形式。其正如我在前面“权力唯物论”一章中所说：权力天然优越。由于权力运行与合法性、价值的权威分配、利益结构的重组密切相关，因此政治权力在政治发展进程中起着重要、主要的推动作用。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方式对国家进行政治整合，然后依靠整合后的国家权力来推动社会建设，表明在中国的政治发展过程中国家权力是制度变迁与路径选择的主导力量，拥有政治权力的执政党是政治发展路径选择的主导力量。新中国的政治体制安排使政治权力涵盖了国家、社会的各主要领域，国家政治体系的运转、社会政治生活的全过程直接受其主导，政治权力成为主导制度变迁的决定性引导力量。正是初始阶段国家权力对于资源的超社会分配，使国家政治权力及政治体系拥有对社会的绝对权威，这不仅使政治体系拥有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体制性基础，政治权力在制度变迁中对社会领域拥有资源调控与整合优势；同时也使社会具有了对政治体系、政治权力享有权威的道德与认知上的认同性。这一认同性前提使政治动员产生对政治权威的信赖与适应性预期的惯性，为制度变迁进程中社会普遍接受并贯彻执政党的政策奠定心理、认知上的基石。因此本文认为，正是在此认知基础与体制性基础上，中国现行的政治权力体系拥有制度变迁过程中维持良性路径选择的政治内化力。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量，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领导力量。而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就建立了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并先后建立起了若干个全国性群众组织，涉及工人、青年、妇女……不同的群体，党本身就构成了完整的权力体系，其组织结构的多功能以及社会条件都决定了她能够直接自身应对外部环境、自我发展并实现制度变迁。

相对诺斯深入分析了企业家、组织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后所指出：“组织及其企业家……是制度变迁的主角，他们型塑了制度变迁的方向”、“制度是社会博弈的规则，是人所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的框架。如果说制度是社会博弈的规则，那组织就是社会博弈的玩者”、“（政治的或经济的）企业家会运用他们的才能或默会知识来搜寻获利的机会，估计成功的概率，用组织的资源来冒险，以获取潜在收益”。（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第73页，刘守英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出版。“制度变迁理论纲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第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我更持这样的观点，制度变迁的主角是政治家，无论政治或是经济，改革还是革命。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南斯拉夫走过的制度变迁之路，便是一个微妙的范例：铁托是南斯拉夫的“邓小平”，兰科维奇则是南斯拉夫的“毛泽东”，不同的是在南斯拉夫“邓小平”强势，“毛泽东”弱势。其他人受累于制度，或心不及，或力不及。诚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从来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但它只是指决定历史的发展方向和相对于任何个人来说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永恒无限的。恩格斯在介绍马克思的历史观时就写道：“历史的进步整个说来只是少数特权者的事，广大群众则不得不为自己谋取微薄的生活资料，而且还必须为特权者不断增殖财富。”制度的变迁中，老百姓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即使历史上成功的农民起义背后也都有政治精英在领导。制度变迁主要取决于社会政治精英，是其组织和动员者。政治家精英们最重要、主要的作用是对实践与理论进行判断和选择。举例如汉武帝在中国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历史过程：汉初，统治者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惠帝四年（前191年）废除《挟书律》，进一步促使诸子学说复苏，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比较活跃，其中儒、道两家影响较大。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武帝即位时，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继位后，丞相卫绾奏言：“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得到武帝的同意。太尉窦婴、丞相田蚡还荐举儒生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褒扬儒术，贬斥道家，鼓动武帝实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议不向窦太后奏事。窦太后对此不满，于建元二年罢逐王臧、赵绾，太尉、丞相也因此被免职。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儒家势力再度崛起。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董仲舒指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使儒术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而道家等诸子学说则在政治上遭到贬黜。我以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间利弊得失，自是一言难尽。如法家曰“儒以文乱法”，即一语道出了儒家一味强调个体道德修养之要害。但于当时的政治现实却应是一种较正确的判断与选择，至于后来几千年中积累起种种弊端则要归之于没有与时俱进。还有郡县制、科举制、盐铁论之争、儒佛道之争、“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凡历史上之创制或改革莫不如此。毛泽东对政治家的作用也有过类似的表述：“他们好比是戏台上的演员，会唱，我们好比是观众，不会唱。但是，如果我们看戏看久了，那个长，那个短，就可以做出比较正确的判断。戏唱得好坏，还是归观众评定的。要改正演员的错误，还是靠看戏的人。观众的高明处就在这个地方。”（《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5页、3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主要撰写人之一的吴江教授说得更清楚：实践标准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道理很简单，因为实践自己不会说话，不会自动纠正错误肯定真理；实践永远离不开人，它对理论的检验是要靠人来进行，总是和人的主观判断联系在一起的。……哪一次实践，不是历经磨难，最终还是得由智者作出判断，作出裁决？（《同舟共进》1998年第10期，卷首语。）理论是思想家对实践之回应，政治家则对二者再回应。但理论上的各种学术观点往往截然相异，政治有真理吗？有！只是要经由政治家去判断、选择，并最终靠实践来检验。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就这样说的：“历史事件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权力。权力是什么呢？权力是民众移交给一个人的意志的总和。民众意志是在什么情况下移交给一个人的呢？在那个人表现全体人民的意志的条件下。”许多学者之间则往往勾心斗角，是自觉或不自觉的学术利益决定立场观点，其比政治家又少了政治责任与利益担当的压力制约及导向。现实中有多少“文曲星”，不过是“同党”们捧起来的而已，某类学者们实际上比政客更不值得信赖。这便是所谓的“文人相轻”与“党同伐异”。当然，真正有才华、有良知的学者不会在此列。

实践与理论之信息，二者均要能进入政治家视野，才可供选择和产生影响。英国军事学家哈特在《战略论——间接路线战略》一书中说：“历史已经证明，先知者对人类的进步起过何等重大的作用……这种真理而后的命运如何，则常常取决于另外一批人，这种人就是领袖，他们是哲学领域里的战略家，将力求使真理与人们所能接受的限度调和起来，他们在这一工作中的成就则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他们自己对真理所掌握的程度，二是他们在宣传真理时所具有的实际本领，先知者将会遭到指责，这是他们注定了的命运，至于这个指责能达到何种程度，那就要看他们在何种程度上完成自己的使命，一个领袖则不应该因此遭受指责，如果他遭受指责，正好证明他已经失败，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而其原因或是缺乏智慧、没有能力，或是未能认清自己的职能应与先知者有所不同。”而鲁迅则曾说过：“孔墨都不满于现状，要加以改革，但那第一步，是在说动人主，而那用以压服人主的家伙，则都是‘天’。”这“天”即理论也。制度变迁与政治家的政治决策相关，其整个过程则大致包括以下几步：（1）官僚机构层层对实践与理论政治信息的获取、筛选、传递。（2）政治家被动接收与主动获取实践与理论的政治信息，尔后根据利害算计进行判断和选择。（3）政治家之间的沟通、讨论、协商、酝酿和博奕、谅解、妥协、整合，最终形成统一；及政治家与社会民间的交流、对话与沟通。（4）政治条件成熟后，通过正规会议形成正式决策。（5）官僚机构层层对决策进行贯彻落实。（6）同一政治问题及决策之上述过程下一个循环往复，直至问题完全解决，决策完全定型制度化。定型制度化标志一个政治决策周期完结，在其后的实践中继续去接受检验，如此往复形成又一个周期更替。这里值得指出的是我国政治决策的起点上存在着大量信息失真。以信访为例，于建嵘在他的《中国的政治现实和我的梦想》中透露：河南省某县2007年1至3月，实际发生赴京上访25起65人，而进入登记的仅有1起，中央决策者最后获得的信息不真实。美国著名官僚制理论学家唐斯在《官僚制内幕》一书中早论述过：每个官员向上层传递信息都倾向于扭曲信息的真实度，即夸大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尽量减少或隐藏对自己不利的信息。而上层官员投入决策的时间和所使用的信息有限，每个官员各自的职能使得他们都只注意自己所关心的部分；制定决策所需信息的不充分与获得更多信息的成本高昂，使很多重要信息尤其是关于未来事件的动态的信息的缺乏，以致决策的制定面临着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媒体渠道之情况则更为复杂，理论在目前出版尚未真正自由的情况下“好酒也怕巷子深”，其最突出的是潜规则“马太效应”障碍，即注重的首先是什么人说，其次才是说什么。如上海“最著名”退休女工王炼利女士的一系列遭遇：她有次受邀参加中国房地产税务学术研讨会，在介绍与会者的资料上，她成了“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很多专家都称之为“王老师”，但当她发言完及时对身份更正后，专家们的脸变得比六月天还快；另一次她投稿给《南方周末》，记者真挚地说，好文章呀，如果吴敬琏写的马上就发了，可惜你不是吴敬琏。因此底层“草根”有价值的实践与理论信息往往传递不到中央决策者那里。不过也有例外，如何新，可那是他的观点直接遇到了高层知音。事实上，中国民间并不缺乏人才，但却很难进入体制并发挥作用。当前政治类网站上某些体制外或草根学者的文章表明：其政治水平甚至超越某些体制内者，他们应在未来的政治改革中占据不可或缺的位置。看来我们似有必要建立一种制度机制以保障上下政治信息的沟通。

上述由输入—转换—输出组成的政治决策过程，一次“输出”的结果反馈给政治系统又成为新的“输入”。这个时候，“输出”是一种特殊的刺激。政治系统与环境的反馈刺激形成一种互动局面，并呈多样化的反馈环。政治决策之人、事效应则有所分离，即使政策创新呈正向效应，也可能部分人受损或意识形态原因，而持反对；反之，呈负向效应，却也仍会有部分人受益或意识形态原因，而持支持。为了重新达致政治系统的均衡，缓减不满或削弱反对，不断创新和有效修正输出成为必要。新旧政策替代在初始阶段，旧政策占有绝对优势，新政策只能进行尝试性实验，逐步向旧政策“接触”、“渗入”，相对新政策来说，这一阶段是一个试探性阶段；在中间阶段，新政策和旧政策势均力敌，处于非合作博弈下的“摩擦”和合作博弈下的“磨合”状态，这一阶段是一个调适化阶段；在终点阶段，新政策占有绝对优势，旧政策终于消退，从而也是一个逐步定型制度化阶段。由此可见，政策转轨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有始有终的内部演化过程，其旧政策退出和新政策替代显然不是一蹴而就。旧政策维护者在相当长时间内会固守已有的思维模式反对创新，且还可能会对新政策实施作出种种阻碍，从而导致转轨成本增加甚至失败或难产。唐斯在《官僚制内幕》一书中曾指出：每个官员都对特定的政策和行动抱有偏见，即使他的职责要求它执行这些政策或行动，他仍旧会努力推行那些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和行动，反对或不履行损坏自己利益的政策或行动；每个官员增强自己的责任和接受有风险的职责的程度，主要取决于这样做能否帮助其实现个人目标。面对政策转轨的复杂性、艰巨性和系统性，作为政策创新者必须充分考察创新的边界与约束条件，选择合适的时机、方式、技术和策略，衡量比较创新的成本与效益，把政策转轨的成本降到最低，使创新效益得到最佳发挥。一般而言，一项政治决策越恢宏，上述过程越典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决策；而一些较简单的政治决策，如“恢复高考”政治决策，则迅速定型制度化，新旧政策斗争主要在决策前与决策中；第三种情形是复杂性介于这二者之间，如“家庭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政治决策，新旧政策替代也有一个过程，但时间较短。

三、制度变迁政治决策实证

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决策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效仿苏联而废除市场经济制度，全面建立起了苏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苏式计划经济制度刚一建立，其严重弊端就显现出来，国有企业完全变成了上级行政管理机关的附属物，人、财、物、供、产、销全都由上级行政机关决定。这样的“生产单位”失去了经营自主权和生产积极性，生产效率和服务质量急剧下降。面对党内外对苏式计划经济体制的批评，1956年中共八大决定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在坚持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对这一体制作出某些调整，适度扩大下级政府和国营企业权力。作为当时经济工作主要负责人的陈云提出，要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引入某些市场的因素，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主体，而按照市场变化在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不少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也向传统计划经济理论挑战，如孙冶方提出，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基础上；顾准则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进行研究和探索。作为党最高领袖的毛泽东却认为，苏式计划经济的弊病并不在于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而在于“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管得过多，统得过死，抑制了各级地方政府、生产单位和职工的积极性。毛泽东在“体制下放”和“人民公社化”的基础上，发动了“大跃进”运动，招致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争夺资源，经济秩序一片混乱，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和损失。但毛泽东将经济失败的根本原因归结于背离了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路线”，还竟然宣称“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要加以限制甚至消灭，于1966年又发动了“文革”。因此“文革”中便有康生在1966年12月4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从波兰情况看资本主义复辟，在工厂方面，关系很大，因为它是经济基础。波兰的情况是有三种经济，一是私人可以开工厂，私人可以开饭馆、旅馆、舞场，法律规定雇佣工人不许超过三个，但是学徒不算数。二是他们农业劳动合作社，形式是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农村的富农经济更突出，一个人可以有五十公顷土地。有的土地并不多，在郊区经营蔬菜、水果，可以变为百万富翁；三是国营经济，形式上是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他们除贪污盗窃以外，同国外有勾结，形式上是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国家，或叫新的资本主义国家。我感到我们的工厂，是否那样干净，我没有研究。要挖掉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根子，怎样搞文化大革命，林总讲的‘我们的经济基础是新的，上层建筑是旧的，不行。’这是对的。什么是新的？我看了《哥达纲领批判》和《国家与革命》，所谓新，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公有制。我们工厂里，旧的经济规律没有变的是什么？在交换问题上，商品等价交换规律没有变，工资仍是按劳付酬，资产阶级法权残余仍然存在。毛主席五八年就说过，要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没有很好的研究过这个问题。列宁说‘小生产者可以随时产生资本主义。’我们工厂资产阶级法权残余还存在，仍可产生资本主义。”毛泽东在1975年6月21日和柬共中央书记波尔布特的谈话时也说：“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相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可事实上“文革”最终使整个中国社会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1975年也出现过邓小平主导的改良式“整顿”。“文革”终结后，人民群众更希望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迫切要求加快经济发展和提高生活水平，朝野上下一致认为旧路线和旧体制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要求从变革中寻求出路，有效回应这种需求的政治压力骤增。

