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针对“文革”中我国公民权利遭到践踏、民主法制受到毁灭性破坏等情况，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怎样做到这一点呢？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法制建设两大方面的要求：一是“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二是“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页）到201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我们党当年提出的第一项要求已经得到较好的落实。现在，我们国家的法制建设的重点应该转移到当年提出的第二项要求，即建设能切实实施法律的司法体制上来了。

当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提出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显然是针对此前尤其是“文革”期间法院、检察院（有一段时间被撤消）办理案件不忠实于法律和制度，不忠实于人民利益，不忠实于事实真相，且不少掌权者享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等情况而言的，是对历史教训的沉痛总结。为纠正司法体制中的这种严重的人治弊病，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出了“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的治疗药方。这里所说的司法机关，显然专指法院。为研究方便起见，这里只论法院“保持应有的独立性”的问题。当然，检察院也需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但检察院不是在争议各方之间居中裁判的组织，其“保持应有的独立性”的内容和形式应该与法院有所区别，另当别论。

让司法机关“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出的医治我国政治、法律制度中人治弊病的一剂良方，极其具有对症下药的性质。但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多年中，我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建设中却一直没有完全服用这剂良药，以致今日还存在这样的情况：在某些地方，只要是处理地方党委、党委书记、政法委书记等在本地位高权重者所“关心”的案件，司法机关往往充当了贯彻这些个人的意志的工具。在办理这类案件的过程中，现行权力配置体制使得国家各级司法机关在法律、制度、人民利益、事实真相的要求与当权者的意愿有差别时，只能首先选择忠实于党委书记个人，甚至忠实于政法委书记等个人，而不选择忠实于法律、制度、人民利益和事实真相。在某些地方，在法律、制度、人民利益、事实真相的要求与党委书记、政法委书记等权力者的意志相抵触时，司法机关只能选择忠实于当权的组织、个人，而不会选择忠实于法律、制度、人民利益和事实真相。这种情况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从我国宪法、法律是全党主张和全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者这个角度看，在地方党委意志、领导者个人的意志与全党主张、全民意志两相冲突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只能选择忠实于前者而牺牲后者——某些地方出现的这种党委书记、政法委书记等组织和个人可以左右本地司法过程和司法裁判的体制，是“人治型”司法体制的表现，与我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明确规定了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治建设目标，是格格不入和背道而驰的。

医治我国司法体制中的“人治”弊病，必须服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出的保持司法机关“应有的独立性”这剂良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秉持高度理性的政党，完全有能力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将“人治型”司法体制彻底改造成以司法机关能始终保持住“应有的独立性”，始终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和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基本特征的“法治型”司法体制。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司法机关保持“应有的独立性”，不是绝对独立于执政党。当然，再好的药也是药，通常会很苦，甚至可能比普通的药更苦，但为了健康，该煎服就应该煎服。政治法律生活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很多道理，完全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