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济结构的改造是动态的,内生拓展型结构和法制主导式机制是其大前提。建立内生互促的现代产业结构,直接关系到中国在世界如何立足、如何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中国现有的产品结构,充分表现出产业结构的矛盾状况。目前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改造小农经济,实现农业生产方式工业化和农民生活方式城市化。将投资结构从属于劳动素质技能结构,将生产资料服从于劳动者素质技能的发挥,才能实现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目标。
【关键词】： 经济结构 运行机制 劳动者素质技能 内生发展
中国现有的经济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矛盾，在经济危机中得以充分展现。改造经济结构和运行机制已是中国经济长远、健康、有序发展的要求。为此，不能只着眼于权宜之计的“改变增长方式”和单纯“产业结构调整”上。“增长方式”只是经济结构和运行机制作用的结果，产业结构也只是经济结构的组成部分，它们都不是孤立的，其问题是整个经济结构和运行机制总体矛盾的表现。对经济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改造，是中国在现代世界的立国之本，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根本设计，要以公有制经济的改革发展为根据和主导，要在改革经济体制的进程中，确立以中国为主体，以中国劳动者为主体的内生拓展型结构和法制主导式运行机制。
一、内生为主，互促发展
作为现代中国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的经济结构，要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确定其目的性，即劳动者根据自由发展的需要，为发挥和提高自己的素质技能，形成必要的经济关系，配备相应的教育、培训以及与素质技能结构相适应的投资结构，由此形成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产品结构、流通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区域结构。中国的经济结构是一个系统，其中各个子系统是相互依存互相制约的，各产业各行业之间、各地区之间完全可以通过互补交流的方式相互促进，并由此形成良性循环。在“内生”基础上的拓展，不仅是各子系统在总体经济结构中的发展，也包括对外经济交往。“外向”是服从“内生”的拓展方式之一，拓展的主要方式依然是内向的，即经济结构各子系统在发展中的密切结合。
中国的经济结构的主要内容是具有主体地位的劳动者的经济关系。不能从外国引进某种经济结构，将中国的劳动者“装进去”，加以“配置”，而是劳动者在提高素质技能的进程中，运用其所有权和民主权为自己创造发挥技能的条件，由此形成相应的经济关系。经济结构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那里，是以资本为主体，资本是作为主动的一方，其经济结构实质就是资本结构。中国的经济结构改造，不应该也不可能以资本为主体，也不能再靠行政方式以“长官意志”来调整，而是要由民主法制主导，在中国劳动者提高和发挥其素质技能的过程中，配置相应的资金和生产资料、自然资源，形成内生互促拓展的经济结构。
内生之“生”，首先是生存，其次是生成、发展。中国经济结构以内生为主，也就是以中国人为主，以劳动者的素质技能发挥与提高为主；经济结构中的各环节、各企业和经济实体，应在互助促进的同时，展开竞争，以增强内生之活力；在内生互促的基础上，主动参与国际经济交往，向外拓展市场，既输出我们的产品和技术，也引进我们所缺的技术和产品。内生为主，也为本，互促竞争为内生之展开，外向拓展为内生之外延。
加强对外交往包括与工业发达国家的交往，也包括与工业不发达国家的交往，随着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对外交往不仅重要，还应更加密切，但绝不能把对外交往作为改造中国经济结构的方向和依据。中国是根据自己经济发展的条件和需要，来建立和改造自己的经济结构的，对外经济交往，要从这个结构出发，要有利于结构的改造和发展。
内生为主，就是从中国现有的条件出发，以劳动者为主体，根据其素质技能和资金、生产资料、自然资源，来确定发展的基础和目标。中国现已取得巨大成就，初步形成了主干工业行业和与之配套的商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的结构。然而，中国人口之众，国土之广，又不可能在短期消灭小农经济，它仍是大多数人口的生产生活方式。经济结构的改造，必须正视这个现实，也只有从这个现实出发，以改造小农经济，实现工业化为目标，才能有效地改造经济结构。
