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所谓意识形态，在中国一向蒙着高级诡秘甚至吊诡的面纱；其实，无非便是社会的时代的意识之形态而已。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但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彼“意识形态”是针对政治意识形态而言的，即主宰国家之政治、经济、法律、外交及军事的主体思想。这诸方面的理念所构成的思想体系，是决定一个国家现实状况和发展方向的舵盘，故曰“上层建筑”。仅就政治意识形态而言，此种诠释不存异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种关系，也符合人类社会的历史规律。
然问题是——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仅仅是政治的意识形态吗？
绝对不是。
政治意识形态只不过是，而且只能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多种元素之一。国家者，社会形式也；社会者，各阶层、各阶级公民集大成也。故国家意识空间，首先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自由的社会思想之呈现，自由的社会态度、立场和意见的表达，是国家意识空间之质量的前提，此即民主概念首义。反之，必然走向专制。而专制则会使民间意识形态根本丧失呈现和表达的可能，于是人心被封锁，于是社会意识形态发生异化和扭曲，国家的长治久安也随之成为不可能。正因洞察了此种因果，孟德斯鸠说——每一个人都象征着一个国家，说得深刻而又意味深长。
曾几何时，政治意识形态几乎全面占领了社会意识形态空间。即使在党内，不同思想和意见的表达，亦经常被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即使是党内高级干部，也往往沦为“路线斗争”的牺牲者。而政治意识形态，最终“统一”成了一个人的意志。当“一句顶一万句”遂成国家意识形态准则时，全国人也就成了一个人头脑里的某种“意识形态”的信众。因而意识形态现象的悲剧司空见惯，某些分明是在为民众之正当而迫切诉求代言的人，只要其代言被扣上“反动”的罪名，便肯定被视为党的公敌、人民的公敌。不但全党共讨之，也会举国共诛之。此种悲剧，折射出“人民”变成“乌合之众”的无奈——“乌”并非指黑色，而是指头脑中除了被神谕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就再也别无所有，是谓“无意识”之众。
这种情况，直至“文革”结束才被改变。
对于中国，此历史教训不该忘记。
2.当下之中国，意识形态呈现乱象层出的局面。定睛细看，其实是三态共存的格局。政治意识形态仍是最为强势的意识形态。功能特别强大的意识形态载体，依然牢牢操控于政治权力。
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渐渐活跃。这是一种在从前的年代，亦即1949到1979年这30年中曾荡然无存的意识形态。少许残存，只不过是一小撮“毛”，紧紧依附在政治意识形态的“皮”上。倘依附得不够紧，被政治意识形态刮起的“运动”之风吹落，则会变成“一小撮”鸡毛、鸭毛，不知被吹到什么不干净的地方去了。
回顾一下，能看得较为分明——知识分子之意识形态，是从2000年以后才小心翼翼地萌芽的。大面积开始活跃的复苏，乃网络这一新生的意识形态载体“大器晚成”之后的事。故完全可以这样说，网络在中国开创了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得以表现的新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由长期在社会意识形态现象之中“万马齐喑”到大弦小弦“嘈嘈切切错杂弹”，也是由中国数亿网民的民间意识形态参与的激情所带动的。此前，只能在极少几册杂志上，才偶而能读到知识分子关注当下社会矛盾的有些思想品质的文章……
3.“草根意识形态”阵容异军突起，已是不争之事实。“草根”者，底层民众也。中国目前仍是中产阶层瘦小的国家，“草根”阶层仍是人数最为广大的阶层。上世纪80年代前，它们是一个利益诉求“被代表”的阶层，而且按政治意识形态的逻辑，是全权的方方面面“被代表”了的。在这一种逻辑下，若自己还非要发声，那么当然要被视为异类之异声。一旦被视为异类，后果就严重了：轻则被扣上对“社会现实不满”的罪名，重则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80年代前，“右派”皆出自知识分子阶层。极“右”者，也不过就是被斥为“反动”。而“现行反革命分子”中，却不乏“草根”阶层中人——他们忍无可忍之时，往往会豁出命去，直接呐喊“反动”口号，或直接张贴“反动”标语；好汉做事好汉当，不“反动”不足以表达公开的愤慨。80年代后，随着民生问题日益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他们的利益诉求开始逐渐被某些知识分子所代言，比如当人大代表的、当政协委员的以及并不被权力者大加排斥的知识分子。由被“代表”而被“代言”，他们的利益情况是有所改观的。然而，被代言总不如自己大声疾呼更能引起重视。并且知识分子的代言，往往流于一种社会姿态，前怕狼后怕虎，顾左右而言其他，代言代得特“给力”的时候是很少的。故他们盼望有属于自己的表达意见的平台，委实是盼得太久太久了。网络作用甫一凸显，“草根”呼啸而上，那是世界上迄今为止规模最为浩荡的人海，互联互动，“人肉搜索”神通广大，正是“一舞剑器动四方”，来如雷霆发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对于中国民间意识形态之表达，实可叫作“天助也”。
