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中国政治改革常识》
一、《厚黑学》与《君主论》
政治韬略既高于又缘于政治权术，但二者像投资与投机一样是很难区别的，甚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中，由于权术是政治现实中权力道德化所不能公开允许的，所以权术的过程必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使本从效率角度上讲应极为简单的过程要人为的必须复杂化，因此它极具操作的“艺术性”。如外交中，对他国政界之派别大不必公开议论，但暗下则不可不认真研究分析，否则非“书生误国”；内政中亦如是，政界官僚间之分歧大都不便公开挑明，可心中却不可不明白有数，否则会“书生十足”。这便是权术存在的意义与必须性所在，一旦撕去权力道德化这款“遮羞布”，其即刻为公开的能力与道德之竞争所取代。而在中国对权术这门“学问”研究洞察至深的，恐怕要数本世纪上半叶的著名学者李宗吾老先生。他所创立的“厚黑学”一说，揭古往今来无数“政治英杰”之真面目，让人想起荀子的“性本恶”之说。其对权力竞争中腐败权术的概括总结，至今无人出其右者。兹择要照录于下：
一、权术二原则。一曰厚，即象猪一样脸皮厚，厚颜无耻。二曰黑，即象狼一样心子黑，心黑手毒。有道是“天命之谓厚黑，率厚黑之谓道，修厚黑之谓教；厚黑也者，不离须臾离也，可离非厚黑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厚，恐惧乎其所不黑，莫险乎薄，莫危乎白，是以君子必厚黑也。喜怒哀乐皆不发谓之厚，发而无顾忌，谓之黑。厚也者，天下之大本也；黑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厚黑，天地畏焉，鬼神惧焉。”
二、求官六字真言：空、贡、冲、捧、恐、送。空，即空闲之意，一指事务而言，求官的人，定要把一切事放下，不工不商，不农不贾，书也不读，学也不教，一心一意，专门求官。二指时间而言，求官的人要有耐心，不能着急，今日不生效，明日又来，今年不生效，明年又来。贡，这个字是借用的，是四川的俗语，其意义等于钻营的钻字。求官要钻营，有孔必钻，无孔也要入。有孔者扩而大之；无孔者，取出钻子，新开一孔。冲，普通所谓之“吹牛”，一是口头上，二是文字上的。口头上又分普通场所及上司的面前两种；文字上又分报章杂志及说贴条陈两种。捧，就是捧场的捧字。戏台上魏忠贤出来了，那华歆的举动，便是绝好的模范。恐，是恐吓的意思，是及物动词。这个字的道理很精深，官之为物，何等宝贵，岂能轻易予人？有人把捧字做到十二万分，还不生效，这就是少了恐字的工夫；凡是当权诸公，都有软处，只要寻着他的要害，轻轻点他一下，他就会大吃一惊，立刻把官送来。恐字与捧字，是互相为用的，善恐者捧中有恐，旁观之人，看他在上司面前说的话，句句是阿谀逢迎，其实是暗击要害，上司听了，汗流浃背。善捧者恐之中有捧，旁观的人，看他傲骨棱棱，句句话责备上司，其实受之者满心欢喜，骨节皆酥。送，即是送东西，有大送，把银元钞票一包一包的拿去送；也有小送，如春茶、火肘及请吃馆子之类。所送的人分两种，一是手握取舍之权者，二是手无取舍之权而能予我以助力者。
三、做官六字真言：空、恭、绷、凶、聋、弄。空，即空洞的意思。一是文字上，凡是批呈词、出文告，都是空空洞洞的，其中奥妙，我难细说，请到军政各机关，把壁上的文字读完，就可恍然大悟；二是办事上，随便办什么事情，都是活摇活动，东倒也可，西倒也可，有时办得雷厉风行，其实暗中藏有退路，如果见势不佳，就从那条路抽身走了，绝不会把自己牵连着。恭，就是卑躬折节，胁肩谄笑之类，分直接、间接两种，直接是指对上司而言，间接是指对上司的亲戚朋友、丁役及姨太太等类而言。绷，即俗语所谓绷劲，是恭字的反面字，指对下属及老百姓而言。一是仪表上，赫赫然大人物，凛然不可犯；二是言谈上，俨然腹有经纶，槃槃大才。恭字对饭甑子所在地而言，不必一定是上司；绷字对非饭甑子所在地而言，不必一定是下属和老百姓，有时甑子之权，不在上司，则对上司亦不妨绷；有时甑子之权，操诸下属或老百姓，又当改而为恭。此道原是活泼，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凶，只要能达到我的目的，他人亡身灭家，卖儿贴妇，都不必顾忌；但有一层应当注意，凶字上面，定要蒙一层道德仁义。聋，就是耳聋，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但聋字中包含有瞎子的意义，文字上的谩骂，闭着眼睛不看。弄，即弄钱之弄。千里来龙，此处结穴，前面的十一个字，都是为了这个字而设的。弄字与求官之送字是对照的，有了送就有弄。这个弄字，最要注意，是要能够在公事上通得过才成功。有时通不过，就自己垫点腰包里的钱，也不妨；如果通得过，任他多少，也就不用客气了。
