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如何在这浩淼无垠的几乎没有生命迹象的宇宙太空/虚空（虚无）大背景下，构建、塑造、维系一个个（或若干个）使人赖以立足的能够满足人的精神需要的“意义的小岛”（也即人们惯常所说的“意义的世界”），这是任何时代任何地域的人类（没有抽象的人类，人类永远是由一个个的有限偶在个体所组成）所必须要面对并予以回答或“解决”的大问题（但却是一个可能或肯定没有“标准答案”且永远不会了结的大问题）。不仅如此，人类还必须对他/她所遭遇到的所有事物（包括人类自身）或现象给出解释（谁让人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生灵？），进而还要作出评价（包括价值评价和道德评价）。人的存在，离不开对存在“意义”的探寻，离不开对“十万个为什么”的追问。而所有这一切，能够离开语言而进行吗？怎么能够设想一个沉默“无语”的“意义的世界”？或许，也只有从这一角度，我们才能理解“语言是存在的家”（海德格尔语）这一诗意言说的涵义。
【2】 语言并不等同于思想。思想比语言要丰富/复杂的多。 但，思想有赖语言去表达，虽然借助语言所能够表达的“意思”总是非常有限。语言更不等同于智慧，后者还应包括无以名之或无法言说的感受、直觉、顿悟以及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积淀汇聚而成的有利于人的生存的习俗惯例乃至信仰。真正人类文化的精髓，是不能够或不可能诉诸言说（语言）的。因此才会有两千年前的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之感叹。在涉及人类最重大的事物方面，比方说与人类的种族繁衍有关的事物（“性”）方面，与人类极其重视的社会地位有关的事物（“财富”）方面以及与人类的统治秩序有关的事物（“权力”）方面，人类要么讳莫如深，要么语焉不详，要么支支吾吾，要么吞吞吐吐。面对这些领域，人类似乎表现出一种且做勿言沉默实干的姿态。但凡偶尔提及这类有关的讯息，想要将其挂到嘴边或画至书面，就往往鬼使神差般不知不觉间演化为堂而皇之的泛泛空谈。这时候的语言，真仿佛漂浮在空中的缕缕云烟。（虽然，语言也可能沉重如山，也可能承载铁的事实和血的经验。）
【3】语言的线性特点，使得人们只能一句句一行行地说，而不可能像医用扫描仪那样迅速地层层切片，更不可能一次性的立体式全方位多角度多维度多层次的描摹。由此而使得建立在语言线性特点之上的“逻辑”，那看起来似乎头头是道滴水不漏体系严密无可挑剔的理论文章，却可能会使人“误入歧途”，因为它其实可能只是对我们试图予以认识或把握的对象（事物）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层面或某一切线或仅仅是某一焦点的描述和论说。虽然这一“描述和论说”并非“不对”，也可能完全“没错”，但却可能是以偏概全之管窥蠡测。换句话说，对任何事物，人们都可以从四面八方予以观察加以评说。这或许也就是一些古代哲人所特别强调的“整全”（视角）之意义所在吧。但除却全知全能的“神”（“仙”）以外，“整全”之视角又谈何容易？！
【4】语言是刚性的，而语言所欲把握的对象却往往表现出一种活性的“状态”特征。语言的这一刚性特质，使得运用语言的人的思维稍不留意就会陷入僵化。比如拿“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这句话来对照中国社会现实的实际状况，我们可能会发现，中国沿海或内陆的一些大都市，如果从纯粹物质的层面来看，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已经属于“第一世界的国家”。而中国内地，无论西北地区，还是西南地区，甚至中原地区（比如河南、安徽等地）的相当一部分偏远的山区农村，仍然处于极其贫穷落后的境地，那里的相当一些农户还一贫如洗，家徒四壁。从这些地方的状态来看，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第三世界”所能概括。严格说来，这些地方应当属于“第四世界”或“第五世界”，甚至属于排序更低的世界。中国的贫富差距之大触目惊心一如天壤之别！只不过可能由于新闻宣传部门对“形象工程”的特殊要求而实施的某些限制的缘故吧，使得我们这些居住在“第三世界”的城市居民，通过有线电视，往往可能只会观看到美丽如画的原野乡村或锦绣如帛的奇特山寨里的那些丰衣足食的勤劳人民的倩影。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刚性的语言和活生生的现实状态之间常常会出现的巨大反差，才使得我们的先贤们提出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谆谆教诲。也就是说，只有经常脚踏实地地行走在民间底层，直面社会的真相，才可能体会出那仅仅用于对外宣传的语言中所可能隐含着的讽刺与调侃的意味，如果还不能称其为一种欺瞒或欺骗的话。
