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日本出于其大国梦想，正不遗余力地使其成为“正常国家”。修改和平《宪法》的目的就是想要“正常国家”化，而“正常国家”化的核心内涵就是武装力量的“国际化”。“正常国家”化是日本通向世界大国的必由之路，但是“正常国家”对地区乃至世界安全局势是一种潜在的威胁，特别是其“先发制人”的安全战略将严重影响地区乃至世界的安全局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是大势所趋。我们必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制止其重走军国主义或扩张主义老路。如能策略地利用日本的经济优势，使其成为地区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和加速器将是最理想的境界；如若不能，至少不能使其成为美国打造单极世界战车上的一员虎将。否则，亚洲乃至世界的安全局势将发生深刻的变化。

【关键词】 日本；正常国家；安全局势；影响

日本人通常认为，自二战后，日本战败国的地位使其一直作为“非正常国家”存在于国际社会中，受到国际社会的不公平待遇，而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日益上升的经济地位使其政治野心不断膨胀，不能继续忍受这种与其经济地位不相符的政治和军事上的“卑微”地位。因此，日本几届领导人都在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为摆脱现状做着努力。其主要突破口就是试图修改一直制约其走向政治大国特别是向军事大国发展的桎梏——《日本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他们不断依靠国际上的一些“机遇”，颁布一些新法规，巧立名目“曲线救国”，以期向“正常国家”转变，为了实现与其经济大国地位相适应的政治大国地位，为最终实现其世界性大国的战略目标做好关键性阶段准备。由于日本特殊的地缘位置和环境以及特殊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民族特质，使日本具有特殊的危机感和扩张意识。因此，日本“正常国家”化进程，必将对地区乃至国际安全局势产生重要影响。

一 日本“正常国家”化是出于大国梦想

任何国家行为均是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在日本看来，“正常国家”化的设想是为了国际社会的繁荣、安全与稳定做出更大的贡献，而事实上却有着深层次的实质内涵。

（一）“正常国家”化的首要障碍是和平《宪法》

客观地说，日本的现行《宪法》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处于“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无奈状态下颁布的。随着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政治野心日益膨胀，修宪的想法也就油然而生且越来越强烈，其焦点主要集中在和平《宪法》的第九条。众所周知，日本在其《宪法》的第九条明文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作为国家权力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了达到前款的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①条文中没有提到“自卫战争”的字样，甚至连自卫的权力都没有提到，因此可以看到，连自卫队的存在都是违反《宪法》的。但是日本人对此通常的解释是：条文既没有否定“自卫战争”，也没有不能运用“自卫战争解决国际纷争”的解释。尽管自卫队的存在是违宪的，但是由于防卫属于本能，所以不应该予以否定，因为自卫队的违宪现状是由于《宪法》的异常造成的。很显然，日本人很会为自己找到开脱的理由。应该说，从心理上日本人并不心甘情愿地接受这样一种事实，即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甚至连自卫的权利都不能写入《宪法》，这种现象实在不是一个正常国家所应该有的现象。特别是看到同为二战战败国的德国现状，不免有被列为三等公民而不平的感觉。而日本大和民族的自尊感无法接受这种现实。因此，修改《宪法》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也就自然变为日本政治发展的一项优先选择。日本为实现其长远战略目标，修改《宪法》是必然，因为日本不会让现有的《宪法》捆住手脚，并引来他国的蔑视。

（二）“正常国家”化的核心内涵是武装力量的“国际化”

当今，日本依然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制造(Made in Japan)”产品遍布全球，“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丰田汽车公司的这句广告词也许最有代表性。经济上的繁荣与政治上的“卑微”（至少日本人对目前自己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是这样看的），使这个桀骜不驯的民族无法沉默。更为重要的是，一个有着尚武精神的民族、一个在二战结束前夕还高喊着“用竹枪来把战争进行到底”的民族、一个具有坚强个性的民族、一个强调主观精神的民族，一个连“侵略”一词都不愿承认的民族，如何能够容忍没有一支“真正的军队”，而没有一支“真正的军队”在日本眼里就是不正常。虽然有《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来保障日本的安全，但是这远不是日本所能永久接受的，因为它妨碍了日本终极战略目标的实现。

