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邦媛的《巨流河》回憶她參加編國中國文教科書，與林尹教授見面的一件事：
初擬篇目提交編審委員會討論不久，館長交給我一份教育部的公文，命我們答復林尹委員的信。他指責我們新編國文的方向堪憂，忽略了國家民族意識，選文有幼稚的新詩和翻譯報道文章，不登大雅之堂等等，館長讓我先去拜望林教授當面解釋。我在約定時間到他家，進了客廳，他既不請我坐，也不寒暄，來勢洶洶訓斥新編篇目內容背離教育方針。譬如楊喚的新詩《夜》，說月亮升起來像一枚錢幣，簡直離譜，教小孩子看到月亮就想到錢；《西游記》哪段不好選，偏偏選猴子偷桃子；沈復《兒時記趣》有什么教育價值？我剛辯說了兩句，他似乎更生氣，說：“你們這是新人行新政了，我看連大陸的課本都比你們編得好！”說著說著，從內室拿出一本中共的初中國文給我看。我不知為何突然福至心靈說：“那么請你把這本書借給我，我帶去給執筆小組做個參考，說是你的建議。”他突然覺得，我這個外文系的女子，敢來接這個工作，想必不簡單，如今他對我夸獎“共匪”的教科書，倒是有了麻煩，如果我認真，他就有可能進“保安大飯店”。于是他請我坐下，用現代警員溫和的口氣問我哪里人？跟什么 人來臺灣？結婚了沒有？丈夫做什么？三個兒子讀什么學校？然后問我，你父親做什么？什么大名？我只好回答我父親的名字和職業，誰知他竟說：“你怎么不早說，我和齊委員兄弟一樣！”然后他向內室順喊道：“倒一杯茶來！倒好茶！”
林尹與高明、潘重規一樣，是臺灣文選學的開創元老。林尹在這里表現出來的保守、國家文化意識以及正統觀，證明了我給學生說的一件事：當年臺灣的《文選》學，其實是表明臺灣代表中華文化正宗地位的一種努力。骨子里是文統重建的一種表現。與南朝的蕭統編書的意識是一脈相承的。與六朝江南認同是一樣的文化心理。王文進教授同意我的這個說法。認為可以補充陳平原說的臺灣的六朝文學追到臺靜農再追到章太炎魯迅一脈，臺靜農代表亂世情懷，而潘重規林尹高明則代表了正統意識。
由此可見，寫一部臺灣的文選學史，野史材料不可不重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