可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汪东兴等人仍在政治决策上坚持“文革”路线，提出了所谓的“两个凡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使中共一大批老一辈政治家都感到这样不行，开始积蓄力量，准备进行党内斗争。其间，中共老一辈政治家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罗瑞卿、王震、胡耀邦……之间进行了一系列的沟通、讨论、协商、酝酿和整合，最终形成统一；至于里面一些细枝末节，至今不得而知。1978年5月,胡耀邦以不同寻常的政治胆识,首先发起“真理标准”讨论,直接捅破了改革派元老和“凡是派”领导人政见分歧的窗户纸。胡耀邦过人的政治胆识背后,是对历史潮流的清晰判断。1978年5月10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首发，5月11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5月12日《人民日报》转载。“两个凡是”的倡导者们对此高度关注，5月12日当晚就有人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指责此文是“砍旗”，“犯了方向性错误”。紧接着，当时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在中宣部召开会议作严厉批判；华国锋也在胡耀邦面前直接点了吴江、杨西光、胡绩伟的名,严辞斥责有关“真理标准”的文章，而极力维护“两个凡是”尊严。邓小平等领导则避其锋芒，在合适的场合，以政治家的语言表述支持“真理标准”问题。邓小平说：“对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1978年下半年，各个地方，包括军队纷纷对这场争论作出反应，公开表明支持态度。同年11月9日，中央召开经济工作会议。按照华国锋的安排,会议将讨论农业问题以及明后年的国民经济安排等。11月12日,大会进入分组讨论。陈云在东北组分组会上,作了一个与会议主题无关的发言:为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陶铸、王鹤寿、彭德怀平反,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批判康生，公开挑起了当时最为敏感的政治话题,震动了整个会场。谭震林接着第一个在会上“放炮”,点名道姓批评“凡是派”中央领导,要求为“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等问题平反。聂荣臻、徐向前、康克清、萧克、马文瑞和万里、胡耀邦等人,要求澄清“文革”中的大是大非问题,平反冤假错案,解放老干部。11月25日起,许多人在讲话中公开把矛头对准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如卫生部部长江一真在西北组发言时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王震、徐向前、胡乔木、邓颖超、万里、习仲勋等人,发言批评“两个凡是”。这是一场关键的政治角力,前后持续36天,且斗争并不局限于会场内高层。会议期间,北京西单的“民主墙”也热闹非凡。场内高层斗争与场外民意,形成极有意味的互动。

经过上述这场党内斗争，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务实派，终于在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胜出，做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定。这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决策的判断和选择原点，即政治家们当时对实践与理论最初的第一个回应，从而也打开了经济理论界长期紧锁的闸门。1979年初，一些理论工作者几乎同时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张。1979年2月，由四川省计委、省物价委和省社科院联合召开了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西南财经大学教授袁文平在这次讨论会中提出并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主张我国“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四川日报》，1979年3月13日第三版。《试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财经论丛》，1979年2期。）1979年3月，于祖尧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文（《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3期。），也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和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张。１９７９年４月，在无锡召开的“商品经济与价值规律问题”讨论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刘国光、赵人伟提交的论文“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突破计划与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相互排斥不能结合的传统认识，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既不是互相排斥，也不是外在的原因所产生的一种形式上的凑合，而是由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所决定的内在有机结合。上述文章触及到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受到国内外各方面的重视，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对此，中国政治家中最早作出回应的是胡耀邦、邓小平。胡耀邦在阅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未定稿》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文章后批示：“这是一篇研究新问题的文章，也是一篇标兵文章，在更多理论工作者还没有下大决心，作最大努力转到这条轨道上的时候，我们必须大力提倡这种理论研究风气”。邓小平在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２６日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弗兰克·吉布尼时说，“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我们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但也结合市场经济。”

在稍后的探索中，政界、经济界和学术界对经济体制改革大致提出了四种可供借鉴的体制模式：(1)后斯大林时期的计划经济模式(改良的苏联模式)。以孙冶方、马洪、蒋一苇等学者为代表，主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给予企业更大自主权。(2)“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东欧模式”)。于光远、苏绍智等学者汲取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经济学的成果，对南斯拉夫、匈牙利的兰格-布鲁斯(Lange-Brus)“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实践作了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介绍。学者罗卫东和蒋自强也认为，“兰格模式”证明市场机制是中性的，本身无所谓社会性质之分，它可以被不同的社会制度所利用。(3)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东亚模式”)。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采用的威权主义政府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带有重商主义色彩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政府运用其产业政策和“行政指导”对经济进行协调、规划和干预。(4)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欧美模式”)。即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政府的基本职能是提供公共物品，而不是在市场上提供商品和服务；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会妨碍市场的有效运作并滋生腐败。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理论和改革进程的发展，由于“扩大企业自主权”政策措施未见成效及南斯拉夫、匈牙利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实践陷入困境，“改良的苏联模式”和“东欧模式”的影响逐渐消退，后两种模式占了上风。在后两种模式中，大致地说，东亚模式往往为官员们所钟爱。像邓小平就十分欣赏“四小龙”，特别是新加坡的许多做法。而欧美模式则为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所向往。虽然这两种模式在政府的作用问题上存在原则性的差别，但在当时计划经济还占有统治地位的条件下，这种差别并不显著。而且即使以自由市场经济作为改革最终目标的人们，也深受格申克隆(A. Gershenkron)等发展经济学家的影响，认为在落后经济的发展冲刺中，强有力的政府往往是利大于弊。于是，官方、学界人士对改革目标达成的共识，通过中共及政府的官方文件而成为有行政约束力的规定。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确定中国改革从以农村为重点开始向以城市为重点的战略转移的同时，也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或“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一改革目标。1985年中共全国党代表会议《关于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的建议》提出，要通过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经营者、完善市场体系和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等三方面互相联系的改革，力争在五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十三大之前，1987年2月6日，小平在同当时的几个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提出，不要再讲计划经济为主了。党的十三大因此则没有再讲计划经济为主，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认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但在80年代，“市场取向”的新政治决策与“计划经济”一度呈“双重体制胶着对峙”状态。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虽然在80年代中期就开始形成，但是改革的实际推进，仍然按照80年代初期的做法，以“增量改革”的方式进行。这就是说，对于计划经济原有的存量部分不作大的改变，改革着重在增量部分进行。如1985年1月国家物价局和国家物资局发出《关于放开工业生产资料超产自销产品价格的通知》，允许企业按市场价出售和购买“计划外”的产品，从此开始正式实行生产资料供应和定价的“双轨制”。它的具体的办法是，对那些在1983年以前有权取得计划内调拨物资的国有企业，仍然根据1983年调拨数（即“83年基数”），按照调拨价供应所需生产资料；超过“83年基数”的部分，则按照市场价格从市场购买。这是一种变通性制度安排，持续时间愈长，消极后果愈严重。意识形态方面也是一样。80年代前期，经济理论研究趋于活跃，对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以及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大讨论，澄清了一些被颠倒的理论是非，过去令人谈市场色变的“市场”开始堂而皇之进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大厦，对传统理论进行冲击。尽管如此，仍有人反对市场经济，说：“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的，应该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经济”是两个不同的命题，批评“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落脚点应放在计划经济上，而不应放在商品经济上。１９８２年９月初，为了探索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结合的途径，刘国光应邀为《人民日报》撰写了《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一文。文中提出在处理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时，应根据不同情况，对国民经济采取三种不同的管理形式，即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下的自由生产和销售。并指出，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这篇文章正好在十二大期间发表，由于其主张指令性计划范围在今后的改革中应逐步缩小，与十二大报告中肯定“指令性计划在重大范围内是必要的必不可少的，是完成与国民生计有关的计划项目的保证”的阐述有出入。因此，十二大文件起草组的部分人认为刘国光动摇了计划经济的原则，在权威报刊上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长篇批判文章，针锋相对地提出“指令性计划是计划经济的主要的和基本的形式”，“只有对重要的产品和企业实行指令性计划，我们的经济才能成为计划经济”。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人胡乔木，还为这篇文章的事情在１９８２年９月７日写信给人民日报领导人提醒说，发表这样的文章是不慎重的。80年代中后期，马洪突破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最大禁区，指出“在理论上承认计划经济的属性同商品经济的属性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在实践中是能够找到它们之间的结合形式和结合点的，而不是回到过去那种二者择一、非此即彼的老路上去”。可这又出现了认识上的新分歧。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的理解，有人认为它的侧重点在“有计划的”这几个字，所谓“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指存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把“计划经济”理解为这一范畴的主体;另一种意见认为侧重点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这一范畴的主体，所谓“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指这一主体的有计划发展。党的十三大上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并强调要“进一步扩大市场调节”。在这个背景下，有经济学家更进一步提出，中国的经济改革应明确是市场取向的改革、市场化改革。内容包括：企业应成为市场竞争主体，价格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价格体制，建立和发展包括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宏观经济管理要从直接管理转变为间接管理为主等。1988年广东经济学界围绕市场经济主题举行了系列研讨活动，并编成论文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在全国理论界产生重大影响。但针对这本书，曾有人指责说这是公开主张搞市场经济，就是公开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此外，由于政治改革滞后造成的权力腐败，使“市场取向”的新政治决策遭到严重扭曲，其本该靠及时推进政治改革来解决，却因为80年代未那场“民运”之干扰，打乱了邓小平的政治改革步骤，中断了政治改革的进程。

1989年由于“六四”以后的政治形势，情况更有些反复。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讲话中说：“以后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当时邓小平用的是“市场经济”这个词，他对市场的认识是很开放的，所以他讲的是“市场经济”，而不仅是“市场调节”。但出于某些原因，在公开这个讲话时就改成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没有用“市场经济”。从1989年“六四”事件到1992年十四大的几年，一直都用“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就基本回到了十二大时的提法。“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提法没讲计划与市场谁为主谁为辅，但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经济体制，市场调节只是作为一个调节手段，所以很显然是以计划经济为重，重心又回到了计划经济方面。关于到底计划与市场谁为主谁为辅，1990年、1991年这两年理论界仍在继续争论。主张计划经济为主的人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市场调节不过是一个属性。主张市场调节为主的人认为，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计划经济不是特征，应该从社会主义的特征里去掉。由于理论认识上不一致，对于改革的目标模式就有不同的意见：主张市场取向的人认为，原来计划经济的模式现在要转向市场，转向更多地利用市场。反对的人不赞成市场经济，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争论非常激烈，对计划和市场的不同看法变成了“姓社姓资”的问题。1990年7月5日，在中南海勤政殿，江泽民召开经济问题座谈会，主张“计划取向”者强调社会主义只能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市场调节只应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起辅助作用。吴敬琏和薛暮桥、刘国光则强调必须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维护市场取向；“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口号是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十三大后退，应当恢复原来的提法。双方在总书记面前争得面红耳赤。1990年年末，情况才有所变化，12月，江泽民在十三届七中全会上透露了邓小平的意思：不要把计划与市场的问题跟社会制度联系起来，不要认为计划是社会主义的，市场是资本主义的。杨尚昆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也传达了这样的观点。到1991年七届人大四次会议讨论“八五”计划时，关于三种经济调配方式，就有了一个明确的说法，重申要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此后，理论界的争论也发生了变化，大家逐渐倾向于不再把计划与市场跟社会制度联系起来，不再认为计划是社会主义的，市场是资本主义的，而更多的看作是不同的资源配置的方式。

有了上述铺垫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3日，邓小平在相关人员的陪同下，乘专列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进行了视察并在沿途发表了许多谈话，谈话主旨都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他第一次清楚地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其最先由《深圳特区报》记者撰写，并发表在该报上的题名为《东方风来满眼春》的一篇长篇通讯，披露了这一惊天动地的消息，后经新华通讯社转发全国各新闻媒体。这消息，连同紧接着的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学习和讨论如何贯彻落实南方谈话的新闻，就如同一颗重量级的原子弹，在中国首都北京炸响。之后，各地各级立即掀起的学习、贯彻热潮，就像原子弹的冲击波和光辐射一样，迅速地传播到了天南地北的每一个角落。宣传、贯彻声势之浩大，力度之强劲，影响之剧烈，持续时间之久长，都是空前的。邓小平南方谈话，国内反响强烈，海外为之震动。香港新闻界捷足先登，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反应，从1月20日起，几乎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连篇累牍地加以报道，形成了一种铺天盖地之势，仅香港《文汇报》从1月22日至2月20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发表报道、社论和评论25篇。与此同时，台湾、澳门、东南亚和西方通讯社也就此发表了大量报道和评论。海外舆论界认为，邓小平的重要讲话“已驱除了世界对中共经济政策摇摆不定的疑虑”。为了统一思想，2月上旬，中央先以记录整理稿的方式，向司局级以上领导干部传达邓小平南方谈话。3月9日至11日，中央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根据邓小平的谈话精神，讨论研究了我国改革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并决定将邓小平视察南方途中的谈话作为中央2号文件下发，在全党全国人民中传达贯彻。这样，以这一影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的权威文件为起点，党内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争论，几经反复，逐渐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认识，市场经济在中国终于真正成了正角。??

