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是否到达一个拐点？如果的确如此，意味着什么？按照国外经历过的经验，这个阶段的到来通常发生什么变化？

一、劳动力市场的表现及其含义　

观察一：我们最初听说“民工荒”这个说法，直觉地它看作是一种周期现象或结构现象。我们当时做梦也想不到，中国经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这个特征会在一夜之间就发生了变化。可是，“民工荒”、“技工荒”的喊声不是“狼来了”的玩笑，狼真的来了。这个说法不仅在沿海地区，甚至在内地劳动力输出省份也叫喊起来。一个事实如果持续三年存在，短期现象就变成了长期现象。实际上，历史上很多长期内发生变化的事件，真的变化起来往往是在人们意想不到的时候发生。

观察二：引起“民工荒”的原因如果仅仅在于经济增长的势头，或者结构性的劳动力供求不匹配，那就还是周期现象，而不意味着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到来。我们在考察了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趋势，发现无论是总量还是增长速度，的确在发生着以往从来不曾见到过的变化。也就是说，劳动力长期供给趋势转向了：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越来越慢，直到2013年左右达到零。所以，即使最初是周期性现象，在这个周期还没有过去之前，就直接进入到阶段性的变化中来了。

观察三：判断这个现象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是周期的还是阶段性的，还可以看工资的变化。还在不久以前，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和需求有着很大的特殊性，让人们面对“民工荒”现象百思不得其解。如果中国特色仅仅是劳动力无限供给，则突然加快的经济增长率只是造成劳动力供给的短期调整跟不上，达到短期均衡的方法是工资短期上涨，稍后，既然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劳动力供给的调整会重新把上涨的工资抑制下来。但是，问题是中国的劳动力需求也很特殊。由于以沿海地区为代表的出口导向企业的进入门槛很低，新的生产能力形成速度过快，竞争的压力加上劳动力供给无限，就使得企业不仅把工资压得很低很低，也把自己的利润空间压得很低，以致短期内不能用工资调整的办法恢复均衡，于是产生“民工荒”。一定时间之后，如果真是周期现象，就意味着劳动力供给源上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工资还会被竞争的劳动者大军抑制下去。可是，偏偏是在这个时候，周期性因素与阶段性因素碰头了。如果我们判断对了的话，整个中国经济增长的格局由此要发生变化了。

观察四：把一些与劳动力市场相关的指标变化拿来看一看，虽然只见端倪，但几乎全部表现出合乎逻辑的变化。其一是劳动力市场工资出现两个趋同：再就业职工工资与民工工资的趋同，以及新进入者（包括大学生）工资与民工工资趋同；其二是在下岗职工继续出中心并轨的情况下，登记失业率稳定住了，没有想人们预期的那样继续上涨；其三是更准确反映劳动力市场状况的调查失业率已经呈现下降的趋势；其四是受“沮丧的工人效应”决定的劳动参与率也出现了回升的迹象。

二、上述变化意味着什么？

在早期的发展经济学来看，劳动力供给从无限到短缺，是发展阶段变化的一个根本性转折。说是一个根本性的转折，是因为这个单一指标的转折同时引起一系列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变化，所以，所谓“刘易斯转折”是引起转折的转折。这个转折出现是好是坏呢？用狄更斯的说法：“这是最好的时光，这是最糟的时光。”完全取决于我们能否预见到这个转折的到来，也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解好这个转折，更在于我们在政策上如何应对这个转折。

首先，资本报酬要递减了。如果劳动力供给是有限的，继续扩大资本的积累和投入，就会出现著名的“边际报酬递减现象”。而中国长期处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体制因素又一直朝着有利于增长的方向改进，所以，资本报酬不会降低，只要有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经济增长就可以保持。由于人口红利，充分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都得以实现，所以中国保持了长达1/4世纪的高速增长，以致即使不算奇迹也是事实上的奇迹（巴格瓦蒂语）。但是，一旦劳动力供给的性质发生变化，特别是，当一种要素出现整体短缺趋势时，其中优质的部分的短缺会格外短缺，即“民工荒”将更多地表现为“技工荒”，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就会发生。意味着传统的依靠资本积累扩张型的增长方式即将走到它的尽头。这是一个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时刻（吴敬琏老师专门写了一本书讲这个问题，我为他加上一些证据，表明这个转变时刻从客观上讲已经到来了）。如果说以前讲转变增长方式，是未雨绸缪的话，现在进行这个转变是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如果这个时候还不能实现这个转变，中国会丧失高速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其次，劳动关系该调整了。劳动关系中存在着一个所谓“供求法则”，即劳动力供求之间的关系决定着劳动者与用工者之间的谈判地位，以及他们双方在政府立法和政策决定中的相对影响力。撇开政府或企业是否天生具有善待劳动者的良好愿望不说，西方国家政府立法更加倾向于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工会组织得到更高的地位，在雇佣关系和工资决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雇主为了竞争稳定和高素质的雇员而开始改善雇佣条件，以及劳动者有了较大的选择空间，从而较少受制于“饥饿的锁链”，大都是从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的时候开始的。因此，这是一个劳动力市场制度形成的大好时机。根据有关资料，2004年以前，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民工工资10年涨了60元，而2005年一年就涨了100元。这就是一个显明的标志。

第三，劳动力结构性短缺要不时光顾了。所谓结构性劳动力短缺，指的是与过去普遍持久的劳动力供给过剩相比，今后出现地域性、部门性、技能性的劳动力短缺会是经常性的，而且人们对于按照人口特征划分的劳动力偏好，也将越来越得不到满足，而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例如，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许多企业，过去只雇用18-22岁的女性工人，而且不做长期雇用的打算。随着这个年龄段农村女青年人数的绝对减少，企业就必须调整，把年龄调到更高，甚至使用男工替代。这样的结构性矛盾的存在，对劳动力市场功能提出更高的要求，也要求企业的用工行为向长期化、规范化调整。

三、我们面临什么政策调整？

除非是一个处于相对稳态的社会，通常，一个变化着的社会，政府政策倾向的转变需要根据发展阶段来推动。在一个二元经济结构鲜明反差、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环境下，不管政府的愿望如何，发展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城市偏向总是不可避免的。而一旦二元经济结构的基本条件发生了变化，政策调整就是可能的，而且具有十分迫切的性质。换句话说，当上述转折点没有到来之前，政策调整的愿望可能是真诚的，但却是一相情愿的，因为这个良好的愿望没有和发展阶段的要求相契合。而一旦转折点到来了，政策调整就是顺应发展阶段要求的必然性，违背这个必然性就会受到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