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希波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斯大林任命的在华总顾问，从1950年到1958年在中国工作了8年。我同阿尔希波夫第一次接触是在1955年夏。当时李富春副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去苏联商谈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阿尔希波夫负责安排李富春和中国代表团的活动。我当时为李富春当翻译，同阿尔希波夫接触较多。特别是有一段时间李富春身体不适，搬到莫斯科郊区原斯大林的别墅休息，阿尔希波夫更是经常去看望，关怀备至。
1957年我调到中央办公厅翻译组工作以后，在中央领导同志会见苏联同志的场合下时常见到阿尔希波夫。1958年，阿尔希波夫奉调回国，此后直到“文化大革命”我一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1984年冬，我已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正陪同20多位人大常委到四川、湖北视察。刚到重庆，当地人大的同志告诉我，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打来电话叫我立即返京，陈云有事找我。我当天就回到北京，第二天到陈云住所。陈云对我说，阿尔希波夫将要访华，他希望会会老朋友。陈云要见他，所以要我谈谈他的情况。我说，中苏关系恶化以来，阿尔希波夫从未发表过反华言论，最近又主动来华访问，显然是为了改善中苏关系，了解中共领导人的看法。陈云问了有关苏联的情况，我就谈了自己了解的一些情况。第二天我又赶回重庆，但人大常委已结束在重庆的视察活动，乘船沿长江而下，途经宜昌赴武汉去了。于是我搭乘客轮赶到宜昌，同人大常委一同乘车去武汉。刚到武汉，当地的同志说彭真请我立即返京。于是我又连夜乘火车回到北京。彭真也是为了会见阿尔希波夫做准备，找我了解情况，并叫我出席了他和阿尔希波夫的会见。
1984年以后，阿尔希波夫多次访华，有些活动我参加了，但同他没有深谈。阿尔希波夫在中苏关系正常化和进一步改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苏联解体后，阿尔希波夫当选为俄中友好协会名誉主席，多次访问中国，他每次访华我都参加一些活动。1996年5月阿尔希波夫应邀再次访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他“人民友好使者”的称号，并庆祝他89岁华诞。我出席了这个隆重的仪式。随后又陪他到大连，接受大连市长授予他的“大连市荣誉市民”的称号。
1995年夏，我受邓小平的女儿毛毛的委托，到莫斯科有关档案馆查找20世纪20年代邓小平在苏联学习期间的档案材料。苏联解体后各档案馆的档案都公开了，在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和俄外交部的协助下，我们找到了不少材料。
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我多次去看望阿尔希波夫。我请他回顾了中苏关系发展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他如何看待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在他的同意下，我作了记录，有几次谈话还录了音。以下是阿尔希波夫的谈话记录：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期间，苏联同中国的关系恶化后，我的处境相当险恶。赫鲁晓夫不信任我，我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但是有些会议却不让我参加。当时我主管同亚洲国家的的经济合作，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密切，他们又不能不用我。勃列日涅夫时期我的处境好一些，因为在30年代，我同他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一起工作，我向他建议采取积极态度改善苏中关系，他既不赞同，也不否定。