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形态的深刻转型诱发了复杂的社会转型风险。如何应对社会转型风险，建构良性的社会秩序，因此成为了当前中国社会核心关注话题。区域化党建是近年来提出和形成的党建工作新理念、新模式，是基层党建的崭新探索，其重要价值就在立足于社会转型时期的结构形态特征，使党进一步融入社会和整合社会，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应对社会转型风险。
社会转型风险及其发生机制
在当前中国，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这三个不同时代的特征交汇在了同一个时空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混合形态的社会。正如学者郑杭生指出：“在这种社会里，历时性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生活共时态地存在，从风险分析的角度看，也就表现为历时性的风险类型共时态地存在，即所谓风险共生现象。”也就是说，当前中国社会的风险结构，既包括传统类型的风险，如传染病、自然灾害等依然构成对人民生活和社会安全的威胁；也包括在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不断涌现和加剧的诸如失业、贫富分化、生产事故、刑事犯罪、劳资冲突、干群矛盾和党执政基础弱化等风险因素；同时，在局部意义上，后工业社会时期新型社会风险也逐渐显现出来。
在当前中国共生性的社会风险结构形态中，源于社会结构变化而导致的制度性风险、阶层性风险和文化心理性风险是最为凸显的，同时也是最为基础性和深层次的社会风险。本文所述的“社会转型风险”主要指的就是这样一个层面的社会风险形态。社会转型风险的发生，根源于社会结构形态的变化和社会治理能力的滞后。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着多重的社会转型过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都市社会转型，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同质社会向异质社会转型，从总体性社会向多元化社会转型。这样一种多重的社会转型，使得中国的社会结构形态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碎片化、流动化和陌生化的特征，增加了社会治理的难度，扩大了社会风险的来源。同时，在这样一种复杂、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旧的社会资源分配体系、社会控制体系、社会整合体系等逐渐趋于解体，而新的治理体系又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由此而产生社会治理能力滞后于社会结构形态变化的现象，进而导致社会转型风险的发生。
区域化党建与社会转型风险应对
区域化党建是近年来基层党建的崭新探索，其基本内涵在于针对转型时期的社会结构形态，调整党内体制，打破区隔，实现政党内部的区域化整合，并在内部整合的基础之上，使党进一步融入社会和整合社会，从而达到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之目的。区域化党建是对传统单位党建的突破和超越，相对于传统单位党建而言，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显著特点：一是强调突破传统单位党建的封闭性模式，而转向一种开放性的模式；二是强调突破传统单位党建的行政化逻辑，而转向一种社会化的逻辑。区域化党建是中国共产党根据社会发展逻辑进行自我调整的结果，其对于应对社会转型风险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区域化党建有助于构筑起一种多元主体权力合作有机化的社会转型风险治理结构。
当前中国社会转型风险的深层结构性、高度复杂性和广泛影响性，要求改变传统的政府作为单一主体的风险管理模式，而构筑起一种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网络化治理结构。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这样一种网络化治理结构是建构在“反思理性”的基础之上的，依赖于多元主体间充分积极的对话、交流与协商来达成共识、促进信任，进而形成良性互动的合作伙伴关系。区域化党建强调组织设置的开放化和运作方式的社会化，有助于发挥中国共产党一端镶嵌在国家机器中、另一端镶嵌在市场与社会中的得天独厚的领导党优势，有助于架构起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沟通与协商的中介和桥梁，促进多元主体间权力合作的有机化，从而建构出一种政党、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四维关系结构，共同应对社会转型风险。
其二，区域化党建有助于建构出一种消减社会转型风险的多元利益表达和整合机制。
社会的深刻转型改变了社会的结构与功能，导致了社会利益的多元化。这样一种多元化的利益，如果缺少一种有效的利益表达和整合机制，就容易产生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造成社会的混乱和政治的动荡。为此，如何避免社会的多元化利益成为社会混乱和政治动荡的根源，是社会转型时期必须予以克服的重大难题。而区域化党建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有价值的探索。区域化党建强调开放性的建党模式和网络化的组织结构，使基层党组织镶嵌在了多元化的社会主体之中，并通过社会化的运作充当各社会主体的利益代言者；而与此同时，区域化党建强调属地化的管理和区域性的整合，其核心组织镶嵌在国家机器中，直接承担着制定公共政策的职能，可以发挥有效的利益整合功能。这样，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就可以通过各类基层党组织而转化为党组织内部的多样化声音，并通过党组织内部的协调与整合，转变成为能够体现出利益相对均衡的公共政策。
其三，区域化党建有助于提升中国共产党应对社会转型风险的政党能力。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其政党能力主要体现为有效融入社会并与此同时整合社会的能力，这在当前中国应对社会转型风险的社会治理能力中居于一种核心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结构形态的深刻转型，基层党组织的机构设置与转型后社会结构的内在契合度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同时基层党组织的运作逻辑与转型后的社会要求也产生了背离，从而导致部分基层党组织陷入了“边缘化”的处境。这样一种“边缘化”的处境，事实上意味着党融入社会与整合社会能力的弱化或者说政党能力的下降，这对于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并发生着深刻变化的社会中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无疑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政治风险；同时，政党能力的下降也必然会削弱以之为核心的社会治理能力，不利于应对其他形态的社会转型风险。区域化党建强调基于社会转型的内在要求，调整和改变传统的机构设置与运作逻辑，有助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建构出一种执政党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机制，从而恢复和提高政党能力，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消减社会转型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