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德里高度重视这样的意见：光看经济增长的绝对值，而无视民生福祉，无视环境保护，无视发展的可持续性，一味求快求大，与中国搞疯狂赛车，这些都是愚蠢的
“鲁琴斯新德里”（LutyensDelhi）是印度首都新德里的中心地带，亦是这个国家的政治心脏。这天中午，我去访问国立尼赫鲁纪念馆暨图书馆馆长玛丽杜拉夫人，她同时担任国立尼赫鲁大学现代印度历史研究中心终身教授，是印度一位重要的学人，代表著作有《独立后的印度》。
约访前，印度学界的朋友告诉我，夫人由于身兼地位崇高的公职，一般不接受媒体访问。在同她的秘书接触两次后，玛丽杜拉在电话那头表示：中国记者也许应当例外。印度和中国，值得好好交谈。
我们谈论的焦点，是有关“中印发展模式”。
同为东方大国，中印两国选择的路径大相径庭。中国从农业改革起步，经过低成本制造业的过渡，进入第三产业崛起期。而印度则服务业跃升显着，占据了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尤其是软件外包和离岸呼叫中心的水准堪称世界一流，它的农村却依然大面积地落后贫困。
更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中国国进民退，大力发展国有企业，而印度的国家经济更多依靠私营企业。这个国家的私营企业非常富有活力，自有品牌相较中国更能赢得西方评价体系的认可。另外，印度的经济发展比中国更具透明性。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评价，印度经济的优势在于它高度透明，缺点也同样摆在那里，你可以尽收眼底。“一个国家如果对自己的缺点坦然处之，当它公布自己的成就时就不会有人去怀疑。我在MIT有一门中印比较的课，教了5年，每年都有人质疑中国经济的统计数字。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质疑过印度的统计数字。当中国经济增长时，对中国数据的不信任没有太大关系，然而一旦中国经济出现风波，那时我们就知道一个国家的透明性和可信性会有多么重要。”
夫人有些自豪地说，印度虽然仍算不上富裕，德里街头的高楼大厦远逊于北京，但世界银行和国际咨询公司提供的数据表明，这个国家的国民收入在不断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
而在印度能阅读到的西方主流杂志上，则在刊登这样的言论：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中国模式下，经济快速增长，究竟给国民带来多少福祉？经济学家总结：自1993年以后，中国的发展路径是“加强政府投资，轻视消费力量；加重政府税收，轻视大众收入”。
“任何国家都存在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玛丽杜拉夫人并不讳言印度的问题，比如它仍然是世界上赤贫人口最多的国家——超过了26个非洲赤贫国家贫困人口数量的总和；比如它仍然是文盲数量长期稳居世界第一；比如它过去极度忽视基础医疗保障和国民基础义务教育。“我们的态度应当是，坦然面对问题，改正问题，消除问题。印度、中国，都应如此，难道不是吗？”玛丽杜拉夫人喝下一杯奶茶，问我。
虽然国富，但中国公民不够自由
人物周刊：昨天跟你的秘书聊天，她说你多次去过中国。你眼中的中国与印度相比，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玛丽杜拉：现在印中两国的交往开始增多，官方的或者民间的。我本人多次访问中国，最近一次是去年前往北京大学，你们有非常出色的印度研究机构。北京的现代化建设已经远超印度，每次去我都有震惊。但是我想说的一点是，在公民享有权利方面，中国和印度形成很大不同。中国人确实富起来了，总体富裕情况好于印度，这一点我表示肯定；但是普通公民在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批评政府自由以及享有信息获取自由，比如不受限地浏览互联网，还有通过媒体知晓来自各种通道的声音方面，同印度存在差异。简单地说，中国的公民不够自由。
人物周刊：这是你所认为的最大差异。
玛丽杜拉：是的。建设的差异我以为可以追赶，印度的经济现在上升也很快。但是公民权利、媒体管道、异见表达和监督体制，我觉得往往更迫切需要。这些是国家进一步发展的背景，发展不一定仅仅指向发展经济。
人物周刊：单纯从经济发展角度，你如何看待中国，以及以邓小平和“改革开放”为关键词的所谓“中国模式”？
玛丽杜拉：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惊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之一，在这方面，包括印度在内的诸多国家，都应该也正在学习中国经验。我本人欣赏邓小平先生在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的动荡后，大胆进行改革，并开启中国之门。印度必须扬弃早期封闭性的发展观念。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高度重视基础教育普及和基础医疗保险普及，这一点是印度尤其应重视并借鉴的。但是，正像我刚才所说，因为“中国模式”的建构以及制度设计，缺乏民主参与和公共沟通，这直接导致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威权无法撼动，长官意志、GDP标杆、渎职腐败、不切实际也不易整改等问题便应运而生。这或许是“印度模式”可以向中国输出的经验。我回顾下历史，早年，印度佛教抗拒威权的传统，在中国就成为了儒家上书批判的最大理由，并最终换来了帝王一纸“排佛”的诏令。儒家思想在中国是根深蒂固的。不知道中国人是否赞同我的说法。
人物周刊：中国知名学者秦晖的观点与您很类似。他说“印度模式的核心承载是宪政民主制度”。事实上，在印度独立初期，尼赫鲁政府和中国的毛泽东政府有很多类似的执政理念。包括社会主义理想（在印度是费边社会主义）、浓重的苏联式计划经济、包干型大政府等等。后来，中国爆发“文革”，而印度也度过了英迪拉独裁强权下的非常时期。