随着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其世界性大国梦想心理日益膨胀。日本认识到，世界性大国除了要拥有重要的经济地位，还应该有重要的政治地位以及强大的军事力量。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其政治、经济利益的有力保障。尽管当今日本自卫队无论是军费开支还是武器装备都已走在世界前列，其军费开支早在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就已名列世界第二，常规武器也达到世界一流水准，可谓兵强马壮，惟一缺少的就是一个“合法的名份”。没有合法的名份就不能像其他国家那样将军队派往海外。走不出国门，就难以保障其海外的战略利益。于是，在修改和平《宪法》阻碍重重的情况下，遂巧立名目采取“曲线救国”的方式，即以“为国际社会做贡献”为名，以参与维持和平行动为突破口，达到向海外派兵的目的。为此，1992年6 月海湾战争后，日本就出台了“关于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等的法律（《协助国际和平法》、《维和行动法》）”，为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做了法律制度上的铺垫。其后便向柬埔寨、莫桑比克、刚果（金）、戈兰高地、东帝汶派遣了自卫队员。进而于2003 年6 月6 日，日本国会参议院又通过了“有事法制”相关三法案（《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改案》和《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改案》）并立即生效；7 月26 日，日本参议院又强行通过了《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并立即生效，迫不及待地为日后主动对别国采取军事行动做法律上的准备。根据《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自2004 年3 月起，日本向伊拉克派出了近千名自卫队员参与在伊拉克的“维和行动”。2004 年3 月9 日，又通过了针对发生战争和恐怖事件的7 项新法案，并要求国会审议通过。这7 项法案规定：当日本进入紧急事态后，地方政府要为美军作战创造条件；自卫队要向美军提供人力和包括武器弹药等在内的物力合作；首相有权下令将机场或海港等设施优先提供给自卫队使用；为限制向外国军队提供武器等，政府有权要求海上航行的外国船只停船并接受检查，甚至强迫其返航。此外，日本还准备通过修改《自卫队法》来扩大自卫队的作用。

在一般国家眼中，日本既是世界经济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国家，也是国际政治社会中的重要成员，其武装力量也属重量级，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完全没有什么不“正常”。但是，日本人自己却感到不正常，其症结就是和平《宪法》中有关武装力量的规定，而这些规定让当今日本人如鲠在喉。因此，其实现“正常国家”化的核心目的，无非就是要突破这种规定，使其武装力量成为“国际化”军队而不仅仅局限为“自卫”，换句话说，就是要使自卫队堂堂正正地走出国门从“自卫”走向“进攻”，最终为实现其世界性大国梦想奠定基础。2003 年5 月20 日，小泉首相在国会第一次宣称，“自卫队实际上就是军队”，可以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他的话已经直白地道出了日本想要“正常国家”化的实质内涵。