内生为主，不是要每个行业和区域，及至企业和个体生产经营者都只靠自己的力量来内生，而是强调国内各行业、区域、企业和个人的相互促动。这就要求经济结构必须贯彻法制主导式运行机制，既要有总体规划，又要利用市场体制及其机制的作用，完善经济权利体系，考虑市场条件，调动各方积极性。经济结构的改造是动态的，并在法制主导式运行机制中充分体现相互的制约和促动。
二、法制主导式运行机制
改造中国现实经济结构是一个系统、复杂而长期的过程，应以法制主导经济结构改造，并使法制主导式运行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得以确立，以这个机制的作用来解决经济结构中的矛盾。法制主导式运行机制的前提是民主法制。民主法制的特点在于劳动者以其所有权派生的民主权来控制公有的生产资料占有权行使机构，以及行使行政权、执法权、司法权的国家机构。由民主权控制行政权行使机构及公有制企业的占有权和经营权，要求并规定系统的法律，以相应的执法、司法机构来监督保证法律的实施。
法制主导式运行机制，是以保证所有权主体对占有权行使机构的控制为基本，进而在控制经营权、收益处、处置权、监督权、管理权的过程中，调节经济结构及其运行中的关系并解决其矛盾的机制。这里的各个环节，都要有明确的法制规范和保证。行政权和经营管理权等在法制之下，由民主权控制，成为法制主导式机制的手段。
对经济结构的改造，每个环节和步骤都是权利关系的调整。法制主导式运行机制内在地作用于经济结构的各个层次和环节，从权利关系的调整来制约人的行为，构筑并保证经济结构。劳动者素质技能结构主要涉及劳动力所有权；投资结构主要涉及生产资料所有权对占有权的控制；产业结构主要涉及企业占有权与经营权，以及收益权、处置权；就业结构是劳动力所有权与占有权、使用权的关系，以及劳动力使用权与经营权的关系；产品结构与流通、分配、消费结构，涉及所有权、按劳动分配生活资料权和按劳动力使用权价格领取报酬权，以及公共价值的收益权、处置权等；区域经济结构则是各种经济权利的综合，并形成以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所有权为根据的地区经济自主权。
这一系列权利关系，在法制的主导下，形成由劳动者利益和素质技能为主而生发的经济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法制主导式运行机制才能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法制主导的经济结构改造，应体现竞争性，或者说，竞争是法制主导式机制中的一个要素。法制主导式运行机制中的竞争，不是简单将西方的竞争机制引进来，而是在法制主导下形成中国自己的竞争机制。当然，西方国家竞争机制的一般性因素和调控方法，是可以经过分析而借鉴，但不是照搬，也不可能照搬。法制主导式运行机制中的竞争，关键是在法制轨道上尽可能地发挥企业和个人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以合法的、合乎商品等价交换、公平原则展开竞争。这样的竞争，既是体制改革和结构改造的体现，又是促进体制改革和深化结构改造的要求。法制这个总体机制对竞争的制约，是通过经济体制和结构这两个层面起作用的，同时也包括从法律上对竞争的界定，进而，法制主导下的政府以政策（工商管理、财政、货币、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在总体上调控。
三、以劳动者素质技能结构为核心
中国经济结构的合理与否，在于能否有效地发挥其功能，即其运行是否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内生互促与拓展。而内生之“内”，核心就在劳动者素质技能，其“生”，则是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进而为提高了的劳动者素质技能创造发挥的条件。这是改造中国经济结构、完善其运行机制的基本和主要内容。为此，就要突出劳动者素质技能结构的核心地位，并使之与其他结构有机统一，在保证劳动者素质技能的发挥和持续提高的进程中，导引以公有制为主干的中国经济健康发展。
以劳动者素质技能结构为核心，不是不重投资结构，也不是不顾生产资料，而是将投资结构从属于劳动素质技能结构，将生产资料服从于劳动者素质技能的发挥。
与现在一些论述经济结构的意见不同，“技术结构”不是单独作为经济结构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而是把技术作为劳动者素质技能结构的一个要素。劳动者素质技能结构，主要是其技能素质，但身体素质和精神文化素质又是不可缺少的。劳动者的技能素质，包括技术和经营管理的能力。任何劳动都是运用体力和脑力，而体力和脑力的运用又是有程序、有方法的，这程序和方法就是技术。不论多么简单的劳动，都有技术，任何劳动者也都是有技术的。只有技能素质的提高，才有产业的发展，而产业的发展又促进技能素质的提高。有多少产业、行业，就有多少技能素质，技能素质的提高，又为新行业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在技能素质提高的同时，又要求并带动身体素质和精神文化素质的提高。