二
1.那么现在，中国之政治意识形态，必得好好与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和民间意识形态相处了。情愿也罢，不情愿也罢，从前独统天下的时代总之是过去了，并且注定一去不复返了。
再造一位“一句顶一万句”的偶像？那可能吗？！
再采取过去年代的方式，将另外两种意识形态坚决彻底地打压下去？试试看。
那倒不是不能做到。不过重操惯技的人，将要背上“开历史倒车”的十字架。并且，若将国人“活的”社会意识重新逼回人们的内心里去不许表达，其危险将比股市崩盘还巨大。
只有一种选择——淡定面对，明智认可；总结与另外两种意识形态对话的经验，吸取不善于对话的教训。
目前看，还是教训多，经验少。
窃以为教训也罢，经验也罢，首先须来一个态度的根本转变——这需要真诚。在从前，政治意识形态太习惯于训人了。一级训导一级，末端训导至平民百姓。那时政治意识形态是一味儿训导的主体，视民间为“不沉默待如何”的俯首倾听的客体。现在，主体客体大有必要颠倒一下了——从前的“主体”也应习惯于倾听从前不发声的“客体”的声音了。实事求是地说，当下之政治意识形态，在这一点上是克服了以往的一些“毛病”的，应被肯定为一种政治的进步。确乎，中国之政治，毕竟是在以“二人转”般的步法前进着——进两步退一步，原地兜圈式的进步。所绕之半径比从前大了，对于“二人转”，曰“满场飞”。
只习惯了听尚且不够。还要学习与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和民间意识形态对话的本领——那当然是一种本领。遗憾的是，具有此种本领的大小官员并不太多。为数不少的中国官员，一则情怀上缺乏人文文化的熏陶，二则缺乏与民间交流的话语能力。他们习以为常的话语方式是作报告，而听众又一向是习惯了听报告的特殊群体，后者中民间的成分往往极少。久而久之，他们的话语体系严重脱离民间话语范畴却浑然不觉。前苏联有一部著名的小说《叶尔绍夫兄弟》，其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女工程师的丈夫在工厂事故中殉职，党委书记率领党委一干人等予以慰问，他说——克拉拉同志（大约是这么个名字），虽然你的丈夫牺牲了，但你还有党呢，所以你要一如既往地坚强，努力替党完成交给你丈夫的那一项光荣的工作……
这样的话语，在从前的年代我们听得太多了，浸透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意味。然而，说得太不是时候，简直还莫如不说。在小说中，女主人公内心里产生了极强烈的反感，这是促人深思的。足见在前苏联，政治与民间在话语交流方面也出现了问题。
网络上的民间话语有时很难听，甚至直接就是辱骂；而知识分子话语，也往往夹枪带棍。这需要政治意识形态以从前不曾有过的涵养来加以包容。
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北京大学回答问题时说：我每周二、四要去下院接受质询，回来基本满脸都是口水。我要是进入了老百姓家，拥抱着他们哭泣，表示歉意或恳求理解，第二天《泰晤士报》的标题很可能会是《英国首相以无耻的眼泪换取选票》，而《太阳报》的标题也许会是《英国首相与私生子相认》……
在英国当首相断不会如此可怜。果然那样，还用得着竞选吗？对于政治人物，当众自嘲是一种政治胸襟，一种政治文化的表现，也是一种举重若轻的内在自信之传达。而这正是中国许多以恪守政治意识形态神圣性为己任的人们需要学习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流水线上“产生”着一批又一批几乎只会照本宣科地说话的人们，有几个能像林肯或马丁?路德?金那样，即使面对自发聚集的公众即兴讲演，也能把话说到别人心坎里去的呢？
而“话语问题”若不克服，政治意识形态必有一天会落到“自说自话”的尴尬之境……
“虚争空言，不如试之易效也”。
2.所谓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相比于几乎千篇一律的政治意识形态，简直可以概括为一些是知识分子的人所说的千言万语而已。但这“千言万语”，古今中外是永远也不能“汇成一句话”的。除非政治假以厉色，不允许知识分子开口。果而如此，显然与政治的开明背道而驰。只要允许知识分子比较自由地说话，结果便注定了是“千言万语”汇不成一句话，正如鸟类绝不会发出同一种叫声。而这一点，也正是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社会意义。并且，从人类社会的进步过程来看，意义是伟大的，没有了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存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根本没了文化可言。
从前年代的中国政治，除了警惕“帝修反”，第四警惕的便是知识分子意识形态。那时它并不警惕民间意识形态，因为民间除了“吃了吗？”、“还好吗？”、“生了吗？”、“结了吗？”“离了吗？”、“死了吗？”、“打酱油去吗？”等基本的日常话语，就再不呈现什么别种的意识之形态。
