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负责人的生物学家，提出无产阶级必须“超越自然”，否则就是“自然界的顺民”，就不是革命者。此论一出，对待麻雀的态度，就成了政治问题。大帽子一盖，谁也不敢出声。

除四害之打麻雀

解放初，我们的校园，远离市尘。跨过海珠桥不远，便属郊外。往南望去，丘陵起伏，阡陌纵横。过了晓港桥，更属远郊。处处小桥流水，茅寮瓦舍，点缀着绿野清幽。再过去，便是中大康乐园了。那时，进了校门，就像进了森林，翠竹匝地，老树参天，好一个清凉世界。

树多，鸟也多。黄昏清昼，到处都有小鸟在唱歌，黄莺的婉转，麻雀的吱喳，喜鹊跳舞，乳燕盘旋，这里分明是小鸟的天堂。“鸟鸣山更幽”，我们在幽静环境里学习，累了，放下书本，细听数声鸟啼，便觉心旷神怡。那些在枝头栖息无忧无虑的鸟儿，引导我们进入宁静的意境。

不过，好景不长。到了1958年夏天，上头通知全国要掀起“除四害讲卫生运动”，要消灭老鼠、苍蝇、蚊子、麻雀，这叫做“除四害”。一时上上下下，摩拳擦掌，纷纷响应。在1957年“反右”之后，人们把打扫卫生也搞为政治运动，有人编出顺口溜：“老鼠奸，麻雀坏，苍蝇蚊子像右派；吸人血，招病害，偷人粮食搞破坏”。这一来，“四害”们插翼难逃了。

在解放初，社会卫生环境恶劣，何况美帝还在朝鲜搞过细菌战，我们号召全民大搞爱国卫生运动，自然是必要的。而且，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蚊子苍蝇，神憎鬼厌，如果能把它们彻底消灭，当然大快人心。至于麻雀，是不是“害”，人们却弄不清楚。不过，有关部门指出：一只麻雀每年要吃谷米三升。“小数怕长计”，这“科学”推算一出，麻雀也在劫难逃。

抓老鼠，灭蚊蝇，自古以来，人们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是，打麻雀，却不是“搓麻将”，怎样去消灭麻雀，这又颇费踌躇。于是，打麻雀成了“除四害”的攻坚战。幸而有人想出了妙计：“轰、打、毒、掏”，四箭齐发，麻雀便不足为害了。

在城市，对付麻雀，主要是靠“轰”。人们被动员起来，规定用三天时间大打歼灭战。男女老少，一齐出动。或爬上树梢，或跑上屋顶，或鼓锣打鼓，或高声呐喊，或挥舞彩旗。可怜麻雀们从未见过如此大阵仗，吓得乱飞乱窜，却又无处立足，于是精疲力竭，纷纷坠落。据说这“轰”法收到奇效，麻雀们接二连三累死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又据说某城市一天之内，轰落麻雀数以万计。那段时期，迎合之风渐炽，这数字也不知有无夸大，但在城市里麻雀少了许多，则确是实情。

“除四害”的通知传到学校，师生立刻被动员起来了。我们和全市配合，停课三天，主攻的对象，正是麻雀。由于校里树高林密，麻雀成群，颇似“基地组织”，更必须彻底清剿。这战斗任务，理所当然由大学生和青年教师担当。至于其它“三害”，则交由小朋友和婆婆妈妈去对付。

按照上级的布置，全校各系各班级师生，三五成群，分成若干个战斗小组。划分地段，分兵把守。从早上七点开始，我们便拿着“武器”，走上前线。

那时，塑料用具还未面世，所谓武器，无非是铁水桶、铁面盆、铁饭兜，外加一根小棍。规定的时间一到，盆声就是命令，分布在东南西北各个角落的师生，一起高声呐喊，敲击盆盆罐罐。唐代苦吟诗人贾岛有句云：“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我们则是“生敲手上盘”。盆声一响，栖息在池边树的鸟儿雀儿，果然不知所措，蹦起来乱飞。才想落脚，下边盆声又起。这“十面埋伏”的战法，让不耐长途飞行的鸟儿疲于奔命，摔地而亡者间或有之。而整个康乐园，则乒乒乓乓，像是把老广州的打铜街整个搬了进来，敲盆补锅的声浪乱成一片。加上喊杀连天，仿佛山摇地动。更有人拿根竹竿，扎上布条，摇来晃去，活像《封神榜》里诸天神佛祭起落魂幡，天上的小鸟果然昏头转向，失魂落魄。当然，如果连益鸟也遭了殃，玉石俱焚，也只好各安天命。

不过，我们校园太大，树木太多，当时参战师生，充其量不过几千人马。而那些惊弓之鸟，虽然“绕树三匝，无枝可栖”，毕竟居高临下，总能找到我们兵力薄弱的地方。再不然，它们转移到园外的野树上去，我们这批守株待鸟者，也就鞭长莫及了。

兵法云：用兵需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战斗打响时，我们劲头十足，把盆儿罐儿敲得震天价响。可敲了半天，没有见到有一只麻雀累得从天上掉将下来，倒是盆声罐声，四下里渐渐零零落落。时近中午，气温上升，同学们声嘶力竭，纷纷坐倒在地。有些战士，思想开了小差，懒懒散散，爱敲不敲，没有了“黄洋界上炮声隆”的势头；而谈恋爱者，则乘机两两三三，在树荫下唧唧哝哝，有时随手敲出几个锣鼓点，竟似是爱情乐曲中的“小过门”。午饭时间一到，战士们作鸟兽散，回到膳堂吃饭，麻雀们自然也可以趁机喘息。午休后再战，双方知己知彼，你来我往，不久红日西沉，我们鸣金收兵，校园里又恢复了“鸟宿池边树”的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