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劳动者的技能素质结构。经济活动从劳动者素质技能结构开始，经过一系列中间环节，到提高了的劳动者素质技能为结束。其合理与否，就在于劳动者素质技能是否提高和提高的程度以及发挥的条件。
作为经济结构核心和首要环节的劳动者素质技能结构，既是各环节的根据和起始，又包含了各环节的基本内容。经济结构各个环节都是劳动者素质技能结构的展开，是它的具体存在形式，是实现它的必要条件。资金和生产资料不过是人劳动的产物，投资结构和产业、行业结构等，都是劳动者以其创造的价值和改造的物质资料来进行再生产的条件，其结构的依据仍然是劳动者的素质技能。至于产品结构，只是劳动者素质技能的物化形式，分配、流通、消费等结构，又是对这种物化了的劳动者素质技能结构的展开、实现和再构成。区域结构则是对上述各结构的总体规定，同时体现着不同地理自然条件和文化传统所形成的差异。至于自然资源，它们之所以能够纳入经济，就在于劳动对它们的改造和使用，它们在经济中的存在，完全是从属于劳动者素质技能结构的。
劳动者素质技能结构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对它的改造，既有总体性的导引，更有各区域国有企业的局部组合，还有合作企业和私有企业的内部调整。劳动者的素质技能结构，包括其技能的产业、行业以及专业、工种的分类与特征，在本行业、专业、工种中的等级，对专门技术管理人才能力的特殊评定及其作用的分析等，此外，还应包括性别、年龄的构成。提高劳动者素质技能，是主要的社会经济活动，其中，有两个必要内容，一是教育和培训，二是科学研究。对于现代中国来说，教育应是第一事业，而培训则是经济活动的基本环节。必须纠正将受教育者视为盈利对象的思路，改革教育体制，扩大政府对教育的投资，克服旧的“科举制传统”的缺陷，废除“重点教育”制度，改革教学方法，突出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与教育密切相关的培训，是有目的的专业性再教育，是提高劳动者素质技能的重要方式。不仅企业要强化对职工的培训，政府和社会团体也要强化对全体公民的培训，使培训成为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对于中国来说，无论如何强调提高科学研究的地位都是不为过的。也只有提高了科学研究的地位，才能真正提高劳动者素质技能。必须在民主法制之下，确定科学研究的地位，改革其管理体制，加大并保证对科学研究的投资，巩固科学研究队伍，逐步形成中国的教育和科学研究体系。由这个体系支撑的教育和培训，才能真正地提高劳动者素质技能结构，并使之成为经济结构之核心。
四、围绕劳动者素质技能结构调整投资结构
劳动公有制的投资结构主要为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和发挥提供生产资料。私有资本企业的投资，由投资者根据国家的指导计划以及自己对市场的判断来决定，同时也要考虑所雇佣职工的素质技能。我们这里探讨的主要是作为主干行业的国有企业的投资结构，兼顾合作企业和私有资本企业的投资结构。
国有企业投资结构的调整，可采用的方式，包括新建企业的投资，既有企业的追加投资，关停企业资金的转移，以及各种形式的资产重组。这种调整应由国有资本占有委员会主导，经与国有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协商，形成职工素质技能结构和投资结构有机统一的总体调整方案，并以计划的形式制约各企业的调整，由此形成国有企业的总体结构。在提出调整草案时，必须充分考察，既要对本区域内国有企业的资金和生产资料、自然资源等进行综合，更要有对国有企业职工素质技能的分析，同时还要探讨本区域及全国，乃至世界的市场情况。并以市场情况为前提，以职工（包括近期可以吸收的职工）的素质技能结构的调整为依据，调整投资结构。职工的素质技能在具备必要投资和生产资料的情况下的发挥及其创造的价值，是能经市场而实现的。这样，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再生产过程，在职工素质技能不断提高的同时，增加积累，成为改进投资结构的条件。以投资结构适应职工素质技能结构，并不是静态的、绝对的，特别是在工业化的进程中，职工素质技能也是在不断提高的。投资结构的调整，必须充分考虑职工素质技能提高这个因素。培养、引进高技能素质的人才，形成与工业化进程相适应的职工素质技能结构，是国有企业发展的根本，投资结构应为职工素质技能结构的发挥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和物质条件。不同区域间国有企业投资结构的调整，特别是全国性的调整，应由国家机构以指导性计划来导引，并由相关区域间的国有企业占有权执行机构协商，避免国有企业之间的重复投资和恶性竞争，使有限的资金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