四、办事二妙法。一曰锯箭法，有人中了箭，请外科医生治疗，医生将箭杆锯下，即索谢礼。问他为什么不把箭头取出？他说：那是内科的事，你去寻内科好了。各军政机关，与成大事者，都是用的这种方法。譬如批呈词：“据某某所呈之情，实于法不合，特令该县知事，查明严办。”“于法不合”这四个字是锯箭杆，“该县知事”是内科，抑或“转呈上司核办”，那“上司”就是内科。又如有人求我办一件事情，我说：“这个事情我很赞成，但是，还要同某人商量。”“很赞成”三字是锯箭杆，“某人”是内科。又或说：“我先把某部分办了，其余的以后办。”“先办”是锯箭杆，“以后”是内科。此外有只锯箭杆，并不命其寻找内科的，也有连箭杆都不锯，命其径直寻内科的，种种不同，细参自悟。二曰补锅法，做饭的锅漏了，请补锅匠来补。补锅匠一面用铁片刮锅底煤烟，一面对主人说：“请点火来我烧烟。”他乘着主人转背的时候，用铁锤在锅上轻轻的敲几下，那裂痕就增长了许多，及主人转来，就指与他看，说道：“你这锅裂痕很长，上面油腻了，看不见，我把锅烟刮开，就现出来了，非多补几个钉子不可。”主人埋头一看，很惊异的说：“不错！不错！今天不遇着你，这个锅子恐怕不能用了！”及至补好，主人与补锅匠，皆大欢喜而散。郑庄公纵容共叔段，使他多行不义，才举兵征讨，这就是补锅法了。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很多的。上述二妙法，是办事的公例，无论古今中外，合乎这个公例的就成功，违反这个公例的即失败。管仲是中国的大政治家，他办事就是用这两种方法。狄人伐卫，齐国按兵不动，等到狄人把卫绝了，才出来做“兴灭国、继绝世”的义举，这是补锅法。召陵之役，不责楚国僭称王号，只责他包茅不贡，这是锯箭法。那个时候，楚国的实力，远胜齐国，管仲敢于劝齐桓公兴兵伐楚，可说是锅敲烂了来补。及到楚国露出反抗的态度，他立即锯箭了事。召陵一役，以补锅法始，以锯箭法终，管仲把锅敲烂了能把它补起，所以称为“天下奇才”。明末武臣，把李自成围住了，故意放他出来，本是用的补锅法，后来制他不住，竟至国破君亡，把锅敲烂了补不起，所以称为“误国庸臣”。岳飞想恢复中原，迎回二帝，他刚刚才起了取箭头的念头，就遭杀身之祸。明英宗也先被捉去，于谦把他弄回来，算是把箭头取出了，仍然遭杀身之祸，何以故？违反公例故。
以上李宗吾老先生对腐败权术的精辟论述，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土产，很有“中国特色”。在中国，可谓空前绝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过，我们如果把目光扩大至整个世界，就会发现，早在十六世纪上半叶（即比李宗吾先生早整整四百年左右），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维利就已经写出了更真正具有政治学术价值的《君主论》，他以权术为贯穿全书主线的核心，以人性恶为逻辑思维的基础，即既然人性是恶的，那么置身于人中间的君主如果处处想表现自己的善，就非遭到毁灭不可。权术与人性恶构成其政治哲学的经纬。马基雅维利摆脱道德原则对利益追求和政治权衡的约束，但也并不否认道德原则本身的价值，他所强调的只是利益或“需要”优先原则。传统的政治学是讲仁义道德的，是“代上帝立言”，中世纪的西欧这类书很多。而马基雅维利反其道而行，第一次喊出“政治无道德”，否决了那种把政治理论建筑在“先验”的道德伦理上的倾向，犹如“滴眼露”般擦亮了人们的眼睛：政治现实中必然包含着权力斗争，其讲究的是利益，而不是道德，从而向我们昭示，道德在政治学的思考中基本无用；这实际上是提出了政治学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分野问题，因此使他成为现代政治学之父。按马基雅维里自己的说法：“我想把想象上的君主的事情撇在一边，只讨论确实存在的事情。”因为他观察到了“必须专注于事实所表明的问题的本相，而不应纠缠于空洞的观念。许多人都对那些从未见过、也不知道是否实际存在过的共和国或君主国迷恋不舍，但是，人们的实际生活是一回事，而应当如何生活则是另一回事。”从这些话里，可以最清楚地看到近代现实主义哲学将“应然”与“实然”，也就是对“摆事实”与“讲道理”作判然区分的原型。这样的分析方法意味着，政治有其自身的逻辑，对于这种逻辑，与道德说教式的解释是不相干的，因为“某些状似德性的东西，如果君主身体力行，那就成了他的劫数;某些状似邪恶的品质，如果君主身体力行，反而会带来安全和安宁。”在人类政治思想史上，他应该是敢于直面政治现实，公开光明正大的系统性正面阐述政治权术的天下第一人。如关于具体的政治权术原则，他在《君主论》中这样公开写到：“君主应该学会同时扮演狮子和狐狸两种角色，因为狮子不能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不能抵御豺狼，因此，一个君主必须是一只狐狸，以便认出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感到恐惧。”、“君主恪守信用当然是值得称道的，但是，欺骗、虚伪、尔虞我诈、阴谋诡计，对巩固政治统治更为至关重要。”总之，他公开认为并主张，统治者或政治家为了实现政治目的，应当不择手段，摈弃道德，运用权术；作为君主应甚至宁愿蒙残酷之名而不要行仁慈之举，宁愿使人畏惧而不要被人爱戴，君主只有不守信义，才能完成伟大事业，才能有利于国家和个人。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出版后，风行整个欧洲以至整个世界，他所阐明的政治权术理论或统治策略，成为后世各国统治者维护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权术指南”。