玛丽杜拉：所以要改革，无论中国还是印度。毛泽东时代的跃进狂热，进而推动了倒行逆施的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浪费了最宝贵的青春年华，这是一种愚昧。“文革”也摧毁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根基，摧毁了中国人的信仰根基，很多中国人丧失了信仰，才在后来的经济发展大潮中迷失、堕落、渎职、腐败、泯灭良心。我本人很欣赏毛，但在“文革”这个问题上，我很痛心。
发展不能过快
人物周刊：除却体制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你觉得中国经济发展的症结还存在哪些？
玛丽杜拉：可能这一点，中国和印度现在的症结是共同的，那就是发展过快。尼赫鲁总理的重要遗产——印度国家计划委员会，现今仍发挥重要作用。我知道，很多政府要员希望印度能实现两位数的增长幅度，以此换取选民的支持信任，重塑印度的大国地位。但是，这个想法和做法，正遭到国内一些有识之士、精英分子的批评阻止。
人物周刊：批评阻止的理由是什么。
玛丽杜拉：印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就曾对辛格总理说，光看经济增长的绝对值，而无视民生福祉，无视环境保护，无视发展的可持续性，一味求快求大，与中国搞疯狂赛车，这些都是愚蠢的。事实上，新德里政府已经高度重视这些意见。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考虑经济发展是否健康的标尺为何？印度贫富差异巨大，文盲率仍高居世界首位。充分选举亦成为双刃剑，固然它的优点显而易见，但有时候，它反倒成为一场狂欢。这是我在印度的所见所感。《后甘地时代的印度》作者古哈如此总结——“印度的民主值得称赞，不过弊端也令人难寐。这里实在太复杂。”
玛丽杜拉：在1991年印度开始经济自由化改革之前，印度的经济体制是模仿苏联模式的。这与你们中国类似。“印度式增长率”的失败，我以为并不是民主制度的失败，而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你看世界历史上，朝鲜、东德等国，采取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无一例外都遭遇失败。现在，印度的政治体制没有改变，而它的经济体制改变了，所以我们才能取得一些成绩。印度的“充分民主”存在的一些狂热问题我毫不讳言。但我想重点回答你关于经济发展健康指数考虑的问题。我以为，健康的经济发展，总量是其次，增速是其次，放首位的应该是国民能否共享发展成果，能共享多大的发展成果。如果，你国家再富有，民众是贫穷的，那无论你的经济总量有多大，增速超过两位数，都是不健康的，也是不成功的。印度在这方面也做得不够好，但我们在尝试并努力。现在，印度实际工资增长已经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这只是印度人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一个方面。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印度联邦和各地方政府，将超过三成的财政支出，用于基本医疗保障、义务教育、基本救助救济等公共民生福祉领域，逐步覆盖儿童、失业者、年老者、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世界银行近期公布的有关印度经济发展状况的报告指出，印度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的利益的经济增长”。我个人期待这种改革的延续。
执政党应随时修正和调整执政诉求
人物周刊：印度是民主国家，选票决定一切。GDP确实能赢得选票。执政党考虑并讨论经济发展速度降温，如何权衡与选票之间的关联？
玛丽杜拉：一个重要的关联是，经济发展过快，会直接导致贪腐。腐败问题是选民更加深恶痛绝的问题。印度自1991年经济自由化以来，贪腐问题日益严重，并成为执政党最足以致命的问题。对此，在“选票决定一切”的国家里，执政党不会熟视无睹。本届政府中，经济学家辛格主攻发展，而执政党领袖索尼娅？甘地则专心治党、专心改革。我认为，这种搭配十分合理。经济发展越快，建设脚步越快，权力就会越加膨胀，寻租空间也会随之扩大，行贿、贪污、腐化势必盛行。你看街头很多宏伟华丽的建筑，是否真的有必要呢？华丽过分就是浪费，就是腐败。
人物周刊：我访问过索尼娅领导下的国大党中央工作委员会。我注意到，你们的“上访队伍”可以直接通达执政党权力的核心圈层。很多上访者的诉求在于遏制腐败。而我也注意到，近期印度主要报纸的头版，都在刊登著名社会活动家安纳先生绝食的消息，他认为你们最新的《公民监察法案》没有给予民众充足的监督权。我知道国内很多人响应他，绝食静坐示威。
玛丽杜拉：执政党必须随时修正和调整执政诉求。如若不然，民众就会采取一切合法手段进行抗议，直至下次大选弃你而去。比如，为同右翼争夺选票，你必须让原来坚定的世俗主义价值观变得柔软。比如，这次安纳抗议政府未给予民众充分的反贪权利，索尼娅随后便在党中央官网发表声明——承诺严厉整肃贪腐，希望安纳放弃绝食，保重健康。这个政党它必须时刻牢记，历史上的党主席、印度“铁娘子”英迪拉？甘地曾一度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中止民主，奉行严厉新闻审查，剥夺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最终被选民赶下了权力巅峰。
人物周刊：印度也存在一个家族能够长期把控政坛的现象，这是否与民主相悖？尼赫鲁•甘地家族几乎世袭。
玛丽杜拉：这是一个好问题，也是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因为你说的现象的确存在并且明显，但他们又的确是民主选举的结果，年复一年。我只能这样说，这个家族为了政治，一个接一个地经历并且不惧死亡，为政治献身。家族政治并非印度独有，这样不是一个简单的继承。包括美国在内，也出现过家族政治。中国不也有红后代之说么？关键要看，是不是民主的选择，是不是他们有对政治的献身精神吧。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