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是一个社会的缩影。长期以来，茶馆被当时精英和后世学者误认为鼓励人们无所事事、孳生惰性，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但是，人们忽视了茶馆多层次的、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功能。社会的演进总是伴随着时间概念变化，但这种时间的新概念也仅限于受西方影响的新式精英。大多数一般市民仍保持着传统的时间观念，怎样利用他们的时间取决于他们的个人习惯、教育程度、职业和家庭背景、经济状况等等因素。“有闲”和“有忙”在不同时间可以是交替的角色，茶馆为两者都提供了可使用的空间。即使是在许多“现代”娱乐场所出现以后，茶馆仍然是大多数市民最能接受的公共生活空间。
过去，茶馆同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但是我们都习惯于把茶馆看作仅仅是一个休闲的地方，但实际上茶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公共空间。在近代中国城市，恐怕没有其他任何城市的市民，像成都人那样更多地依靠茶馆。因此，今天我将主要把视野集中在成都，来对茶馆进行考察。
中国茶馆与西方的咖啡馆、酒店和沙龙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且其社会角色更为复杂，其功能已远远超出休闲范围，追求闲逸只是茶馆生活的表面现象。茶馆既是休闲娱乐之地，又是各种人物的活动舞台，而且经常成为社会生活和地方政治的中心。
民国时期黄炎培访问成都时，写有一首打油诗描绘成都人日常生活的闲逸，其中两句是：“一个人无事大街数石板，两个人进茶铺从早坐到晚”。教育家舒新城也写到，30年代成都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人们生活的缓慢节奏：在茶馆里，“无论哪一家，自日出至日落，都是高朋满座，而且常无隙地”。薛绍铭也发现，“住在成都的人家，有许多是终日不举火，他们的饮食问题，是靠饭馆、茶馆来解决。在饭馆吃罢饭，必再到茶馆去喝茶，这是成都每一个人的生活程序。饭吃的还快一点，喝茶是一坐三四个钟点”。
外来的人们对成都有这种印象并不足为奇，因为成都人自己便有意无意地在推动这样一种文化，成都居民也自嘲这个城市有“三多”：闲人多、茶馆多、厕所多。当地民谚称“一市居民半茶客”。成都的茶馆及其文化在中外是声名远播并成为其传统的一部分。成都人也为自己的茶馆文化而自豪，甚至认为只有自己才配称“茶客”，只有四川才是真正的“茶国”。
谁是茶馆的常客?据称有两类人：一是“有闲阶级”，二是“有忙阶级”。按一般理解，“有闲阶级”是那些地方文人、退休官员、有钱寓公和其他社会上层。“有忙阶级”则分为若干种：一是将茶馆做舞台，如评书和戏曲艺人；二是借茶馆为工作场所，如商人、算命先生、郎中以及手工工人；三是以茶馆为市场，如小商小贩和待雇的苦力等。不过，应当意识到，“有闲阶级”和“有忙阶级”的概念十分松散，并非严格的阶级划分。虽然我们常用“有闲阶级”形容那些没有正经工作和享受生活的人，但他们并不是一个独立阶级而且可以有不同的经济背景。不过，“有忙”和“有闲”这两个词的确囊括了在茶馆的各种人。无论是上层精英还是下层民众、富人还是穷人、闲人还是忙人，都在茶馆这个公共空间里活动。
公共空间及其经济文化色彩
成都茶馆之特点来自于其特殊的社会和生态环境，当然也与活动其中的茶馆老板、堂倌、小贩、艺人以及顾客有密切关系。作为一个文化和商业城市，成都需要有方便而舒适的公共场所作为人们的活动之地，茶馆便适应了这样的需求。
开茶馆当然是一种商业活动，同其他商业一样是为追求利润，在成都形成了十分独特的开办茶馆的方式。开茶馆一般来讲不需很多资本，只要有桌椅、茶具、灶和一间陋室，条件便基本具备。只要计划得当，开办茶馆可以白手起家。另外，像肉店、饮食摊也常靠茶馆拉生意，亦愿意参加投资。开办茶馆的这种集资方式，反映了一个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四川茶馆的茶具和家具也别具一格。茶具一般由茶碗、茶盖和茶船(即茶托或茶盘)组成，这也是为何川人称其为“盖碗茶”的原因。桌椅也具地方色彩，一般是小木桌和有扶手的竹椅。堂倌是成都茶馆文化的重要角色，其或称“么师”，更有人冠之为“茶博士”。堂倌是成都茶馆的“灵魂”，一首描述堂倌的民谣唱道：“日行千里未出门，虽然为官未管民，白天银钱包包满，晚来腰间无半文”。最为人们称道的是他们的掺茶技术。堂倌一手提紫铜茶壶，另一手托一叠茶具，经常多达20余套。未及靠近桌子，他便把茶船茶碗撒到桌面，茶碗不偏不倚飞进茶船，而且刚好一人面前一副。顾客要求的不同种类的茶也分毫不差。只见他距数尺之外一提茶壶，开水像银蛇飞入茶碗，无一滴水溅到桌面。然后他向前一步，用小指把茶盖一一勾入茶碗。整个过程一气呵成，令外乡人瞠目结舌。
