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文化》英文版是二〇〇三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的，中文翻译版二00六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二0一三年由商务印书馆出了中文第二版，很快北京大学出版社将出第三版。这本书引起广泛反响的原因之一，我想应该是中国城市发生重大变迁，许多古老的城市正在一天天地消失，这引起了人们的忧虑。虽然我研究的是清末民初的成都，但是其中所涉及的国家文化和地方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冲突，实际上也是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是我们研究近代社会史和文化史以及政治史必须要回答的问题。虽然对下层民众和日常生活的研究，在中国仍然不处于主流的地位，但是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和读者的认同。我特别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加入到这个阵营之中，《街头文化》在推动中国历史研究的眼光向下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

本书出版以后，中英文学界都有不少的书评，读这些书评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得到鼓励、受到启发和自我反思的过程。《街头文化》也引起学术界和读书界对一些问题的讨论，下面我就一些讨论得比较多的问题，特别是这二十年中我一直思考的与现实社会有关的问题，进一步阐发我的观点。有些观点是在这本书出版之后才形成或者完善的，有些是与学者讨论或者媒体采访问题基础上的一个梳理。

晋军在《大众何谓？公共何为？—王笛成都研究漫议》中认为：“王笛只强调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区分而模糊了国家的位置，也就弱化了国家或者说政治权力在公共空间改造中的力量。”（《读书》二0二二年第十二期，17 页）这个批评是公允的。的确在这本书中，国家只是隐蔽在后面的一种力量，如果说我讨论了国家的话，最多也就是在前台的警察角色，这显然对讨论国家权力对城市社会的影响是远远不够的。国家角色在这本书中没有在前台被充分展示出来，主要是由于我在写作本书的时候，聚焦在地方社会精英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和冲突。如果国家讨论得过多，有可能转移了本书的焦点。当然，我也在不断地思考，怎样能把这种关系处理得更好。也就是说，既能够集中讨论精英与大众、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冲突，同时也更好地处理国家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影响。不过，也可能是在冥冥之中试图弥补这种缺陷，我后来在《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中，对国家的角色及其对公共空间的影响，进行了相对全面的讨论。这里，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来进一步阐述《街头文化》一书中涉及的城市社会自治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整个二十世纪，都是国家权力不断扩张、社会空间逐渐缩小的过程，市民的自主性和自治也随之被削弱。过去中国城乡都有民众自己的组织，如看庄稼的护青会、自卫的红枪会、街邻的土地会，从事慈善的善堂、社区的关帝会等，还有像袍哥这样的秘密社会组织。但是它们都在国家的控制和打击下一个个地消失了。当只剩下国家机器的力量时，当国家掌握了一些资源的时候，就难免会出现“政治权力的内卷化”。国家权力不断扩张，官员越来越多，就要增加更多的收入来雇用更多的人。那么增加收入的途径是什么？就是征税，人们的负担也就越重，但国家的管理能力和水平并没有相应地提高，甚至反而降低了。

前现代的中国城市几乎都是自治的，地方精英、士绅、老百姓共同管理社区，官员的角色有限。在成都，到一九0二年才建立了警察机构，开始行使市政的一些最初功能。一直到了一九二八年，国民党统一全国以后，才有了市政府。晚清新政效仿日本和美国，设立警察，管理城市的交通和卫生，乃至于小商小贩能够在哪里摆摊，什么时候摆摊，都被官府所要求，之后的国民政府也在推动这一进程。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社会组织不断地被削弱，国家权力也深入到地方社会。但是问题在于，再大的政府，如果不依靠市民，不依靠社会，不依靠社会组织，不依靠公共领域，也不可能照顾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特别是中国这种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国家，国家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

一个城市要有效地管理好，就应该让社会参与，这个社会的参与包括市民和各种社会组织。政府不应该害怕城市社会组织的普遍出现。在中国历史上，例如清代，社会组织基本都是和官方合作的，这也是清朝统治能维持两百多年的原因之一。那种认为只要社会组织发展就是和国家权力对抗，就是图谋不轨的观点，不符合历史事实，在现实社会中也是有害的。实际上社会组织越繁盛，政府得到的帮助会越大，社会也因此更稳定。随着公共领域的发展，人的能动性会被调动起来，能够主动参与社会的管理，以及文化和经济活动，反之，社会就会萎缩。社会的每个链条是连接在一起的，当某个链条被人为地切断了，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在整个二十世纪，政府都试图按照一种统一的模式对城市进行规范，结果中国城市逐渐变成千篇一律的模式。对于一座城市而言，无论是城市的管理、城市的文化，还是城市的面貌，多元化是它的生命。我在《街头文化》中提到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是地方文化的最有力表现，那么地方的个性如何塑造了街头和公共文化？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城市，过去地方的区域性和封闭程度较高，而现代社会有着更高的人口流动，这些都会影响一个城市的文化。尤为重要的是为发展现代化进程而引进的相应模式，其中包括各种标准，以及卫生、管理、职能部门的设立等，逐渐改变了各个城市的内在和外在。由于现代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过去我们可以在街巷、市集、庙宇等看到各种地域文化展现出的地方特点，但是现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逐步趋向同质化。由于城市重建，广场大道取代了小街小巷，因此切断了街头文化生存的基础。

