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新奇的经济社会现象。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在经济起飞过程中，当时被称之为“进步时代”，同时也被称之为“最坏的时代”，曾经出现过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政治腐败十分普遍、 阶级矛盾冲突的现象。其他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也有类似的过程。
这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即为什么世界工业化已经进行了250年，而近200个国家中只有少数发达国家?为什么很多国家不能从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或者再进一步问，为什么很多中等收入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常常“跌跟头”、“忽上忽下”，甚至可能出现经济停滞或倒退呢?例如，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数十年来，他们都未能跳出这个陷阱。
中国发展前景的两种“可能性”
通常来说，一个国家发展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低收入到下中等或中等收入阶段，也是经济起飞阶段，总体上这一经济发展模式是由要素驱动的，表现为要素高投入、空间低集聚、贸易低附加值、自然资源高消耗与环境高污染。由于利用“后发优势”和“对外开放优势”，比较容易实现一段时期的高增长。
第二阶段是从下中等收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这一阶段为重要的经济社会转型期，这是欠发达经济体成为较发达或发达经济体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有三种可能性：如果转型成功则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或经济起飞，顺利进入上中等收入;如果转型不成功，则停滞在原有的水平上;如果转型失败则可能中断经济起飞，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阶段是向高收入或发达经济体过渡，表现为知识和技术创新驱动，生产要素高度空间集聚，产品高附加值，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中国从1995年之后就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下中等收入阶段，目前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时期。 政治与社会不稳定因素激增是与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关。 尽管中国一直保持政治稳定，但是社会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加，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以治安案件数、刑事犯罪案件数为例，从1990年以来都是持续上升的。
实际上，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就提出了中国发展前景的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 这充分表明，党中央早已充分意识到我国目前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社会问题是与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系的，也是与当前阶段的发展特征紧密联系的。对此党中央及时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治国方略。这是一个十分典型的“挑战—应战”模式，也是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思路。
当今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
200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减缓，这其中既有金融危机冲击影响的外因，也有中国内部经济发展模式本身缺陷的内因。但总体上来看，中国从1978年之后进入经济起飞阶段，31年时间保持了GDP年均增速达9.8%的记录，经济增长速度已不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
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8.7%，4年(指2006-2009年)已累计完成“十一五”规划预期目标的104.6%，即中国已经提前一年完成“十一五”增长目标。 这次金融危机，中国是G20国家中三个经济高增长的国家之一(印度为6.5%，印度尼西亚为4.6%)，不仅实现了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而且也促进了亚洲地区和世界的经济复苏。
经济增长率并不是越高越好，有个适宜的增长区间。就中国基本国情而言，它的上限就是资源供给约束、环境质量约束、生态容量约束、气候变化约束。从中国的经验来看，8%—9%的经济增长率是适宜的，而一旦超过10%，各方面绷得很紧，偏离了健康、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各类代价极高，既得不偿失，又难以为继，其中2002-2008年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因此， 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问题。从我们(第三方)独立评估来看，“十一五”规划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目标未能如期实现，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也没有实现，反而问题更突出，这已经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
长期以来的“加快增长”目标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过度工业化、过度重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的模式，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映射到社会、政治和生态领域，就出现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官员腐败、城市二元社会(市民和农民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都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应对的挑战。
当今中国社会主题已经是“转型是硬道理”，已经从“加快发展速度”转向“加快发展方式转变”，转型的内涵已经由经济转型扩展到社会转型。加快经济社会转型、实现十几亿人口的经济和社会净福利最大化、各类发展成本最小化，要作为“十二五”时期中国发展的基本思路。这就有赖于我们主动解放思想，破除新教条主义论(如增长就是硬道理)，破除GDP盲目崇拜论，破除唯经济论。
中国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
“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并不是单一原因导致的，很可能是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以下四方面的原因，可能导致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原因。经济增长过程中各类要素(土地、资源、能源、劳动等)成本不可避免地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报酬不断下降，因此中国发展的比较优势也在不断减少。比如，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压缩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利润空间，导致其国际市场竞争力减弱。此外，中国正处在城镇化加速时期，这就会出现所谓“超常城市化”，污染加剧、交通拥挤、公共服务欠缺、形成各类贫民窟、大量的犯罪等等。
社会原因。即经济增长也是“双刃剑”，它本身既是有创造性的一面，又带有摧毁性的一面，还有加剧不平衡的作用。国内外研究都表明，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政府与社会之间、劳资之间、贫富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不断累积，这些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反过来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的阻碍，即“经济增长的负效应”。
政治原因。即我们面临着一个“改革悖论”：改革是一个调整既得利益的过程，是在财富的存量部分做文章。在改革过程中，最初的推动者由于从一种改革模式中获益，成为既得利益群体，可能会退化为下一步改革的阻碍者，因此改革可能会越改越难，甚至停滞不前。
国际原因。当我们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西方国家普遍抱有怀疑的态度，不时会出现“中国即将崩溃”的悲观论调。改革开放20、30年以后，他们突然发现，中国已经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到了不得不重视的程度，于是又出现了“中国威胁论”的声音。现在，西方国家对我国民主、人权以及民族问题的丑化攻击此起彼伏，国际贸易上对中国产品的各种限制措施也曾出不穷，经济全球化的风险越来越大。因此，必须看到，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特别是世界舆论环境，即“西风压倒东风”的格局，并未随着中国崛起、不断强大而根本改变，相反某些方面还有恶化的趋势。
上述四种因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了特有的“收入差距陷阱”，“政治民主化陷阱”等等。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及时地发现“陷阱”，准确地识别“陷阱”，智慧地避开“陷阱”。
转型期必须谨慎地选择社会变革方式
我们要看到，中国经济改革得以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中国政府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面对一些严峻挑战，每每能够做出富有成效的应战策略。1990年代俄罗斯改革失败的案例，为中国提供了很好的反面教材。
当今中国特别是发达地区已经进入中等收入转型时期。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要从经济入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低水平的发展转向高水平发展，从低质量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从不公平发展转向公平发展，从不协调发展转向协调发展，从不可持续发展转向可持续发展。
有人认为要加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把西方的民主引进来。这似乎是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一个自然结果。这个时期老百姓的基本生存问题都解决了，文化程度提高了，开始出现民主诉求。政府要回应老百姓的诉求，主动或者被动地民主开放，因此容易形成所谓的“民主高潮”。但是，一旦任由这种民主特别是“街头民主”诉求无序膨胀，就可能落入一个“南辕北辙”的局面，就会出现“民主乱象”，掉进“民主陷阱”之中。
我们看到最近泰国的“民主运动”，如何发展到“民主乱象”，这意味着以搞“民主为中心”，其结果可能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现代化必须在长期的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才能进行。保持政治稳定、社会安定既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也是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谨慎地选择社会变革方式，既能促进现代因素发展，又能避免剧烈的社会冲突，减小社会动荡。
我想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无论是党中央，还是人民群众，都越来越理性，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智慧，中国绝不会误入“中等收入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