据称，英王查尔斯五世对《君主论》“爱不释手”；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克伦威尔也十分推崇《君主论》中的观点；法国国王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遭暗杀时随身还带着《君主论》；路易十四把《君主论》作为每天睡前的必读书；拿破仑在一本法文版《君主论》上写满了批注；俾斯麦熟谙《君主论》，被人称为是马基斯雅利主义的虔诚的门徒；希特勒说，他一直把《君主论》放在桌上床边，经常从中吸取力量；墨索里尼则说，马基雅利的《君主论》是政治家最高的指南，至今仍具有生命力……
无独有偶，李宗吾的《厚黑学》出版后，也曾在国内甚至国外邻近地区风行一时，被不少国人所身体力行。两部书都至今仍在国内外再版，其经久畅销不衰。然而，我们今天既要真正理解这两部书的意义或本意，更要清醒地看到或意识到她的局限。正如仔细研究过这两部书思想的中外学者所不约而同之见，这两部书中作者都只是在告诉人们“现实如何”？而不是具体告诉人们去“应该如何”。 思考的重点在于政治“是什么”，而不在于“应该是什么”。这两部书至今仍畅销不衰，只能说明当时那种政治现实现在仍然很大程度上存在。黑格尔说过：“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如果政治现实本身是丑陋的，我们当然不能去责怪镜子所反映出的政治现实不美（但我们也不能被镜子有时的扭曲变形所欺骗——此是后话）。两部书不同的是，《厚黑学》一书，作者是从否定的角度思考立意，是把政治权术展示给世人来看，旨在揭露政治权术的腐败黑暗，以唤起人们对腐败权术的反对抵制；而《君主论》一书，作者是从肯定的角度思考立意，旨在告诫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统治者或政治家，在政治斗争中不要书生十足，只要目的正确，就可以摈弃道德，不择手段，最终“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正确”。然而，在找不到甚至看不到克服消除政治权术的腐败黑暗之正确途径上，两部书却是相同的。《君主论》主张以毒攻毒，以权术对付权术自不消说；《厚黑学》则恰恰相反，太书生气，太不了解政治，以致把一些政治韬略也当作厚黑行为，不免以偏概全，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我们自然毫不奇怪，为什么《君主论》备受权力者推崇青睐，而《厚黑学》则为权力者一笑而置。
《君主论》阐明的政治权术理论，从主要意义上讲，实际上即是一种政治韬略。可以断言，在人类政治史上，是先有低素质者小人的政治权术在前，而后有高素质者君子的政治韬略于后；并且，在《君主论》出版以前和以后，一切知道或不知道《君主论》的政治家或权力者，都早已经在或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实际奉行着她。只不过是有无正规政治权术理论指导，其效果显然不同罢了。《君主论》一书在政治思想史上的主要贡献是彻底分割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实用主义是马基维利在整本著作中所依据的主要原则，一个政治家应该将其作为夺取和维持权力的行动指南。虽然马基维利也强调道德的重要性，但政治家所应该做的是将善良与邪恶都作为一种夺取与维持权力的手段，而不是目标本身。可政治韬略虽是政治家或权力者能力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又远不是最重要与最根本的部分。我们既不能一概不要政治韬略，却也不能主要倚赖政治韬略，而将政治韬略与其他更重要、更根本的政治才能本末倒置。在这个问题上，不论是《君主论》还是《厚黑学》，都有失于偏颇。如果说，《厚黑学》在政治现实上，只见政治道德不见政治韬略的话；那么，《君主论》在政治现实上，则只见政治权术不见政治道德。但有一点他们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站在经验的立场在思考自己所要表达的主题。二者都是对政治现实的一种扭曲变形。我们不能不看到，否定排斥政治韬略，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反而容易在政治现实中“误人子弟”；而权术于政治和政治家及权力者，又有如毒品于人体，她必然不仅对低素质的，而且也对高素质的政治家或权力者具有极大的腐蚀毒害性，极易使人对其成瘾，产生一种依赖性。
二、无产阶级政治韬略