合作制经济体由于其规模较小，因此其投资结构的调整与参加者素质技能结构的统一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实际上，合作制经济体在其组成时，就是以参加者的素质技能结构为核心的，其投资结构和生产资料等也都是根据参加者的素质技能结构形成的。随着民主法制的完善，劳动公有制改革逐步深入，合作制经济体将成为劳动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使投资结构与参加者的素质技能结构相适应，是相当重要的。
私有资本企业在中国已普遍存在，但都处于初级阶段，且规模都相对小。这类企业除少数由技术人员自行或合伙创立外，绝大多数都是以投资来购买劳动力的使用权和生产资料，因此，其经济结构是以投资结构为核心的。在它的演进过程中，又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因所雇职工大都是体力劳动者，技能素质层次相对较低，只能从事相对低层次的生产经营。对于私有资本企业的投资结构，国家不可能进行计划调整，但必须以法制规范和指导性计划导引。私有资本企业从总体论，不可能以所雇职工素质技能结构为核心建立和调整投资结构，但在个别企业，乃至企业中的局部，却有可能，也有必要这样做，这是私有资本企业摆脱其局限，真正步入现代企业的必要途径。
五、优化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举全国之力组建主干行业
投资结构和劳动者素质技能结构的统一，形成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现在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改造小农经济，实现农业生产方式工业化和农民生活方式城市化，同时减少农业就业人口及农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这一点恰为工业发展提供了需求，同时也带动了服务业的发展。也就是说，工业的各行业，要把促进农业生产方式的工业化作为重点，而这也正是工业发展的方向与增长点。内生为主的首要环节，就是由农业与工业的互相促进来体现的。农业生产的工业化与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是工业产品的主要市场，并为工业生产提供原料和初级产品。而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又带动并要求商业、金融等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又在为工业和农业提供市场的同时，促进工业、农业的发展。这三个产业互为供给与需求而达到相互促进，使中国形成一个大的内生内向的总体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有各行业的竞争和互动。以这个结构为基础，展开对外交往，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促进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持续发展。
现代产业结构在基本层面，就是以工业为主干。而在更为具体层面，工业中的制造业又起主导作用，制造业本身则根据其产品结构的不同，分化出若干行业，如钢铁、机械、汽车、飞机、能源加工、化学和生物制品、精密仪器、电气、电子等为主干性行业，它们不仅在工业（包括运输、军工、建筑业）中起着主导作用，也在产业结构的总体上起着主导作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与否，其经济的发展程度，往往取决于这些主干行业的比重及其技术水平。注重主干行业与其他系统的有机协调，是经济结构健康发育并有效活动的关键。
中国的工业化落后欧美一个多世纪，60多年来虽奋力急迫，特别是近二、三十年利用西方国家向外抛转低端工业行业的“机会”，大量引入这些西方人已不愿意再生产的行业，成为“世界工厂”。如果仅限于中国来说，无疑是比原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进步了，但相对于西方国家，以及从中国产业结构的系统性来看，则有明显的缺陷，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主干性行业的核心技术。这使我们虽有庞大的制造业群，而且以廉价商品供应着世界人口的大部分需要，但却在技术乃至能源、矿产资源等各方面受制于人。
建立内生互促的现代产业结构，是直接关系中国在世界如何立足、如何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为此，应当举全国之力，重点发展以自己的核心技术为支撑的主干行业，由主干行业导引和辐射工业、农业的产业结构，并形成与工、农业相适应的服务业。
举全国之力重点发展以自己的核心技术为支撑的主干行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也是中国改造经济结构的基本方略。