现今体制下，国家对于一座城市发展的影响巨大，规范是现代城市建设中的主要手段，包括城市土地的公有制也为城市大拆大建大开了绿灯。这种极端现代主义的规划并不能完全说是中国的特点，法国建筑学家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在其《光輝城市》中全面地表达了他“大是美的”的城市构想，哪怕是与原有的城市不协调，甚至新规划完全取代原有的城市也在所不惜。中国的城市规划从结果上来看几乎反映了柯布西耶的现代化特征：快速交通，城市大道，整座城市划分为商业区、住宅区、工业区以及其他功能区。但这种宏大城市愿景，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已经对城市的文化造成了非常大的危害。

其实城市发展的道路，可以有多种途径。比如美国城市规划理论家、历史学家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他的《城市发展史》中就认为城市应该是有生命的，就如同一个有机体，有生有死，文化就是它的命脉，他强调的是要根据一个城市的文化脉络来发展。到简·雅各布斯（JaneJacobs）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则更进一步，认为已经成形的旧街区不需要大拆大建或者全面更新，而是在城市建设中针对社区逐步地细化，考虑的中心是居民生活的方便和安全，而非宏大漂亮的建筑和街道。规范化作为一种迷思，是过分迷信国家的力量，单一体系下的思想、文化和政策的结果，整个社会因此变得越来越同一、呆板、缺乏活力。詹姆斯·斯科特的《国家的视角》，便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过分迷信某一种力量，经常最后得到的则和人们期望的相反。所以我们需要更多地动员社会的全体力量，公民共同参与，才是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正常的运作方式。归根结底，自发性组织越多越完善，社会的发展就越健康。

我强调日常，并不是要抛弃宏大叙事，而是要与宏大叙事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宏观经常是看不到个体的。宏观视角看到的都是远景，就像站在高高的山巅上，或者在云层中去看一个城市，怎么能体会到城市中个体的思想、感情和经历呢？研究历史要重视人—作为个体的人，不要总是把人作为群体来看，“人民”“群众”等都是群体概念，但它们都是由个体组成的。一个人的喜、怒、哀、乐，都跟自己的经历有关，所以历史研究要关怀个体的命运。如果忽视个人的诉求，那么所谓的群体也只是一句空话。在过去的历史叙事中，当一个帝王或者英雄要创造历史的时候，他是豪情满怀，但是那些被裹挟进入的民众，很可能就是血流成河，无数百姓家破人亡，千千万万个生命化为尘土。谁还记得他们的名字，他们的故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在历史中消失得无影无踪，难道这不是历史研究应该反思的问题吗？去研究一些小问题，实际上背后也可以有很大的议题，最直接的就是怎样对待个体的人，甚至我认为，怎样对待个体，是检验我们是否真的关怀人民命运的试金石。

历史写作中有两种历史观：帝王史观和日常史观。在前者看来，一个国家的历史应该围绕朝代和帝王，民众没有什么书写的价值。但是我认为，普通人和每天周而复始的日常，因为涉及人口的绝大多数每天都面临的问题，因此它们至少应该得到历史研究相应的关注。实际上不仅涉及我们怎样看历史，而且也是民众怎样看待自己这样重大的问题。当我们仔细查看历史，就会发现那些帝王和英雄造成的更多的是破坏，对经济和文化的损害。而我们的文明发展到今天，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所创造的。我还想强调的是，实际上，每一个普通人，日常生活中每天做的一切，就是对这个社会最大的贡献，就应当享受人格、尊严和权利。掌权者要让人民的生活保持日常，而不是反反复复地折腾他们。

写作日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日常在历史资料中几乎是不见记载的。过去的一切，就变为了“历史”；还有另一种“历史”，就是我们书写的历史—通过查询有限的资料、实地考察等来重构历史。重构的历史永远不可能完全重现过去，当我们与历史的时间距离越远，所受局限性就越大。而且我们现在所能依据的材料只是历史本身非常小的一部分，要依据这么少的资料去重构历史，那么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还原了历史本身？虽然很多情况下我们在写作历史的时候，要运用“历史的想象力”去填补资料的空白，但是这种填补一定要有历史的依据。历史学家不是哲学家，也不是小说家，要在合理逻辑下进行推演。而且写作者必须告诉读者，这是作者在利用有限资料后的一种合理的推测，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历史本身。

关于资料，我认为，不是说只要找到了这些资料，就可以随便采用。因为资料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里面讲的故事和真实历史到底有多远？怎样通过这些文本去分析？过去认为，找到档案、报刊和日记，就等于找到了历史，如今我不这样认为了，这些记载只是一种文本，文本必须要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经过分析后才能呈现其中的内涵。

研究普通民众和日常生活，资料的缺乏确实是一个难题，但是运用文学资料就是一个可能的途径。我认为，文学家、小说家写他们同时代的生活，就是一种历史的记录。中国的小说家有采风传统，比如到农村去体验生活，把接触到的人和事记录下来，这就是一种历史的记载。其实历史的记录，并不见得比文学更真实。历史学者自身也有局限和偏见，过去的历史写作钟情于大叙事，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个体，普通人是没有一席之地的，所以历史学家不要太瞧不起文学。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讨论到历史写作和文学写作的共性，也有浪漫剧、喜剧、悲剧、讽刺剧等内在结构。传统的史学训练不赞同使用文学资料，但我越来越不同意这样的说法。莫言的小说《生死疲劳》对土改運动的描写，超过了我读过的任何关于土改运动的历史写作；路遥《平凡的世界》描述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黄土高原的农民生活故事也是非常真实的。因此，文学可以被用来补充历史细节的缺乏，历史和文学其实没有截然分离的鸿沟，历史要有文学性，文学要有历史感。在没有历史资料的时候，可以审慎地选取文学来填补那缺失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