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巡视效果达到一定高峰，如果不通过改革制度去物化固化其成果，那么巡视的频率再高，人再多，最后解决问题可能仍不尽如人意，要考虑边际效应递减，所以必须要往制度方面发展

有了对历史、体制、问题的深入研究，远、宽、深的问题才能得到妥善解决

加强对巡视工作的理论研究，首先要有历史的眼光。搞研究离不开历史的积累，必须认真了解中国古代巡视制度的起源、发展、完善、衰亡。只有深刻地了解历史，才能准确地把握现在，才能正确地预测未来。了解巡视制度的发展演变，才会有一个正确的判断。读史是为了从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寻找规律。而巡视工作的前瞻性，必须以历史的客观规律为依托。

其次要有世界的眼光。世界眼光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远，一个是宽，宽和远结合起来才有可能达到深。看不远，看不宽，欲求其深，则难以做到。巡视制度历史久远，既有普世性，又有普适性。现行巡视制度不光有中国历史的借鉴，而且有世界各国的借鉴。巡视制度到底借鉴了哪些体制和做法，利在何处，弊在何方？怎样才能扬其长而避其短，怎样才能发现我们体制、机制、制度上的弊端，只有这样才能不断物化并固化巡视工作成果，从而不断推动纪检体制改革、党的领导体制改革乃至政治体制改革。

第三要有发现问题的眼光。有了历史和世界的眼光，大多也就有了掌握远、宽、深的功力。具体来说，这功力就是发现问题的眼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成为科学理论，批判是其重要元素。哲学意义上的发展，被概括为旧事物的死亡和新事物的产生。看不到旧事物的问题乃至死亡，就必然缺乏创新的精神和改革的动力。我们每一轮的解放思想，很少是靠总结成绩发动，大多是从发现问题起步。巡视制度是发现现行体制问题，特别是权力结构问题的听诊器和透视机，因而能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寻找突破口。要发现体制弊端就需要进行比较，有比较才能看到成绩，有比较才能发现问题。有了历史、世界、体制和问题的研究，远、宽、深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而理论研究成果就会指导实践中的巡视工作。有了正确的理论才会有正确的行动，有了比较科学的理论才会有比较自觉的行动，巡视制度才会不断提升其自觉性、规范性和科学性。

巡视工作应该侧重于发现我们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权力结构到底存在哪些问题

我认为，应加快研究制订《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从而使巡视工作逐步制度化。而条例应注意解决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重“视”而非重“巡”。巡视工作条例的实质性内容应倾向于“视”。巡视工作，巡是一种手段，是视的一种载体。到哪个地方巡，巡的时间长短，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通过巡，到底看到了多少真东西，听到了多少真情况，解决了多少真问题。

第二，重在查找问题，而非重在了解成绩。巡视组的主要任务是发现问题，是中央派下去的眼睛和耳朵。更多的职责是查找问题，反映成绩有其它的渠道，如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的渠道，都可以反映成绩。而巡视组就像是巡回医疗队，主要是去看病，不是去帮其总结经验。

第三，重在成果的运用，而非交差了事。巡视工作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巡视组应该把巡视的成果逐条梳理和科学归类。另外，还有哪些需要向当地老百姓公开做解释、做澄清的也应该有所涉猎。巡视工作的成果应该仔细梳理，找到规律上升到理论的层面去指导实践。

最后，也就是所有重点里面最关键的，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应该物化并固化的重点，就是利用发现我们权力结构中主要弊端的巡视成果，并以此推动体制改革。巡视组是纪检体制改革和干部人事改革的先遣队，而非单打独斗的孤军。由中央纪委和中组部派员组成的中央巡视组，其主要职责不仅是在技术层面查处问题披露个案，而且应努力发现纪检监察体制和干部人事制度层面上的主要弊端。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权力运行机制。巡视工作就应该侧重于发现我们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权力结构到底存在哪些问题，权力运行机制到底有没有形成相互制约和相互制衡，能不能相互制约和相互制衡，能不能相互协调？巡视制度是体制改革的先驱，它应该把实践中的经验上升到理论的层面，用制度化的成果推进整个体制改革，健全和完善党的纪检监察体制和干部人事制度，这才是巡视制度最应该发挥的主要功效。

只要往前走，只要不停步，巡视制度就能够推动我们的体制改革

中国历代统治者的治理方式，大多采用加大威慑力来解决问题。杀一儆百，杀鸡给猴看成为主要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腐败分子的惩处是最严的，力度也是最大的，但是至今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过于注重严厉打击，不够注意严密防范。

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对腐败分子，特别是对经济犯罪分子早就取消了死刑，但腐败并未因取消死刑而泛滥。我们对因经济犯罪的腐败分子，至今还保持着死刑，但腐败分子也并没有因死刑存在而缩手。这一客观事实至少说明两点，一是利益是刚性的，腐败分子甘愿为超过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而不怕上断头台；二是出生的比死亡的多，证明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腐败的出生率还明显地大于死亡率。体制机制和制度上存在的漏洞，一方面使腐败的利润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使出生率与死亡率比例严重失调。因此，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反腐败斗争历经已30年，但形势仍然严峻，任务仍然繁重，却是我们必须直面和正视的问题。

做诗都知道功夫在诗外的道理，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认真想一想，腐败岂是一个反字了得？中央提出的“注重预防”和“预防为主”的思路，就是要求我们必须在单一的反字外下功夫，就是要求我们必须走科学防治腐败之路，就是要求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体制、机制、制度改革，以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体制。

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证明，中国必须要走制度变革的道路，舍此没有其他路好走。反腐败的历程也足以证明，技术层面上的扬汤止沸，只是治标的权宜之计，其结果只能不断加快水沸的频率，所以必须从制度层面上釜底抽薪。

权力的独占性、扩张性和排它性，使权力具有相当的腐蚀作用。靠优秀分子个人的自律，可以对权力的腐蚀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进行有限的抵御。但对大范围、长时期的群体而言，抵御腐蚀只能靠制度。所以，反腐更应倾向于以制度来监督权力，对权力形成有效的监督和制衡。然而，由于我们在权力结构上还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改革，巡视监督的对象是掌权的人，而还不是权力本身，因而还不能从根本上及时监督并有效制衡权力。

抽调到巡视组的人的素质和水平，并不一定比纪委、组织部的人高，但效果却明显地好。原因仅在于，巡视制度的相对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放大了监督权力的威慑力，也体现了体制改革的制衡力。但是，必须看到，这种威慑作用是有限并递减的。

需要提及的是，过去钦差大臣那种频繁的巡视，就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的情况。每用一次，效应就会递减一分。我们的巡视制度将来也会遇到同样情况。随着巡视效果达到一定高峰，如果不通过改革制度去物化固化其成果，那么巡视的频率再高，人再多，最后解决问题可能仍不尽如人意，要考虑边际效应递减，所以必须要往制度方面发展。总之，对于巡视制度的几点思考，可归结为这样一句话:一定要靠制度反腐，而不能靠权力反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