市民的“自由世界”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把成都茶馆与英国的酒馆相比，他们对人们在那里的“社会闲聊”很感兴趣，并观察到它们在社区的重要作用。一个外籍教师对他所住小巷的“舒适茶铺”印象甚深，他认为那茶馆便是“这个巷子的社会中心”。人们去茶馆会友、交易、推销、卖艺、闲聊，或无所事事、观看街头行人。成都市民基本没有固定工作时间，只要他们不工作，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可呆在茶馆。
茶馆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一个毫无拘束的地方。如果他感觉燥热，可以剥掉衣服赤裸上身；如果他需理发，理发匠可就在他座位上服务，而不管剪下的头发经常飞入自己和他人茶碗之中；脱下鞋让修脚师修趾甲在茶馆也无伤大雅；如果感到寂寞，可以听别人闲侃，或加入其中，即使互不认识；在茶馆里从不受时间限制，如果有急事去办，只需把茶碗推到桌中央并告诉堂倌“留着”，数小时后，还可以回来继续品那杯茶。
对茶客来说，闲聊——成都人称“摆龙门阵”——恐怕是茶馆最具魅力之处。人们在那里谈论一切事情。人们在茶馆里交谈的具体内容留下的记载不多，但《国民公报》有个专栏记载记者所见所闻，其中颇有些是从茶馆得来的，我们因而得知人们在茶馆里抱怨世风日下、议论新公布的规章、交流各种社会新闻，还可以经常从一些茶馆里的小插曲中得到乐趣。然而一些社会学家认为，饶舌是“社会交往的一种形式”。说东道西，无论是善意的交流还是恶意的流言，都是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茶馆又是娱乐中心，许多艺人在那里卖艺为生，茶馆也借精彩的演出吸引顾客。实际上成都早期的剧场即产生于茶馆。每当夜晚，穷街陋巷一片漆黑，下层人民则聚集在明亮拥挤的茶馆听评书。评书先生的精湛技艺吸引听众日复一日、甚至年复一年到同一地方听书。说书先生不仅提供了娱乐，而且普及中国历史知识。他们不自觉地散布着正统的价值观，把诸如忠、孝、礼、智、信等灌输到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的头脑中，他们也可被视为大众的教育者。各种民间艺人使茶馆文化更为丰富，他们大多是当地人，但也有的来自外省，如唱大鼓书的多来自华北。这些艺人多有固定的演出场所，观众明了到何处欣赏他们喜欢的剧目或演员。其他像相声、金钱板等更散布于各茶馆。
经济活动与民事纠纷
茶馆可以说是一个纷繁世界的缩影，那里聚集了三教九流。例如，茶馆可以是一个“自由市场”，手工匠以及其他雇工在茶馆出卖他们的技术或劳力，小贩则流动于桌椅之间吆喝其所售物品。在西方人的旅行记中可以看到，“商人急于去茶馆见他们的生意伙伴，小贩用哨、小锣、响板等招徕买主”。一些小贩利用“绝技”来取悦顾客，如他们可以一把抓出顾客要求的瓜子数量。由此可见，小贩不仅出售商品，也给茶客带来了娱乐。茶馆里的水烟贩用数尺长的“烟枪”提供服务，如果烟枪还不够长，他们还有备用烟管连接。这样，在一个拥挤嘈杂的茶馆，他们不用移动便可把烟送到顾客面前。
茶馆给许多人提供了生计，手工匠在那里修理扇子、鞋子等各种物品，算命先生在那里预测凶吉，修脚师和剃头匠在那里提供服务。一些乞丐甚至在那里卖“凉风”——给顾客打扇挣钱，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乞讨。当一个乞丐不请自来给一个茶客打扇，如果茶客觉得舒服而心情不错，便会赏给乞丐几个小钱，否则会不耐烦地将其赶走。茶馆中最有趣的职业是挖耳师傅,他用十余种不同的工具掏、挖、刮、搔等，无所不用其极来使顾客进入一种难以言喻的舒服境界。
商人有其固定的茶馆洽谈生意，“许多交易都在茶馆做成”。粮油会馆以安乐寺茶社为交易处，布帮在闲居茶社，南门边的一个茶馆因靠近米市，便成为米店老板和卖米农民的生意场。那些走私鸦片、武器的黑社会则在品香茶社活动。究竟每日有多少交易在茶馆做成还不得而知，但可以确信数量非常可观。
