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问题决定中国的改革，改革的目的是解决中国的问题。30年前，中国的主要问题是贫穷，所以改革的方向是发展。30年后，中国的主要问题是贫富差距，那么中国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呢？
事实上，目前中国的问题是30年改革和发展的后遗症，贫富差距源于30年前改革的战略，即让一部分人首先富起来，现在一部分人是富起来了，但是由此社会贫富差距也就成为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那么当时为何提出让一部分首先富起来呢，而不是共同富起来呢？这是因为让一部分人首先富起来，可以打破当时的大锅饭，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进而推动经济的发展。那么人们的积极性与经济发展为何只能是建立在让一部分人首先富起来，而不是共同努力和共同富起来的基础上呢？同时一部分人又是谁，他们又是如何可以首先富起来的呢？这一连串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一个理论上的悖论即效率与平等的关系问题，以及人们对理想社会模式的理解。理想社会模式显然是效率与平等的完美结合，既有效率又有平等，但是现实中效率与平等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效率以社会的不平等为代价，平等则导致效率的低下。正是人们对效率与平等的不同选择，导致产生了不同的人类社会发展模式。
资本主义完美吗？无疑资本主义在创造财富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它充分发挥了人类的想象力，竞争机制导致科技的迅速进步，而科技革命引发的产业革命导致人类财富呈现几何级数的增长，它由此彻底改变了世界。其次，资本主义主张天赋人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和文明的象征。但是资本主义在另一方面有两大致命的弱点，一是社会不平等，它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贫穷。根据亚当·斯密的设计，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是应该不存在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的驱动力是利己主义，正是这种利己主义引发了人类的创造力，导致财富的激增，同时利己主义可以被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转化为一种道德高尚，如屠夫和面包师为我们提供食物，不是出于他们的善良，而是出于他们的自利，即从我们这里得到对肉和面包的支付。然而在实际过程中，资本主义历史没有那么简单纯朴，而是充满尔虞我诈和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第二个致命弱点是供需不平衡，表现为经常性的经济危机。根据亚当·斯密的设计，这个问题在理论上也是不应该发生的，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可以自我调节的体系，该体系不需要外在的政府干预，然而在实际过程中，资本主义这架机器经常发生故障。
社会主义完美吗？首先，社会主义是理论上对资本主义弱点批判的产物，作为社会形态，它应该建立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下一站。其次，社会主义基础是社会公有制，资本主义以财产私有制为基础和逻辑起点，这是导致不平等的根源，与此相对，社会主义通过剥夺剥夺者的方式，将社会基础从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从而奠定了社会平等的基础。其三，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而不是自由市场经济，按需生产，按劳分配，这样就可以保证经济平衡发展，不会有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发生。但是理论上的完美并不等于实际过程中没有问题，根据马克思设计，社会主义应该出现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但是目前世界上社会主义的出现并不是如此，这就导致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先天性不足。另外，社会主义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社会平等，人民当家作主，没有资本家，地主，大家都是劳动者，但这并不能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相反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吃大锅饭。最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消除了资本主义供大于求的经济危机，但导致了另一种经济危机的出现，即有效供应极度不足。
福利主义完美吗？所谓福利主义主要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国家逐步形成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混合体制，也称为第三条道路，其特征是在效率与平等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用社会主义修正资本主义。福利主义始于美国罗斯福新政，发展于欧洲。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彻底动摇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信心，美国和西方国家推行凯恩斯主义，面对经济危机，他们开始启动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面对日益恶化的社会贫富差距，政府扩大财政支出，提高社会福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化趋势进一步在欧洲发展，由此形成了以高工资，高福利为特征的福利主义混合体制。那么资本主义的问题是否因此得以解决了呢？遗憾的是并没有，凯恩斯方案只是一种止痛剂，它并不能彻底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社会不平等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依然存在，与此同时资本主义还染上了社会主义的毛病，高福利，低效率。其次，在效率与平等混合体制中，欧洲国家纷纷发展为平等优先，效率为后的组合，由此经济发展趋于缓慢，福利主义成为经济发展的累赘，最终导致高工资，高福利和高失业率，导致衰退和债务危机。在欧洲各国中只有德国是例外，因为它选择了效率优先，平等为后的组合，在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基础上，得以继续保持较高的社会福利。
30年前中国的主要问题是贫穷，绝对平等的贫穷和绝对贫穷的平等，所以中国改革选择从平等优先向效率优先转变，在社会主义屁股后面加上了一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动机，由此极大地释放了人们的创造力和社会生产力。30年后，中国面临社会平等和共同富裕的问题，改革使效率上去了，中国已从一个贫穷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但是代价是不平等的产生和加剧。上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和东欧的危机，使社会主义的基础发生了动摇，中国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案，即在社会主义框架内，引进市场和竞争机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此打破大锅饭，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提供生产效率，增加社会财富。正因为如此，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集中体现在中国经济总量指标上，到2010年，中国GDP按照现有市场汇率已经达到6.1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达到4500美元，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堪比美国罗斯福新政对于资本主义的拯救。那么这是否意味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已经取得巨大成功，中国找到了一种最理想的和最完美的社会治理模式？事实上并不是如此，中国引进市场机制，社会财富增加了，但是新的问题又产生了。首先是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是大部分人还在期待，收入差距拉大。其次，供应不足问题解决了，但是内需不足问题产生了，并且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瓶颈，中国正在染上资本主义的毛病即不平等与有效需求不足。
那么中国应该如何定位自己的发展模式呢？显然，中国不可能因为现在的不平等，再回到过去绝对平等的年代，因为中国人穷怕了，资本主义显然也不是中国应选择的方向，至于欧洲福利主义，现在看来也不是，唯一留下的，而且中国可以选择的只能是效率与平等的另一组合，即效率优先，平等为后。效率与平等是决定发展模式的杠杆，如何在平等中注入一些合理性，在效率中注入一些人道，从而保持社会和谐发展，关键在于把握效率与平等的杠杆原理和作用，使之成为驾驭和治理社会的控制器和方向盘。完美的社会治理模式应该是既能确保经济的发展，同时又能保持社会的平等，在效率与平等之间形成一种近乎完美的平衡。那么，效率与平等的最佳结合点和平衡点在哪里呢？在这种结合中，应该效率优先还是平等优先？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的答案是“效率优先，增加平等”，在一个有效的经济体中增进平等，这也就是我们讲的在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前提和基础上，增加工资和社会福利，先有市场效率这一块蛋糕，然后又相对平等地分享它，如果一定要用数字表达的话，那就是60%是效率，40%是平等，这一抉择应该不失为是明智和可行的，这一选择未必是最好的，但是比起其它选择来讲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作者简介：鲍盛钢 sheng gang bao
曾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本科国际政治硕士
曾获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比较政治学硕士
任教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政治研究中心，后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国际关系
现移居加拿大温哥华，在加拿大海外集团工作
兴趣：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
通讯地址：杭州延安路511号元通大厦631室, 310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