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讨论十四大报告主题时，常委们明确提出报告要通篇体现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于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问题，很自然地在报告起草过程中作了重大调整。党的十四大报告起草小组就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归纳了各方面的意见，整理成三点：一是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二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究竟哪一种提法更切合中国的实际，更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这个问题萦绕在江泽民脑海里，令他经常夜不能寐。他反复研究马恩列斯、毛泽东、邓小平的论述，亲自主持座谈会，多方征求意见，集思广益。为了更广泛地了解各方面的看法，他还指示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组织研讨。关于三种提法，江泽民找经济学家刘国光谈了一次话。江泽民倾向于选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刘国光当时提出一个意见，假如只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提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有计划”这方面有可能容易被人忽略，“有计划”对于社会主义还是很重要的。江泽民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1992年4月1日晚上，已是深夜时分，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接到江泽民的电话。江泽民在电话里说，现在改革到了一个很关键的时候，下一步究竟怎么搞，大家都很关心。体改委是不是好好研究一下，给中央提提建议，我自己也来考虑这个事情。4月15日，国家体改委选择广东、江苏、山东、辽宁、四川五个省的体改委主任在北京专门座谈改革设想，主要议题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座谈会上，五个省一致表示，希望党的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有所突破，明确提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后，陈锦华立即给江泽民和李鹏写报告。那段时间，很多部门和同志都在深入思考和探讨的基础上向党中央、国务院建言献策，希望尽快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江泽民立即征求陈云、李先念对使用“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的意见，得到了他们的一致赞同。6月12日，江泽民来到邓小平家，征求他的意见。邓小平表示赞成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邓小平说：不搞市场经济，没有竞争，没有比较，连科学技术都发展不起来。他还说，在党校的这个讲话可以先发内部文件，反应好的话，就可以讲，十四大也就有了一个主题了。这样，经过1989-1991年的曲折和辩论，在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上才正式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从那时开始，在经济改革方面有了几波推进。(1)90年代初期实现了商品价格的市场化。(2)从1994年开始的财税、金融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3)90年代后期：国有企业“股份化”(公司化)改制。(4)1997年：确立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1994年以后，中国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到世纪之交达成了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它的主要表现是：第一，民营经济份额的提高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的形成。第二，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形成，它们在资源的配置中起到了愈来愈大的作用。第三，宏观经济管理体系的建立，并在1994-1995年反通货膨胀和1998-1999年反衰退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可是，即使完全意义上的“东亚模式”或“欧美模式”市场经济也并不真正适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国，何况极为复杂的、多因素的政治改革的滞后，法治建设缓慢，更使得中国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失去了其他制度的支撑，蜕化为权贵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造成了利用公共权力敛财肥私的寻租活动日益猖獗，腐败广泛蔓延，贫富差距扩大。而有人又把东亚国家带有浓厚重商主义色彩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当作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常态。正像布坎南(J. Buchanan)等主编的《关于寻租社会的理论》中所指出，重商主义社会乃是一个腐败的寻租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腐败行为必然出现在有寻租条件的每一个角落。因此，中国改革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发生了引起广泛关注的四个旋风、两个万言书、一个主义等事件。一个是“郎咸平旋风”。从2004年6月起，郎咸平多次指名痛斥一些人借国企改革鲸吞国有资产，引起轰动；进而声称国企效益比私企好，要求停止国企改革，并且著文声称现在是中国历史5000年来最黑暗的年代，遭到诸多支持或反驳。再有就是“刘国光旋风”。《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刘国光著，《高校理论战线》2005年第9期）一文发表立即引发强烈反响，激起了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关系、如何看待西方经济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如何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问题的讨论。该文指出，在当前的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边缘化，提出了“领导权在谁手里”的问题，还说姓社姓资的问题是回避不了的。这番言论引起了广泛争议。第三个是“巩献田旋风”。2005年8月，巩献田上书全国人大，指责《物权法（草案）》平等保护国家、集体、个人的财产是“违宪”，实质上是要保护一些人利用非法手段侵吞来的财产，结果暂时阻碍了《物权法（草案）》的通过议程。四是“张勤德旋风”。张勤德自2004年以来在互联网上多次发表极左文章，点名批判50个著名人士，给他们扣了上百顶的政治帽子，从而引发诸多纠纷，甚至有人准备诉诸法律解决问题。一个万言书是2005年5月1日，一部分人签名的“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建议书”。这个建议书，对国务院在年初发布的《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又称“36条”）提出批评。这些签名者说，“36条”违反了宪法第6条“公有制为主体”。他们认为私营经济已经很强了，再鼓励支持不就变成私营经济为主体了吗？第二个万言书是2007年7月山西黑砖窑事件发生之后，一些人签名上书，痛陈两极分化、官员腐败等种种问题，指责改革开放全盘搞错，要求改变“路线错误”。一个主义是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谢韬先生发表在《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围绕就要召开党的“十七大”，2007年，中国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再一次风生水起。国内改革派学者纷纷冒头发表“耸人听闻”的言论，其目的很明确，试图对“十七大”施加影响。一石激起千层浪，批判者首先否定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奉行的政治意识形态，说它的前身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抛弃了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理论，实质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理论。自由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徐友渔则以《从宪政民主角度看民主社会主义》一文，提出一些商讨，说是自以为和谢韬先生的价值目标一致，只是理论上更彻底。云：“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认为社会民主主义对于宪政民主只是下而非上。十七大对这些来自实践或理论的挑战做出了回应，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同时，又强调贯彻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十七大结束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不少措施，如降低公益事业收费门槛、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待遇等，着力改善民众生活，解决环境恶化等问题。有些重大措施，如加快经适房廉租房建设、制定医疗改革方案、建立全民社会保障等正在进一步推进之中。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决策远非完全定型制度化，实践尚未有穷期。列宁早就说过，“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列宁全集》第13卷，第124页）“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个“利”字,几乎道尽了市场经济中世人心中所想。学者奚兆永认为，从长远的观点看，只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计划经济就不仅不会被取消，还会扩大其发挥作用的范围；而市场经济，由于它自身的弱点和弊端，它只能在某些领域发挥作用，在另外一些领域则会失灵，所谓“市场万能论”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应该看到，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都是历史范畴，它不是从来就有，也绝不会万古长存，总是要走向消亡的。而马克思主义理论证明，取代市场经济的不是别的经济形式，恰恰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当然需要一定的条件，例如利益的一致和信息的充分，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达特别是计算技术的发达，马恩所设想的那种计划经济肯定还会到来。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当然，就目前而言，我们不应该人为地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还需要继续发挥它的有益作用，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它的历史局限性，而不要陷入盲目性之中。我以为计划不可能完全否定，这甚至仅是一个朴素的真理，湖南邵东民间就曾流传一句俗语“吃不穷、穿不穷，不会划算一辈子穷”。面对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其应是不无启发。极言之，人类从脱离动物界有目的的生产劳动开始，便是某种有“计划”。

四、制度变迁的动力与阻力

从上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决策确立的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制度变迁的主角是政治家，而制度变迁的动力与阻力，最主要来自于作用、影响政治家对实践与理论进行判断和选择的三个因素：认知、利益与交易费用。首先是政治家的认知，因为对利益及交易费用的判断、选择都与认知相关。比起思想的侵蚀力来，既得利益被过分夸大了，就会走向机械庸俗唯物论。这即是说，人的行为都是由其头脑里的思想认识所驾驭，政治家更不例外。伏尔泰就说过：“研究一个时代的人们怎么思考问题要比研究一个时代的人们怎么行动更重要。”实际上是思想支配着人们的行动。认知使人的利益不仅以个体、现实的形式存在，也同时以群体、未来的形式存在。如当长远利益与暂时利益，政党、阶级、国家、民族这些群体的利益与个体利益冲突时，利益同一之人们的选择就也与认知水平相关，从而会做出相对不同甚或截然相背的选择，这用利益及交易费用都解释不了。而政治家不比普通民众，在这方面是专业、专家化的，有政治经验和操作条件。在西班牙从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的过程中，其政治家的信念、智慧和远见就至关重要，这便是一个案例。在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主办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三十年反思与前瞻”学术研讨会上，一些与会学者如蔡定剑、王长江、汪玉凯、吴稼祥认为阻力越来越明显，其就是党内既得利益。当前，更有一些人将极为复杂的、多因素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变迁阻碍，简单地归结于良知与勇气问题，如李钟琴先生发表的“威权与后威权时代政治家的良知和勇气 ”一文就是典型(“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9年4月17日 ) ，据说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还转播了这篇文章，但政治决策的过程实际远非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改革之所以走到今天之地步，社会问题丛生，实属别无选择。因为至今国际、国内尚未有革命性、建设性的实践与理论材料，提供给中国政治家判断和选择。回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决策确立的过程，邓小平的个人政治权威与政治韬略（认知）起了决定性作用。如他提倡“不争论”就是一正确的抉择，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无任何经验可借鉴，与其空泛争论，不如在大胆实践尝试的进程中，把问题更多地留给社会发展本身去回答。但他之所以“成功”地做出学习、借鉴“东亚模式”与“欧美模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判断和选择，却是各种国际、国内实践与理论方面的客观因素促成的。主要是20世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实践中斯大林、毛泽东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与铁托的公有制市场经济三大试错结局，及20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风景这边独好”。特别是南斯拉夫实行工人自治的公有制市场经济试验失败，似乎堵死了公有制市场经济之路。

上个世纪40年代末，南斯拉夫曾经在短时期中模仿过苏联，实行集中计划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但在南斯拉夫的特殊情况下靠集中计划来实行工业化的效果不好，加上很快与苏联发生了政治上的分歧，50年代初期南斯拉夫开始转变自己的经济体制，通过一系列的根本改革建立了一个工人自治的公有制市场经济。南斯拉夫建立的新型工人自治公有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1950年之后的20多年间，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以西方国家的标准衡量是很高的，它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了一个比较先进的工业国，南斯拉夫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很快，个人有更多的自由，使她周围实行苏式传统计划经济国家的人民羡慕南斯拉夫人。但另一方面，南斯拉夫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高、物价不稳定、生产增长不稳定、收入分配不平等，1973年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低于除阿尔巴尼亚以外的所有其它东欧国家，更仅是美国和西欧发达国家的几分之一。特别是市场化下，一些银行、保险公司和巨型的生产贸易企业支配了大量的资本，垄断了全国的市场，形成了新的权力中心。个人收入差距也更加因此拉大，到上个世纪60年代末，南斯拉夫有2％的人达到了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约30％的人则接近这一水平，而约20％的人却仅能维持生活的最低标准。这些都表明南斯拉夫的经济体制所取得的成功是有限的。南斯拉夫解体之后，联邦德国研究经济体制的专家梯莫在1995年便断言：“南斯拉夫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瓦解证明，由于其体制固有的缺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一样在实践中都失败了。” 但这个结论下得太早了，南斯拉夫堵死的只是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歧道。