然而，当下知识分子之意识又活跃着种种形态了，这分明引起了某些人本能的不安。由于是本能的，故完全可以理解。但窃以为，若仍像从前年代似的视为第四种险恶，那么实在是不了解知识分子意识现状的风声鹤唳，杯弓蛇影，庸人自扰。因为，中国知识者的数量虽从没像现在这样多过，愿以国是民生为己任的却为数甚少。于是，总体上与“政治”二字也就放弃干系了。大家都忙于做专业的精英，或认可且甘于是“一撮毛”，争先恐后往各式各样的“皮”上贴。对于中国知识者，上等好“皮”有两张，一曰“体制”，二曰“市场”。向“体制”讨身份与地位，向“市场”进取名利。鳞潜羽翔，各显神通。埋头于专业的，相对已较可爱可敬，算是清流了。在中国知识者的意识中，“士”的人生差不多等于被边缘化，“仕”的人生之目标又如封建朝代那般吃香起来。却仍有人是关心“政治”的，他们中又分为左派、新左派、右派、新右派、激进派、保守派、民主派、新民主派、改良派、新改良派……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一派被指谓不久，“新”的同一派必然产生，往往连自己都搞不清自己究竟是哪一派。而所有他们的声音构成的意识形态，“草根”阶层半点儿都不感兴趣。因为后者迫切需要的不是思想，而是现时的利益——若谈“政治”，他们自有一套，可以轻蔑任何别人的启蒙企图，这使前者们的角色陷于尴尬和可笑。
然而，不能据此认为知识分子（其实总体上以知识者言之更准确）们什么正经事都没做。将中国近代史细致地进行一番梳理和反思后，我们会发现，正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文化知识分子们所作出的极重要的贡献，使“人文思想”在中国毕竟有了意识空间中的一席之地，这是第二重要的贡献；理解、同情并秉持社会道义声援“草根”阶层之种种正当的利益诉求，使后者不至于觉得是完全孤立无助的阶层，这是为社会公平作出了贡献。
有此三种贡献，中国知识分子其实也可聊以自慰了。
中国知识分子，这里主要指某些文化知识分子，他们从没像当下这样深情地回望“五四”前后那些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知识分子先贤的身影，深情中每每流露出惭愧。证明在知识者和知识分子之间，心理上崇敬的毕竟还是后一种角色。
如果谁从中国当下之知识分子意识形态中洞察到了什么洪水猛兽般的危险，那么只能证明他们的眼睛有毛病。
中国之种种潜在的社会危机并不在知识分子那儿，这还用说吗？
3.这里所言之“民间意识形态”，主要指由底层构成的民间。逻辑上讲，知识分子也在民间，但绝大多数不在底层。底层呈现的是完全有别于知识分子生活水平的烟火。它经由网络空间缭绕、弥漫、升腾为意识形态，发散着草木灰的气味，也发散着劣质煤的气味。两种气味相混合，嗅来每有火药味。这是1949年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意识形态实况，甚至也可以说几千年来从未出现过。
底层的儿女包括农民的儿女，大多数也皆是不同程度地知识化了的青年。但现在看来，仅仅知识化已很难改变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依然甚至以后长时期内身处底层的命运。每年以千万计的大学毕业生中的多数，皆一迈出校门便被无情之社会冲到了底层，成为“蚁族”和“蜗居”人群了，难道还不属于底层吗？正是千千万万的他们，替自己也替父母辈们，以“民间意识形态”的现象向当下社会要求说法，主张利益分配的公平。对于腐败和权力利益集团的声讨，也以他们的表达最为强烈和发自肺腑。他们的思想深刻性、语言尖锐性、幽默黑色性、对社会现象反应的敏感性以及玩世不恭的意见表达，在网络意识空间演绎得极端生猛而又淋漓尽致。
他们，只有他们，才是底层意识最责无旁贷、义无反顾的代言人。因为他们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没有任何人比他们自己更关心自己的利益和权利。借助网络，权利在他们那儿直接就体现为一种权力。
鲁迅言：“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他们反其道而行之，往往将辱骂和恐吓当成战术，于是每使民间意识形态呈现语言暴力色彩。并且，恰恰是他们这一种实践证明——辱骂和恐吓也是战斗。如民间俗话所说的：“涶沫星子淹死人。”
倘撇开此种生猛激烈的底层意识形态而言，“网络改变中国”，实乃是一句夸大其词的话。
但有必要指出——网络也是一个太乱七八糟的空间，如果底层意识形态一味显示并满意于宣泄的爆发力，而且习惯于将正义的表达自行涂抹上娱乐搞笑的色彩，那么其意识形态的价值不仅大打折扣，而且难以持续，将渐渐坠于司空见惯的娱乐至死的社会洪流。
惯以有失尊严的形象所表达的意识形态不能具有持久的社会意见力量
中国之意识形态格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三军”共存，此消彼长，彼弱此强。
政治意识形态面临的考验尤为分明。如果不能够适应并且不善于尊重、倾听和较平等地对话，那么实际上削弱了公信度的将是自身。
“蜂虿入怀，随即解衣”。
“它山之石，可以为错”。（作者注：文中关于英国首相卡梅伦的话，引于《读者》2011年第9期，王景波摘自班超的博客，预先未征得许可，敬致歉意。）
2011年5月19日于北京
作者系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来源: 《同舟共进》杂志2011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