令人遗憾的是，在已经过去的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史上，许多杰出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甚至最杰出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包括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都未能在真正意义上超越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即仍是按照政治现实“是什么”而不是“应该是什么”在政治中行事。如毛泽东特别推荐的列宁论述无产阶级政党战略和策略之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从本质上讲也是经验性的，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举例而言，列宁针对“左派”拒绝、抵制、反对任何妥协的错误策略，指出制定策略决不能只根据革命情绪，根据一个集团或政党的愿望和决心，而必须对各阶级的力量及其相互关系作出严格的客观估计。教导革命政党必须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必须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矛盾，在不牺牲原则的前提下找到适当的妥协形式，以争取最大量的同盟者。他说：“只要像德国和英国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那样，说我们只承认一条道路，一条笔直的道路，说我们不容许机动、通融和妥协，这就犯了错误，这种错误会使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最严重的危害，而且共产主义运动部分地已经受到或正在受到这种危害。”毛泽东更是同样得马基雅维利真传，如他告诫全党“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还有在政治斗争中能屈能伸，一旦胜劵在握则“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等等。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在政治权术史上，也曾经有过抹不掉的历史耻辱，如象路易十四、希特勒、墨索里尼那样的暴君和独裁者，他们歪曲或违背了马基雅维利所阐明的政治权术理论。某些历史上的政治家对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的身体力行，正如我们后来知道的，是建立在对他误读的基础上把它运用到政治中，不识时务的机械地照搬《君主论》中宣扬的理论。而时务者，天下大势与具体现实相统一也。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实现共产主义美好理想的崇高目的，加上他们自身的天才素质及时代提供的环境，造就了他们无与伦比的政治才华。我们完全可以说，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的政治韬略，在政治斗争现实中都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水平，他们是真正正确地遵循了马基雅维利的政治韬略或权术理论中的真理性基本原则，并为其在党内外政治权力斗争中取得巨大的成功而功不可没。由于他们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和广大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利益，由于他们崇高的政治家道德品质和人格，使得他们对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可以说他们由此创造的伟大业绩，与日月同辉，与山河俱在。然而，悲剧也诞生于此，正是这种政治斗争现实中政治韬略的巨大成功，使他们过分自信甚至迷信于政治韬略乃至权术的重要作用，而看不到其的偏颇与局限。
于此，最集中的具体表现在由列宁最初正式创立的，后来又为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所遵循并不断完善的无产阶级政党与社会主义国家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上，以及以这一原则为基础的一系列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具体干部人事制度上。这种以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为基础的干部人事制度，其最根本的实质是人治性，权力体系的运转可以由权力者计划操纵，即是一种权力计划人事机制。这种权力机制，权力者掌握运用方便自如，相对较得心应手，较少受到外部客观力量或机制的制约限制；因此就某个特定具体的权力者观察，权力个体运用的效率也较高。尤其是对于象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那样具有卓越政治才干以及韬略的天才政治家或其它高明权力者来说，在这种权力机制中如鱼得水，再适宜其发挥政治才干及韬略不过。