举全国之力组建主干性行业，其核心是提高劳动者素质技能，并加大投资，其重点就在于改革和发展国有企业。为此，要求财政和金融进行相应调整，以适应组建主干行业的要求。国有企业不仅是中国经济的主干，更是主导。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及必要的集中投资——包括对那些在产品结构上已经过时企业的停转，在已有基础比较好的企业集合高素质技能的职工，组织技术攻关和艰苦创业，注入更多的投资，是有能力在相对短的时期内，使这些行业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使中国产业结构的骨骼和肌肉变得发达并带动其他行业的有机发展的。汽车、飞机、机械、能源、化学和生物制品、电气、电子等行业，其技术发展和产品换代是很快的，中国并不是没有建立这些行业，而是技术能力和资金不足，不能有效实现技术创新和产品换代。解决这些问题，一是在加强教育培训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注重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为其提供适宜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普遍提升本行业职工的技能素质；二是加大资金投入，组织技术攻关和产品开发，选好突破点，将有限人才和资金用在“刀刃上”。
这些行业中的主要企业是国有企业，从目前情况看，也只有国有企业才能承担主干行业发展的历史责任。为此，在提高劳动者素质技能和加大投资的同时，必须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国有企业的缺陷限制了这些行业的发展。举全国之力组建主干行业，实质就是改革、改组、扩建、新建国有企业。一些人对现存的国有企业加以攻击，称之为“垄断企业”，抓住其高管自定高薪这个把柄，进而要求将之“私有化”。这种观点是相当危险的，如果将这些国有企业消灭的话，中国产业的支柱也就垮掉了，只能完全依附于外国大资本财团。国有企业改革首先是明确和完善权利体系，因此它是全国性，也是群众性的改革。应动员全国民众，特别是国有企业职工参加改革，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协调其管理层和职工的收入分配，杜绝高管自定高薪。在这个前提下，对现有的企业进行改组。现在有人将改组说成仅仅是资产重组，这是不全面的。国有企业的主体是职工，改组，第一位的也是国有企业职工按其技能素质的重新组合，进而是设备和资金的重新组合，由占有权执行机构统一安排，但不能由政府挪作他用。扩建，是改组的一部分，包括追加职工和资金，以扩大其生产规模。新建，是由占有权执行机构根据本区域国有企业的发展计划，组织职工，投入资金，新建一些新技术新产品的企业。与此同时，对于那些已成规模，且发展前景明朗的主干行业中的合作制企业，要予以支持。对有志投资主干行业的私有资本企业，也要鼓励，并为其提供必要条件。现在，私有资本企业大都需要实行股份制才可以形成足够的投资，为此，应以法制主导并保证其利益，支持其扩大再生产。
随着组建和发展主干行业，中国的产业和行业结构也随之变化。主干行业的产品，大部分供应国内市场，由此带动其他产业和行业的发展。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对农业的工业化改造，应成为主干行业关注的一个重点，其产品供应农村，既可以带动对农业的改造，又可以保证其价值的实现，形成国内多产业和行业间的互相促进、良性循环。还有一部分产品应投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以此来带动主干行业的发展。
产业和行业结构的调整，必然引起经济行业中就业结构的变化。大体说来，农业、工业、服务业中都会有国有企业职工、合作制经济体参加者、雇佣劳动者三部分。而作为主干行业的就业者，相比非主干行业就业者的素质技能要高，而且要建立一个不断培养和充实高素质技能职工的机制。现在中国面临的就业问题，如大学生的不能充分就业和农村、城市中大量的失业、半失业人口，原因就在产业和行业结构的不合理。调整产业和行业结构，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途径。与现有的就业结构相比，产业和行业结构调整后的就业结构突出的变化，就是取消“农民工”，其中一部分农民加入合作制经济体，另一部分到国有企业或私有企业就业，都要明确其劳动力所有权，保证其工作的稳定性和各种权益。此外，还会有一部分个体农户和工商业经营者。
六、有机统一的产品、流通、分配、消费结构
产业、行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改造，必然体现于产品、流通、分配、消费结构的变化。中国现有的产品结构，充分表现出产业结构的矛盾状况。其特点为：第一，技术含量较低的制造业产品与生产资料产品严重过剩，如纺织品、服装及家用电器、日用百货、粗钢、水泥等；第二，主干型行业的产品，高档的大多为“洋品牌”（以合资企业为多），如轿车，而低档的以国产为主，如卡车、拖拉机等；第三，高技术含量且处高端技术产品的国产率低；第四，农产品基本充裕，但有些品种，如大豆等则需要大量进口；第五，服务业所提供的高技术含量的服务产品质量较低，如金融业和电信业，但以体力劳动为主的技术含量低的服务量过剩，如餐饮、旅游、健身、娱乐等行业，且相当混乱。