毛泽东在《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文中则认为，在南斯拉夫有公营企业蜕化变质问题。这些公营企业名义上是工人自治，实际上却被新型的官僚资产阶级所占有。生产资料实际上属于一个新的资产阶级，这一阶级掌握着公营企业的财产和人员，并从中攫取好处。他说：“在这些所谓‘工人自治’的企业内部，经理同工人的关系实际上是雇佣同被雇佣、剥削同被剥削的关系。实际情况是，经理有权决定企业的生产计划和经营方向，有权处理生产资料，有权决定企业收入的分配，有权招收工人和解雇工人，并且有权否决‘工人委员会’或‘管理委员会’的决议。南斯拉夫报刊反映的大量材料证明，‘工人委员会’只是一个徒具形式的‘举手机器’，企业的‘一切权力都操在经理手中’。由于经理掌握和支配生产资料，并且掌握和支配企业收入的分配，这就使他们可以利用种种特权，侵占工人的劳动成果。”（《对毛泽东的误读——论阶级和阶级斗争》，保罗•希利 ，新英格兰大学人文学院，阿米代尔，澳大利亚；乌有之乡网2009年4月24日。）其实，毛泽东这些判断和指责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实际铁托在这一问题上恰恰同毛泽东一致，而且都是错误的。毛泽东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与铁托的公有制市场经济失败都是同一原因，即将权力道德化，不主张权力优越，不允许权力竞争，窒息了社会主义企业权力者之创造活力与积极性，使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经济失去了理应比资本主义企业、资本主义经济更高的竞争力。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也一样效益不好，其与我们是同一根源，但资本主义国家权力道德化则如我在“权力唯物论”一章所指出：“在权力优越问题上，采取了一种比较客观务实的灵活态度。在利益机制之下，资本主义国家崇尚个人主义和个体本位，强调个人利益与个体竞争。于权力道德化与权力优越问题上，自然也是一以贯之。资产阶级表面上虚伪地宣扬、主张权力道德化，在实际中却承认和给予权力很大程度上的优越，并进而正大光明地实行权力公开竞争。诚然，权力竞争机制在资本主义国家从最初创立到不断发展完善，其间也曾经经历过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并且至今仍然存在着许多虚伪、不公正不公平之处。然而，这种机制为资产阶级统治选拔、造就出了大量的杰出政治家与优秀政治人才，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错误的源头还可以追溯到马克思那里，马克思从非唯物主义的权力道德化角度认为国家（其实质上就是权力）“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去争取阶级统治的胜利以后所承受下来的一个祸害”（马克思语），其存在的时间将极短，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实现之时，就是国家消亡之日。铁托领导下的南共联盟正是据此认为，国家应当在社会主义时期就开始消亡。在消亡的过程中，国家权力和职能减弱的同时，各个下级的“社会自治”的集体的作用应该增强。财产不应归“国家所有”，而应归“社会所有”。否则，就会蜕化为“国家社会主义”或“国家官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则会脱离人民，形成“官僚特权阶层”所操纵的国家垄断。以防止这种情况出现为根本动机，南共联盟才主张实行经济上的工人自治，使工人参与没有官僚主义的民主政治活动，并由此成为经济和社会政治制度的中心。

我在“权力唯物论”一章中早就（1998年）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的公共权力代表着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根本利益，否定权力优越，在权力上企图实现一种权力道德化式的平等，受到损害的更最终只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无产阶级自己。权力者是社会的公仆，只有为社会公众服务的权力义务与责任，没有与非权力者不同的权力优越权利。这种虚伪的公正平等，在现实中要么不可能真正实行，要么实行了也不可能真正的公正平等。现实中正是二者兼有之。”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实践证实了这一点：尽管工人自治制度在法律上将企业的权力置于工人集体手中，但在实践当中却无法充分地运行；因为工人自治制度下产生一种利益冲突，冲突在于企业有不同类型的员工，它们对于一个给定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持有不同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企业的决策结构真正是在其全体成员之间实行民主，就出现一种“投票悖论”，使得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无法形成一种理性的、内部具有逻辑上一致性的目标函数，导致企业行动上的混乱或无所作为。于是南斯拉夫企业的领导和经理们就成了企业中互相分歧的利益集团的中间调节者，他们由此而实际上具有了支配性的作用，进而造就了所谓的“技术管理阶层”和“中产阶级”，国家放弃的经济权力并末落到工人集体手中，而是有相当一部分转移给了企业的厂长和经理们。“经理阶层”截留了很大一部分工人自治的权利，他们不仅脱离劳动群众、侵犯工人的自治权利，而且利用自己的职权非法致富。按自治制度的规定，企业的基本业务政策由工人集体决定，经理的职责只是执行有关日常工作的决定。可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工人并不积极参与企业的管理，实际上经理阶层垄断了管理的职能，使工人处于低下的地位。在某些情况下，经理管理企业的实际权力没有受到什么限制；而在通常情况下，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所行使的决策权也往往要比一般工人大得多。另外又吊诡的是，工人自治制度下由员工集体掌握企业的最高决策权，还倾向导致工人自治企业行为短期化与内部个人收入趋于均等化及有一些经理的权力却很有限。在一些企业中，特别是在那些平均收入很低的企业中，这种情况的确出现。1968年，南斯拉夫全国约70％的工人的收入都在偏离全国平均工资的差距不超过20％的范围内。因此，工人之间工资差别过小，对个人的努力不能提供足够的经济激励。此外，企业太政治化，以致其员工花在企业政治上的时间比花在生产上的还多。等等，不一而已。

总之，20世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经验启示我们：在公共权力领域必须强调、肯定客观利益机制；权力唯物论，包括社会主义权力优越、社会主义权力制约与社会主义权力竞争，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及社会公共组织的圣经。反之，在公共权力领域本末倒置地强调、肯定主观道德机制，则必然只会是将社会主义制度引向死路。其一如我在“权力唯物论”一章中所指出：“按照这些结论，目前社会主义的困境，原因不仅是甚至不主要是在于经济体制，而也许更主要是在于政治体制。社会主义为了摆脱困境，仅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或寓政治体制改革于经济改革之中，而不突出重视政治体制改革，其无异于头痛医脚。经济与政治之间相互密切联系，社会主义病在脚上（经济），根却在头上（政治）。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历史进步性不是由于道德性，而是由于客观性。权力道德化过去使社会主义公有制陷入困境，现在仍在使她陷入困境。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历史进步性，至所以未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具体实现，也未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具体实现，其根本原因就是在政治领域权力体制上的权力道德化，否定权力优越，否定权力竞争。在计划经济下，她使我们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在市场经济下，她又使腐败始终困扰我们。”权力道德化正是权力“潜规则”之父：道德化使利益界限模糊不明晰，权力之边界不规范，反而利益的驱动下权力必然会尽可能地扩展自己的边界；在信息不对称的经济、政治市场交易中，正好“浑水摸鱼”，有能力算计加害对方。权力“潜规则”正是应道德化之运而生。趋利避害为人之本能，利益左右下，正可谓“便宜不是货，是货不便宜”，权力道德化的功用虚伪有限得很。写到这里，我重复一则幽默笑话：一位顾客在吃羊肉面时，发现一根羊毛，便把老板叫来，不料反被训道：“混蛋，两元钱的羊肉面，你还想吃出一床毛毯来?”其实，这个老板还很有点“阿凡提”的智慧，话里包含着上面那个深刻的哲理，即“一分钱一分货”，利够高就不会有这种不卫生的“潜规则”了。我期待本书针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提出的革命性、建设性理论，能引起中国当代政治家们之注意，以判断和选择离开目前的“东亚模式”与“欧美模式”私有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回到科学的、权力唯物论的公有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道上来。

毋庸讳言，目前大多数人都持一种权力道德化观点，2009年６月１２日出版的《杂文报》刊登了一篇国防大学军事后勤与军事科技装备教研室副主任张召忠少将对我国之公务奢华进行了猛烈批评的文章，就很有代表性：“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公务奢华的程度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真是触目惊心啊！先说公款吃喝。美国人均ＧＤＰ是中国的十倍，可美国人公款请客不会超过四菜一汤，标准非常清楚，没有弹性空间，你愿意八菜一汤可以，对不起，多余的部分你必须自掏腰包！我们的官员能够做到吗？在美国，送礼可以，但必须限制在１０美元以下，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就会涉嫌行贿受贿，受贿的要判刑，行贿的也要判刑。再看楼堂馆所。我去过很多国家，发现中国各级政府的楼堂馆所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奢华、豪华、壮观。在很多发达国家的市政厅、市长办公室，市民都是随便进去的，没有站岗放哨、戒备森严的。而我们有些地方的乡镇办公条件都比人家的市政厅、市长办公室都豪华。再看看宾馆，我去过以色列，他们的人均ＧＤＰ一两万美元，比中国高数倍，但最好的酒店说是四星级，实际上远远不如我们的三星级。看看中国吧，在有些开放的城市，步行十分钟的范围内，就会发现十几家五星级、超五星级豪华酒店，政府的很多会议都安排在那里召开，政府的很多官员经常在那里开房间，这样的状态怎么能够联系群众。再说公务车的使用。英国的中将以下都不配车，官员都不配车，军事院校没有一辆公务车，都是私家车，开到伦敦郊区停下来换乘地铁进城上班。这样大大减缓了城市的交通压力。然而，在我国，我是将军，给我配有专车和专门司机，如果从我开始搞改革，我愿意带头放弃专车和专用司机，我不会有任何意见。我不是在说空话，我是在说我们如何才能做到立党为公，行政为民。当了官儿就一步登天，生活和物质待遇就一下子增长了那么多，那么多实惠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啊！人民还愿意跟你说真话、讲实话吗？”他这里推崇肯定的西方资产阶级权力道德化，正是我们所应放弃和超越的。我在十一年前写下的“权力唯物论”一章中就已经说过：“对于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其根本利益所在，这种由资产阶级垄断的经济权力私有上的优越，必然要排斥和限制国家公共权力的优越；否则，国家公共权力的优越势必损害或影响资产阶级经济权力私有的优越垄断地位，资产阶级理所当然要将权力道德化，使国家公共权力者真正成为为资产阶级利益忠实服务的‘公仆’，对权力优越采取各种措施手段进行有效的监督与制约。对于无产阶级，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其根本利益所在，而生产资料公有制如前所述，其于社会公共权力有着一种天然的渊源和联系。可以说，没有一个强大的、优越的公共权力，就没有公有制、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一切。”

其次是利益，政治家对现行制度的态度不是道德使然，而是经过算计认为符合自身利益的结果，其个体利益最大化依赖于制度结构，或也可通过制度创新提高收益水平。因此，利益可致政治家“激进”，也可致政治家“保守”。俗话说“利令智昏”。如上世纪80年代开始酝酿建立的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至今20多年几无结果；再如我国的“政企分开”和“转变政府职能”也进行20多年了，同样是“分开”和“转变”如此之难？如果说，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这些带综合性、全局性的问题一时半会儿难以理出个头绪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建立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这样相对单一的“简单问题”就不应也如此。反之，一些涉及普通民众的教育、医疗改革以及管理收费事项，政府部门决策则何等果断、快捷。这是因为那些改革要触动既得利益，其背后有既得利益群体阻挠。而“既得利益”是一种不合理却合法的“制度定息”，意味着由于既有制度结构形成了既得利益群体掌握着利益实现的制度化手段，能依据此配置权力及社会资源而获得制度外的溢出利益。其利益对立面有二：一为被剥夺利益，一为非法之利益（腐败）；前者是其存在的前提，后者则使其有丧失之危险，但由于孪生关系，却又“投鼠忌器”。谁是这种既得利益的拥有者？有各种各样的群体或集团。权力阶层就是这样的一个群体或集团，而其他的既得利益者则往往与这个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改革为何难？就难在这里！改革不是革命，它是自上而下的，其主导者与实施者是权力阶层（既得利益集团）。原本可以得到的将不再可以得到了，已经得到的也极有可能会拿出去，这对于任何人都是不容易的！所以，改革实在是难啊！改革以来，我们至少曾把党政分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党内民主、村民自治等选择为政治改革突破口，可事实证明都不成功。党政分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党内民主均涉及优良政治资产，触及既得利益，遇到的阻力比想象的大得多，突而不破，推而难动。连邓小平在谈到政治改革时也指出：“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村民自治因涉及的是不良政治资产，则长足进展，却由于政治活动的分层性明显与其社会政治资源贫乏，难以对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产生广泛深刻的影响，相反其处处受制于县、乡。总之，想要权力阶层主动进行政治改革是困难的，可不进行主动的改革又是十分危险的。在貌似经济繁荣的表象之下，目前社会上各种矛盾已变得日趋尖锐，普遍的积怨与愤懑如地底下炽热的岩浆在奔突着，随时都有轰然爆发的可能，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群体性事件的出现，便是社会危机总爆发前的危险信号。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太多了，“秦（前）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但是，既得利益问题其实并非像人们想象那么简单。如我国实行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的前提是权力必须优越（西方国家实行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如前所述，在虚伪的资产阶级权力道德化下实际承认和给予权力很大程度上的优越），否则，其会像我在“权力唯物论”一章中所讲：“在这种权力道德化而非客观化的反腐败思路指导下，我们对权力的要求上道德化，而处理权力越轨上却不得不客观化，实行双重标准；因为若处理权力越轨也道德化，则会导致整个地否定权力。”这正是我国实行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一再难产的根本原因，按照现行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或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之无产阶级权力道德化标准，严格实行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整个官场在道德上都要全军覆没。试问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权力者，在比资产阶级权力道德化更虚伪的无产阶级权力道德化意识形态之下，真正又有那一位实权者没有享受到或多或少的权力优越？他们之待遇、收入不稳居于当地社会顶端或上层？但要撕下权力道德化的虚伪面具，让民众直接面对和接受这权力优越的客观现实，就必须使权力的取得要通过公开、自由、平等地竞争，才可能让人们口服心服。这是一个当局者两难的窘境：权力道德化要掩饰权力优越，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则要撕开这一掩饰。其一如南京政治学院的肖余根先生所言：“在外国元首因多吃一道菜可能被迫向国人道歉的时候，我们还在为‘政府招待费’是不是机密、能不能说而争论不休。”可这一两难也并非无解，只须当局者痛下决心“刮骨疗毒”，在权力竞争的前提下而权力优越，即可治病救党、救社会主义。我这里有必要再重复“权力唯物论”一章中的一段话：“权力要求优越，这是权力本身客观或必然的要求；否则，权力就不将成为权力。权力道德化不要优越，只能是虚伪的。权力优越在权力系统内是由于领导与被领导，在社会系统中，则是由于管理与被管理，并最终由权力本身所具有的重大责任价值这些客观存在所决定的。权力本来就是追求一种等级秩序，而不是绝对平等。权力象资本追求剩余价值一样，追求优越。因为权力需要优越才能有权威，使人们尊敬服从；权力也需要优越才能有效率，以吸引有才干之士。将权力神化，要求人民绝对服从，必然引起权力者的暴政专制；将权力道德化，要求人民自觉服从，则必然引起权力者的虚伪；只有恢复权力本身的客观存在，将权力客观化，才会使人民自然服从，也才真正有可能避免在权力道德化的遮羞布之下，必然滋生之腐败。”