他们在险恶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运筹帷幄，“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甚至“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譬如，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正是在改革开放于经济领域取得巨大成功的背景下，凭着他们卓越高超的政治才干及韬略，通过与党内外来自左或右的种种干扰的一次次反复交锋，经过一场场明争暗斗，冲破一层层阻力障碍，渡过一个个艰险难关，而才把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一步步推进向前，并顺利地实现了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过渡交班。至于一代伟人毛泽东，他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及一部《二十四史》情有独钟，在理国治吏上的政治韬略深受其影响，并于政治斗争现实运用中达到如神造化之地步，更应是不争的事实。
这里不妨且举极平常的一例：毛泽东一生手不释卷，读过大量的古书。他对古书理解之深、涉猎之广，令人惊叹。尤为妙绝的是，他经常从古书中汲取灵感，指导现实的斗争。对此，他称之为“古为今用”。据罗点点回忆，1938年在延安凤凰山下的窑洞里，毛泽东送给罗瑞卿两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两句话见于《大戴礼记》和《孔子家语》，但毛泽东要罗瑞卿读的却是《后汉书·班超传》。《后汉书·班超传》载，西域都护班超离任，继任的任尚前来请教，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而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收。今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原来水清、至察并非指为人的清或浊，而是指对人的宽和严。“性严急”的任尚，对班超的话嗤之以鼻，结果是西域叛乱、负罪还朝。罗瑞卿的“严急”怕是不亚于任尚。张民曾记叙了在三座门开的一次会议。会议是研究江河漂放木排的问题，罗瑞卿走进会议室，还没坐下，就劈头盖脸地批评林业部和水电部。罗越说越气，话说得很厉害，两个部的领导一再检讨。分管的副总理谭震林坐不住了，没等罗瑞卿把话说完，挟起皮包就走。罗跟着宣布散会，还补了一句：“看，有的人不是想走了嘛！”会议不欢而散。再如陈泊曾被毛泽东称作延安的福尔摩斯。1949年10月，叶剑英为解决乱象如麻的广州治安，把他从江西陈正人那里要到广东。陈泊和陈坤（原中共在香港的情报系统负责人）一起，利用反正的敌特和当地的三教九流，组织便衣队，侦缉、破案，使广州治安状况迅速好转。叶剑英在给公安部的信中说：“广州的潜伏敌特力量迅速得到肃清，社会治安的根本平安，与陈泊同志的领导努力是分不开的。”然而，二陈的做法，却不为水至清的罗瑞卿所容。1950年召开全国侦察工作会议，陈泊在闲谈中讲了些广州的事，罗瑞卿当场大骂，说二陈违犯政策乱搞，不以为耻，反以为荣。1951年，公安部拘捕了二陈，并株连了数百人。开始定为“国际间谍”，后来又改为“包庇反革命”，陈泊判刑十年，陈坤判刑八年，二人均瘐死狱中。直到1982年，冤案才得平反。二陈被捕后，叶剑英曾找罗瑞卿缓颊：“起用那些旧警员，是经过省委批准的，不能把账算到陈泊头上。”罗瑞卿说：“那是你的想法。”叶剑英无奈，只好在华南分局会上说：“主帅无能，累及三军。”陈泊的夫人吕璜，向邓颖超递了一份申诉材料，邓仔细看了后，说：“这个案件看来很有情况，我要向恩来同志反映，请他过问一下。”周恩来调阅了案件材料，还和罗瑞卿通了电话，但结果是：吕璜从此不许探监。（见人民网文史频道2011-08-04：孙言诚：毛泽东的“水至清则无鱼”让罗瑞卿疑惑至死）以上罗瑞卿于政治韬略及权术显然是不够成熟，而叶剑英则始终为毛泽东所信任器重。
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专制政治中，也不乏叶剑英这种掌握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高超政治韬略，能经邦济世，有所作为，施展匡时救世政治抱负的人才。明朝的张居正便是这样一位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励精图治的政治家: 他４８岁时才登上首辅之位，按理说大权在握，正可以按照自己少年时就立下的志愿，做伊尹、周公那样的贤臣名相；但明神宗才有１０岁，朝中大事的委决，实际掌握在神宗的生母李太后的手上，而神宗及李太后的身边，又有一位秉笔太监冯保。 张居正幼年即饱读诗书，儒家的正统思想浸透于他的血液之中，与宦官联合，对于他应当是不耻为之的。可是张居正担任首辅的十年，“宫府一体，未尝内出一旨，外干一事。”足见其高超的政治韬略技巧。张居正与太监的联合，与明朝政治体制有很大的关系。