产品结构直接体现于市场，除个体农民的农产品基本自给之外，城市居民的生活用品都要通过市场流通购买，而农村中的非农产消费品、生产工具和机械，也都要从流通中购买。产品结构中的矛盾在市场流通中得以展示。而市场价格及其实现情况，又制约着分配结构和消费结构。产品结构中的矛盾，要通过改进产业和行业结构解决。对从消费到分配到流通结构矛盾的反馈性分析，不仅能发现产品结构的矛盾，而且给产业结构的改进提供依据。根据产品结构的矛盾，应适当压缩产能过剩的低端产品，扩充高技术含量，特别是主干行业的高端产品，使之基本满足国内各行业的需要并出口。保证农产品的充裕，提高服务业产品的质量。
作为经济过程的基本环节，流通（交换）、分配、消费，也有自己的结构，这些结构是生产（产业和产品）结构的转化形式，但又有其特点。流通结构是从属于产业结构的，它包括这样几个层次：一是为产业提供原料，二是为产业提供生产资料，特别是机器设备，三是进行技术贸易，四是销售产品或作为服务的中介，五是通过银行进行融资，六是通过证券市场筹集资金。除上述几个横切面的层次外，还有批发、零售两个纵向层次，涉及若干环节，也就是说，一个企业从购买生产资料，到销售其产品，都要经过若干环节。此外，运输业在流通结构中也起着重要作用。目前中国的流通企业数量巨大，但结构相当混乱，对此必须加以整顿。其原则就是强调流通结构服从产业结构，特别是要为主干行业的发展服务。为此，在流通企业中，国有企业的主干地位和主导作用应得到强化，确保国有企业在流通结构关键环节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促进流通中合作企业的建立，保持公有制企业在流通中的主干地位，以法制规范私有企业的经营。
分配结构是产业结构和流通结构运行的后果，也是进一步运行的前提。从一般意义上说，分配包括两大层次，一是积累和消费的分配比例，二是消费品的分配。第一个层次对于所有产业（包括流通业）都是适用的，任何企业只要还在经营，就必须从其总收益中分出折旧、购买生产资料的那部分价值（以货币表示）；分出利润，用于缴税和再投资（私有企业还要拿出一部分用于资本所有者的生活资料）；再就是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和用于职工的消费资料。第二个层次的分配，是针对劳动者消费资料的，这里又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公有制企业或公共权力机构和事业单位的职工，他们的消费资料是“按劳分配”；二是私有制企业的职工，他们的消费资料是按劳动力价格“分配”（这又在一定程度上与流通结构相重合，即“劳动力市场”的交换）。三是个体工商户和农民，他们的消费资料从其总收益中扣除。这三个方面中，只有第一方面是典型的消费资料“分配”，第二方面涉及劳动力的买卖，与流通结构有关，第三方面是个体行为，与第一层次中资本所有者从其利润中提取消费资料有相似处。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调整分配结构的重点，还在于公有制经济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与此同时，合理而严格制定并执行对私有经济的税收政策，制止日益严重的偷税漏税行为，尤其应注意对资本所有者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并引导其扩大用于积累的资金，减少其浪费型的消费。再就是对私有企业职工的劳动力价格作出指导性规定，制止压低、扣欠工资、延长工时、增加劳动强度的行为，既要由国家规定最低工资标准，也要规定最高工资标准，限制其以高薪乱挖国有企业技术和管理人才的行为。
消费结构是产业结构通过流通、分配结构的最终实现，又是产业结构的前提，它直接受分配结构的制约。消费结构还受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等的影响。消费结构上的差异，是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不同的阶级、阶层、个人在消费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恰是消费导向制约生产发展和流通的集合点。消费结构也是社会经济权利的表现，消费结构的调整，实质是经济权利关系的变革。当前中国消费结构的主要问题，就是生产性和生活性消费的比例在缩小，特别是用于培养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消费更少，虽然劳动者个人在这方面有强烈的要求，但国家和社会的投入却明显不足，甚至有阻抑教育的倾向，与之相反，奢侈性消费的比例却在迅速增长，这主要表现在公款吃喝，竞比高档消费（车、玩、楼、礼、衣），以及暴发起来的私人资本所有者的“高消费”乃至修坟造墓等纯粹浪费。