（三）“正常国家”是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必由之路

日本十分清楚，真正世界性大国不仅仅是经济大国，还应该是政治大国，经济大国是政治大国的基础，政治大国是经济大国的加速器，只有两者合而为一，才能屹立世界之林。当今世界民族矛盾引发地区冲突不断，宗教以及价值观相左引发的冲突也越来越成为世界不稳定、甚至引发局部战争的因素。而没有“名正言顺”的武装力量就无法保障日益膨胀的各种利益。以日本的经济利益为例，日本是个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特别是原油和天然气几乎要100%进口。中东是其原油和天然气的主要进口地。早在20 世纪80 年代，每天有193.6 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从波斯湾运往日本，占其所有原油日进口量309.9 万桶的62.5%。①到1997 年，日本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度达到了82.5%，1999 年更是达到了85.6%。而同期（1997年），世界主要国家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度均低于日本，美国是20%、英国是5%、德国是31%、法国是42%、意大利是60%、加拿大是15%。②不难看出，波斯湾对日本来说可以说是影响其经济发展的命脉，是它的“生命之湾”。而从“生命之湾”到日本的漫长海上运输线也自然成为其“生命之线”。因此，为了保障从“生命之湾”通过“生命之线”安全获取赖以生存和发展经济的能源，2001 年日本海上自卫队以训练为名派出三艘军舰游历波斯湾各国，其真实目的不难看出就是为日后保障其在“生命之湾”的经济利益进行战略侦察。积极向战火尚未完全熄灭的伊拉克派兵，除了政治利益外，经济利益亦在其中。但是，自卫队的性质，限制了其发展规模和使用武力的范围，阻碍其大国梦想的实现。因此，日本认为，只有摆脱现有《宪法》的束缚，不再背负历史包袱忍气吞声，勇敢走出国门，融入世界，以一个“正常国家”发挥自己的作用，才能成为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基础、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的真正的政治和经济大国，才能维护日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安全利益，最大限度地从全球攫取资源和财富。也许这就是日本的终极战略目标。

二 日本“正常国家”化对地区及国际安全局势的影响

应该看到，日本修改《宪法》是必然的，成为“正常国家”也是大势所趋。但问题的关键是日本成为强大的“正常国家”后，会对地区乃至世界的安全局势有怎样的影响。

（一）“正常国家”化是对地区乃至世界安全局势的潜在威胁

海湾战争后，日本不断突破《宪法》，将其军事触角伸向海外。尽管旗号都是维护和平（PKO），但依然引起世界特别是亚洲国家的普遍关注。因为，联系日本对外扩张的历史以及否认历史事实的现状，人们有理由担心：其在有和平《宪法》限制的情况下尚且如此，一旦通过修改《宪法》成为“正常国家”，其军队规模必将进一步扩大，凭借其先进的科技水平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军事装备也将进一步发展，加之近年来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思潮抬头，对历史问题不能正确认识，一旦时机成熟，无法排除其再次扩张的可能性。从日本的民族性、现存制度和地理条件看，日本也许不会重走军国主义的老路，但是一定会走上新的扩张之路，理由有二：

第一，就像性格决定命运一样，民族特性决定未来走向。日本民族的单一排外性与兼收并蓄性形成了日本独特的双重性格。美国著名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曾在其著名的著作《菊与刀》中将日本人的性格概括为：日本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等等。①此外，日本是由生活在孤岛上的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其本身具有天然的排外性；同时日本又是海洋国家，海洋国家具有兼容并蓄的秉性。这点从日本文化中已体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日本也许是惟一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自身传统文化而又最大限度地吸纳了外来文化的国家。然而，吸纳的外来文化（或文明、思想）并非一成不变地植根日本，而是最终被日本本土文化所改造，最终变成本土化即日本化的东西。同时，日本人本质上具有一种与世分隔、独特的民族意识，是一个既不与西方世界也不与东方世界十分适应的、具有“国家集团意识”的民族。岛国意识导致思想狭隘，集团意识导致排外。而日本民族的双重性格更是体现在其虚伪和言不由衷。所有与日本人有过接触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日本人的卑躬屈膝并不代表他内心的谦虚，令西方人琢磨不透的总挂在嘴角上的“日本式的微笑”（Japanese Smile）背后则往往暗藏杀机，“珍珠港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证。正当日美高官拜会还在进行中，日本保证不会向美国开战的同时，其远洋联合舰队已将珍珠港变成一片火海的事情发生了。日本人常常称武士道精神是日本精神的精髓，但是人们不难看到，以中国儒家思想为基础，以“信”、“仁”、“忠”、“礼”、“义”、“孝”、“诚”、“智”为内涵的武士道精神不也演变成疯狂扩张、残忍杀戮的军国主义实践吗？关于这一点，二战时期日本人已经表演得淋漓尽致。今天，日本宣称要成为“正常国家”，其选择“正常国家”这一中性词汇的目的就是向人们展示一付“令人同情”的“哀怨”的面具，而面具的背后却是不顾饱受其侵略之苦的亚洲各国的反对，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参拜靖国神社和突破《宪法》向海外派兵。

