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拉塞尔被封为骑士。12年以后，他作为“第一个也是最伟大的军事记者”，逝世后被葬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
1850年代以前，欧洲报纸是依靠军人来报道战况的。其效果自然不会令人满意，因为军人无法鸟瞰战争的全景，难以掌握瞬息万变的战局；另一方面，军人没有受过新闻专业训练，缺乏必要的写作技巧；再者，军队严格的保密制度也极大地限制了战争新闻的采写和发表。
英国《泰晤士报》一位黑头发的爱尔兰籍记者，改变了这一切，成为世界上第一名职业战地记者。他就是威廉·霍华德·拉塞尔（William Howard Russell，1820—1907）。
《泰晤士报》于1785年11月创办时，本是一家无名小报，始称《寰宇纪事日报》，1788年1月1日起更名。《泰晤士报》的崛起是19世纪上半叶的事。1803年，该报创始人约翰·沃尔特（1739—1812）之子沃尔特第二（1776—1874）决意把报纸办成新贵族的喉舌，他委托主编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开始大量刊登国内外新闻，并声称该报独立于党派之外。
该报聚集了一大批才华出众、敢说敢干的报人，成为世界上势力最大的一家报纸。主编托马斯·巴恩斯（1785—1841）和约翰·德莱恩（1817—1879）名声远播。
在《泰晤士报》进入黄金时代之际，“日不落”帝国也处于鼎盛时期，米字旗飘扬在世界各地。为争夺奥斯曼帝国的遗产，制止沙皇俄国向西南扩张，从1853年开始，英、法两国与土耳其联手，同沙皇俄国兵戎相见。
1854年2月的一个寒夜，《泰晤士报》主编德莱恩派人去通知该报军事记者威廉·霍华德·拉塞尔，让他随英国远征军去马耳他。这将是拉塞尔采访的第二场战争。1850年，30岁的拉塞尔报道了丹麦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今德国最北部的一个州）发动的战争。
陆军总司令哈丁勋爵不想得罪《泰晤士报》，他给将从南安普敦港出发的皇家禁卫军下命令，让拉塞尔随军行动。于是，拉塞尔上路了。
到了马耳他，拉塞尔发现，大多数英军官兵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他，没有人为他作出安排。他只好登上一艘运兵船，前往今属意大利的加里波利。到了那里，部队已出发，拉塞尔活像个遗弃的孤儿。当英军旅长在巡逻中发现帐篷内住着一名记者时，遂命令部下将帐篷扯掉，扔出营地。
尽管不受欢迎，拉塞尔仍然向伦敦发出了英军遇到了麻烦的准确报道。英军劳师远征，在同俄国人打仗之前，便被疾病和后勤问题折腾得够呛。4月13日，拉塞尔在加里波利写道：“我不得不报道的最糟糕的事，是病人一直得不到照顾。由于战地医院得不到给养，许多人正经受着在马耳他染上的疾病的折磨。他们被迫呆在寒冷的营地，身下只垫着一条毯子。”
英国远征军司令兼联军总司令拉格伦勋爵不喜欢这些报道，当拉塞尔向勋爵的助手申请运输舰和给养时，得到的是嘲笑，拉塞尔写信给德莱恩，同时不忘详细叙述英军的悲惨境遇。德莱恩的回信使他满意：内阁传阅了他的信件，有关问题正由陆军大臣纽卡斯尔公爵处理。
拉塞尔跟随英军前往今属保加利亚的瓦尔纳，这里共集结了英、法、土三国军队六万余人，英军为2.7万人。联军企图攻占俄国的克里米亚半岛，从沙皇手中夺取黑海制海权，于是便将矛头指向海军基地塞瓦斯托波尔。
9月14日，拉塞尔随英军在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以北25英里的叶夫帕托里亚以南地区登陆。联军的准备和组织工作十分混乱，运兵船不带粮秣，部队饥寒交迫。医务情况更糟，军医在今属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药品却在瓦尔纳。拉塞尔既没有住处，也没有口粮证。但他还是即刻投入采访，发出了登陆未遇抵抗的报道。
当拉塞尔设法成为拉格伦将军队伍的一员后，一名军官骑马到他跟前说：“先生，彭尼费瑟将军想知道你是何人，来此有何贵干。”他不得不向将军本人作解释。将军厉声说：“你对这件事了解多少？我们投入战斗后你干了什么？”拉塞尔的回答直率得有些刺耳：“我对这种事几乎一无所知，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我认为这里有许多人并不比我高明。”