制度变迁之既得利益阻碍其实质是路径依赖，或换言之制度变迁之路径依赖其实质也就是既得利益阻碍，除非选择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讲，历史如棋局，政治家是棋手，对手是历史客观自然“程序”，且“棋手”与“棋子”之间是互动的，因而更错综复杂。任何政治家、任何时候与任何制度变迁面对的都是一盘历史“残局”，这就是路径依赖。其“残局”即“现在进行时”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而既得利益则依附于上。除非发生革命性的“突变”，否则，社会主义制度不会变迁到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也不会变迁到社会主义制度。要破解依附于路径依赖之上的既得利益阻碍，先必须通过政治家自身的认知这一关。当然，权力者必须慎重算计，要充分考虑现实利害得失；还须善于人事上的瞻前顾后与“左、右”周旋，要维持深厚广泛的政治人脉……对这一问题的认知不会仅凭借思辨与推理，特别是不会停留在主观感受和愿望上面。但真正的政治家则不然，他们具有远见卓识，能抛开一时的、个体的利害算计把握历史。如华盛顿、毛泽东、邓小平、蒋经国……诚然，他们也并不是没有任何私心杂念。毛泽东晚年就以“准备跌得粉碎”的政治勇气，另起炉灶发动“文革”，去寻求一条社会主义“大民主”之路，虽后果另当别论，但相信历史不会全盘否定其试错意义。邓小平则晚年复出后，不甘安享高官厚禄，毅然顶住“凡是”派的巨大压力，奋勇推动国家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的政治新局面。更现实的有温家宝总理最近直言：为推进政治改革“风雨无阻，至死方休”。真正的思想家也如此，少了一些利害得失考虑与人事干扰，唯真理与国家、人民利益是从。我真诚的奉劝与呼吁执政者向他们学习，为了中华民族的安危与福祉，放弃一点个人的、小集团的甚至是整个阶层的利益，主动地开始真正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这兴败存亡的十字路口，希望执政者能有一份道义的担当，能有一份历史的责任感。我仅一介书生“位卑未敢忘忧国”，除了呼吁、论述、上书，实在很难于此事关国家、人民之利益的天大问题上，有什么更多、更大的贡献，但也时刻准备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言尽于此，望在上者明鉴。可这个问题，看来单是学者呼吁、论述、上书，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发动人民公开签名、请愿等等，总之付诸行动才行。

从利益的视角我讲一则出自《圣经》之“故事”：“出埃及记”中说以色列民族由于一些原因流落在埃及，埃及国王（即法老，下同）对待这些以色列人非常残暴，让他们做奴隶，于是以色列人向上帝祈祷，希望能够拯救他们。于是上帝通过他的使者摩西来警告埃及国王，让他放走以色列人，但愚蠢蛮横的埃及国王不听，于是上帝就从天上降下灾难于埃及。首先，上帝降下了第一个灾难，河水变成了血水。“河里的鱼死了，河也腥臭了，埃及人就不能吃这河里的水，埃及遍地都有了血”。但埃及国王之心刚硬，不向这个迹象屈服。于是上帝降下了第二个灾难，死青蛙。“上帝就照摩西的话行。凡在房里，院中，田间的青蛙都死了。众人把青蛙聚拢成堆，遍地就都腥臭”。埃及国王还是不肯松手，继续压迫以色列人。于是上帝降下了第三个灾难——虱子。“他们就这样行。亚伦伸杖击打地上的尘土，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有了虱子，埃及遍地的尘土都变成虱子了”。但埃及国王觉的这还是小意思，根本对他的统治没有什么影响。于是上帝降下了第四个灾难——苍蝇。“上帝就这样行。苍蝇成了大群，进入法老的宫殿，和他臣仆的房屋，埃及遍地就因这成群的苍蝇败坏了”。但埃及国王还是心肠很硬，于是上帝降下了第五个灾难——瘟疫。“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凡属以色列人的，一样都不死。耶和华就定了时候，说，明天耶和华必在此地行这事。第二天，耶和华就行这事。埃及的牲畜几乎都死了，只是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都没有死”。但埃及国王还是我行我素，死几头猪有什么关系呢？一如既往的残暴。于是上帝降下了第六个灾难——龅疮。“摩西取了炉灰，站在国王面前。摩西向天扬起来，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但埃及国王还是觉得一个小小的脓包就能打败我“坚强的意志”吗？于是上帝继续降下了第七个灾难——冰雹。“摩西向天伸杖，耶和华就打雷下雹，有火闪到地上，耶和华下雹在埃及地上。 那时，雹与火搀杂，甚是厉害，自从埃及立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在埃及遍地，雹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并一切的菜蔬，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惟独以色列人所住地没有冰雹”。但冰雹也没有吓住埃及国王，于是上帝继续降下了第八个灾难——蝗虫。“摩西就向埃及地伸杖，那一昼一夜，耶和华使东风刮在埃及地上，到了早晨，东风把蝗虫刮了来。蝗虫上来，落在埃及的四境，甚是厉害，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后也必没有。 因为这蝗虫遮满地面，甚至地都黑暗了，又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和冰雹所剩树上的果子。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木，是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可是埃及的统治者仍然顽固不化，于是上帝继续降下了第九个灾难——黑暗。“摩西向天伸杖，埃及遍地就乌黑了三天。 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惟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但埃及统治者仍然极其强硬，还是根本不理这一套。于是上帝继续降下了第十个灾难，埃及人长子之死。“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人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坐宝座的国王，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头生的牲畜，尽都杀了。国王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了。在埃及有大哀号，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 这一次，埃及统治者彻底屈服了，也被吓怕了，于是被迫答应放以色列人走。为什么埃及统治者在这一次的灾难面前屈服而放弃压迫以色列人了呢？是因为在第十个灾难中，埃及国王及统治阶层的各个官僚，他们的长子都死了，这一次的灾难切实关系到了统治者的切身利益。这“故事”当中一个最大因素就是，统治者集团由于权力优越，往往总是我行我素，一种惰性在统治阶层中弥漫。就权威主义而言,统治者有绝对权力与专断意志，其行为与政策不必以大众的意见为依归。人民发表批评言论，你就是喊破喉咙，他们都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或变相继续腐败，总是要实施有利于他们的制度。他们可以追求自己的利益或者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他们惧怕议论或者完全不在乎议论，虽然表现形式不一，却同是表明统治者的腐败专横。他们常常品质顽劣、素质低下，从而错误估计外部形势。

出生于德国的英国社会学家尔夫·达仁道夫在《现代社会冲突》一书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3月），是这样描述革命孕育和产生过程的——“在革命之前，有经年累月的压迫、傲慢狂妄的权力、对人们需求的恶意藐视。僵化的、陈旧的政府制度沉湎于它的特权，而当它试图更新图变之时，再也没有人相信它了，因此它也不能实施其迟到的计划。人们对它已经忍无可忍了。冲突能量的聚积与日俱增，形成日益紧张的对峙。形势犹如一个火药桶，只需要一点儿火星，一点儿希望的星星之火，诸如勉强的政治改革激起的希望之火星，或者一点儿动荡不安的星星之火，诸如在错误的时间的枪声激起的动荡不安之火星，随即就会轰然爆炸，于是，陈旧的大厦开始摇荡，骤然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支持住。昨日的叛逆罪成为今日的适用的法，而旧的法则成为叛逆。对于进一步被激奋起来的人们来说，闻所未闻的前景向他们敞开着：将会建立人民的政权，一切坚硬的、牢固的东西将会变为流体。很多人情绪高涨，情绪激昂。不仅是旧的政治制度的种种弊端，而且社会的种种窘迫，仿佛都自行消除了。”达仁道夫最后感叹：“这是什么样的时代的生活呀！”完全可以用这段话来指证苏联社会危机从酝酿到全面崩溃的过程！所以，如果统治者面临来自内部或外部的巨大危机时，还不思改革，顽固守旧，生死存亡之关头，仍然自以为是，即使感觉到危机也只进行皮毛变动，压制和打击真正的改革和创新，那就意味着最终更大的灾祸临头，终究会将国家拖向深渊。纵观中国历史，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因为被推翻的统治者昏庸无道，刚愎自用，狂妄自大，缺乏前述认知因素中的智慧所致。如上所述，由利益决定的认知有两种境界或曰层次：个体、现实之利利令智昏，群体、长远之利利令智醒。几千个县市地方、几千家国有大中型企业、几千所国有大中专院校……这确实是一块诱人的巨大利益蛋糕，中央应痛下决心舍得她，放弃部分是为了保存整体，牺牲暂时是为了据之永恒。总之，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以实现长治久安。形势已经逼人，关键在于我们今天能否拿出当年毛泽东、党中央主动撤离延安的果断精神。我已注意到现在有许多学者开始越来越认同本书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如王占阳先生2010年11月10日接受共识网访谈时说：“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是指它相对于社会发展需要和社会稳定需要的紧迫性。对于这种紧迫性的认识和表达，首先有一个认识问题，同时也有一个利益问题。有人不是不知道这种紧迫性，但又认为这种改革对自己不利，所以才又鼓吹政治体制改革没有紧迫性。这就不是认识问题，而是利益问题了。但利益问题实际也在很大程度上是认识问题，并不是真正的利益问题。”