后来发生了珍宝岛事件，苏中关系正常化当时已无可能。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逝世后，安德罗波夫继任，我向他建议改善苏中关系，他肯定了我的意见，但可惜不久他也逝世了。1984年2月契尔年科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他接受了我的建议，决定派我访华，以了解中国对苏中关系正常化的看法并推动双方关系的改善。苏联外交部照会中国外交部说，阿尔希波夫希望作为苏联大使的客人访华。中国外交部回答说，阿尔希波夫是中国的老朋友，欢迎他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率领苏联政府代表团访华。听到这个消息我喜出望外，中国同志没有忘记我这个老朋友。同年12月，我终于再次来到阔别已久的北京，会见了我的老朋友陈云、彭真、万里、薄一波，同姚依林副总理进行了正式会谈，签订了一系列经济合作协议，为苏中关系正常化迈出了一大步，特别是同老朋友的会见，更加坚定了我对改善两国关系的信心。戈尔巴乔夫当政后，两国关系有了进一步的改善。1989年他为了准备访华并同邓小平主席会谈，委托我牵头组织当年同中国事务有关的专家，包括外交部、苏共中央联络部、远东所的学者等，专门研究苏中关系恶化的原因、后果和改善关系的建议。在讨论中，我谈了一些情况和看法。
第一，根据两国的协议，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了飞机、坦克、火炮和无线电工厂，提供了当时最现代化的仪器和设备、先进的军械样品，如飞机、坦克等。我们还帮助中国建立了生产潜艇的工厂和相应的基地。对苏联提供的设备，中国是用易货方式支付的，军工技术是用优惠贷款支付的。中国向苏联提供了某些战略物资，如锡、锡精矿和钨精矿等。中国还向苏联提供了大量的日用消费品。
苏中双方对于执行各自承担的义务都非常严肃认真。例如，1951年苏联企业向中国供货严重拖欠。我报告了斯大林。之后采取了严厉措施，撤了十来名部长和副部长的职。此后，严格执行对中国的供货协议便成了不可违反的法律。中国对于履行自己的义务也是持这种态度。这可以举一例说明。50年代，苏联缺少可兑换的外币，我们请求中国用外币支付一部分我们供应的货物。中国每年向我们提供1亿至1.2亿美元，这笔钱主要来自国外的侨汇。1959年至1960年，中国侨汇情况严重复杂化，便向我们提供黄金，由我们拿到国际市场出售，从而弥补了苏联外汇的不足。这些事实都证明双方合作是如何密切，它对双方又是何等重要。
第二，谈谈共同舰队问题。我们并未提出共同舰队这一特殊任务，然而，1958年赫鲁晓夫不得不为此问题专程前往北京。尤金大使报告说，毛泽东表示：“由于发生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需要讨论，他本人愿意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去莫斯科。但是，现在他因健康状况无法成行。”收到这份情况报告后，赫鲁晓夫决定最好由他本人访华，时间定为1958年7月底到8月初。代表团成员有苏联海军参谋长、我及其他同志。
应当指出，在此之前，中国领导就已决定在华南地区建立一座大型无线电台。我们对该电台有兴趣，因为它不仅可以使我们能够向亚洲一些邻国进行广播，而且能够同我们的太平洋舰队保持无线电联系。
当时尤金大使在莫斯科，他见了赫鲁晓夫。在谈话中他得到指示：同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触时，可以问问能否共同建设和使用上述无线电台。同时，指示他询问一下苏联潜艇能否进入中国港口并在其中停泊。
根据各种情况来看，尤金未能完全正确领会给予他的指示，而向毛泽东转达成：我们对于利用中国的军港感兴趣。毛泽东把这种提法理解成是带有侮辱性的，是对中国独立、主权的侵犯。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像上面所说的他本人要去莫斯科亲自澄清已经积累起的严重问题；也正因为如此，赫鲁晓夫也才不得不前往北京。
赫鲁晓夫在同毛泽东会谈中，很快就澄清了关于苏联潜艇进入中国港湾的问题。赫鲁晓夫说，苏联大使把领导上请他转达的指示理解错了。尤金本来身体就欠佳，不时患病，听到赫鲁晓夫讲这番话时，心脏病发作，好不容易才将他活着送回苏联。此后，他再也未能回到中国，他的大使职务实际上也就到此结束了。