9月20日，联军在塞瓦斯托波尔以北16英里处的阿尔马河边的战斗中挫败了俄军。这天，拉塞尔在马背上度过了十多个小时，激动、疲劳和饥饿使他筋疲力尽，部队也拒绝提供伤亡情况和战斗进展情况的细节。但他必须在当晚写出报道，以赶上次日早晨的邮班。
拉塞尔并没有渲染这一容易使人陶醉的胜利，却集中笔墨于披露联军的阴暗面。联军原计划从北面进攻建于1784年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后获悉港湾出入口已被封锁，并过高估计了守军兵力，遂改变初衷，绕到塞瓦斯托波尔东南方向的巴拉克拉瓦，从南面进攻要塞。拉塞尔到巴拉克拉瓦联军驻地转了一圈，写下了最生动的一篇报道：
“就这个城镇本身而言。那里的污秽、恐怖行动、医疗状况、埋葬情形、死去的及生命垂危的土耳其人、拥挤不堪的小巷、散发着恶臭的棚屋、令人厌恶的贫民区、衰微破败的景象……这一切都无法付诸笔墨。死者毫无遮掩地被扔在那里，紧挨着活人躺着，而活人则呈现一种无法想象的情形。医院缺少最普通的辅助设备，恶臭几乎毫不费力地穿过墙壁和屋脊上的裂缝钻出来污染周围的空气。我所看到的一切是，这些人未曾接受一点抢救就死了……似乎是病人照料病人，垂死者照料垂死者。”
到10月中旬，联军仍未发起反攻。拉塞尔写道：“军官们咒骂医疗手段和设备的匮乏，500艘运输舰上睡满了垂死的伤病员。他向医务人员、尤其是护士发出了呼吁：‘在我们中间难道就没有肯献身的妇女能够并乐意站出来帮助那些有病痛、苦难缠身的士兵吗？’”
一个与拉塞尔同岁、名叫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女护士在伦敦被上面的字句所打动，组织了一支有38名护士的队伍加入了英国远征军。她在前线建立起医院管理制度，使伤病员死亡率直线下降，最终成为欧美近代护理学和护士教育的创始人之一。
但是在南丁格尔到来之前，英军的情况糟糕透顶：“在部队的3.5万名生力军中。现在适应战斗的不超过1.65万名下级官兵。自本月10日以来，已有700名伤病员被送往巴拉克拉瓦。”这就是第二天即10月25日俄军所要进攻的对手。
巴拉克拉瓦战役打响之日，拉塞尔写下了堪称史上最伟大的战地通信：
“现在发生了使我们感到极为忧伤和悲痛的灾难……唐·吉诃德袭击过风车，但也没有像这些英勇的士兵那样鲁莽和轻率，他们连想都不想就向前猛冲，几乎肯定是白白送死……
11时11分，我们的轻骑兵旅前进了。他们人数有限……607名骑兵。按照地面部队的人数，这个旅的全部人马几乎还不够组成一个有战斗力的团；然而，这也是我们所不能宽恕的。当他们冲向前线时，俄国人在右侧的多面堡垒防守地里向他们开火，滑膛枪和步枪一齐扫射。
他们披着朝阳，在壮烈的战斗气氛中豪迈地向前冲锋。我们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感官了！这寥寥无几的人决不会是在向掘壕据守的敌人冲锋吧？啊！千真万确是在冲锋……他们分两队前进，在接近敌人时加快了行进速度。
人们无力支援，亲眼看着英勇的同胞投向死亡的怀抱，再没有比这幅情景更可怕的了。在1200码外，敌人突然全线开火，30张铁嘴里泻出潮涌般的烟雾和火焰，从中穿过的致命的子弹嘶嘶作响。齐射的子弹使人和马的尸体，受伤或无骑手的战马飞奔着穿过这块旷野。
第一道战线被打垮了，第二线的人马又参加进去，他们一刻不停，也一刻不放慢速度。在俄国人设置的密度极高的30门大炮的轰击下，队伍人数逐渐减少，钢铁的闪光在他们头顶上形成了晕雾，他们的许多杰出的同伴临死时的呼叫声像是喝彩，于是他们飞快地冲进了枪林射出的硝烟中。但是，在他们尚未越出人们的视野以前，平原上已布满了人和马的尸体。他们除了面对滑膛枪的正面射击，还受到两边小山包上炮群的夹击。
透过烟云，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骑马向枪口冲去，在其间左冲右突，马刀闪闪发光，砍倒了站立的射手。我们看到他们冲垮了俄国人的一个步兵纵队，把敌人像干草一样驱散，然后又返回的情形。此时小山包上的侧翼炮群的火力向他们泻下，他们又像早先那样溃不成军。伤兵和摔下马背的人向我们飞奔而来，讲述了这件令人悲痛的事——我们没有做到的事，换成神仙也是做不成的。就在他们即将撤退的那一刹那，众多的骑兵持矛向他们侧翼冲来。