这部分消费所用掉的社会财富是巨大的，几乎对提高劳动者素质技能和发展生产力没有任何正面意义，但对于败坏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作用却是明显的，而这正是降低劳动者素质技能和阻抑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调整消费结构是与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流通结构、分配结构的调整相统一的，必须端正消费结构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克服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倾向，以法制规范和导引消费结构的调整，坚决抑制乃至杜绝用公款“高消费”，减少奢侈性消费，并对之课以重税，进而扩大生产性和生活性消费，以促进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
七、系统协调的区域经济结构
区域经济结构是上述各种结构的综合和具体存在。在受全国经济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制约的前提下，各区域经济又有其特点，调整区域经济结构，是全国总体性的，也是区域性的，从劳动者素质技能结构和投资结构，到产业、就业、产品结构，以至流通、分配、消费结构的调整，都要集合于区域经济结构的改造与调整。
中国是拥有近千万平方公里土地、十三亿多人口的大国，各地区的经济、地理、气候，以及风俗、习俗等具有明显差异，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也相当突出。受集权开放型经济结构及其非均衡趋利机制的影响，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日趋不平衡。区域经济结构，不同于经济地理上的区域分布，而是以行政区域为主的区域经济关系。它既受经济地理的影响，又由其劳动者素质技能决定，对中国区域经济结构矛盾的解决，应依据法制主导机制，既有全国性的有机系统调整，又要充分发挥各地区的自主性和特点，以加强地方经济自主权为主。全国性的有机系统调整，由全国国有资产与资源占有委员会负责，对全国的区域经济结构及人口、资源、环境进行分析，提出总体性的改进方案和计划（包括针对全国性国有企业的发展计划和对各省市区的指导性计划），并辅之以必要的财政和金融协调。在全国性的国有企业的改革重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其区域布局。
从全国到省，省到市，市到县的自上而下的区域经济结构调整，要把内生拓展型结构和法制主导式机制作为大前提，既要改革区域经济在产业、产品结构上的缺失，更要避免重复性建设，以求使全国各区域的经济结构有机统一，达到互助促进的目的，不能各行其是。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也是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其重点是加强地区经济自主权。地区经济自主权是本地区劳动者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集合，以地区经济自主权来保证并调动劳动者的主动性，提高并发挥其素质技能。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发展中调整区域经济结构，才能形成全国性系统有机的经济结构。
以目前中国的行政区划论，有中央、省、市（地区、自治州）、县，它们既是分层的，又是统一的，加强省、市、县自主权，使之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层次。这首先表现在国有企业占有权的区域性上。从法律上明确全国、省、市、县这四层国有企业占有权的独立自主性，也就区分了其所有权主体的区域性。但这四个层次，又使不同区域的所有权主体有了统一性，不论哪个区域的所有权主体，都是全国性国有企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主体；一省、一市范围内的各县的所有权主体，又都是该省、该市国有企业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主体。而合作企业和私有资本企业，以及个体生产经营者，都是在县域范围内存在的。他们所在的企业或从事的生产经营，是县域经济的一部分。而市域、省域乃至全国的经济，则以国有企业为主。加强地方经济自主权也就要求地方行政的积极性，这是经济改革的前提和内在要素。按照民主法制与民众监督，国家统一的法律和地方性法规同时起作用。克服将增长CDP和税收作为主要政绩的弊端，由民众评判各级官员为发展本区域经济提供的服务。这样，地方经济因加强自主权而发展，恰恰增加了民众对国家大一统的向心力，以系统协调的区域经济结构保证中华民族经济的统一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