至于说无线电台问题，苏方在会谈中的立场是：因为我们想利用该电台，所以愿意支付电台设备费用的50％，以换取在10年中使用该电台的权利。曾经设想，苏联专家应当同中国专家在电台里一起工作。中国拒绝了这个方案。声称：中苏关系是极其密切的兄弟般的关系，既然如此，中国人不想小里小气，如果苏方想使用，中方准备无偿地提供给你们使用的权利。稍后，中国人的确建成了这座无线电台，而苏联确实也使用过一些时候。后来，苏中关系恶化了，我们自然也就停止使用了。
第三，关于和平共处问题的严重分歧。在1958年夏天的会谈中，和平共处成为主要问题。赫鲁晓夫提出和平共处问题是苏联对外政策的基础，请求毛泽东对此立场予以赞同和支持。毛泽东十分明确地对这一方针作出了否定的反应。他说，把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帝国主义政策的总路线是没有根据的。帝国主义将继续推行其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路线。赫鲁晓夫指出，鉴于当前已经出现了核武器，如果发生冲突就会导致巨大灾难，所以和平共处是一个原则性的立场。他几次重复这个论点，说话时显得急切而冲动，令人感到毛泽东的态度已经使他按捺不住了。
与此相反，毛泽东则显得冷静，不动声色。毛泽东重复了他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论述的关于核武器是纸老虎，如果帝国主义发动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新的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将被彻底打倒。对此，赫鲁晓夫反应非常激烈。他说：你怎么能这么轻松地作这样的假定呢！我们在战争中牺牲了2000万人，我们懂得这意味着什么。你不了解什么是核武器，而我了解，我看到了核武器的实际应用。毛泽东回答说：核武器是个纸老虎。总之，双方围绕和平共处问题的谈话进行得非常尖锐、紧张，双方没有取得共识。
第四，关于中国制造原子弹问题。从原则上来说，这个问题成了造成苏中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1955年，双方签订了关于苏联协助中国制造原子反应堆以用于和平目的（发电）的协议。这项协议在很短时期内就实现了。中国建起了一座试验性工业核反应堆和相应的研究所，该研究所安装了当时最现代化的苏联设备，有最优秀的苏联专家在那里工作，并将有关的科技资料与技术文献交给了中方。中国付清了建设研究所的一切款项。1957年，中国提出要求苏联提供生产原子弹所需物质的技术。经过多次会谈，苏方终于让步了，在中国开始建设加工铀矿石的工厂。1958年，正当此项工程业已铺开的关头，建厂工作被停止了，设备供应也停止下来。参加项目的苏联专家无事可做。甚至连中方已付清货款的设备也不供应了。问题在于，恰恰在这个时候，苏联政府提出了禁止生产和试验核武器的倡议。苏方请中国支持这个倡议，然而中国一直未予答复。1959年，用于核项目的设备供货完全中断了。
在此以后，中国专家利用苏方的图纸与设备继续自己研制原子弹。中国人很快就建立起以钱学森为首的科研所，从各高等院校最有才华的青年中挑选出成千名各行业的专家到该所工作。钱学森访问过苏联，讲过学，听过他讲座的苏联专家反映，他的专业水平非常高。苏联专家从他那里学到不少知识。在钱学森和其他中国专家的努力下，中国的核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到60年代中期就生产出核武器。总之，原子弹事件对于双边关系产生了极其令人痛心的消极影响。可以说，正是从此开始，中国人失去了对苏联的信任。
第五，撤退苏联专家是另一个对双方关系产生消极影响的事件。苏联专家对于新中国的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的每个部委都有苏联顾问组，由总顾问领导。总顾问通常是由在苏联最有权威的人担任，往往是副部长或部务会议成员。在中国工厂里，仿照苏联的做法，都建立了工程师室和科研所，其中也有苏联专家工作。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人数逐渐增加。苏联专家受到中国同志的充分信任。苏联专家手中的小红本（身份证）实际上成为去任何单位的通行证。有一次发生了一件类似笑话的事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几个年轻的苏联专家（记得他们是从鞍钢来的）到了北京，在城市中心游逛。