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怪的题目，因为教授与受歧视是很难联想在一起的，但这却是目前我在美国大学里任教的切实感受。这里所说的“歧视”，并非社会歧视，教授在美国社会的地位还是不可动摇的，非常受人尊崇。这里所说的是学校和系里在制定政策时，明显向助教授这样的“弱势”群体倾斜，而正教授在资源分配方面则受到了“歧视”。

例如目前美国由于财政危机，各大学都在削减开支，科研经费也大幅度减少。我系今年关于科研的资金分配政策是：重点保证助教授的出差和科研经费，其次是副教授，但正教授则什么都没有。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教授没有在系外或校外申请到经费，参加学术会议和科研就得自己掏腰包了。

当然，这种政策的制定，是基于教授已经功成名就，资源应该给那些目前最需要的人的一种思考。回忆多年前我在美国当助教授的经历，虽然刚博士毕业，在系上也没有低人一等的感觉，重大决策都是系里投票决定，无论职称高低，都是一人一票。在当助教授那6年，科研经费几乎没有缺过，有一年竟然跑了两趟中国，一趟欧洲，在我的记忆中，还没有因为经费问题而不能外出开会或搞科研的情况发生。甚至在工资上，助教授们也得到相当的优待，他们的起点工资不断提高，甚至超过了部分副教授。换句话说，刚拿到博士学位的助教授工资，比有些已经工作了十几二十年的老副教授还要高。所以在美国有一种说法，博士学位越新，含金量越高。

由于助教授必须在6年之内，达到晋升副教授和得到终身职的要求，因此他们面临相当大的压力。为了使他们有时间进行研究和写作，除了研究经费的保证，给他们减课也是比较普遍的做法，而已经得到终身职的教授和副教授们则没有这个优惠。在课程的安排上，也是朝助教授倾斜。如一些小型讨论课，不但学生少，而且可以一周的课三小时连上，即一周只上一次，因此所付出的时间比上大课要少得多，但这些课也得先满足助教授们。

反观在中国学术界，往往是学术越强者，得到的资源越丰富，优惠越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锦上添花”。青年教师承担了繁重的教学任务，而那些功成名就的教授，则很少上讲台。那些有资历、有名望的学者，掌握着大量学术资源，甚至有一大批年轻学者参加其所主持的项目，实际上也就是为“老板”“打工”。根据我观察，中国目前有一种“强者通吃”的倾向，青年学者在最需要经费的阶段，往往是最难得到资源的时候。是支持弱者，还是强者，始终是我们面临的两难选择。不可否认，支持强者，可以使强者更强。但问题在于，做任何事情都应该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支持弱者，可以为培养下一代学者或研究者长远投资。

因此我觉得中国学界目前最需要的是“雪里送炭”。年轻学者是最需要扶持的时候，他们的事业正处在上升阶段，精力和创造力最旺盛，所需要的资源相对要多，而且更迫切。即使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即投入和产出的比例来看，也是最划算的。由于中国把大量资源放在了那些功成名就，但创造力和精力衰退的名家身上，实际上采取的是高投入，低产出的模式。支持名家也没有什么不恰当之处，问题在于有相当多的是重复资助，我们不难看到一个名家手里握有部级、省级、市级、校级、甚至企业资助的项目，既无时间亦无精力完成，最后只好靠年轻学者或学生来充当主力。由于这些年轻学者或学生抱着为“老板”打工的心态，显然是不可能竭尽全力和才智来完成这些项目。因此，这种资源的过度集中，不但不能促进反而会阻碍科研的发展。

所以我觉得，在中国的目前的情况下，可能也需要一点对教授们的“歧视”政策了。

王笛（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教授）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7月13日 1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