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主体，归根到底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主体。而生活世界作为普通民众社会实践的意义本源，关注民众生活世界，也就意味着关注中国最具根本性的政治问题、文化问题和价值问题。那么，立足人文思考，关键或许还得从普通人的生命意义、尊严、价值入手，通过更为低调持续的思想实践和社会实践，逐渐撑开并突破全球化背景下资本逻辑的强势笼罩，重建生活世界，重启生活政治。
近年来影视剧也着意潜入民众历史的常与变，无论是追忆战争岁月的《沂蒙》、《我的团长我的团》，还是刻画底层命运的《钢的琴》。种种努力，就是想从溶于吾土吾民生活世界的情义和智慧出发，深刻体认“蚌病成珠”的生活伦理及其日常实践，用心理解社会共同生活的涵养生息之功，平心辨证民众日常实践的坚忍维系之力，以及其间蕴蓄的不同于激进政治的“细腻革命”。希望藉此潜在于生活世界的实践性能量，重新确认普通民众安身立命和主体自觉的意义，重塑社会生活方式与感觉结构，重启更富于日常根基与社会脉络的生活政治、情感政治和文化政治，以达致人心所向的政治复苏、文化创造与价值重建。
对于当下中国和中国人而言，历史性的价值低迷期，恰恰也是生发新的历史转机的酝酿期。中国之真正崛起，终究取决于中国人民能否崛起，中华文明能否再崛起。因此，所谓中国问题、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既在具体社会实践层面，自然有其历史延续性；但也亟需在文化思想与精神层面有所照亮，以期开显出“中国之道”，真正体现吾土吾民的历练与担当。
一、“蚌病成珠”
生活世界，何以生，何以活，何以让人活出人样来？尤其是日常的繁琐与艰辛，持久如宿命般的身心苦痛，如何在共同生活实践中，涵容化育出普通人的生命意义和尊严？
想想我们生命中最亲近的女性，奶奶、外婆和妈妈，她们大多不是户口本上的户主，实际上却是家里当之无愧的灵魂。日月流年，朝夕劳作，她们与各自分定的角色身份和生活方式，与周遭环境和人群免不了日久生情，不知不觉就会对情感伦理啊道德规范啊产生某种依赖性、认同度和归属感，由此而获得内心深处最踏实可靠的精神寄托。长期置身于这种历史性、社会性、且已内在化的伦理秩序中，女性通常会以其身心最直接的感受力、平衡力和忍耐力，在事无巨细的日常操持中体现各自的情义承担、伦理承担和道德承担。于是，在岁月的艰辛和亏欠中，在忍耐和坚持中，慢慢历练出中国女性更细腻、柔韧也更结实的情感道德与伦理特质，居于幽暗，而能暗暗有光。
从有形之劳到无形之力，从无形之力到内在之光，如同“蚌病成珠”，这里就有个体生命与生活世界长久依存化合而来的“共命感”。特别是普通劳动妇女、职业妇女，终年忙碌于家庭内外各种社会生产结构中，身心负担更重，痛感也更深切。然而，被众多社会角色所建构的沉重压抑的性别身份，恰恰成为既令她备感痛苦、又能从中得到慰藉的意义和价值来源。这里就有一种只能靠生活本身来铸就的人与人、人与生活世界“相依为命”的力量，这种力量重重叠叠指向了日常实践中具有整体性、连续性、共存性的伦理结构，这一切往往又体现于人际交流与情感回馈，随时随地感受到彼此的需要、理解和尊重。俗话说“原汤化原食”，正是在长期共同生活的相依为命中，艰辛赢得尊严，痛感化作慰藉；而在真实个体的被动与主动之间，压迫性与共命感恰是日常境遇的一体之两面，或隐或显，默默给力。仔细体会此种生命历练与担当，或许更能领悟蚌病成珠、珠病相随的那份深意，那股心气和心力？
但这里还有些问题，看似简单却不易回答的问题，比如何谓“生活世界”？而在记忆、实践和理论之间，怎么才能用更清晰贴切的语言，说出日常实践的意义本源？如果某些生活方式、文化样态及精神传统的存在，不是以现成可书写、可明示的形式来传递，那我们怎么去理解和确认？而人世间的是非善恶与功过，义利之辩，情理之争，往往也没有明确的界限可言，得理且饶人，欺人别太甚，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来我往之中就有了某种整体性、结构性、动态性的伦理和谐与平衡。正如宋代《吕氏乡约》所倡导的，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此种因应着农业社会乡土经济与宗法制度而来的，具有群体性和连带感的中国传统经济、政治、文化与生活共同体，长久以来起着稳定社会秩序、调节个体身心之功效。而生活世界作为意义寄托之地，多侧面多层次地给人以理解和创造生命意义的历史与现实情境。只要习得了溶于生活伦理的情义和智慧，哪怕不识字不读书的人也会知情达理，也能有文化，因为文化最具体切实的表现就在于社会生活方式中。