他们出示小红本后就进了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地——中南海。他们问清毛泽东的住处后，向警卫人员出示了小红本，说他们想同毛泽东聊一聊。毛泽东最后接见了他们。后来我是从中国人那里知道此事的。当我找到这些专家谈话时，他们回答说：“怎么也未料到毛亲自见了我们”，“在谈话中，我们只是想知道他生活如何”。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当时彼此间的信任程度。1950年，根据中国同志的提议，我有时出席中国政府的会议。1951年我奉召回国，向斯大林汇报苏中合作协议执行的情况。在谈话中，斯大林对我说：看来，你不必参加中国政府的会议，因为“这会使中国人难堪，一个受过压迫的民族对这类事是非常敏感的”。回到北京以后，我未再出席中国政府的会议，但中国同志还是继续发给我政府会议的文件。
在工作中，苏联顾问总是强调，我们当顾问，就是做助手，提建议，没有任何权利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中国同志。一些苏联作者写文章说，1960年苏联政府从中国撤退专家，是由于中国给专家创造的工作条件令人不能容忍，又根本不听取他们意见引起的。这种看法有一点对，但并不是全对。
苏联专家工作中的困难是从1958年中国采取“三面红旗”的方针开始的。在这一方针的影响下，中国建设现代化企业的速度大大放慢，决定使用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传统工艺。这方面的例子就是“小土群”炼钢法。违反经济规律和技术规程，无疑给苏联专家造成了困难的处境。在“大跃进”时期抛开了一切经济规律，认为生产发展的主要动力不是物质利益原则，而是人民群众的热情。苏联专家在这种情况下工作，当然十分困难。此外，中国还取消了一长制原则，实行党委第一书记领导制。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专家的唯一出路就是寻找对中国人施加影响的新途径。说中国人是尽量有意识地为苏联专家制造令人无法忍受的困难，未必是妥当的。撤退苏联专家是我们方面施加的压力，是对中国人不听话的一种惩罚。撤退专家是苏共中央首先提出的，也是它下令撤退专家的。赫鲁晓夫要求一个月内撤完专家。为此，成立了特别委员会，由下述人员组成：外交部副部长普希金、铁道部长、航空部长和我等。当时，在华专家大约1300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将近5000人，他们分散在中国各地。撤退专家用了一个月时间。
这种“火速”撤专家的做法，遭到世界社会舆论的消极评论，当然，尤其受到中国方面的非常不好的反应。苏联撤退专家的主要理由是说当时苏联国内自己迫切需要这些专家。中国人说，他们理解我们的问题，但请求推迟撤退。例如，周恩来就曾要求推迟一年、一年半或两三年撤退专家。然而，我们未予同意。
第六，中断经济合作，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撤退专家还只是局部问题，苏联还采取了其他的更为严重的措施。1959年，我们提议中国重新审定同苏联签订的全部经济合同。1958年双方贸易总额为1.8亿卢布。重新审定协议的结果，1959年双方贸易额降低了35％。苏联停止了向那些在建工厂提供设备。
1960年，由我和外贸部副部长库梅金组成的苏联代表团赴华。我们访华的目的是撤销同中国已经签订的合同。这样，我们就采取了国际惯例上没有先例的行动，因为只有遇到特殊情况，如爆发战争，才能中止国家间签署的协议。1961年，苏方主动撤销了先前商定了的合作项目。此后，我们只是向一些尚未建成的项目补足了设备，其总量不超过原定水平的10％—20％。
原则上讲，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完全可以向我们提出巨额索赔，向国际仲裁法庭提起诉讼。但是，中国并没有这样做。1960年，周恩来在谈话中讲：“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让我们大家都不要打官司，不要索赔，不要向仲裁法庭告状。”在中国实际上同外部世界完全没有接触的情况下，中国同苏联间的联系大大缩小，当然给中国的经济带来沉重的打击。