【5】语言是抽象的，也即语言只能以一个个高度抽象的概念所组成。而这种以高度抽象的方式对事物的一种概括性把握的必然结果之一，即是对所欲把握对象的相当信息的丧失。在此意义上，所谓“挂一漏万”，就决不仅仅是一种夸张的文学性说法，而是对人类语言工具缺陷或局限特征的本质性描述。但是，也正是借助语言的这种“抽象”，才使得人类打开了那扇封闭已久的“洞穴”之窗，引入了那束可依稀照亮人们前行路程的微弱之光。
打个比方。让我们来看看，当人们在使用“国家”这个概念，去尝试概括/把握某种政治实体的时候，会出现怎样一种情况。具体拿中国的周、秦、汉、唐、宋、元、明、清各朝代所依次存续过的种种繁复的“国家”现象来说，如果比较它们相互之间真实的（国家）“状态”，可能有着/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但却由于其相似的一点（所谓“共性”），也即都是以某个“家族”为单位为核心为主导所实施的政治统治，而可以将其“抽象”的称之为“家国”。间或虽有朝代更替，但基本统一的“家国”现象或格局却得以维系两千年而经久不衰。在地域如此辽阔人口如此众多的中国，“家国”现象得以维系如此之久的社会历史条件（这是我们的历史学家们一直予以关注的重要学术课题吧），终由1840年之鸦片战争这一标志性的历史事件而被打破。（“鸦片战争”，是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对中华帝国的侵略战争。这一战争，与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的北方少数游牧部落民族的劫掠式入侵有着“质”的不同，因此成为导致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巨变”的原因中的最大“自变量”。）惨遭失败命运的清王朝之“家国”，由此风雨飘摇，苟延残喘，勉强维持，直至辛亥（1911年）。那千疮百孔的帝国大厦，终于在武昌起义的一声枪响之下，土崩瓦解轰然倒塌。辛亥之后，本欲建立之“民国”（本真意义上的“人民的共和国），却由于列强的持续入侵，内里的八方割据，民众的一盘散沙，从而只能“以党立国”。也即由非一家一姓的人们，借助统一的理想和信仰，建立起一个内部组织严密的“党”的组织。（以此为凭，方得以打破中国依存于小农经济之上的“一盘散沙”之千年痼疾，从而使分散无力的民众组织起来团结起来。这一点，恐怕正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党”组织现象得以出现的最为根本的社会历史条件或社会历史需求之一。）而后再以“党”为核心，建立军队，建立根据地，建立统一战线，动员民众发动群众，使处于一盘散沙状态的人民团结起来，联合起来，经过几十年的革命战争，“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最终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所谓“党国”，也即由一个“党”的组织为核心所实施政治统治的“国”家（以上的概念“抽象”，肯定会将在建国过程中数以千万计的生命死亡鲜血流淌苦难悲伤流离彷徨以及惨烈暴虐的战争对抗狡诈诡异的政治较量给省略掉或遗漏掉。这里只是说，在相当程度上，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走的几乎是同样的路,毕竟,当初都是以苏俄为榜样。）。“党国”之建立，如果从广袤复杂之疆域、一盘散沙之人民、列强环伺之处境来看，当是历史之必然。非如此，无以立“国”（现代之民族国家）。由“家国”到“党国”的变迁，如果从使得超出一家一族范围的人数相对较多的非一姓一氏的人们，参与到政治统治的秩序中的角度来看，不也可以说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的一个巨大的“进步”？（此处所言，其实也涉及“辛亥革命”这一具有历史标志性的社会运动的重要意义或价值之所在。