茶馆同时在发展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稳定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讲，茶馆就是一个“民事法庭”。在成都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市民间的冲突一般不到法庭解决。黄宗智指出，清代县级民事诉讼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调解。但实际在知县的介入、也即是说一个民事诉讼正式形成之前，还有一个更为基础的阶段——社会调解，许多纠纷在诉讼之前便已经过社会调解而化解，而这个社会调解便是在茶馆进行的，称为“茶馆讲理”或“吃讲茶”。茶馆讲理一般是双方邀请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或在地方有影响的人物做裁判，这也就是过去成都为何“实在的斗殴少有发生”的主要原因。
阶级鸿沟和社会歧视
在中国沿海地区，茶馆多为中下层人的去处。但是成都茶馆看起来却具融各阶级为一体的特点，因此有人指出，成都茶馆的“优点”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对平等”。
但如果仔细观察，成都茶馆其实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阶级划分。民国时期关于成都的导游手册也承认茶馆据其顾客的身份分为若干等级，虽然我们不清楚究竟怎样分等，但是根据一些回忆录、旅行记和报刊资料，一般来讲，茶社为街头茶馆，十分简陋，其顾客多为下层人；茶楼、茶园、茶厅条件较优，价钱较贵，因而为中上阶级服务。舒新城也注意到，在一些茶馆“除了少数时髦女子外，几全为长衫队里的分子，且以壮年居多数。他们大概在生活上是不生什么问题的。既非求学之年，又无一定之业，于是乃以茶馆为其消磨岁月之地”。
茶馆里有着明显的社会歧视，其中一些源于习俗，一些来自当局规则。在晚清甚至民初，川剧演员不准进入茶馆喝茶或看表演。因为演员进入茶馆总是引人注目，有时还会引起骚动，警察遂以治安为名对他们加以限制。不过，演员有自己的茶馆，他们一般聚集在小花园茶社。直到晚清，妇女(年老者除外)仍不能进茶馆。即使有严格的限制，一些敢向世俗挑战的妇女仍力图进入这个男人的领域。民国初年，一些茶馆允许女客光顾，但将她们与男客分开。20年代，随着妇女参加更多的公共活动，一些开明的地方精英开始把妇女的抛头露面与男女平等联系起来，人们也把进入茶馆作为男女平等的指标。在30年代，妇女进茶馆已不足为奇。
任何社会变化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在茶馆得以体现，茶馆也可称为地方的政治舞台。例如1911年保路运动爆发，“成都是一片躁动不安，公园和街上的茶馆里的人们忧心忡忡”。由于茶馆是人们公开言论之地，清政府便派出密探收集情报，对此韩素音在她的家史兼自传中便有描述。民国初年，军阀和地方政府也以同样办法对付所谓“破坏分子”。
随着社会和地方政治的变化，茶馆中的娱乐活动也不可避免地趋于政治化。过去地方戏剧主要表现情爱、鬼神、忠孝、贞节等传统主题，晚清以降，此种“永恒”主题发生转变。“政治戏剧”开始进入茶馆。1912年，悦来茶馆上演根据美国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川剧《黑奴义侠光复记》，该茶馆在当地报上的广告称：“本堂于戏曲改良，力求进步。现值种族竞争、优胜劣败，是以特排演《黑奴义侠光复记》一部。此剧从《黑奴吁天录》脱化而出，乃泰西名家手编，其中历叙黑奴亡国之惨状，恢复故国之光荣，尤令人可歌可泣，可欣可羡，能激发人种族思想，爱国热忱。”显然，人们是从中国自己的处境来理解这部美国名著的。
如果说茶馆内的集体行为是“公开的政治”，那么哥老会的茶馆活动便可视为“秘密的政治”。哥老会在四川称“袍哥”，在清代其活动便被禁止，严酷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使其形成一套独特规则和行为方式。民国时期其势力登峰造极。
袍哥的公口多设在茶馆，一些茶馆实际上即为袍哥所开。人们经常可见茶馆外挂有牌子或灯笼上书“某某社”或“某某公口”，这必是一个袍哥会址无疑。茶馆的收入多用于会社经费。公口每三天召集成员开会议事，由于提供免费茶水，所以参加者踊跃，此活动称为“茶哨”。即使有些茶馆不是公口，但店主也多加入袍哥以求保护。一些地方强人和地痞经常勒索茶馆，若有不从则有可能遭致骚扰甚至更大灾祸，而与袍哥、军阀或其他地方强人有关系的茶馆却无此虞。
