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六年前，我曾改写过一部上下两集的电视剧本《荒原》，内容反映的是两名年轻的地质工作者艰苦的野外工作——它由中央电视台影视部直接组稿，形成初稿以后，请我再给“影视化”一下。导演叫黄群学，我的一位后来在广告拍摄业很有成就的朋友。而女主角，则是当年因主演电视连续剧《外来妹》而深受电视观众喜爱的陈小艺。
《荒原》是在甘肃省境内拍摄的。
剧名既然叫《荒原》，所选当然是很荒凉的外景地。它的拍摄，受到了从地质部到甘肃省地质局的热情支持。
地质局长专程从某驻扎野外的地质队赶回兰州接见了摄制组的主创人员，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就把地质局当成自己的家吧！遇到什么困难，只管开口。地质局能直接帮助你们解决的，我们义不容辞。不能直接帮助你们解决的，我们一定替你们尽力协调，争取顺利和方便。
这位地质局的局长，亦或副局长，给摄制组的主创人员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导演黄群学在长途电话里向我大谈他们的好印象，而我忍不住问：“简短点儿，概括一下，那局长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导演说：“真诚。一个真诚的人！还是一个特别注意细节的人。”
我在电话这一端笑了，说你的话像剧本台词啊！一个人真诚不真诚，不能仅凭初步印象得出结论；一个人是否特别注意细节，那也要由具体的例子来证明。
导演在电话那一端说：他们将需要向地质局租借的东西列了一份清单。那位局长当着他们的面让秘书立刻找出来，亲自过目。清单上所列的东西中，包括一台发报机、一套野外炊具、几身地质工作服、一盏马灯、地质劳动工具和一顶帐篷等。
局长边看边说：“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地质局有的，完全可以无偿提供给同志们。省下点儿钱用在保证艺术质量方面，不是更好吗？为什么只列了一盏马灯呢？玻璃罩子的东西，一不小心就容易碰坏。一旦坏了，那不就得派人驱车赶回兰州来再取一盏吗？耽误时间、分散精力、浪费汽油，还会影响你们的拍摄情绪，是不是呢，同志们？有备无患，我们为你们提供两盏马灯吧。再为你们无偿提供柴油。你们只不过是拍电影，不是真正的野外驻扎，无须多少柴油燃料，对吧？至于发报机，就不必借用一台真正能用的了吧？我们为你们提供一台报废的行不行？反正你们也不是真的用来发报，是吧同志们？能用的万一搞得不能用了，不是就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了吗？现在已经是十一月份了，西部地区的野外很寒冷了。你们还要在野外的夜间拍摄，一顶单帐篷不行。帐篷也可以无偿借给你们，但应该改为一顶棉帐篷。你们在野外拍摄时冷了，可以在棉帐篷里暖和暖和嘛……”
于是那位地质局的局长，亲自动笔，将他认为应该无偿提供的东西，都一概批为无偿提供了。
一位在场的处长，低声对局长说：后勤仓库里只剩一顶帐篷了，而且是崭新的，还没用过的——那样子，分明是有点儿舍不得。
局长沉吟片刻，以决定的口吻说：“崭新的帐篷那也要有人来开始用它。就让摄制组的同志们成为开始用它的人吧！”……
听了导演在电话那一端告诉的情况，我对甘肃省地质局的局长，也顿时心生出一片感激了。
之后，在整个野外拍摄过程中，那一顶由地质局长特批的崭新的棉帐篷，在西部地区的野外，确确实实起到了为摄制组遮挡寒冷保障温暖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也正是因为那一顶崭新的棉帐篷，导演黄群学受到了甘肃省地质局长的批评。而我，是间接受教育的人——剧中有一段很重要的情节，就是帐篷失火了，在夜里被烧成了一堆灰烬。制片人员的拍摄计划表考虑得很合理，安排那一场戏在最后一天夜里拍摄。拍毕，全组当夜返回兰州。
拍摄顺利，导演兴奋，全组愉快。
导演忍不住给局长拨通电话，预报讯息。
不料局长一听就急了，在电话里断然地说：“那一顶帐篷绝对不允许烧掉！我想一定还有另外的办法可以避免一顶只不过才用了半个多月的帐篷被一把火烧掉。”
导演说那是根本没有别的办法可想的事。因为帐篷失火那一场戏，如果不拍，全剧在情节上就没法成立了。
导演还说：“我们已经预留了一笔资金，足够补偿地质局一顶棉帐篷的损失。”
局长却说：“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是另外的办法究竟想过没想过的问题。”
最后，局长紧急约见导演。
导演赶回兰州前，又与在北京的我通了一次电话，发愁地说：“如果就是不允许烧帐篷，那可怎么办？那可怎么办？”
我说：“我也没办法啊！那么现在你对这个人有何感想了呀？”
导演说：“难以理解。说不定我此一去，就会因一顶帐篷和他闹僵了。反正帐篷是必须烧的，这一点我是没法不坚持到底的。”
然而，导演并没有和局长闹僵，他反而又一次被局长感动了。
局长对导演的态度依然真诚又亲切。