第二，地理状况和环境所决定的生存战略。日本是个狭小岛国，又是个多火山、多地震国家。1 亿多人口拥挤在这样狭小的国土上，缺少足够的生存空间和商业活动空间，“空间，它是财富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这正是日本所缺乏的，而且永远缺乏。”①随时可能喷发的火山和频频发生的地震也时刻威胁着日本人的生存。因此，日本人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心理自不待言。于是就会有描写日本将有灭顶之灾的《日本沉没》②一书的问世，就会出现大批日本人在国外购置房地产的现象，也有了积极存款的习惯。③应该说，日本的地理状况和自然环境，造就了日本人天生的危机感。同时日本人相信预言，因此喜欢看预言性作品。《日本沉没》正是日本人危机心理的一种反映。此外，如前所述，日本极度缺乏支撑经济发展的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和其他矿产，几乎100%需要进口。因此，日本深知资源问题将严重地影响其生存和发展，而随着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变化，经济理念上的“日本沉没论”预言也应运而生。2002 年日本前经济策划部长堺屋太一推出一本《平成三十年》(即2018年)，在日本十分畅销。他在书中预言，日本若经济继续没有起色，则将在16 年后完全被中国取代，被逼上灭亡的道路。他在书中这样描述：16 年后的中国，不仅将全部吸收日本的制造业，随着日本老年人口的增加，中国也将取代日本的医疗和保健业。那时，可以看到在扬子江中游两岸住着约5 万日本移民⋯⋯他预言，在今后的20 年间，世界上不大会出现大规模的战争和大革命，“知识价值社会”将取得进展。中国等国的工业化，扩大了工业产品的供应量，世界进入了“大竞争时代”。今后，随着日本人口的老龄化与工厂迁往海外，国际竞争力下降，日本将出现财政、贸易、企业收益赤字。④这种预言性假说在反映日本危机心理、唤起民众斗志的同时，还在刻意传达另外一种信息，那就是日本的威胁来自中国。诸如此类的“中国威胁”论调还有很多，如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2002 年3 月发表题为《战胜中国重建日本的道路》的文章。石原称，只有同“前门虎”美国对峙，并遏制住“后门狼”中国，日本经济才可能复苏，日本才有可能作为战略国家而得到重建。他同时主张，为同中国对抗，除建立日元圈外，还要把日本建成亚洲网络的指挥塔。⑤种种言论在此不一一列举。由此可见，日本人这种与生俱来的危机感和后天的危机意识结合在一起，必然影响其生存战略的选择。扩张和移民也就自然成为这种战略的首选。不然其发动对亚洲各国的战争就无法解释（当然还有其他原因）。而其在中国策划建立和扶持伪满洲国以及占领并统治台湾，已经完全可以说明问题。石原慎太郎的“建立日元圈”和“把日本建成亚洲网络的指挥塔”论调，已经使日本的扩张心理暴露无遗。

因此，可以预见，日本也许不会重走军国主义的老路，但是一定会走上扩张的道路，即便不是领土扩张，至少也是经济与政治领域相结合的对外扩张。因此，一旦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对地区乃至世界的安全局势不能不说是个潜在的威胁。