在上述谈话中，周恩来建议我参观中国的任何一家工厂，由我自己挑选，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要使馆人员陪同。我表示愿意看一些国防工业企业。我参观了成都飞机制造厂，这是一个用苏联现代化设备装备的企业。工厂维护得很好，但是车间里人很少，实际上连一点削刨花都没有。工厂领导人回答说：因为缺少原材料（过去是由苏联供应的），工厂只开工一班。其实，工厂连一班也没开，找些工人来上班是为了我来参观而安排的。这只是举一个例子，说明苏联缩小合作之后中国承受了何种困难。
总的来说，可以同意中国人的说法：是我们苏联人最先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间的关系上。在中断同中国的联系上，赫鲁晓夫的逻辑是与他中断同阿尔巴尼亚联系的逻辑一模一样。
所有这一切事件都为双方关系增加了强烈的不信任因素。人所共知，1959年至1960年中国的粮食状况恶化了，这也是由于“大跃进”造成的。我了解这方面的情况，1960年赴华前夕，我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提出，鉴于中国的粮食情况严重，建议向中国出售一两百万吨谷物。赫鲁晓夫回答说：“唉！那些人何等傲慢！他们宁愿饿扁肚子在地上爬，也不会好好向人求援。”但是，最终主席团就这个问题作出了肯定的决定，委托我试探一下中国人的态度。
在谈话中，周恩来对我说，中国国内情况非常严重，不少地区出现饿死人的现象。我表示，如果中国向苏联提出相应的请求，苏联是不会对中国的严重情况无动于衷的。周恩来立即理解了所作的暗示，对我讲的话表示感谢，说领导上将集体讨论上述主意。不久，周恩来答复我说：领导上已经讨论过了，决定对苏联同志表示感谢，但对援助表示拒绝，说自行去解决。
1960年我访问成都时，听说陈云也在那里，于是提出希望会见他。双方谈话很坦率、真诚。陈云说，苏联应当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来防止决裂，要修补好两国关系上已经出现的裂痕尚为时不晚。我指出，问题不只在苏方，必须双方作出努力。
关于同陈云的谈话，我当时毫不拖延地用密码报给了莫斯科。回国后，我要求向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赫鲁晓夫本人报告中国之行的结果。过了几天，在科兹洛夫主持下，主席团听取了我的汇报。我讲完后，大家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科兹洛夫说，你建议召开主席团会议，我们召开了，听了你的汇报，就到此结束吧。我再次要求单独同赫鲁晓夫谈话，想向他转达周恩来、陈云谈话时的真情实意，以及他们不想使事情发展到决裂的地步。为此，我曾请赫鲁晓夫的助手安排这个会见。几天后，赫鲁晓夫的助手转告我说：赫鲁晓夫得知你的请求后，调阅了由中国发来的所有的密码电报。他问道，你还想要作哪些补充汇报。我说想汇报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些个人感受。过了几天后，赫鲁晓夫的助手给我打电话说：赫鲁晓夫又重新看了从中国发来的密码电报，一切他都清楚了，他已无任何问题需要补充了解，他认为没有必要谈了。
第七，主观因素对苏中关系的恶化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特别表现在中国领导人对赫鲁晓夫采取的否定态度上，同样也表现在赫鲁晓夫对中国领导人（尤其是对毛泽东）采取的否定态度上。
这一点在1954年赫鲁晓夫第一次访华时已开始表露出一些迹象。当时，苏联已通过决议要实行“集体领导制”，因而去北京访问的是起主导作用的“五位”——赫鲁晓夫、布尔加宁、马林科夫、米高扬、福尔采娃。中国人那时对此局面不大理解，例如周恩来就曾几次问过我：谁是代表团团长？我也向米高扬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笑着回答说：也有人常问我这个问题，我说我们现在实行的是集体领导。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不得不自己去澄清究竟谁是代表团团长。结果在历次谈话中中国人最注意的却是布尔加宁，他仪表堂堂，貌似知识分子的模样，待人和气。当时我已觉察到，赫鲁晓夫也注意到了这一事实，所以他离开中国时带着不满意的情绪和被轻视的感觉怏怏而去。
此外，1954年还发生了其他一些令人不快的事情。当时签署了苏中关系重要文件，签字仪式以后，中国领导人设便宴招待苏联代表团。在宴会中，苏联代表相互间的打诨玩笑都翻译给了中国领导人。