第八轻骑旅尤舍韦尔上校看到危险后，带着手下的几个人策马扑向他们。虽然他冲了上去但是损失十分惨重。正当他们以难以置信的巨大勇气突破包抄他们的那些队伍时，发生了一件在现代文明国家间的战争史上前所未闻的暴行。在狂风暴雨般的骑兵冲杀后，俄国枪手们回到了自己的阵地上。他们看到自己的骑兵和刚刚骑马冲向他们的部队厮杀在一起，于是这些恶棍干出了使俄国的名字遗臭万年的事——向一堆搏斗着的人马倾泻葡萄弹和霰弹，使朋友和仇敌同归于尽。当那些英雄中可怜的幸存者回到他们迟迟才极其壮烈地离开的地方时，我们的重装备旅尽一切可能掩护他们撤退。
11时35分，在莫斯科人血污的阵地前面留下的只有死者和垂死者，除此之外再没有一个英国士兵了……我们的损失，即在今天两点钟时所能查清的人员死伤和失踪情况如下：607人参战，198人撤回，损失409人。”
《泰晤士报》于11月13日刊登了情节完整的通信，两天前发表了拉塞尔发回的一篇精于细节描写的报道。它使英国人沉浸在悲痛之中，因为英军是三国联军中的精锐部队；法国当时由昏庸的拿破仑三世统治着，土耳其已摇摇欲坠。
到11月1日，联军已进逼塞瓦斯托波尔城下，预定18日发起总攻。俄军总司令缅希科夫决定11月5日从要塞以东的因克尔曼高地先敌发动进攻。11月25日，拉塞尔是这样描写面对着俄军和严寒这两个敌人的英国部队处境的：
现在大雨瓢泼——天色像墨水一样黑——大风在摇摇欲倒的帐篷上呼啸——战壕变成了排水沟——帐篷里的水时而深达一英尺——我们的士兵既没有保暖服，也没有防水衣——他们陷入冬季战役的不可避免的苦难之中——然而似乎没有一个人关心他们的冷暖，甚至他们的生命。……同他们相比，成天在风雨中流浪于伦敦街头的可怜的乞丐过的则是王子的生活。
《泰晤士报》主编德莱恩源源不断地抛出这些射向政府的炮弹，它以权威性的声音发出了警告：英军在几乎一枪不鸣的外国战场上正濒临死亡。德莱恩和拉塞尔遥相呼应，开展了一场拯救英军的运动。1855年1月23日，英国下院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我们在塞瓦斯托波尔城下的部队的状况以及那些负责向这支部队提供给养的政府各部的行为”。
阿伯丁勋爵下台了，帕默斯顿继任首相。备受批评而不服气的拉格伦将军自己也一病不起。援军和给养、药品源源运抵战场，撒丁王国也站在联军一边。在联军登陆克里米亚一年以后，英国军旗终于在塞瓦斯托波尔上空飘扬。
拉塞尔回国后，《泰晤士报》自豪地报道说，他受到了“以前任何一个新闻记者从未得到过的荣誉。”他得到了这样的赞语：“唤醒英国人的良心，使他们同情英军所受的苦难，从而拯救了我们在9月间送去的那些伟大部队的残余。”
拉塞尔对克里米亚战争的报道一度使维多利亚女王极为反感，并声称这样的记者必须被“逐出上流社会”。但是《泰晤士报》已建立起惊人的威望，日发行量增至六万多份，令其竞争者望尘莫及。
“拉塞尔先生，我十分高兴地认识了你，并且在这个国家里见到了你。伦敦《泰晤士报》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之一，而事实上，除了密西西比河以外，我不知道还有谁比它更强大。”1861年初，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对前来采访美国内战的拉塞尔如是说。美国内战是拉塞尔采访的第五场战争。
从克里米亚归国没几天，拉塞尔曾奔赴印度报道了英军对印度士兵起义的镇压。1859年，他又报道了法国和撒丁王国在意大利伦巴第大平原上同奥地利进行的战争。他还分别于1866年、1870年、1883年采访报道了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1884年，在他64岁的时候，他作为战地记者报道了所采访的第十场战争。然而拉塞尔的名字却总是被人们与克里米亚的硝烟和灾难联系在一起。那场战争结束以后，俄军司令官米哈伊尔·戈尔查科夫曾写信回答他的询问，戈尔查科夫写道：“你的那些令人钦佩的信件是精心之作，文章优美动人。”
1895年，拉塞尔被封为骑士。12年以后，他作为“第一个也是最伟大的军事记者”，逝世后被葬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