其时负责将皇帝的意见批写在大臣的题奏本章上的太监冯保权力极大，所谓的“皇帝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实际就是冯保的意见，更何况他又还是李太后的亲信。如果张居正在首辅任上形成与冯保作对的局面，不仅自己有去职之忧，而且可能会激化矛盾，形成明初“夺门之变”的结局。所以，冯保的某些要求，如果不损害大局，张居正就不能不去满足——其中也包括大肆受贿搜刮钱财来向其行贿，以致后来被查抄时，家中钱财多达二十多万两银子。张居正表面上与冯保的联合及对李太后的俯首听命，都是为了实现国富民强的政治理想而采取的韬晦之计。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中，张居正无疑属于一种不为个人的“小名小利”所左右，在实现经邦济世的政治理想时，藏巧于拙，审时度势，能有效地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具有超凡才能的政治家。而宋朝的王安石尽管其敢作敢为，矢志改革，具有“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无畏精神，但因缺少政治韬略，在推行新法中，凡是对新法提过意见的，不论意见有无道理，或还能不能说服争取，都一律罢黜；凡是赞成新法的，却不论其动机、品行、政绩如何？都一律升迁。这种做法导致的后果一方面是把朝中敢说话的名臣几乎都推到了新法的对立面，如韩琦、富弼、司马光、欧阳修、文彦博、苏轼兄弟、沈括等等。其中不乏原本并不是真正反对新法，而只是就其中某些具体问题提出客观意见的人，如韩琦、苏轼、沈括等。另一方面，王安石任用的所谓支持新法的人中则混进了不少有能无德者，如曾布、吕惠卿、邓绾这些人都是企图打着改革的名义攉取政治利益的投机分子。他们靠着鼓吹新法而得到提拔，一旦身居高位，或是贪污腐败、鱼肉百姓，或是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给人造成了新党多是奸臣的印象，从而对新法本身也产生了怀疑，使变法的阻力加大，最终酿成败局。
可即使从以上这两个不同的例子中，也都可见在相对的另一面，这种依赖政治韬略或权术的权力人事机制，更又是滋生权力腐败及官僚主义的最好温床。也即等于其从整体上不能够提高权力运行或运用的效率。我们观察过去的历史和身边的现实，就会发现，在这种权力机制下的无产阶级政治权力星空，除了少数几颗巨星闪灼着耀眼的光辉外，其余的无产阶级权力者“群星”，有太多的大量低素质者充斥其间，未免有失暗淡。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权力者状况与我国历代吏治传统状况如出一辙。一般来说，我国历代王朝官吏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注重王朝利益和百姓利益结合的高素质权力者，历代颇负名望的忠臣清官商鞅、王安石、包拯、岳飞、海瑞，就是其中的典型，但在当时的封建人治权力体制下，由于他们不注意政治韬略、权术及官吏集团自身的利益，他们的地位亦往往因而不稳固。第二类其注重王朝利益和自身利益结合，这部分官吏既效力朝廷又维持自身的利益，其涵盖最广，从总体而言也属于善长政治权术的低素质权力者，他们中即有胸藏经纶的智者，又有碌碌无为的庸吏；其适应性也最强，在不同的复杂情况下或集权面前，他们都会找到自己适合的位置。第三类则以自身利益为中心，其更是一类低素质者，历代千夫所指的贪官、奸臣都是这个范畴，这部分人不惜牺牲王朝利益与践踏百姓利益，以满足一己私欲。我们目前是吏治状况，可以说跟上述情况有着惊人的大致相似。造成这种历史因袭的关键，还是由于前面说过的我们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基础上的权力计划人事机制之人治性。
除了在权力优越的取得或维持上之外，政治韬略和权术也渗透到我们政治领域的其他各个方面。其中最关键要害的是对舆论和腐败的消极控制上。舆论和腐败，这两个在表面上貌似毫不相关的概念，在对于政权及权力的至关重要性这点上却是相同的。她们是除了军事以外，对维持统治者统治最重要的另外两个因素。如马基雅维利也就早意识到这一点，他曾经从政治权术的角度指出：任何统治者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那就会相当危险。在这上面，我们现在仍然没有超越“马基雅维利主义”。先看我们对舆论宣传的控制：舆论与军事对于统治者的统治来说，都是同等重要，就好比一文一武的两种互相配合、补充的统治手段，军事是斥之以力，舆论是晓之以理，二者缺一不可，只有双管齐下，才能真正保证统治的稳固。对此，我们可以说是真正懂得和明白了这一政治真理或道理。在对舆论控制、舆论导向的高度重视上，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我们党的三代领导核心都是一脉相承的。并且，这也是在实际中得到了切实有效地贯彻执行，全然不象我们反腐败上许多方面的有禁不止、有令不行。从以下就大致可知我们这种舆论控制与导向的真实状况。譬如在舆论宣传上，我们的每一个地区、每一个部门及每一项工作的成绩、功劳、优点都必须是主要的，是主流；即使是社会治安每况愈下，我们也绝不能说公安部门治安不力，没有履行好应尽的职责。