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九月份，对于俄罗斯来说，无疑是一个血腥而又恐怖的月份。
就在这个月份的第一天，即9月1日上午9时许，俄罗斯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市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恐怖事件：该市一所中学1000多名师生，包括前来参加庆典活动的许多家长和儿童，被车臣恐怖分子所劫持，最后造成300多人死亡700多人受伤的惨剧。真是祸不单行，就在别斯兰劫持人质事件发生的当日下午5时，车臣共和国首府格罗兹尼又连续发生爆炸，7名俄罗斯军人牺牲。
近几年，有关恐怖分子制造恐怖事件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但像车臣恐怖分子这样将天真烂漫的儿童作为迫害对象的做法还并不多见。因而，别斯兰的惨剧就显得特别悲哀，特别沉重，令人发指。但是，当人们同声谴责这一罪恶行径时，由于所处国家境况的不同，因而在所持有的具体心态上也不完全相同的。尤其是那些尚未发生或极少发生恐怖事件的国家，他们的所思所想更值得人们关注。
中国属于那类国家？本人对此极少了解，因而不敢妄谈，但整天从主流媒体上所看到的，尽都是一片盛世欢歌，连一点恐怖的气息也觉不到。于是不少人便暗自庆幸：中国人真是三生有幸，即不像巴以人民生活在尖锐冲突之中，饱经战火之苦；又不像俄罗斯人民时刻面临恐怖威胁，惨剧接二连三。当然，中国也有类似车臣问题，但中国实在不同于俄罗斯，更不同于车臣，求稳怕乱的因子已经渗透到了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谁又敢去甘“冒天下之大不违”呢？因此，中国人大可不必神经紧张，照旧可以歌舞升平——别斯兰距我们还遥远得很呢。
然而，遗憾得很，就像酣甜的嗜睡常常被噩梦惊醒一样，于盛世欢歌之中仍然时时会听到几声撕裂心肺的惨叫。且不说那些平时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凶杀灭门血案，也不说发生在高一级学府的校园惨剧，单是针对少年儿童的，并且只限于发生在九月份这一个月内的恶性伤害事件，就有如下几起：
9月11日上午10时40分，一歹徒突然闯进江苏苏州市白云街小剑桥幼儿园内，挥刀对儿童狂砍，当场砍伤28人。歹徒还残忍地往受伤儿童身上泼上汽油引燃，致使多名儿童又被烧伤。
9月20日上午7点30分左右，一个三、四十岁汉子，闯进山东省莒县第一实验小学的一座教室内，手持菜刀先将站在讲台上的一名学生砍倒，然后从前排向后排一连砍去，共砍伤学生25人。
9月30日上午11时40分，湖南郴州市临武县广宜乡中心小学新调入的男教师28岁的刘红文，携带菜刀冲上该校一、二年级教室，在不到10分钟的时间内制造了一起校园惨案，4名学生被砍死，12名学生和教师被砍伤，其中多人重伤。
够了，单是已经被曝光的这几宗校园惨案，就足以令人触目惊心了。看来黑色的九月，不仅对于俄罗斯人是个十分沉重的月份，而对于远离别斯兰的中国人来说也并不见得能轻松到哪里去。如果再加上社会上其他恶性凶杀事件，中国人的生存危机，恐怕比俄罗斯还要严重得多。
当然，恶性伤害事件毕竟不同于恐怖事件，二者在作案的主体上、手段上、目的上、规模上等等并不完全相同，这大概也是一些中国人至今对此仍然麻木不仁的一个重要原因吧。殊不知若就其产生的根源来看，伤害事件与恐怖事件原本就是一对孪生姊妹，他们都是当今社会这个机体上滋生出的恶性肿瘤。
制造苏州幼儿园惨案的凶犯杨国柱已被抓获，从对这位恶魔的审讯及专家们对此案的分析中，人们也许会明白一些问题的。
据案犯杨国柱所在的街坊邻里称：杨过去在周围人的眼中一向“老实、本分、脾气好”，而且“很喜欢小孩子”。让其性格出现变异的是两年前发生的一宗案子：杨的父母因儿子违犯计划生育而被过激处理，二位老人不堪受此屈辱而双双服毒自杀。杨国柱从此开始了到处告状的生涯。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整天高喊“依法治国”的社会竟然使他告状无门，冤情长期得不到申诉。后来，他的两个兄弟也因其他事情涉嫌被捕，绝望之际，杨国柱走上了报复杀人的道路。一位犯罪专家对此分析说：“杨国柱的作案动机是因为家里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所以产生一种绝望的心理，对社会仇恨并希望通过报复社会的方式引起社会关注。由于他无力报复直接仇人，所以只好选择弱势的群体来泄愤。”