再则是交易费用，包括国内交易费用与国际交易费用。旧制度交易费用过大，会对政治家产生一种压力；正如亨廷顿所言：“处于权威危机中的统治者往往会迅速的变成真诚的改革者，他对改革的真诚，来源于他对保住权力的真诚。”新制度建立的交易费用太大，则又对政治家创新变革行为形成约束。改革之初，现有政治体制的国内交易费用曾一度短暂降低，其后紧接着开始攀升，直至目前还在不断增长。国内交易费用不断增长之原因链为：权威政治体制无法节制权力资本，形成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和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这是一种“权威政治”与“市场经济”恶性结合的制度，其引发大量腐败剥削，造成社会严重不公，进而使政府公信力下降，群体事件增加（当前的干群和劳资这两大矛盾针对的正是权力与资本，数量日益增多、规模日益扩大的群体事件，则是这两大矛盾激化的表现），社会道德滑坡，治安状况恶化，经济秩序混乱……当局者已几近穷于应对：加大管制力度，强调道德教育，重视惩治腐败，加强社会保障，提高行政艺术，扩增行政力量……却仍管不住房价、矿难、假货、瘦肉精、毒奶粉、黑心棉……管不住买官卖官、行贿受贿、徇私舞弊、弄虚作假、吃喝玩乐、腐化堕落……推动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不仅有国内交易费用的内部因素，而且也多有国际交易费用的外部因素。当今世界，全球化使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苏东剧变后，西方政治家的政治战略就是利用她们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不仅向前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其民主观念和政治制度，更不遗余力地演变和颠覆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想企图消灭社会主义制度。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全球经济正在跨越国家边界推动思想和观念的传播，并导致世界上的许多地区出现更加积极的公民。”（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赵旭东等译，第54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这样，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念、各种道德理念及思维模式，都会在中国产生多维度的影响。而“一国两制”的香港、澳门乃至台湾所实行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也已引起内地社会各阶层的关注。此外，还有一种更严酷的国际交易费用，即国家之间相互竞争，“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这些必然都会对中国政治家产生一种压力。交易费用的不断增长是有限度的，因为执政统治者存在着一个监督成本约束问题，政治家面临着国内外潜在竞争的压力，当制度交易费用过大，国家政治效率低下时，不主动改革，就有可能被新制度新政治家取代，甚至亡党亡国。历史经验证明，越早把握机会就越能赢得主动，面对日益加剧的社会危机，我们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但新制度的建立也需要考量交易费用，如房宁先生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谈到：“处于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常常伴随着非常多的社会矛盾，有时甚至是激烈的社会冲突。在这一阶段的社会条件下，竞争性的政治制度包括政党竞争和选举，往往会使社会矛盾集中于政治领域，把一个需要以经济建设为首要任务、通过以发展为主要手段解决矛盾来满足社会各个阶级阶层需要的社会，转变为通过权力、通过改变资源和财富分配方式来满足需要的社会。这显然会造成严重问题，在许多情况下导致‘民主的失败’。许多国家多次中断民主政治的原因就在于此。概括起来说，竞争性的民主政治比较不适合处于工业化社会转型阶段的社会。这应当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经验。”（叶帆、朱佩娴，《世界上不存在适用于各国的民主模式》，人民日报2009年4月27日。）萧功秦先生也认为党外民主化模式的弱点是：“社会中的心怀不满的失利阶层与具有强烈政治抱负的政治边缘人，会利用这一模式提供的政治参与合法性，以过激的意识形态口号来争取社会公众的支持，挑战现存秩序的游戏规则，并煽动对现行体制的不满，这样就容易引发‘政治参与爆炸’……这一民主模式在实行过程中，也会遇到政治整合方式的若干困难。在现行体制的政治整合方式中，地方基层干部对上级命令的贯彻与执行，是自上而下的权威政治整合的基础。中国的中央政权，是靠数以万计的基层地方官员对中央负责来到保证的。然而，基层民主选举将会使地方官员为了争取地方民众的选票，而不再对上级负责，因为通过选举而上台的官员的权力合法性来自当地选民的委托，而不是来自于中央的任命。这样，地方民主选举，实际上就是一把双面刃。一方面，它固然有利于发挥地方民众对官员的监督作用，但同时也会使中央失去自己的社会基础而导致中央权力空洞化，以及地方对中央的离心化。这样就在政治整合上形成新的断裂。其次，根据以往一些研究中国农村选举的学者的研究，从村级选举发展到乡级选举，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由于村一级的社会交往过程比较简单，人与人之间能直接接触而相互了解，村级选举的动员可以在个人之间的交流中进行，而无须中介性政治组织的出现。而选举到了乡一级，由于人口规模较大，居民彼此熟悉程度较低，这就就必然会出现通过中介性组织来进行拉选票的助选动员。这种助选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会形成自主性的政治派群。这对于习惯于权威性治理方式的执政党也会出现政治操作上的新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那就是地方与中央在民主选举中的顺序问题。这里，我们可以引用研究世界各国民主化的美国著名学者林兹提出的一个观点。林兹教授从西班牙与前苏联等国的民主化实践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他认为，凡是先中央选举，后地方选举的民主化国家，中央就先于地方具有了民主的权威合法性，这就使中央可以运用这种权威来抑制地方主义的恶性膨胀。反之，凡是先进行地方选举，然后进行中央选举的国家，如前苏联，地方领导人先于中央通过民主程序获得合法性，这样，地方政治精英就可以利用这种合法性来从反对尚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中央政府。由于中央不是民选的，因而在与地方斗争时缺乏权威合法性基础。戈尔巴乔夫在与其政敌叶利钦的政争中失败，这一点可以说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即使要在省一级推行民选，也要充分考虑到全国选举的顺序。”（萧功秦，《新加坡民主启示录》，凤凰网2009年4月13日）毋庸讳言，上述这些民主政治的交易费用当局者不可不考量。但他提出的“以解决直接面对的问题为主，通过就事论事，点滴改良的方式，来解决中国民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在碰到具体问题时，想一些临时性的办法，走一步，看一步，发现问题再停下来，看一看实施效果，走好了，再向前走一步，走不好，再退回来。试试其他办法。”的这种所谓“稳妥”方案，同样交易费用大得惊人，似易实难，实际上更无法实现，她只会使中国改革现存之问题越来越积重难返，晚清之“改革”便是前车之鉴。萧功秦先生一再断定：清末改革失败于超前，他却显然忘了当时的政治危机远远大于今日。以此衡量，清末新政不仅没有超前，相反是速度与诚意都远远不够，而最终丧尽人心导致了革命。当今政治危机尽管远远小于清末，但政改的速度更是慢得惊人！几近踏步！在想方设法拖延时间和丧失人心上，与清末如出一辙！

五、制度变迁与权威交替

实践说明，制度变迁中新政治权威的建立以替代旧政治权威犹为关键重要。相对应中国政治制度变迁的正确目标是从计划政治到市场政治，中国政治权威变迁则是从全能集权政治权威到有限分权政治权威，二者是同一过程而形同影随。其方式也伴随制度变迁有两种基本类型：激进式和渐进式。如果旧式制度及政治权威完全或基本失效，则迅速地转向新式制度及政治权威会可能更有利一些。但我认为，中国目前旧式制度及政治权威并未完全或基本失效，以行渐进式为宜。不过应注意避免旧式制度的政治权威集团及其支持者结成联盟，因为这个联盟会想方设法拖延时间，利用各种手段给新式制度及政治权威的建立制造障碍和麻烦。正如全能集权政治权威与计划政治中的专制、集权、人治相对称一样，有限分权政治权威则与市场政治中的自由、民主、法治相适应。二者的主要特征分别是：前者权威具有时空上的绝对性，职务终身制，权威唯一性、固定性；后者权威则具有时空上的相对性，职务竞争制，权威集体性、变动性。权威主义的政治体制必须改革，权威则是不能没有的。任何政治都必须要有权威，政治权威为政治稳定之必要条件。政治权威就像“猴王”似的，一旦失去“猴王”，便会出现群雄混战局面。上面房宁先生与萧功秦先生完全忽视了这个现实必要约束条件，即权威缺失，他们所说的那些只有在权威缺失的前提下才可能发生。我在下一章“政治稳定论”中将述及：当前政治权威缺失最严重的领域在政治治理，并指出其根源主要是权力腐败引起之社会不公。这里所说的权威缺失，包括政党组织权威缺失和领袖及领导个人权威缺失。古今中外历史与现实的正反经验都印证了这点。如戈尔巴乔夫在与其政敌叶利钦的政争中失败即此因，是“8.19”政变使他丧失了政治权威。更有趣的是，萧功秦先生自己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六次政治选择》一文中，却也无意识地提供了这方面的大量佐证。如关于清末新政改革的失败，该文是这样写道：

“这场改革为什么会失败？首先，新政是在清王朝统治者的权威合法性急剧流失以后，在这一政权业已陷入了信任危机的情况下急剧推进的。受到权威危机压力而充满焦虑感的统治者力求通过急剧的、大幅度的、高难度的改革，来实现中国的富强，从而来挽回自己的权威危机。然而，由于清末新政规模太广，改革难度、幅度太大，统治王朝的权威低落到了不足以支持这种大难度、大幅度变革的程度。其结果是改革过程中积聚了越来越强烈的社会不满，而这种不满又进一步严重地削弱了清政权的权威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危机的深化又反过来引诱统治者去从事力不从心、更大幅度的改革，以此来试图重新取得流失的权威，大幅度改革缺乏地方上实验的机会就匆匆出台，会进一步把事情弄得更坏。这就会使政权陷入一种饮鸩止渴的恶性循环。另外，第二个问题是，清末新政改革的基本战略也是错误的。当时的立宪改革由于日俄战争的影响而提前发起，确实是过于超前了，如果当时仍然采取戊戌变法时的开明专制主义模式，而不是君主立宪模式，将会更稳妥些。所谓的开明专制模式，就是有现代化导向的皇帝拥有不受挑战的绝对权力，并运用这一权力来推进现代化。德国威廉二世改革就是开明专制主义的典型。而清末新政采取的君主立宪，实际上是一种宪法限制下的分权制，这是一种类似于英国模式的‘有限君主制’。在英国，在资产阶级力量强大以后，统治者的权力受到自下而上制定的宪法的限制，权力移到国会，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虚君体制。……事实上，日本明治维新的立宪，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钦定立宪”，而不是英国式的自下而上的“民定立宪”。所谓日本钦定立宪，是一个以立宪为口号和幌子的开明专制化运动，日本明治维新实际上是以立宪为名，行开明专制之实，用日本政治学家清夫信郎的话来说，是一种‘伪立宪的绝对主义’政治。天皇在大政方针上具有不受挑战的绝对权威，这种政治适合于后发展国家现代化所需要的政治集权功能。更具体地说，明治维新的实质，就是在立宪名义下，来增加天皇为首的中央的权威，而决不是分散它的权力。然而，当时中国立宪派士绅精英们，为了仿效日本的‘立宪’，却走到英国式的‘民定立宪’模式上去了，这是一种分权化的、用宪法限制王朝政府权力的自下而上的立宪运动。清末激进立宪派士绅的逻辑是这样的：既然立宪可以致国家于富强之途，要立宪，就要学英国，因为英国自下而上的民定宪政，才是货真价实的立宪。……可以说，激进派士绅就是在这一观念的支配下，争取英国式的分权化的立宪道路。当时的中国学日本可以说是东施效颦，从学习明治立宪政治而走向削弱中央政府权力的地方分权自治。地方咨议局的自治权力强大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于各省的总督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只能站在地方士绅的一边来对抗中央。清政府的中央权威进而失去地方的支持，这对于已经陷入权威危机的清朝中央，可以说是釜底抽薪，更使清政权雪上加霜的是，1908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几乎同时突然逝世，新的统治者摄政王又平庸无能，完全不能驾驭如此复杂的局面。清王朝出现了权威真空。激进的立宪运动与革命运动相互激荡，排满主义民族主义思潮席卷各地，辛亥革命爆发，清末新政也因此寿终正寝。”

真正值得担心的不是宪政民主的负作用，而是改革以来由于社会多元化带来的利益冲突与制度交易费用的不断增长，中共政党组织权威和领袖个人权威都在不断流失，这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启动增加了难度及风险；而且一方面越这样拖下去越困难危险，另一方面新权威的形成又须暇以时日与现行政治体制下出现既赞成改革又具有魄力的政治权威可遇不可求。这就是一个中国政治制度变迁中面临的悖论，能否破解？她正在考验着我们中华民族及其政治家们的集体智慧。我这里“抛砖引玉”，谨提出三点供当局者参考：一是独党执政，个体竞争；宪政民主，既可以多党制，也可以一党制，在一个政党、一种主义的前提下“君子不党”个体竞争；以维持政党组织权威，避免台湾、泰国那种多党制的多元化政治权威，一旦意识形态对立分岐，便为乱象之源。二是中央集权，地方自治；相对集权与有限分权之间，由中央执其两端，行中庸之道；以维持中央集体领导权威，避免出现中国历史上地方封建或军阀割据那种局面。我国台湾地区民主转型自下而上的成功经验即是实例。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台湾政治，在“中央”层面上党政军高度集权，而地方则有很大的自治性。尽管其具有资本主义民主固有的局限，但也极大地激活了地方政治，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地方官员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人民负责的恶政，使民众进一步发展民主制度的诉求日益高涨。而在后来，蒋经国先生是出于多种因素主动而非被迫放开党禁。三是国家权威，社会自由；其自由则不权威，或权威则不自由。如思想、舆论、政论、学术属于社会范畴，应自由、民主挂帅，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立法、行政、宪政、司法则属于国家范畴，应强调集中、纪律，必须“一个声音说话，一种调子唱歌”。两大领域分开，各自遵守各的游戏规则，国家通过行政法治来控制社会。其具体方案则已在前面“市场政治论”与“分权自治论”两章中详细论述。我相信只有沿着这条路径才能止住中共正在逐渐流失的政治权威，并使之向上回升，从而顺利实现新旧式政治权威交替，以保持中国政治稳定。政治权威本是把多刃剑，其掌握在持有者手里；尤其是全能集权政治权威，她既可以保持政治稳定，如邓小平的“改革”；也可以使政治停滞，如勃列日涅夫的前苏联；还可以使政治极端，如毛泽东的“文革”。邓小平带头除废国家领导人职务终身制，正是想防止其之弊端。然而，问题是在高层超前削弱了旧式全能集权政治权威的同时，应配套的底层政治改革却严重滞后，新式的有限分权政治权威未能正式建立起来，中央集体领导权威交替上，仅靠高层人治决定，其乏底层权力合法性制度基础支持，一旦社会群体间利益冲突尖锐对立，现行制度交易费用无法承受时，便有可能出现权威缺失。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刘吉说：“30年改革开放重建了中国共产党不可替代的威望。”（《绿叶》2009年第6期）这恐怕是一厢情愿。“瓮安事件”、“通钢事件”……“杨佳案”、“邓玉娇案”……以及这些“事案”其民间舆论的竟几近一边倒，即是地方政治权威丧失的一种预警。我们要警惕严复所说的“其进弥骤，其途弥险，新者未得，旧者已亡，怅怅无归，或已灭绝”之现象。在后有追兵（政治改革压力），前有守军（既得利益阻力）的窘迫中，只有上述三点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六、对中国政治未来预测