赫鲁晓夫向米高扬开玩笑说（米高扬代表苏方签的字）：“喂，我们回家以后，我们要在主席团会议上好好地问问你：你在那里都签了些什么东西？”苏联代表团成员都哈哈大笑起来，然而中国人的反应却迥然不同。一向面孔严肃的毛泽东不笑并不奇怪，但更严重的是刘少奇、周恩来也没有笑。从一切情况来判断，中国人认为上述笑话表明苏方对于签署的文件有疑虑。
当赫鲁晓夫接着又说了一个笑话时，情况更加糟了。他说：“一个村警来找伊万，问他：‘伊万，你交税了吗？’伊万回答说：‘交了。’村警说：‘那好，你签个字吧！’伊万就在纸上摁了个手印。第二年，又照样办了。第三年，村警同县上的警官一起来了，问伊万：‘你怎么搞的，三年都没有交税？！’伊万回答说：‘怎么，我交了！’‘那好，那你再签个字吧！’伊万又摁了一次手印。他向窗外看了一眼，啊！村警和县警官已经把牛拉出了院子。伊万老婆对他说：‘哎嗬！伊万，你摁了三次手印，就把三条牛给拉走了。’”这个笑话更使中国人觉得，苏联对于签署的协议并不太满意，有疑虑，可能是认为苏联吃亏了。
在那次访问中，还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快的插曲。根据赫鲁晓夫的提议，由于苏联缺少劳动力，又签订了一个苏联从中国吸收一批劳动力的协议。会谈时，讲过中方可提供150万个劳动力的问题。中方领导起草有关文件的是邓小平。一次，我问他：这方面的文件准备得怎么样了？他回答说：“一切都很顺利，很快就准备好。”然后，他很感伤地补充说：“又是中国苦力。上个世纪就有中国苦力，而现在又有中国苦力，不同的只是他们去的是苏联。”中国的其他领导人谁也没有这样说过。
上述引进劳工协议执行得也不顺利。第一批中国派出3.5万名工人。他们都是些刚刚退伍的年轻战士。把他们派到吉定有色金属联合企业去了。过去那里是劳改营，把中国人都安排在木栅里去住，当然重新装修了一番，加上了保温层，放上了双层床。与此同时，我们在该厂的工人则仍然住在地窖里，实际上同从前的犯人住的一样。中国人吃的是他们习惯吃的大米、蔬菜，而我们的人吃的是烂土豆。这也引起了我们工人的严重不满。其结果，中国人干了两三年，然后回去了，就再也未引进中国工人。
大家都知道，赫鲁晓夫在向苏共二十大作的公开报告中并没有批判斯大林的内容。唯一公开批评斯大林的是米高扬的发言。中国人密切地注视着二十大的进程，立即译出会议材料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此后，中共中央搜集了中共地方党组织对于大会的意见并加以综合。关于大会的反应，一般都立即通知给了我。米高扬发言以后，中共中央通知说：从几个地方中央分局发来了反面意见，对于影射批评斯大林表示不理解，并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将上述意见转达给苏共中央。
中国人对于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批判斯大林的反应更不好。首先，他们强调指出，他们不理解，苏共未同各兄弟党，首先未同中共中央事先商量，就采取了这种步骤。中国人着重指出，“斯大林不仅是你们的领袖，而且也是我们的领袖。他是我们意识形态的四个创建人之一。你们怎么能这样做呢？”
当时流行过一个提法（最先是莫洛托夫提的）：“以苏联和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国人说，事先未同他们商量就开展对斯大林的批评，值得怀疑你们事实上是否真的坚持上述提法。
苏共二十大一开完，米高扬就对中国进行了工作访问。毛泽东当时在杭州。米高扬从杭州回来后向我说：“我们同毛泽东谈了一整夜，没有睡觉，只有喝茶时才停顿一下。我怎么也说服不了他。我可以说，一生中这是第一次未能完成中央和政治局的委托。”
苏共中央主席团被迫作出一定的让步。例如，由于中国人的坚持，我们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著名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1957年4月至5月，伏罗希洛夫率领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盛大欢迎，这引起赫鲁晓夫强烈不满。
1959年9月至10月，苏联党政代表团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访华，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当时，赫鲁晓夫正在美国。苏斯洛夫率领代表团于赫鲁晓夫尚未离美之前，在9月底抵达北京。10月1日前，中国人安排了盛大的庆祝活动，持续了两天。第一天周恩来作了报告，第二天外国代表包括苏斯洛夫讲了话。