辛亥之后，任何企图复辟倒退回“家国”的努力，都以惨遭失败而告终：试看袁世凯张勋们的下场。）然而，历史从不止步。如果从“历史辩证法”的视角看去，从“家国”到“党国”也仍然只是一个过度。最终还是要走向“民国”，也即走向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共和国”（“共和”一词包含有国家统治权力分立行使及相互制衡的涵义。据此，可以给出的一个定义是：“人民共同参与下的统治权力分立行使的国家”）。从而能够使更为广泛的数量越来越多的既非一姓一氏也非一党一派的人们参与到与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政治统治秩序中来，进而大大增加该社会族群政治统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这一点恐怕也是近代以来整个世界历史的一个总的趋势。“民国”最终得以成立的条件，是否自然的蕴涵于“党国”的历史发展之中？也即是说，在“立国”之过程中必须依靠“党”才可能得以解决的国民一盘散沙之痼疾（这一“痼疾”，恐怕不仅是“立国”之痼疾，而且也是“建国”乃至“治国”之痼疾）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其它一些问题，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是否已渐渐地被打破着、被治愈着或被解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而会将原先非一“党”而无以“立国”或无以“建国”或无以“治国”之种种条件或弊端予以改变？通过这样的语言抽象，是否使得从“家国”到“党国”再到“民国”的历史脉络，愈益清晰可辨？（悉心看去，其实是几种不同质的“抽象”：“家国”，是对已然逝去且一去不复返的存在过的事物的一种抽象；“党国”，是对依然存在且还会持续相当时间段的事物的一种抽象；而“民国”，则是对目前似乎已见端倪，但还有待于人们努力去实现的一种“理想”中的事物的“抽象”。）如此，沿着这一历史轨迹，应当可以看出一个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这里，也只是提出了一些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中所隐含着的猜想可以成立，那么，其中必然蕴涵有我们的无数革命先辈所执著追求并为之牺牲生命的“民主”与“平等”之精义，也包含有数亿万民众之民心潮流之所向。这一历史潮流，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拦的。问题仅在于“时间”。也即仅在于这不同质的“国”与“国”之间的转变所必须具备的历史条件的成就以及对这一转变的时机和“度”的把握。（这一“比方”或许太过冗长，但希望对于厘清语言的“抽象”性特点及其局限多少有所助益。）
【6】语言的“普用”性特点（这是对暂且无以名之的一种语言现象的姑妄之用法，也许语言学界对此已有更适当也更规范的用语），使得同样的语言概念，由于使用该语言概念的人的不同，其内涵会产生绝大的不同。比方说，一个六七十岁的老者和一个六七岁的孩童在同样使用“坏蛋”这一概念时，其所赋予的内涵会有多么大的差异啊！那老者，自然的会将其一生中对人的认知和经验融入到这些无论长幼都在普遍使用（“普用”）的一个通常的概念之中。
【7】语言的有限性，或者说人类的那点极其有限的“语言”，怎么可能穷尽和把握茫茫无垠之大千世界？无论是浩渺的宇宙空间，还是繁复的人间世态，抑或是人的变化不拘难以揣摩的异常丰富的内心情感，如何可以用那极其有限而简单的语言来囊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也即当人们在遭遇到一些或许对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事物或现象时，却似乎由于无法以现有的语言概念去概括，使其进入不了自己的视野，形成所谓“盲区”，表现为一种“视而不见”或“熟视无睹”的情况，从而使人不可能以适当的方式或方法去应对这些事物或现象。比方说，一个遭逢千年不遇之巨大转型期的超大型社会，自然会面临种种“史无前例”的新的现象，这就存在一个需要重新提炼和创造新的概念（或赋予旧的概念以新的内涵），以便总结概括把握这些新的现象和问题。新概念的提出，既是“正确的提出（新的）问题”的过程，也是打开一扇扇新的认知之门的过程。但是，请千万谨记先哲们的提醒，这些新的概念，却也可能会是一个导致“新的”失误的歧途。因为，虽然事物的内涵靠语言（概念）来揭示，但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揭示（敞开）就是（或同时就是）遮蔽”。