我们党和政府的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必须都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是九个指头；腐败分子则必须是极少数，是一小撮，是一个指头；即使腐败现象像扑不灭的烈火愈演愈烈，我们也决不能说多数领导干部是不优秀或不称职的。还有反腐倡廉，只能正面宣传为主，反面报道为辅……总之，一句话，我们的舆论宣传决不是仅只要不违背宪法与法律，更必须要有利于树立党和政府部门的威信，有利于稳定社会与人心，假设如果实际与此发生矛盾，我们就必须设法去掩盖现实真象。至于什么“舆论自由”、“新闻自由”，那只不过是一种必要的装饰。这就是在舆论宣传上，我们大家心照不宣甚至有明文规定的组织纪律原则，其历来有之，谁也不敢、也不能去怀疑她的真理性。再看我们在反腐败上的方针策略：腐败会失去人民的支持，进而“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不仅是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明白的浅显道理，而且也是任何普通人都清楚的一种常识。对于这种再也浅显不过的普通道理与常识，我们二十世纪的无产阶级政治家，自然没有不明白清楚之理。但问题的关键是恰恰也正在于此，即我们反腐败的根本出发点，只不过是为了党的生死存亡，为了政权江山的稳定牢固；而不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为了保证每一个公民个体的正当权利与利益。或换言之，反腐败只不过是一种政治上的韬略权术或不可缺少的道德点缀而已。所以，一方面我们在反腐败上不可不反，决不能让腐败严重猖獗到引起“官逼民反”，危及统治、危及政权的地步。这里，反腐败就好比国家这部机器的冷却润滑系统，其功能是为了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或好比国家这部列车的刹车，这刹车不能失灵，否则，就会有翻车的危险。但另一方面，我们实际中的反腐败，却并不象舆论宣传上的那样完全彻底地反，即口头上说得严，实际中执行得松，现实中对许多腐败分子、腐败现象睁只眼、闭只眼，其实是“廉不在真，有名就行”、“错不在假，能遮便好”，这与我们舆论宣传上的“人民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道德理论，形成一种鲜明的强烈反差。更有甚者方绍伟先生在“不腐败才要亡党？”一文中认为：“‘忠诚、政绩、廉洁’是当代中国地方官员的‘行为约束模式’。腐败会失去民心，但失民心却未必失天下，而不忠诚却会直接威胁政权。与‘官心’相比，失民心只是政权的间接威胁，失民心因此未必失天下。换句话说，官忠诚比民忠诚更重要，失官心才会失天下，因为失官心就是官心完全倒向民心的一边，或者官心完全无力控制民心（包括对自由化心慈手软）。关键还在于，政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安抚民心。把经济搞上去，把就业搞上去，把福利搞上去，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把对腐败的不满搞下来。所以，忠诚是政权之根本，腐败是忠诚的必要之恶，政绩则是腐败的稀释剂。对一个政权来说，忠诚是永恒的稀缺品。忠诚很昂贵，所以忠诚需要回报。历史上的政治忠诚，都是以钱和权作为回报的，钱不足就补之以权。钱权当然是没有够的时候的，但如果约束官权也太昂贵，官权约束就要让位于忠诚约束。贪官不怕，就怕贪官不听话。所以说：只有忠诚最重要，苯和贪都在其次。贪不是罪，大贪也只是小罪，不忠才是大罪。贪可忍，不忠则万无可忍。”诚然，这充其量不过是政治权术而已，连政治韬略也够不上，离政治科学更是十万八千里。所谓失官心比失民心更重要只能是滑天下之大稽！毛泽东的“文革”，官员们“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但毛泽东利用人民的力量（依然是权术），“拥护的不多”之官僚们就将“反对的不少”之官僚们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毛泽东若不是行专制、集权、人治，离不开官僚集团之服务，完全可以与其彻底切割，另起炉灶，建立起一种自由、民主、法治的科学政治制度。从以上所述，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在政治领域中的许多所为，至今仍然没有超出政治韬略与权术的范畴。