在完成了上述中国政治制度变迁的理论逻辑框架构建后，现在可依此对中国未来政局进行判断和分析。最近“凤凰博报”上转载的李昌平先生之“90年代以来，几乎每一项改革都背离了改革初衷——改革迫切需要一场辩论和一个决议”一文中认为：改革是在外国力量、资本力量、专制者力量、腐败分子力量、黑恶势力力量的主导和推动下进行，人民大众越来越被所谓的“改革”边缘化，越来越多的民众对通过改革来解决改革中日益堆积起来的问题和矛盾越来越没有信心了！改革发展到今天，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都似乎进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怀疑改革的人越来越多了！甚至，怀疑改革的人远远超过了曾经怀疑革命的人。对此我不敢苟同。中国的政治在发展已是不争的事实，人们只要观察下网络，就可一目了然。如“乌有之乡”上的张宏良先生能将“改革”攻击的一无是处，却又不愿回到他想象中的毛泽东时代去（若如此攻击“文革”一百个脑袋尚不够砍），这本身就是中国这个专制古国前所未闻的历史进步。当然，实践不尽如人意，也是亊实。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她需要继续改革。中国的政治发展方向或道路，目前大致面临着或改良或改革两种选择。如前所述，当今政治危机是远远小于清末，出于人的理性，民间对革命的拥护、支持度较小，当局的抵抗能力则极大，革命其交易费用之大使之根本无法启动，除非将来形势发生陡然性的急转直下。所以，当局者内部认知判断上倾向于自信，认为现行政治体制符合我国国情，具有强大生命力；只是仍有不足和弊端，依然需要不断改革，而改革实际上只仅是现行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之改良。人民日报2010年10月27日发表署名文章“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一文即是某种宣示。从民间对这一宣示的反应来看，由于政治改良仅能缓和却并不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与剥削等不公，她使人们对政治改良的利益预期悲观，暴力或非暴力抵抗必然加剧，会更加增大现行政治制度的交易费用，当交易费用越过某个临界值后，改革甚至革命其交易费用就将低于改良，届时改革甚至革命便会启动。但对现有政治权力格局的重大调整，真正动真格的困难和阻力不言而喻，她需要有“刮骨疗毒”的勇气和行动。利益影响了当局者的观点和立场，但又很难进行实证，我们只能是凭借常识的猜测。邓小平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三条标准：“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其实这归根结底也就是利益与交易费用问题。中国现在存在着严重的信仰危机，传统道德沦丧，腐败之风愈演愈烈，地域差距、贫富悬殊极为突出，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国家的政局稳定、人民的团结、人民的生活改善、生产力的持续发展皆受到了严重影响。这就从反面说明，我们现行的政治体制是大有问题的。有党媒文章说：“一副眼镜，自己的才是清晰的；一双鞋子，合脚的才是舒适的。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要尊重这个国家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和选择。”此话信然。但问题是，纵使这个国家最广大人民有选择的意愿，但有选择的权利吗？多党制我们可以不提，可以摒弃；为什么连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也不敢启齿，不敢保障呢？说都说不得，更又谈何选择呢？不是我吹毛求疵，这实在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前不久有人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兑现宪法第35条之言论出版自由，《求是》上发表赵强先生“舆论失控：苏联解体的催化剂”一文回应倒是说对了一半，自由确实是专制的致命杀手；但又说错了一半，即仅保守之改良却救不了专制的命。反倒是鲁迅最俏皮幽默：“老先生们保存现状，连在黑屋子里开一个窗也不肯，还有种种不可开的理由，但倘有人要来连屋顶也掀掉它，他这才魂飞魄散，设法调解，折中之后，许开一个窗，但总在伺机想把它塞起来。”存在决定意识或制度决定制度文化，只要专制政治系统尚能维持着相对的稳定，不仅这种“黑屋子”的专制“老先生”们就不会罢手，走进“新时代”之类的“吹鼓手”们也同样不会罢口。

政治系统的均衡总是相对的，不均衡则是绝对的，在打破相对均衡之前，政治系统维持着相对的稳定。且专制集权政治下僵化、刚性的均衡不同于自由民主政治下动态、柔性的均衡，其均衡与不均衡之间的每一次循环不是正常自然的，而是往往伴随着剧烈动荡。今天是从昨天走来，温故而知新，让我们先回顾近代历史。我这里再重复强调一次“制度变迁的主角是政治家”，而且包括在野的政治家。上个世纪初（1908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几乎同时突然去世，新的统治者摄政王载沣平庸无能，完全不能驾驭局面。清王朝出现全能集权权威缺失（没有了保持中国政治稳定的必要约束条件，政治系统的均衡变得很脆弱，下同），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成功，则使中国近代第一次打破了政治系统均衡，其后最终经过国共两党几十年的殊死较量，才于1949年以新中国成立为标志，重新达致政治系统的均衡。与此同时，中共内部的政治系统不均衡一直存在，并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延续，直到1976年周恩来、毛泽东先后逝世，出现全能集权权威缺失（同上），同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成功，第一次打破了新中国政治系统的均衡，尔后中共各派政治力量几经斗争，终于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又重新达致政治系统的均衡延续至今。其间，政治系统不均衡也当然存在，而且随着老一辈中共政治家逝世，近年来有迅速加剧的趋势。目前，中共已有权威缺失的种种迹象，如在政治改革方向上，高层分岐及斗争日趋明显，这从去年围绕“普世价值”的争论中就可“略见一斑”。有人竟公开声称宣扬普世价值的人士“极力把温家宝推举为‘赵紫阳集团’的新领袖，即想把这一集团变成‘赵温集团’”。这是非常危险的打破政治系统均衡前兆，只须政治天平任何一方再加上一个法码，如类似“6.4”事件、波兰“团结工会”、捷克斯洛伐克“七七宪章”运动等形式的体制外政治力量加入；或去掉一个法码，如粉碎“四人帮”、前苏联“8.19”事件之类的体制内政变。去年中国又出现了体制外的政治力量试图加入之现象，但又失败了，其说明中共体制内尚未全能集权权威全部缺失，或新式有限分权政治权威已在某种程度上建立，开始发挥效用。否则，这一事件中，体制内对其有利的一方必然出手支持利用。

中国历来行之有效的是全能集权权威主义政治，但确立于上世纪末的两项制度规范，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政治的这一基本特征。这两项制度，一是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制；一是70岁后不再连任的年龄限制。这对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而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为有效的全能集权权威之基本要件是，必须具有时空上的绝对性，职务终身制，权威唯一性、固定性。在后全能集权权威时代，最高领导人逐渐失去指定接班人的权威性。这时，高层权力斗争会趋于激化。为了化解矛盾，最稳妥、最合理的办法之一，是让达到一定级别的政要投票，根据票数选出一个多数人所认可的接班人。这可能成为民主政治萌芽的契机，如“十七大”上习近平、李克强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就是一个重要标志。他们都仅是上届中央委员，是由中央委员直接选举成为政治局常委的。在此之前，在相当级别政要内进行的推荐中，习近平和李克强都名列前茅。所以，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说：“习近平和李克强都不是只由领导人指定，他们是由300多人共同决定。”我对这持保留态度，因为其不利于公权力权威的积累，经过近十几年来的这种寡头博弈与相互妥协，现在基本上形成了一套寡头政治的游戏规则，避免了以往毛邓年代那种高层内部的恶斗，实现了寡头集团的团结。但恰恰也是因为如此，这个统治集团不可能进行真正意义的政治改革，寡头集团内部越是同舟共济、越是实现“集体领导”，就越是不可能推进任何对现状进行根本变革的改革举措，唯一的结局就是维护现状，直到最后整个国家崩溃。职务终身制与职务任期制之间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只要权力有自由的竞争，个人就一般不可能将权力保持至死，即使出现个别例外，也同样是有益无害。有人认为中国现在需要一个新权威人物，或者说一个蒋经国式的人物，来推动中国政治上的改革。但问题是，我们今天的主政者谁的权威再能与当年的蒋经国相比？而蒋经国的权威又正是他几十年的政治专制中建立和积累起来的。这就陷入了一个悖论而难以自拔：必须靠专制者的权威来一举结束专制！今天的“胡温”显然没有这样足够的权威，也没有建立和积累这样权威的机遇。在中国大陆现行体制条件下，产生蒋经国这样的政治强人几率更低。在告别了强人政治之后，真理尤其显得重要。除非政治家真正掌握了符合客观规律的政治真理，能够通过实践统一多数人的思想；否则，他不难有新的想法，却难以付诸行动，往往事倍功半。这种现象是有限分权政治权威体制使然，非关人力。在全能集权权威政治体制条件下，连勃列日涅夫这种“政治正确”的平庸者，也能维持停滞的“政治稳定”。当年毛泽东的特立独行，也同样是依托于个人权力的登峰造极。毕竟，个人无法超越历史。在历史中，每个人其实都只是具体环境的奴隶。让我们在期待和呼唤民主宪政改革伟人的同时，对高层的态度能够更加理性和积极，既不过于迎合，寄予过高的幻想，也不过于苛求、指责，而是在给予适当理解的基础上，以必要的支持、配合使他们努力做成历史机遇允许他们做成的事。但这并非说后全能集权权威时代的领导人就无缘成为伟人。相反，越是这样的时代，越是呼唤能够推动社会转型的政治伟人。在有限分权权威之情况下，成为时代伟人需要能够创造历史机遇或善于抓住历史机遇的伟大政治家。如叶利钦就是后一种“伟大”政治家。1991年8月19日，前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宣布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表《告苏联人民书》，指责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已经走入“死胡同”，声称“为挽救国家命运，维护国家统一、维护共产党地位、维护社会主义制度”而采取行动，软禁了正在渡假的戈尔巴乔夫。“危急”时刻，叶利钦抓住这一政治权威缺失的历史机遇，组织力量反击，谴责政变，叶利钦的“冒险”取得了巨大成功，军人倒戈，“民主派”战胜了以亚纳耶夫为首的“保守派”，而且也战胜了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主流派”，终于迎来了民主宪政的新时代。可善于抓住历史机遇仅是一种被动，而能够创造历史机遇才是一种主动。

根据时事与各种公开的资料观察分析，中共体制内在经济改革的方向上是基本一致的，即都坚持市场取向不动摇，一些区别仅在于主张的市场化与私有化程度上有所不同。而更重大的分岐出在政治改革，有人坚持“保守主义”，有人则倾向“自由主义”，其冲突严重。由于这种认知上的分岐，对于治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都抓住了真理的关键一部分，双方势均力敌，两党或多党制自有其可行性。对于治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下的当代社会主义中国来说，“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都只抓住真理的非关键一部分；这是由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还远未完备成熟，权力体系不能像当代资本主义一样只满足于应付日常事务、突发事件，更应该花大力气推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采取长远措施化解矛盾、降低风险。当代资本主义从政者需要解决的是政策问题，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从政者需要解决的是政治制度建设问题、战略性问题，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治理逻辑。因此中国目前实际是某种程度的二者政治治理之下而绩效不佳，且同样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难以达成政治上的一致。胡锦涛就指出过：“核心的问题不是政治体制要不要改，而是朝着什么方向改。”这可谓是“一语中的”。 但如何进行政改，今天的中国知识界，可谓是“百花齐放”，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知识分子通过不同方式表达着本利益集团的各种诉求。但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却缺乏沟通，基本上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彼此都不赞成对方，感性多于理性。这当中并没有那一方真正掌握了真理，有一套可行的理论去支撑政改。不容否认，在政改中我们应该要学会拿来主义，那些被其他国家所证明的人类政治文明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盲目的排斥已有的人类政治文明成果无异于自绝于世界潮流。但是光有拿来主义也是不够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都有本国国情，如何在中国具体国情下去构建自己的政治体制，这个命题又有多少人去真正考虑过了? 所以政改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没有达成共识，争论此起彼伏，政改的正确方向到底在哪里?本书提出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理论，则可以弥合上述二者或大多数人之间的认知分岐，因为这一理论创造性地发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关键性政治真理，即“权力唯物论”，其真正能够指引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改革走出目前的困境。改革以来，政界、学界、民间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方案、建议可谓汗牛充栋。但不论是民间的什么“普评制”，还是体制外学界的“宪政民主”，甚或是政界体制内中共中央党校的政治改革研究报告集《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全都是一些突兀的或无根之木或无源之水，是没有自己根基的“空中阁楼”。其或无视理论逻辑或钻进故纸堆里或戴着枷锁跳舞，这么一项严肃的国家大事，其怎么就能够说服统治者采纳接受？而本书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理论，则是从政治哲学、政治体制、政治治理再到政治发展、政治稳定、政治韬略、政治基础，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从根基上建立起来的，其如我写在前面的话中所言“半生得来非寻常，满纸论去皆伴泪”，谨拜国人与当局“先一读吾言，后三思尔行”。三十一年前中共老一辈政治家扭转了整个国家的政治走向，他们的政治影响持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他们的判断与选择决定了此后改革的路径和框架，至今中国的改革仍然没有超出他们的思维。真是“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时代在呼唤我们超越他们。

