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日本来说，2011年是痛苦的。经历“战后最大危机”，地震规模，海啸打击，再演变为核辐射灾难，这是日本史无前例的灾难。这一年，被称为“坐在火山口上的首相”的菅直人，将接力棒交给了野田佳彦，日本内阁的轮转依然难停。安倍晋三，在任一年；福田康夫，在任约一年；麻生太郎，在任近一年；鸠山由纪夫，在任8个月；菅直人，在任14个月……日本首相的位置，如坐针毡。
还是这一年，中国正式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滑坡的大背景下，日本实实在在的跌至了“小三”的座次。随着这个改变，东北亚格局也悄然生变。除老东家美国之外，同中国的依赖关系也成为了日本未来的一个必选项。但这表示日本走向了他的“历史的终结”吗？
政治动荡的内生因素
日本首相更迭频繁，自然暴露出了政坛的不稳定。记得去年9月，现已卸任的菅直人与民主党前干事长小泽一郎，在民主党党首选举的辩论中，很大篇幅是围绕这样一个话题：政坛中“政治家”和“官僚”的权力演变。
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战后的日本，官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占据着其政治过程中的核心地位，直到90年代后期，官僚制才开始面临挑战。曾为日本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访问学者的郑励志表示，在自民党长期执政时期，自民党所属国会议员与官僚之间是一体化关系。不仅自民党议员与官僚共同参与政策制定，而且官僚退职后也会加入自民党从政。这种关系事实上也曾一度有利于维系自民党执政党地位，但最终损害了政治家与官僚之间所固有的体制距离。从理论上讲，日本政府各省厅在政治上应该是中立的，任何一个政党上台，都不应该左右官僚职能。但事实上，在自民党长达38年的单独执政条件下，各省厅与自民党在政策倾向、决策风格乃至利益关系等方面形成了紧密的共生关系。
自民党的长期执政，也使得“议会内阁制”堕落为“政、官、财”三角关系大秀暧昧的舞台。战后日本面临的最重大现实问题，就是经济的重建和现代化的重启。诚然，官僚阶层以其强大统治力，为日本的现代化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然而，官僚制决策的不透明，也直接造成了利益勾结与权力腐败。日本的主要利益集团都拥有自己的关系省厅、主管局等部门，同样各省厅也有自己的关系团体。这种结构性的利益联合令改革的推行步履维艰。日本国民对政治的不信任也来自于此。国民本寄希望于官僚用对政治的抵抗，以中和在部分利害关系中政治的强行干涉，然而频繁曝光的政治腐败，令民众对官僚也愤慨失望。
一些日本学者认为，保持政治家与官僚之间必要的体制距离是政治民主化的必然要求，否则就会如菅直人在《日本大转换》中所犀利地指出的，国会已经局部地沦为官僚机构的殖民地。事实上，在经过桥本龙太郎和小泽一郎的行政改革之后，官僚已经丧失了其原有优势地位。日本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补助金的使用进入停滞阶段；干预政治家介入实业界等等。加之，行政伦理立法的实践更是将行政腐败得以极大地遏制。日本《国家公务员伦理规程》的颁布得官僚与利益集团的关系进一步得到削弱。
另有旅日中国学者指出，构成战后日本官僚主导型的政治秩序的原因。不仅存乎于结构与环境，还因为社会观念中普遍存在的“官尊民卑”的观念，这一社会现象还需追溯到东方社会权威主义的价值观。
日本评论人士茅原华山也曾指出，“日本人有差别意识但缺乏平等观念”，这种独有的政治文化与“天皇制”，以及日本政治格局中长期存在的“大政府小社会”相得益彰，并在互动的过程中被逐渐变得根深蒂固，官僚阶层也因此长期凌驾于民众之上。
环境变化是推手
同时，日本政坛也在被动受到来自国际和区域环境的影响。来自国际和霸权国家的压力，以及区域环境的约束，潜在地“诱导”日本国内的政治风向。
回视日本界定与亚洲的关系时，可以清晰地寻找到标记：明治维新时期的“脱亚入欧”；二战时期，奉行“大东亚共荣圈”；冷战时期，对“日美同盟”的依赖和意识形态的割裂；冷战后，国际局势重树，日本也重新寻求自身在亚洲的定位，喊出了“重返亚洲”的口号，与东盟展开经济合作，不懈努力的推动地区一体化。然而，对于曾经蒙受战伤的亚洲人民来说，日本右翼势力的崛起令近邻们忧虑。日本从60年代崛起为经济大国，到现今谋求成为政治大国，甚至不能排除未来从新崛起成为军事大国，这一条发展路径是如此熟悉。在亚洲各国看来，谁也不愿意看到日本重蹈军事大国的覆辙，就连美国也不容许他成为自己抗衡的大国，这一国际环境对于日本改革进程也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