一部二十四史，中国权术博大精深，方先生仅是挂一漏万。且权术毕竟是权术，套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有效也有限，古今以此成大事者全无。看看历史事实，权术如火，同是一部二十四史，在权术困境中，从“作法自毙”的法家商鞅到“请君入瓮”的酷吏周兴，最终结局都是木匠做枷自己戴，玩火自焚者比比皆是。面对古今中外专制、集权、人治政治下的政治权术，她使我联想起许多。我想到砍头，想到酷刑；想到连坐，想到满门抄斩；想到争权夺利，想到你死我活；想到文字狱，想到东厂西厂锦衣卫；想到游龙戏凤，想到三宫六院七十二妃；想到《红楼梦》中的“护官符”，想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想到哀鸿遍野，想到一将功成万骨枯；想到外戚专权，想到宦官主政；想到藩镇割据，想到群雄鼎立；想到一次次陈胜吴广式的农民起义，想到一次次周期律式的社会大动荡……更近一点，想到党内一次次路线斗争，想到那场十年“文革”浩劫，想到不仅是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多少权力者、多少新贵们，在权力斗争的漩涡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红色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主持修建了中国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秦城监狱，却形势比人强，转眼文革中竟住进了他自己建造的秦城监狱，而更多的普通人则无辜罹祸。更广一点，想到二战中几百万犹太人的冤魂，想到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每一个字，就使一百二十五人丧命；想到斯大林肃反中，苏共一大批与其意见相左的老布尔什维克，包括列宁时代的政治局委员先后遭到逮捕、审判、流放或枪毙，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名被逮捕和处决……以上这些只能昭示我们，在计划、集权（专制）、人治政治下的有赖于政治韬略与权术，其存在着必然滋生种种权力腐败及黑暗的弊端。这就是政治现实中政治权术“是什么”。现实在向我们发出严厉警告，这种种弊端已经到了天怒人怨之地步。现代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已经在自由、民主、法治政治机制下，正逐步尝试走出这些弊端。我不能不仰天长叹，我们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却为什么至今迟迟不能走出这些弊端？走出去，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天更高、路更宽！无产阶级政治家应要政治韬略，而不要政治权术，但在权力计划人事机制之下，却往往君子斗不过小人，惟有在社会主义市场政治中的公平自由竞争机制导向及制约下，高素质的政治家或权力者必然通过能力道德去取得和维持权力及权力优越。
三、余议
但从表面上目前我们尚看不出半点此种希望。相反，中共当代政治家正一代代退化，渐渐走向平凡，乐衷于在人事制度上玩弄一些小儿科权术，越来越失去毛泽东、邓小平……老一代政治家之锐气。战争年代经过敌我你死我活残酷竞争及惨烈政治斗争脱颖而出的前代领导人，他们具备着在大风大浪的惊涛骇浪中前行之能力，当代领导人则未具有这样的历练与条件。这也是现行政治体制权力计划人事机制“惯性”下的自然现象，非得改革之力不可方能扭转。2010年8月27日的新加坡《联合早报》上陈铁源先生有言:“在2012年之后，无论是谁接替胡锦涛和温家宝的职位，他们都不会去碰政治改革。原因很简单，高风险、高成本、收益不定。现实的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太大;而且，这些问题都属低风险、低成本和高收益领域。这样的改革何乐而不为?稍有政治头脑和算术头脑的人也都知道这两者的轻重。”这番话应是不无道理。最近《代表法》施行18年来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修改，修正案的草案明确规定代表不得设个人工作室，并建议增加规定，代表不脱离各自生产和工作岗位。即是一个信号。如果《代表法》的这一修订建议得到全国人大的批准，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县近两个月试行专职人大代表并设专职人大代表工作室的创新将被视为“违法”，也不得不就此终止。因此有网友评论：“看到了吧？连这点小小的改革都摧毁于萌芽状态，反应真是极为灵敏。真是严防死守，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啊！希望其主动改革已不可能。”如前所述，可以说某些中共政治家对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的身体力行，是不识时务的机械地照搬《君主论》中宣扬的理论。其实“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贯彻权力唯物论，从政治现实“是什么”完全可以到达政治现实“应该是什么”的彼岸。与其相反的是：如果政治上不择手段却又坚持权力道德化的意识形态，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权力者的信誉破产，甚至引发出政治本身的破产。
1998.7，20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