【8】由于使用语言工具的人的局限，使得以上所叙述的语言的局限更加触目彰显：（1）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在这有限的生命过程中，实际可被人支配的时间就更为有限。每个人都几乎不可能把这有限的时间没完没了地用于对一件事情的描述和叙说，于是复杂的事物有可能被进一步简单化；（2）人由于受到生理条件的制约，其语言表达的速度是极其有限的，也即他说的很慢，不可能像电视荧屏的电子扫描或计算机的运算速率那样以每秒成千上万或更快的点次进行；（3）人的主观性特征使他一般来说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对事物进行观察，描述，把握。也即是说，人类无可选择的是以一个个的个体的方式存在着。而每个个体都自然而然有其特定的立场、角度、价值偏好和利益取向。如此，自然会影响到其语言使用的准确和客观。（这一点恐怕也是人间各种对立的“主义”产生的基本的生物学前提。）此外，人是不断变化的，随着年龄经验阅历以及人的感觉情绪身体状态的变化，人曾经用语言描述过的东西，历经沧桑过后甚至可能连自己都会难以辨晰（且不说人的认知对象及其外在环境也在变化）。
【9】语言是人类社会交往的工具，在其使用过程中必然会受到作为各个交往主体本身的特性以及交往语境等条件的影响和制约。人们在现实的交往过程中经常发生龃龉，误解，偏差，歧义，等等，也就不难理解或在所难免。在一定意义上，语言是行动（包括政治行动）的前提。因此，从某些统治者的角度来看，最好的统治策略是不要使任何不满或异见形成为语言（理论）。作为异见的语言是社会交往的结果，因此，实践上述策略的最佳操作方式之一，是不要以形成异见为目的进行交往（凑在一起搓搓麻将似乎问题不大）。如何尽可能达致这一目标则成为检测某些统治者“智慧”的标准之所在。语言（言论）是人的基本权利（之要义），一个失去了话语权的个体或群体，其财产权利或其它权益恐怕也会朝不保夕。语言是批评/监督的载体，一个屏蔽语言（言论）从而不允许批评/监督的政府，还可能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吗？还可能是一个廉洁的政府吗？长此以往，还可能是一个被百姓信任的政府吗？社会的道德（包括政府之公德）靠公众的舆论（一种公共的语言现象）来监督来维系，一个不相信不习惯甚至恐惧害怕公众舆论进而至于压抑限制公众舆论的社会，不难想见，其维持社会存续的基本的道德秩序肯定迟早会分崩离析。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三十五条列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言论自由”这一公民权利，由于其极端的重要性而排序第一。现在的问题仅在于，如何使这项基本的宪法权利，真正落到实地，如何使其不再只是一纸空文或一条虚语。
【10】“每个人都要从头开始”。这个看来好像非常简单明了的人类社会现象，却似乎往往会被忽视。如前所述，人类从来是也只可能是由一个个有限偶在的个体所组成。即使文化底蕴积累多么深厚的人，比如中国古代的孔子（前551-前479）或西方古代的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再比如中国近世的梁启超（1873-1929）或西方近世的爱因斯坦（1879-1955），这类人间大哲或大学问家，他们同任何人类个体一样，全都要离世而去。之后诞生的每一个人“都要从头开始”，包括从头开始对世界的认知，从头开始对语言的学习，从头开始对作为人类智慧积淀体现的经典文本乃至习俗惯例的学习。“每个人都要从头开始”，是人类许多“文教制度”之所以设立的基本的“生物学”前提，由此昭示着人类文化教育传承的重要意义。（这一点，或许也是人类历史上许多文明为什么会中断湮灭的根本原因之一。）
以上有关语言的断想，一鳞半爪点点滴滴。相信专门的语言科学或语言哲学家们，会提供更有价值的有关语言工具特点及其使用局限的理据。
郝建民
2008.4.23-26 于鹏城
（2011年10月辛亥百年纪念日前夕再作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