另一个角度看，自自民党衰落后，其在政治上的压倒性优势被剥夺，为了赢得更多选票，不得不扩大自己的选民基础。这就造成了为使争夺选民基础，党派之间彼此越来越接“近”，甚至在切实的对内、对外政策上也变得没有什么区别，这就导致了日本政治倾向越来越趋于保守化。日本旧有体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面前摇摇欲坠之时，其政治改革的推动自然异常乏力而困难重重。
当然，除了上述内外因素外，90年代后期的金融危机令日本处于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之中、缺乏经济基础。比起政治体制改革，可能经济的景气与复苏才是老百姓更为关注的话题，经济的持续走低和不见好转令民众对政治漠不关心也缺乏信心。这一事实也就构成对政治改革的重要阻碍。而且，目前日本相当缺乏强有力的改革的内在动力。行政官僚们反对削弱政府权限的行政改革是自然的，因为触及他们的根本利益。然而当民众把希望寄托于政治家身上的时候，往往也得到令人失望的结果。更何况，目前政界尚不稳定，对于行政机构的改革很难彻底进行，因此从现有的政治结构中出现强有力的改革势力是十分困难的。
求变优势犹在
回视日本的政治历史，三次重大的社会政治变革，界定了其政治近现代化的历程：“大化改新”使日本从奴隶制进入中央集权制社会，迎来了奈良时代的繁荣；“明治维新”的启动使日本跻身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化国家，造就了“大日本帝国”的巅峰；战后，在美国授意下的“民主化改革”更是使日本从战败中崛起，一举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
这三次社会变革均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这点毋庸置疑，当然每一次改革都存在了一定局限，改革的同时也或掩盖或滋生了其他问题。然而，这条日本走向现代化的变革道路掩盖着惊人的连续性。这种连续和传承深入价值观与国民性，外化于政治体制与决策过程，有人将之称为“日本的政治文化”。
并且认为，之所以能变革“连续”，更在于日本人擅长于建构高度共识，这也即是支撑日本变革的所谓“不死鸟”精神。
这种精神在此次日本大地震后，也再次充分得到反映。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日本人的训练有素，淡定和从容，给世界留下深刻影响。同理，如果说这种政治文化是在政治运作中形成，反过来也将决定政治。换句话说，只有当人有了“高度共识”的理念，才能推动“变革”，日本具有这一优势。
此外，日本多次用“奇迹”证明过“成功”。1968年日本超过了西德，GDP总量达到1,000亿美元，从而在经济规模上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这一年，日本的人均GDP只排在世界的第20位。人均GDP从1,000美元增加到2,000美元，从2,000美元再增加到3,000美元，日本所用的时间分别是6年和3年。经济快速增长的另一个侧面，则是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及时跟进。上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期。在80年代的泡沫经济尚未到来前，日本就基本完成了福利制度的建设，并积聚了足以抗衡后来出现的更严重、更长时间的经济衰退的力量。这些年来，欧美国家出现较大规模的经济危机日本都没能躲过，经受危机的时间有时甚至长于其他发达国家，但是日本没有一蹶不振，就在于在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完成了“基础建设”。
经济高速发展和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相辅相成。中国对此也应有清醒的认识。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壮大国家实力、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的同时，在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的今天，重新审视日本的发展路径，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