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根据二战后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经历所总结的一个现象，即许多发展中国家成功实现了经济起飞，但一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5000美元，其高速增长不仅难以持续，而且还会出现经济增长止步不前，甚至大幅倒退，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诱发大量经济社会问题，甚至引起社会动荡。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常具有四大特征：一是不能保持持续的制度创新，经济社会发展缺乏持久的动力；二是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不能通过稳定地提高效率来保持经济增长；三是经济发展失衡导致资源配置恶化和供需失衡；四是在发展中对外部世界过度依赖，经济活动缺乏内在的稳定性。

一、我国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我国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4000美元，已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长期以来，我国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形成了“过度工业化、过度重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的模式，这已严重威胁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目前，我国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的七大挑战。

1、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近年来，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从城乡看，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3.3倍；从区域看，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地区是最低地区 的2.4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地区差距是4.2倍。从行业看，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前10个行业与最低的后10个行业之间的差距，由2005年的3.5倍扩大到2009年的4.1倍。有学者认为，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或超过0.5。收入差距拉大可能带来社会动荡，并非危言耸听。拉美和东南亚等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能有效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

2、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严重不足

收入分配不平衡导致内需不足，给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带来重大挑战和困难。长期以来，我国居民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从1981年的16.76%降到2007年的11.32%。而财政收入增长过快，自1995年到2007年，财政收入占GDP比例提高了1倍。2006年，我国税收收入就超过了日本，高税负加上国有垄断企业及外资企业挤压吸纳70%就业人口的民营中小企业，直接压制了工资收入的增长。与此同时，房价、学费、医疗费用大幅上涨，严重挤压了居民消费支出。我国最近10年的年均最终消费率为59.5%，比世界平均消费率低近20个百分点。

3、技术创新“瓶颈”制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规模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经验，并通过“外溢效应”实现产业技术大幅提升。但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产业技术水平的差距缩小，加之西方国家严格控制向我国出口技术，使得我国引进技术的难度不断加大。而国内自主研发能力受到人力资本条件和体制机制制约，短期内难以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是用来衡量生产技术水平提高的重要指标。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的测算结果，过去30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上升态势，但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已呈现下降趋势。1979—2007年间，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 53.5%、25.3%和21.2%。上世纪80和90年代，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呈现上升趋势，90年代比80年代提高了20个百分点；但进入本世纪以来，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出现明显下降，今后要保持全要素生产率上升趋势的难度将明显加大。

4、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

低成本劳动力的充分供给是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劳动力的充足供给，源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三次人口出生高峰和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转移。但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的人群现在已经开始进入退休或接近退休年龄，农民人口的转移速度也在下降，劳动力的供需形势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一些机构和学者预期，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正在接近峰值，之后将逐渐减少。从近年来农民工中青壮年比例不断下降的情况看，劳动力供给增速下降的趋势正在逐步显现。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劳动力成本将会上升，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必须更多地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科技创新的驱动。

5、工业规模扩张难以持续

本世纪以来，我国第二产业和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高于经济增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持续提高。2001—2008年，第二产业和工业年均增速分别为11.3%和 11.5%，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1.1和1.3个百分点。2008年我国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2.9%。与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相比，如美德日韩，我国工业增加值占比已超过这些国家的历史高点。另外，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了重振实体经济，推进“再工业化”，实施“五年出口翻番”战略，力求通过政府扶持，实现传统产业在新技术平台上的复兴。这意味着，我国工业产能扩张将受到国际市场需求的制约。我国工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随着工业产能趋于饱和，规模扩张的空间逐步缩小，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或将难以再出现大幅度提升。

6、资源环境硬约束强化

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的持续较快增长与资源和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是分不开的。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 8.5%，而消耗的钢材占46%，煤炭占45%，水泥占48%，油气占 10%。我国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8个行业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今后一个时期，随着经济总量的继续扩大，资源和环境硬约束将持续加剧。以能源为例，2004年国家制定的能源中长期规划纲要提出，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30亿吨标煤左右。但事实上，2009年就突破了这一控制目标，2010年已超过 32亿吨标煤，比2000年的14.5亿吨标煤翻了一番多。2000—2009年我国每年新增能源消费量大约为1.7亿吨标煤，如果今后10年每年新增能源消费量仍维持在1.7亿吨左右，到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将超过50亿吨标煤。这样大规模的能源消耗显然是不可持续的。而且，我国已经向国际社会承诺，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0%—45%，这也对能源消费过快增长形成了明显约束。

7、社会矛盾明显增多

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社会结构、社会价值理念和社会组织形式发生变化，城乡家庭小型化、住房自有化和就业市场化，使社会主体的多元性、独立性、选择性增强，社会利益格局更加复杂多样。由于不同群体利益差异扩大，而协调不同群体利益关系的机制尚未形成，往往容易引发利益摩擦和纠纷。与此同时，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行使民主权利、维护自身权益和参政议政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对创新社会管理会提出新的更高要求。这些问题如若处理不当，就会使潜在的矛盾显性化，并可能诱发群体性事件和系统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