冲突与控制
茶馆中的公共生活既反映社会和谐，亦表现社会冲突，这种冲突既可因阶级利益、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而发生，亦可由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所引发，而且更多地起源于后者。茶馆里由于过度拥挤而引起纠纷，冲突不时发生在顾客之间。冲突可因赌博或言语不周而起。茶馆本身也常与戏班、顾客、房主发生纠纷。普通人也经常为生计而勾心斗角。茶馆可以是阶级斗争的舞台，也成为同一阶级内部争斗的场所。
茶馆总是面临小偷的问题。上档次的茶馆都用景德镇所产茶碗，一个便价值不菲，可换若干天饭食，因而茶碗丢失之事屡见不鲜。在民初，茶馆中的冲突和暴力明显增加，虽然人们挡不住茶馆的诱惑仍每天去喝茶，但他们平静的世界已不复存在。地痞流氓在茶馆胡作非为，年轻妇女受到骚扰，杀人和集体暴力也时有发生。茶馆亦成为横行霸道的豪强展示其权力的地方。
晚清以来，茶馆便一直被地方政府批评为“秩序不良”之地，并以维护公共秩序为名对其进行控制。正如西方城市中“娱乐的商业化被批评为浪费时间”，成都的茶客亦被指责为反映了中国人的“惰性”。当局认为茶馆是一个谣言肆虐、百弊丛生的地方，也有人指责茶馆是使学生荒废学业的罪魁祸首，茶馆中的传统表演更被批评得一无是处。
整个民国时期，政府控制和大众需求之间总是充满着矛盾。茶馆不仅藐视规章，而且将它们的范围扩展至街道、公共场地和公园。特别是在夏季，街头和公园的树荫是摆茶桌的最佳地点。1929年，政府不再允许这种行为，导致各公园的茶馆联合上书，要求维持这种习惯，并称这项限制将使茶馆生意陷入困境。茶馆禁赌也行之有年，但民国以后逐渐形同具文，茶馆赌博开展得如火如荼。妓女被禁止进入茶馆，但她们仍经常出现在这些地方，尽管有当众出丑甚至被捕的危险。
不过，应当看到，随着晚清和民国时期的社会过渡，茶馆也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变化。一个常见现象是茶馆更多卷入公共事务，参加地方和全国的慈善活动，并借此提高其社会声誉。茶馆也力图改变面貌以迎合时尚，如一些茶馆引进新的娱乐方式。这些新变化，虽然追求经济利益是直接动因，但亦是社会进化的必然结果。
怎样评价和治理茶馆这个与市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场所，总是地方政府所面临的棘手问题，但是，从晚清到民国，都未找到一个成功的办法。它们把控制和改造茶馆视为维持社会秩序安定的重要一环，但是其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城市改良精英对大众文化的认识较政府更全面和深刻，因此他们在茶馆问题上与政府持不同的态度。如果说政府以控制和打击为主要手段，那么精英虽然也批评茶馆的弊病，但亦深知其社会功能，所以他们不赞成政府的激进改革，这可能也是为何政府的行动总难以奏效的原因之一。从表面看，茶馆以及茶馆文化是很脆弱的，总是被限制和被打击，然而，茶馆最终得以幸存并仍然是城市日常生活中最活跃的部分，充分显示了极其旺盛的生命力。
王笛，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特邀研究员，2003和2004年任旅美中国历史学会会长。曾在美国密西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等任客员研究员。他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是中国区域史研究的代表作。2003年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其英文新著《茶馆：成都的小商业、日常文化与公共政治，1900－1950》将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街头文化》一书，因“在学术上重要性、原创性、深入的研究、方法的精湛、论证的力度，以及对城市史研究领域的重大贡献”，2005年荣获两年一度颁发的“美国城市史学会最佳著作奖”。（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