毕竟，普通人投身于生活世界及其常态实践的意义和价值，并非像精英文化那样，凭借着向世人公开宣示的显性书写方式来确立和传播。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这不知之知，莫名之名，常常就是以不同于主流书写的别样确认方式，默默存活并传递着。那么，立足生活世界，我们能否从根本上从整体上，领会和肯定那些存在于主流认知与传播系统之外的，中国人在紧贴着自身历史现实的思想与社会实践中所开显的文化精神传统？特别是，对普通民众在曲折中艰难创生并持守的，更为坚实牢靠的价值理念和生命意志，能否通过文化思想与社会实践的赋形、取意、传神，使之成为当下情境中可接受、可延续、可发展的实践性能量？
二、“细腻革命”
这里的关键在于，我们怎么才能更大限度地发掘出，历史与现实境遇所框定的“共命/压迫”结构中潜在的民众实践性能量，并设法提炼出更多的正面性和价值感？这一切未必要在社会支配性文化之外，也许就在其中，或多或少利用着现有的各种形式，通过人们更为用心用力的日常实践而有所撑开、有所突破，遂使新质悄然萌发于旧胎？而我们既然已经置身于现实困境中，何不索性沉住气，放开眼量，从长计议；同时能否落实功夫，就在细水长流的日常实践中，展开不同于激进政治的“细腻革命”？
与此相关，群己人我之间，更为持久、稳定而深往的互动关联如何可能？回头想想各种意义上的被压迫被损害者，他们在忍耐中坚守着什么，克服了什么，维系着什么，保存了什么？事实上，当人们在忍耐中有所坚守维系之时，个体与群体意义上想要改变不合理现状的革命性，也就在将来未来之际具有了日益切近的可能性。因为在全力操持的过程中，你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来积蓄和保存有限的力量，既非抗争对决，也不顺势妥协，直到迎来真正革命性的历史时刻。而这种坚忍维系的过程，也就成为“细腻革命”的构成要素，稳如基石。
那么，我们如何在记忆、实践和理论的不断碰撞往复中，当真用心来触摸生活世界中潜移默化的种种可能性？能否真切感应，能否敏锐发现，能否将日常实践中看似无法表述也就无从积累的实感经验，无中生有地概括和提炼，不断赋形、取意、传神？特别是置身于当下问题情境中，我们能否深入而浅出，重新讲述中国人的故事，讲出那个比正在崛起的中国形象更扎扎实实、深入人心的“中国”到底从哪来，如今又该往哪去？讲出那些活得更真实、更坚韧也更有尊严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尤其在危难中，在困厄中，那些咬紧牙关卧薪尝胆的中国人究竟何所思、何所求、何所为？——这里的中国气息、中国情感、中国伦理，慢慢慢慢也就在追忆和讲述中魂兮归来。
其间，对于那些曾被主流政治、精英文化拆解质疑的生活伦理及情义传统，诸如忠诚、孝悌、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我们还能否通过细腻的记忆追溯、理论阐释和实践把握，重新使之翻转出来，翻出那些长期掩埋在概念底下的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价值感，来支撑普通人更富于韧性的日常实践？事实上，越是被边缘化、底层化的生活实践，越是被压抑、被磨砺的生命愿望，就越像是幽暗里发出的光，地底下开出的花，那就越有强劲的生命力，静默中震撼人心。其间铭心刻骨的情感体验，最直接地激发整合起人们的感性认知和应对能力，久而久之成为生活世界中最能维系和充实伦理平衡的主体性构成要素，常常能在机缘遇合中化被动为主动，及时扩充行动主体的精神能量，随之转化为更持久饱满的实践力度。
这正是生活世界无穷展开中源源不断提供的社会内容和形式，需要我们以格外的诚意和耐心去发掘、去阐释、去实践，还要有足够的勇气把日常实践概括提升为思想和理论，藉此探讨中国现代转型、民众生活变迁和文化发展进程的历史梳理、当代阐释与理论创建，特别是植根生活世界的情感结构、文化认同、主体自觉与价值重建等问题，以期回应我们今天的时代课题与生命困境。在此意义上说劳动创造世界，人民创造历史，也就不光是一种史诗般的表达，更是民众生活世界及其常态实践的史诗性特征。而作为意义寄托之地的生活世界，特别是普通人看似如草如芥、无声无息的生命实践，决不只是乡愁，供人缅怀；还要从历史与现实幽暗中开凿出更具亲和力的希望之光，薪尽火传，继续照亮我们日常实践的道路。
三、“螺蛳壳里做道场”