（二）“先发制人”安全战略将引发地区不安，从而导致军备竞赛升级

2004 年3 月24 日，日本防卫研究所发表了2004 年版《东亚战略概观》，提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的观点，即为了自卫，日本可以采用“先发制人”的手段对敌国的导弹基地进行攻击。《东亚战略概观》主要将朝鲜作为假想敌，认为如果朝鲜着手以日本为目标的弹道导弹发射准备，日本就可以“先发制人”，对其导弹基地进行攻击，并认为这在法理上是可能的。自美国开始运用“先发制人”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后，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对此似有默认之倾向。尽管日本这种“先发制人”安全战略是在朝鲜核危机的背景下提出的，表面看是出于自身安全考虑，但是，众人必须清楚地看到，日本的这种安全战略，从整体上看是针对整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因为，这种“先发制人”的理念是只要其主观上认为自身安全受到威胁，就可以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消除这种威胁。这种安全战略必将造成一些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心理恐慌。同时，我们必须看到这样一种现实，那就是当今日本的综合军事实力居亚洲前列，海军力量之强大在亚太地区仅次于美国，陆上自卫队的人数甚至超过了英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总和。这样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本身对他国就是一种战略威慑，加之其不光彩的侵略历史，就更让周边国家感到不安。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综合国力雄厚并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近年来还在不断调整其海上军力部署。从中不难看出，日本不仅明确地把矛头对准了朝鲜，而且很可能也会将其他亚洲国家锁定为“先发制人”的目标。之所以这说，是因为日本人自己为其做了佐证。例如，日本高层官员曾频频表示要“充分关注”台湾海峡局势，已将台湾纳入其“周边事态”和导弹防御系统范围，并多次以“台海发生战事”为背景进行军事演习。因此，日本“先发制人”安全战略极易引发周边国家走未雨绸缪之路，即为了避免处于无还手之力的被动挨打局面，走上扩充军备、特别是构建或提升远程打击能力的道路。更可怕的是，周边国家具备远程打击能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地同样选择“先发制人”安全战略，其后果必然使得地区乃至世界安全局势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

（三）策略地制衡和利用日本，有利于地区乃至世界安全局势的稳定

冷静客观地思考日本的历史和现状，我们既不能将日本“正常国家”化看成洪水猛兽而大惊失色、不知所措，也绝不能将其视为平常之事而视而不见、放任自流，而是应该面对事实积极应对，其中最关键的是应该策略性地制衡和利用日本，尽可能使其成为稳定地区乃至世界安全局势的积极力量。这样说与前面的论述似有矛盾，多少有点理想主义的色彩，但是，应该看到，日本不是能否成为“正常国家”，而是成为“正常国家”是迟早的事情，是大势所趋。所以，关键问题是，当其成为“正常国家”后，我们一定要联合地区和世界一切可以联合的积极力量制衡日本，将其控制在真正“正常”的范围。既防其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防其扩张主义升级。同时，纵横捭阖，充分利用日本的经济优势，将其变成地区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和加速器。从经济角度看，这并非无稽之谈。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外交家赖肖尔①曾说：“日本只能通过与别国贸易才能生存。如果它想生存下去，那么它就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更需要一个既是和平的、又是对贸易比较开放的世界。”②因此，日本选择和平道路的几率还是存在的，关键是如何对之施加影响。但是，从政治层面上看，我们必须看到创建这种理想化局面的难度。因为，这其中包含着诸多因素，特别是美国因素。美日关系非同寻常，日本与美国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及诸多共同利益，两国互为战略同盟，日本在美国战略天平中有着特殊的分量，特别是小泉内阁完全追随美国的政策，要想使它们成为两股道上跑的车绝非易事。但是，毕竟由于各自的国家利益驱使，两国之间依然存在着一些矛盾和问题。日本国内存在着反对使本国成为美国全球战略卒子的强烈呼声，美国也不愿看到日本回到军国主义或扩张主义的老路。如何利用美日之间的矛盾，将美国变成阻止日本对地区乃至世界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的重要力量，值得认真探讨。当然，充分利用地区和国际集体安全机制，特别是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作用，限制日本的“超现实”举措。同时充分利用各种伙伴关系之间的利害关系，特别是大国间伙伴关系的互动和牵制，促使日本朝着有利于地区和世界安全与稳定的方向发展。如若不能，至少不能使日本变成美国打造单极世界战车上的一员虎将。否则，亚洲乃至世界的安全局势将发生深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