政治家有了正确的认知后，更关键的是在于行动。政治是最现实的事情，一个扎实的行动，胜过一打空洞的口号。如马克思早就说了：“一步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也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有一个历史事实颇为可悲，便是特权集团很少能够自愿放弃特权。”对政治而言，止于理论者最愚蠢，付诸实践者最聪明。还是老百姓的话说得最明白：“宁可叫你打死，不能被你吓死。”这比鲁迅在黄埔军校之讲演“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更传神、生动、精确。从这种意义上讲，近来在全国范围内，一些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精英们大规模高调宣布参选人大代表，是中国政治进程中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事件。且举一例如：华中师大07级学生蒋凯宣布参选基层人大代表，针对有人可能会觉得他的想法“太过理想化了，不现实”，蒋凯回答：“太过理想化?没有理想怎么指引现实?我是站在现实主义上来关注理想，现实只是给我一个平台去把理想付诸实践。现实是用来改变的，我们不能屈从于现实，尤其是年轻人，不去改变，我们永远进步不了，国家进步不了，民族也进步不了，到头来受伤害的还是民众自己。我选择参选人大代表就是希望能在这个平静的湖面投下一颗石子，至于能泛起多少涟漪还是要有待观察。不过不管如何，我还是要坚定地走下去。温总理说的好，一个国家和民族必须要有仰望星空的人，否则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言犹在耳，且歌且行吧。”他还表示“如果我成功竞选，首先我要认真履行人大代表的职责。我会向选区人民公开我的联系方式，设立联系点，同时定期与选民交流。如果选民有需要，就可以直接向我反映;我也会定期在选区调查，和选民交流沟通，了解选民的利益诉求，从而会形成自己的议案并在人代会上提出。当然，从社会的整体利益而言，我要做好一个沟通者和合作者的角色，要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此外，还要监督公权力的运行，还要监督政府的预决算。我们的初衷就是要实现把权力关进笼子。可能仅凭我一己之力很难实现，但我希望像我这样的人越来越多。鲁迅先生说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凡事最怕‘认真’二字嘛。”一句话，我们既要向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又要向下“脚踏实地，从头做起”。俗话讲“不怕慢，只怕站”，事情任何时候只要真正做起来就来得及。当局者也如是，不应怕“雄关漫道真如铁”，要“而今迈步从头越”。相信非政客的真正政治家会放弃期待既得利益集团自觉让步之幻想，而代之以用行动来迫使或促使他们让步。而扎实的行动必须是从合适之突破口开始，方可能一步步取得成功。纵观中国目前的既得利益格局，县（市）及以下之广大乡镇、农村相对大、中城市而言，是既得利益集团力量薄弱之处；同时也是中国社会问题与矛盾最尖锐、最集中、最直接的地方，民众的积怨情绪就像烈日炎炎下的一堆堆干柴，其如北京邮电大学教师许志永博士所言：“每一个县都是瓮安”，只需有远见卓识及魅力的中国政治家点燃一根火柴，便可随时引发一场熊熊大火，摧毁掉政治改革的一切阻力。中国当代有作为的政治家应把自己看作“安泰”，“安泰”的力量来自大地，而大地就是人民。斯大林、毛泽东便是这样的伟大政治家。想中国政治发展的中国政治精英们，应到县(市）去，到基层去，到“瓮安”去，到“通钢”去，到大学生中去，到民众中去，只要像毛泽东当年那样，通过对基层民众进行宣传、教育、发动、组织，就可将其斗争方向从单纯的经济维权引导上升到政治维权上来，开展合法争取地方县(市）、国有大中型企业、国有大中专院校……自治权利运动，以遏制腐败及剥削，但这也意味着斗争的升级。就此而言, 除非其是一项自上而下的主动政治决策，否则人们不难想象她是怎么一场不同政治力量间“你死我活”的较量。关键在主动，我乃希望当局者能择善而从，至少循序渐进先从逐步具体落实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公民言论和出版自由权及《选举法》有关规定做起。而不要落后于形势，群众已经过河，却还在摸石头，或被形势与群众推着走，处处被动，丧失引导、领导权，那样非常危险！赶快上岸走到群众前面去吧，洪水也许快要来了。当今中国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时候，但看到近来的情况，是统治者除了加强应对外,看不出半点真改之迹象，这使我突然想起了陈胜、吴广，想起了鲁迅的那句名言：“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鲁迅先生当日所嗟叹的现实几近丝毫没有改变，中国的政治家们：好好重温一下鲁迅先生这番话吧！你们是否应当拿出一点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来？难道真的非要怎样了才有变化？

纵观眼下中国之政治局势，左、右两派政治力量正在想扭转或扭曲“改革”，但皆受到当局者的打压，利益诉求主要还停留在思想言论上，具体实际的政治行动能力尚十分有限，而当局者也被认知所误导，加之海内外一些“智叟”们的迎合之美言，如从胡鞍钢的“西方国家有多少搞‘三权分立’的？”、张维为的“优质民主才是好东西”……到俞可平的“中国民主化的最小成本和最佳途径 ”、房宁的“谈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发展”、周瑞金的“政治改革下个十年将有新景象”、郑永年的“民主的现实考量”……至今仍在过于保守的“政治改革”决策中一意孤行，无法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剥削，越来越失去民心与激怒“左、右人心”，制度交易费用已难以承受及不能真正完全压服左、右两派，中国政治未来确实有向左或右这两种可能。“智叟”们将宝押在一厢情愿幻想的“中立阶级”——他们管叫“中产阶级”身上，其实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腐败、剥削这两座“大山”不除，政治范畴的“中立阶级”只能遥遥无期。朝令夕改与一意孤行是政治决策中的两种极端，由于前者容易失去威望，并因为权力优越，政治家往往不自觉地倾向后者。在政治现实中与历史上，这种权力由于优越“天生”的傲慢及偏见很是常见，越是素质差的权力者越是如此。权威主义下的权力者大都是官僚而非政治家，任你学者们滔滔不绝，真理在握，他自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独裁者能听懂的只有枪炮声，一旦这样，也就不存在政治改革，暴力之后不外是下一个以暴易暴的开始。一些或不入流或不入品的“小”权力者，对“小”知识分子更是像丫环般指手画脚，呼来唤去，全不在其话下。权力者应学会谦恭与辩证，因为“权为民所赋”（习近平语），要知道“命运给你的一切并非你自己所有”（西方早期诗人普布利柳斯语）。上述政治三方的表现造成了目前的政治僵持局面，打破这种僵局的唯一方法是政治改革或革命，其需要有杰出的政治家来组织领导，中国政治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出现邓小平式的改革政治家与孙中山、毛泽东式的革命政治家身上。马克思曾经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我乐观地认为由于中国政治现实的巨大需求，二者都有可能出现甚至同时出现。革命是造反，自下而上，由在野的政治家或像毛泽东“文革”那样由执政政治家从基层发动、组织、领导；改革则是自我革命，造自己的反，自上而下，由像邓小平那样货真价实的伟大“改革家”主动组织、领导。我坚信历经磨难五千年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一定会诞生出这样的伟人。比较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温家宝的“普世价值”、习近平的“权为民所赋”、薄熙来的“唱红打黑”、汪洋的“杀出一条血路来”、张春贤的“还权于民”……我更看好习近平，其最准确、最直接地抓住了日前中国种种社会矛盾、问题的症结所在，“长江后浪推前浪”，国家民族之希望寄托在他们这代人身上了！在政治上占据主动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韬略，选举之自由、民主、法治三位一体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客观所在，中央越早采取实际行动越主动，趁目前尚能控制局势，事先设计好慎密的改革方案，强化法治对自由、民主的可控性，从县(市）开始循序渐进，由点到面，便万无一失。在党的高度权威领导和引导下主动有领导、有指导、有组织、有纪律地促进中国政治发展的同时，势必进一步巩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党领袖权威，强化执政党在公众中的合法性，从而将多数中国人纳入体制的框架之中，更便于执政党统驭民众。反之，越拖下去则越被动，被形势甚至突发事件推着走与主动改革不可同日而语，其无法掌控和预料，是十分危险的。前苏联东欧已经发生及阿拉伯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局足以证明此。时不我待，吸取历史教训，中央应对可能丧失政治改革引导、领导权引起高度重视，当机立断加快政治改革速度，以真正取信于民，让人民看到希望，保持对中央的耐心和信心。优柔寡断只会坐失良机导致胜败失算，非大政治家所为；中共老一辈政治家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皆为多谋善断者，中共的生死存亡已经寄托在你们中央身上。我乃一介平民，有道是人微言轻，但仍“位卑未敢忘忧国”。还望中央重温武侯祠那幅名联:“能攻心，即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时，则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希望在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目前中国尚未有任何政治组织、政治力量能与其抗衡。所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在党，希望也在党。体制是死的，人是活的。政治体制的背后是人，是政治家，是政治家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利益。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出这一点。现在没有“党内路线斗争”这一提法——数不清的“党禁”之一。但“党内路线斗争”是种客观存在，从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土地革命时期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到1954年的“高饶事件”、1959年“庐山会议”的彭德怀“右倾主义”、1966年“文革”的刘邓“修正主义”、1971年“林彪事件”的未遂“政变”、1976年“政变”粉碎“四人帮”的极左路线、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确定改革开放路线与否定华国锋的“两个凡是”、1986年的“学潮”与胡耀邦辞职、1989年的“六·四事件”与赵紫阳下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共发生过大的路线斗争十多次。“党内路线斗争”的背后是权力竞争，我们是依赖民主集中制来保证胜出者的正确性。恰如前面“权力唯物论”一章中所说“权力道德化否定、排斥权力优越，也必然否定、排斥权力竞争”，因此否定、排斥权力公开竞争的民主集中制确实为实现权力道德化的最佳形式，权力道德化之内容与民主集中制之形式的完美相结合，也确曾在中共革命战争年代发挥过极好的历史作用，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至今仍是权力道德化的文献典范。这一切都是由于革命战争年代之环境将权力道德化与民主集中制的腐败弊端降低到了最小限度，因为没有取得政权，革命权力腐败的空间很小，况且敌强我弱、你死我活的残酷竞争下容不得你腐败，腐败减少了，从而也使其精神道德优势发挥到了最大限度。中共长期在农村进行艰苦的革命战争，1949年初，中国革命即将获得全面胜利而将从战斗了几十年的农村转移到城市，对于党的这个重大战略转移，毛泽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甚至以“糖衣炮弹”来比喻中共将面临的新的严峻考验。当时任中央秘书长兼军委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负责中央机关向北京转移的具体事宜。1949年3月23日，杨尚昆为中央打前站，先行从西柏坡出发，前往北京。在《杨尚昆日记》中记述了个别机关在北京纪律松弛的事，他感叹道，才进城几天“似乎大家都变了”、“一进城市，大家对居住生活条件的要求就提高了，都爱从好的方面去布置”，他写道:“要能维持简朴的作风，恐不容易，城市的引诱实在太大。”革命未成功就像小孩一样纯洁可爱，一旦成人了反而失去天真单纯，这也是无可奈何的。比如，军衔制在革命战争年代只是一种适得其反的累赘，但中共之成功也仍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上，国民党仁义道德化的“弟兄”反不敌共产党利益化之“同志”，而于执政和平时期军衔制却有着无可替代之重要作用。再如，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的领导是由少数人推举的这种办法一直延续至今。这种推举中的竞争如果没有自由民主，民主集中制的权威主义之下，必然大量兹生腐败权术，很难保证正确者胜出，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当时之所以采取这种办法是受条件所限，而且由于有国民党作为竞争对手，其还能保证优胜劣汰。可现在条件已变了，这种办法也应该有所改变。再延续这种由少数人推举党的领导的办法，实际上已很难把党内最优秀的人物推举出来，而且还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小圈子的问题，任人唯亲的问题，更包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党内的腐败问题等等。且其竞争方式还取决于党内派系之间力量的对比，当党内派系占优势的一方觉得有绝对把握胜出时，则采取正常的民主集中制手段解决矛盾，“党内路线斗争”之大多数情况便是如此。但党内派系的占劣势一方或双方都觉得没有绝对把握胜出时，就往往采取非正常手段甚至武力解决矛盾，如“文革”中毛泽东发动大民主群众运动、1971年“林彪事件”的未遂“政变”、1976年“政变”粉碎“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我们党现在要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与党内几十年一贯制的政治观念相冲突，用市场的手段配置权力资源、党政分开、司法独立、舆论自由……必然就要全部或部分否定民主集中制、党的一元化领导、党管干部、党管司法、党管舆论……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是任何事物的生存之道。于此，鲁迅在“老调子已经唱完”中说得最形象贴切：“中国人有一种矛盾思想，即是：要子孙生存，而自己也想活得很长久，永远不死；及至知道没法可想，非死不可了，却希望自己的尸身永远不腐烂。但是，想一想罢，如果从有人类以来的人们都不死，地面上早已挤得密密的，现在的我们早已无地可容了；如果从有人类以来的人们的尸身都不烂，岂不是地面上的死尸早已堆得比鱼店里的鱼还要多，连掘井，造房子的空地都没有了么？所以，我想，凡是老的，旧的，实在倒不如高高兴兴的死去的好。 ”一些已经过时的政治原则、制度必须死，新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才能生！这些政治观念冲突的背后，又千丝万缕地联系着敏感的政治利益，代表不同政治利益的政治家之间产生分歧、矛盾、冲突、斗争……都是必然的，在所难免。要革命死就必须改革生！我们唯一可做的，是吸取历次“党内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避免“内讧”，采取自由民主的方式，通过党内合理竞争及协调机制来选择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路线。我们一定要全党以大局为重，保持团结，同心同德，卧薪尝胆，埋头苦干，把我们党、我们国家自己的事情办好，中华民族的复兴与统一就一定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