生活在中国，意味着脚踏实地，就地生根。如果最基本的自我理解和现实认知都得从外部获得概念与框架，处处榫卯不合，那我们还是无力从意义价值层面来维系好生活世界，切实切己，发愿发力，使之成为一个健康有机的整体。而时至今日，任何人为打造的总体性、普遍性计划都不可能再有现实生路，但这并不意味着，基于生命实践多元互动而来的文化思想与精神层面的共通性也将丧失殆尽。那么，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所导致的种种危机，我们还能以怎样的视野、胸量与格局，来想象世界，想象中国和中国人？还能在想象中寄托多少人生理想、社会理想和政治理想，来调整我们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状态，重建更为健康、合理而有尊严的生命形式？
家国之势，譬如一身。国家，社会，时代，如果也有生命、有性情、有意志，那在特定时期社会转型发展所突显的政治、经济动机之下，究竟还蕴含着哪些更为细致而深沉的文化精神要素？
我还是想说说梁漱溟先生始终秉持和践行的文化观，也是其历史观与世界观。梁先生认为，人类文化中如工具技术、组织制度等等分量虽重却只居从属地位，居中心而主导性的则是寓于一切文化间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判断。因此他把创造维系文化生命的人心视为历史发展动力，心有自觉就是持守其内在的价值感和超越性，超于利害之上才可能处理好利害得失。他提炼中华民族之精神，一为向上之心强，一为相与之情厚，且有平静通达、清明安和之理性。而中国文化之要义，伦理本位、情义充沛，就在于以价值为核心，以人生向上为鹄的，以情谊来组织协调人际关系，义务观念先于权利观念，互以对方为重而反求诸己，相安共处。梁先生还结合自身对新中国开国气象的体认，指出统一稳定的国家要有秩序才能保全和生息，并通过教育来促进团体生活，形成公共生活，以此修正中国人缺乏公共观念、纪律习惯、法治精神、组织能力等问题。倘若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相联相通，心开智开，一切力量也会随之透出来，而人类文化越能让人生命活力得到舒展就越是进步。梁先生此番识见，再度打开了中国人对于健康合理社会的想象力，其能量之核心，就在于最广大的人心对于中国文化和伦理的普遍自觉，而价值重建则是其灵魂。
扪心自问，我们还能否凭借着文化心灵的光照，抖擞精神，重新进入当下的时代情境和日常实践，在人与人更真挚而持久的联系中萌生更清明的文化认同和伦理自觉？与此同时，能否从中国人沦肌浃髓的记忆之流中汲取文化精神能量，感发并激活内心深处的意义与价值体认，藉此投入共同的价值重建，重建中国社会肌理密实的民众生活世界？
回头再想想，所谓“细腻革命”，不妨说是一种看似并非日常而习见的精神信念与政治理念，如何能以常态方式体现在普通民众坚持不懈的生命实践中？诚即不懈，懈即不诚，此种诚意也需时刻印证于中国历史和当下的社会生活本身。因此，只有在正视并承担现实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徐徐图变，才可能将整体性、全局性、超越性的视野和理念，逐步溶解到具体社会实践中。正所谓“螺蛳壳里做道场”，看似迫于客观情势的不得不然，长远说来也是民众身心所系的历史具体性的应然与实然。这样我们才能重新确认日常实践中的生活智慧和心灵意志，努力发掘包蕴其间的精神含量与主体自觉，并加以格外的珍视和护持，以期在社会实践中彼此呼应、凝聚、壮大，从抽象理念直到融入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感觉结构。而真正造福民众的好的政治，事实上，不就是那种既能从普通人息息相关的生活世界中汲取能量，又能以低调持续的日常实践来推动社会进步的愿望和行动？
以民众心为心，以民族魂为魂；以生活之理为理，以实践之道为道。这就是我理解的中国文化自觉与价值重建的现实路径。与此相应，中国人文社科学者的研究视角，也正在回真向俗，向着历史与现实的纵深处开放并落地。心往高处想，人往低处走，为的就是要脚踏实地，接一接中国的“地气”。归根到底，唯有充分感知和体贴理解到民众生活世界的常与变，才能切实发挥中国人民久经磨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更从容地扬弃整合古今中外的文化、精神与情感资源，并于普通人的日常实践中有所积发、突破与创造，共同召唤并迎来伟大中华文明的再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