用报复社会来发泄心中的不平，这一做法，这几年来的确已经成为许多犯罪分子的惯用手段。云南特大抢劫杀人团伙匪首杨天勇（共杀19人）是这样做的，河南特大系列杀人犯杨新海（共杀67人）也是这样做的。最近被公安抓获的甘肃张掖“掏肠”恶魔乔建国，更是直言不讳地说：“我痛恨社会，常常想着以残忍手段报复社会。”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这些狂徒们在发泄心中怨愤时都不约而同地把妇女儿童等这类社会的弱势群体作为其迫害对象，而制造社会不公的却恰恰不是他们而是别人。这实在又是一桩天大的不公。
当今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恐怖行为，其缘由尽管可以说千道万，但社会不公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的自由民主令世人赞许有加，但他的中东政策却实在让人不敢恭维。如果他能公正一些，对灾难深重的巴勒斯坦人民友善一些，那么，也许就不会发生“9·11”那样改变历史进程的世纪悲剧了。车臣的战火燃烧了数年之久，那里的人民早就苦不堪言。俄罗斯在其处理的具体策略上虽然不无缺憾，但其主要根源还在于前苏联的极左路线和高压政策。正是他们为车臣的分离主义种下了罪恶的种子。因此，从这点来说，现在饱经恐怖之苦的俄罗斯人，实在是替前苏联的独裁者在受过。这也算是一宗天大的不公。
在观察上述问题时，千万不可忽视了另一个重要因素，即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一次世界经济论坛大会上谈到反恐问题时，曾殷切地对商界的领袖们说：“不能置数十亿穷人不顾，贫穷造成的灾难最终得由世人共同承担。”可见贫穷正是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之一。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但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却已经到了让世人震惊的地步。据权威资料显示，当今中国国内财富的80%只掌握在20%的少数富人手里，贫富差距已经达到基尼系数的警界线。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已经连篇累牍，这里不再赘述，本人只想从学校这个一向被视为高雅圣洁的殿堂，来看看当今贫富悬殊给社会所带来的恶果。
一篇《大学校园贫富差距透视》的文章写道：“显著拉大的贫富差距正在大学生中间形成了一条逐渐蔓延的裂痕：富学生手机、电脑、数码相机样样俱全，月消费达千元以上；穷学生一天只花三、四元钱，为一日三餐发愁。富学生不愁就业，更多的是享受生活；穷学生为生存问题发愁，焦虑地等待毕业……”
面对大学校园如此状况，你就会明白许多胸怀大志的青年学子，为了筹集高昂的学费，应对贫困的生活，而不惜出卖人格，出卖肉体，以至走上抢劫杀人道路的原因所在了；也会明白为什么堂堂的高等学府会发生震惊全国的马加爵事件。这难道还不足以令人对我们社会所潜在的危机担忧吗？然而，让人更为忧虑的还远不至此，当今不仅我们大学校园的莘莘学子被贫富差距所分化，而那些天真烂漫懵懂稚气的幼儿园里的孩子们，也已经被金钱和权势撕裂开来。教育的日益贵族化使许多贫穷儿童成了校园的弃儿和下等人，他们处处遭到排斥，被人歧视。这一严重恶果给孩子们纯洁的心灵上所投下的阴影，也许一生都难以消除，等他以某种极端的方式爆发出来的时候，惨剧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一个社会不公，一个两极分化，这对于一个政权的生死存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不在解决这两个问题上下大功夫，动真格的，而仍只热衷于搞一些扬汤止沸隔雪搔痒花拳绣脚欺世盗名之类，那么，谁敢说别斯兰的惨剧不会在中国重演呢？
当心，别斯兰并不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