次日，中国人在人民大会堂设盛大国宴，有数千人参加。举行宴会当天，赫鲁晓夫乘图—104专机由莫斯科到北京。他受到中国领导人的迎接，被安排在钓鱼台国宾馆下榻。赫鲁晓夫刚一住下就声称他一定要讲话，并命令葛罗米柯通知给中方。因为所有外宾均已讲过话，中国人只好建议他在宴会上讲话。
按宴会的安排，开头先由毛泽东致简短祝词，结果是赫鲁晓夫一到宴会大厅，立即就上台讲话。同往常一样，他离开准备好的讲稿，开始即席发言。在讲话中他大谈在联合国如何战胜了帝国主义，讲他同美国人的会谈捍卫了和平共处的方针，讲在美国如何维护了“我们共同的利益”，宣扬了“戴维营精神”。在讲话中，他只讲了一两句同中国有关的话。赫鲁晓夫一共讲了40分钟，加上翻译共用了1个多小时。
中国人显然没有料到这个讲话，完全不知所措了。赫鲁晓夫讲话后，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致词。宴会结束回到住地（国宴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同赫鲁晓夫等在中南海勤政殿进行了激烈会谈。所谓“宴会结束回到住地”，应为“会谈结束后回到住地”——作者注），赫鲁晓夫大发雷霆。他提议代表团成员们到院子里散散步，开始用最刻薄的语言讽刺中国领导人的立场。他说：“我在美国花了多大力气来捍卫他们的利益，没有想到连句好听的话都没有得到！”赫鲁晓夫派葛罗米柯去见陈毅，转达说：赫鲁晓夫有急事要处理，不能照事先安排那样去中国各地访问了，因为苏联国内有急事。次日早8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来为赫鲁晓夫送行，但无任何群众代表。毛泽东也到场了。苏斯洛夫率团留在中国。赫鲁晓夫没有从北京飞回莫斯科，而是去了海参崴，然后又去了新西伯利亚。中国人明白了赫鲁晓夫原来并没有任何“急事”。实际上，他“摔门”离开了中国，对中国人给予了极大的侮辱。此次访问之后，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关系开始急剧恶化了。赫鲁晓夫回到莫斯科后，召开了苏共中央扩大全会，出席会议的有1000多人。他在讲话中称毛泽东为“老套鞋”，中国人获悉了此事。
苏联对华关系中出现许多复杂情况，是因为我们不了解中国人，不了解他们的心理。例如，我们曾经决定在旅顺口为俄国海军大将马卡洛夫建立纪念碑，也曾向中国人试探过他们对此的态度。中国人受到了极大侮辱，他们说决不容许在中国土地上给一个侵略中国的人立纪念碑。
总的来讲，主观因素对于当时苏中关系起了巨大作用。莫洛托夫对我讲过，整个人类历史都证明一个事实，即只有个人间的关系决定着社会关系，决定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决定着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他的这个提法，也许在苏中关系的领域中充分证实了其正确性。如果试图探究50年代哪些因素影响了苏中之间的关系，那么，可以指出下述几点：
曾经存在过一些重要的客观因素决定了两国关系的密切程度。这就是：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相同。中国是个工业欠发达的国家，需要苏联的帮助。同时，我们之间还有一个共同的敌人——美国、日本、帝国主义势力。
上面讲过，我们已经为中国产品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大市场。同时，对于我们来说，中国人也是一个最有利的伙伴，因为中国当时也是我们能够向其大量推销苏联高加工产品（机床、设备等等）的唯一的一个国家。我们同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都不如同中国的贸易这样有利。
中国人实际上接受了我们的国家管理体制和经济管理体制。对于当时来说，这个体制是发挥了作用的。
我们为中国的工业化创造了条件，协助他们发展了国防工业。
1958年，中国开始走向世界市场，例如在战略物资贸易方面，中国已经有了很大的自主性。
但是，有必要强调指出，所有这一切客观因素都被许多主观因素罩上了阴影，而经济联系终于成了政治关系的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