在局长简陋的办公室里，局长说出了如下一番话：“我相信你们已经预留了一笔资金，足够补偿地质局的一顶新帐篷被一把火烧掉的损失。此前我没看过剧本，替剧组预先考虑得不周到，使你们的拍摄遇到难题了，我向你们道歉。但是和你通话以后，我将剧本读了一遍。烧帐篷的情节不是发生在夜晚吗？既然是在夜晚，那么烧掉的究竟是一顶什么样的帐篷，其实从电视里是看不出来的。为什么不可以用一顶旧帐篷代替一顶新帐篷呢？”
导演嘟哝：“看不出来是看不出来，用一顶旧帐篷代替一顶新帐篷当然可以。但，临时上哪儿去找到一顶烧了也不至于令您心疼的旧帐篷呢？找到它需要多少天呢？我们剧组不能在野外干等着啊！……”
局长说：“放下你们的剧本，我就开始亲自打电话联系。现在，一顶一把火烧了也不至于让人心疼的旧帐篷已经找到了，就在离你们的外景地不远的一支地质队的仓库里。我嘱咐他们：将破了的地方尽快修补好，及时给你们摄制组送过去，保证不会耽误你们拍摄今天夜里的戏……”
这是导演没有料到的，他怔怔地望着地质局长，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局长又说出一番话是——我们地质工作者的职业性质，决定了我们不是物质产品的直接生产者。我们在野外工作时，所用一切东西，无一不是别人生产出来的。他们保障了我们从事野外工作的必备条件，直接改善了我们所经常面临的艰苦环境，这就使我们对于一切物质产品养成了特别珍惜的习惯。你们也可以想象，在野外，有时一根火柴，一节电池，一双鞋垫都是宝贵的。何况，我们是身在西部的地质工作者，西部的老百姓，太穷，太苦了啊！你们若烧掉一顶好端端的帐篷，跟直接烧钱有什么两样呢？那笔钱，等于是一户贫穷的西部人家一年的生活费还绰绰有余。这笔钱由你们节省下来了，不是可以在别的一方面的社会经济中，起到更有意义和价值的作用吗？我们中国目前还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我们中国人应该长期树立这样的一种意识——物质之物一旦成为了生产品，那就一定要物尽其用。不要轻易一把火把它烧掉了。而我们中国人做事情，尤其是做文化之事的时候，能省一笔钱那就一定要省一笔钱。中国的文化之事，理应启示我们中国人——对于中国，物质的浪费现象是罪过的……
当导演后来在电话里将地质局长的话复述给我听时，远在北京的我，握着话筒，心生出种种感慨。
感慨之一那就是——中国委实需要一大批像那位地质局长一样的人民公仆。
而那一位当年的地质局长，便是我们中国现在的国家总理——温家宝。
关于《地质局长和一顶帐篷》的补白
一、说来惭愧，我笨拙之极，至今不会打字。每次我的博客上的文章，都是付钱请居家附近小打字社的打字女孩给打的，再由她传到新浪网，由新浪网的编辑决定是否适合发出。打字女孩业务多时，我博客上的错别字也多。嘱她替我核对后，情况据说好多了。不想《地质局长和一顶帐篷》，开篇“十五六年前”，竟打成了“二十五六年”。人孰无错时？其过终归在我，我来致歉。何况，此补白，亦须人家为我服务……
二、大约两年前，我作为电影《公仆》的编剧，又与黄群学导演合作。我们已十五六年未见，在福建东山县县委招待所，自然又谈起十五六年前合作《荒原》诸事，遂由《公仆》的主人公谷文昌，谈及公仆精神，公仆情怀，谈及当年的地质局长。群学导演感触多多地说：“他是现在的温总理啊！”——当年之事，在我的记忆里，是仍有痕印的。人和人的头脑是那么的不同，我的头脑记我所愿记之事。于是，既有机会，当然追问细节。我也是国家一名公民，对于我们的共和国选出了一位怎样的总理，是在乎的。当时除了我和群学导演，还有八一厂的制片袁大校，以及副导演和其他摄制组成员，无不为“地质局长”的话语而替人民欣慰……
三、我返京后，写了《谷文昌的眼睛》，发表于两年前的《人民日报》意犹未尽，又写了《地址局长和一顶帐篷》，同样发于《人民日报》。只不过最后一句话是——“而那一位当年的地质局长，便是我们中国现在的一位国家领导人。”
四、自那以后，温总理在我心目中，公仆形象渐树。同年10月，我的散文集《未死的沙威》出版，《地质局长和一顶帐篷》收入，出于对温总理的敬意，将“一位国家领导人”数字，改为“温家宝总理”。
作家当然最愿告诉人们他希望人们知道的事情。
我以我的作家理念，做我认为该做的事情。
五、温总理任总理以来，中国发生了太多不好的事情——SARS的流传，一起又一起矿难，雪灾，汶川地震。如果我们不苛刻地要求我们的总理，则我们应能理解他眼中的焦急，和淌下的泪水。还有，他的话语中，总是流露着内疚。作家看人，是首先将任何人都当普通人来看的。中国之事，好非一人之功，坏非一人之过。我相信他想做的，比他已做到的，要更多，也更难。
六、外国人可以瞧不起中国的许多方面，但是恐怕还没资格也瞧不起温总理。比之于全世界的总理，我们的总理，比得过。正如四川地震灾区的许许多多的男人，女人，老人，孩子，老师，学生；正如我们的子弟兵在阻险救灾中的表现，是比得过任何国家的人民和任何国家的兵的……
七、5月31日下午2点名40分，我拨通了群学导演的手机，再次向他核实——他当年见到的是否是现在的温家宝总理？他回答——我当年为拍《荒原》前后见了他三次呀，当时他就将赴任新职了。不放心，还专门指派了一位副处长对我们剧组负责到底……
最后我想说，人心当有感动本能。汶川地震，牵情忆众，乃因感动。心里感动和敬畏多一点儿时，其它乱七八糟的想法必少。斯时，人才是高级动物……
（ 2008-06-0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