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日前首次对藏人自焚事件作出最清晰明确的表态。他在接受印度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是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因此“最好保持中立”，但是他又同时明确表示“自焚并不是错误的”。
达赖喇嘛曾表示“不鼓励喇嘛自焚的举动”，并质疑“这种自焚方式的效果”。如今，这位佛教尊者又宣称“自焚并不是错误的”。菩萨慈悲，佛心犹然。一代佛门高僧，如此轻谈生命，令人诧异。当为谋求“政治利益”而轻视他人生命之时，让人不得不怀疑，获取这种政治利益的人的真正动机。达赖喇嘛从当年离开西藏流亡至今，从未与“政治”脱过干系。去年即宣告退出政坛的达赖喇嘛，始终也没能让自己的言行彻底打消外界对他是否真正不理“朝政”的疑虑。在这次接受媒体采访中的达赖喇嘛的表态，更让人看到一个在佛僧和政客之间摇摆，依旧没能摆脱世俗妄念，为谋求某种政治诉求而可随意而言，甚至视生命为工具的“政客”。
从流亡到“中间道路”未离开“政治”
事实上，达赖喇嘛从离开中国流亡达兰萨拉开始，他的行为就从未少过政治色彩。1959年3月，达赖喇嘛离开拉萨，逃往印度实际控制的达旺地区，“舍弃”了大多数藏人，开始与中共相对抗的政治生涯。同年4月，时任印度总理的尼赫鲁曾到木索瑞正告达赖喇嘛，印度不会承认西藏流亡政府。不久后，西藏流亡政府在在印度达兰萨拉宣布成立，并要求西藏独立。1963年，达赖喇嘛颁布“流亡藏人宪章”，成立由流亡藏人选举产生的西藏流亡议会，并由西藏流亡议会选出西藏流亡政府。这些举动又哪一点不是“政治行为”？
1987年9月，达赖喇嘛在华盛顿对美国国会的演讲中提出“西藏和平五点方案”，1988年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不追求西藏独立，只要求名副其实的自治。1993年以后，达赖喇嘛在他的一些讲话中，把他的想法归纳为“中间道路”。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据称取自佛法中的“中观论”，是扬弃极端的左右两派而取中间的意思。从字面上看，“中间道路”的确与“中观论”雷同，但其实有天壤之别。
“中观”是佛教中的常用语，以格鲁派为主的藏传佛教一些教派奉行的就是“大乘中观论”。广为人知的是龙树在《中观论颂》中的概括：“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亦称“八不中道”。“八不中道”的结论是“诸法待因缘生”，即佛教常以事物相互间的关系来说明它们生起和变化的依据，其中为事物生起或坏灭主要条件的叫做因，为其辅助条件的叫做缘。这一佛教学说主张对生灭、常断、一异、来去等八个方面都不能执着，如果执着，就等于戏论（不正确的言论），一定要超出戏论。如此看来，“中观”的概念，并不是取“中间”之意，而是体现超脱尘世各方取不执着之“中”。
即绝非所谓左中右之中，同“中间道路”不可相提并论，正可谓此“中”非彼“中”。可见，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并不是真正的“中观”之道。
再者，从达赖喇嘛提出“中间道路”的一些背景也可以看到这一思路的真正意图。1988年之前，西方国家出于联华对抗苏联的考虑，对达赖集团一度有所疏远。在这样的情况下，达赖喇嘛1988年4月在印度达兰萨拉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首次提出要通过“中间道路”来解决西藏问题。1989年至1993年间，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等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国际反华势力再次加大了对达赖集团的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达赖喇嘛在公开言论中不再谈及“中间道路”，而改为公开宣示“西藏独立”。特别是在1989年北京六四事件后，西方世界开始孤立中国，达赖喇嘛甚至预言，“5年之内西藏独立会实现。”此后又改口宣称要用10年时间配合西方国家肢解中国，实现“西藏独立”。
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稳定、经济继续快速发展，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高，形势的发展逼迫达赖喇嘛又不得不回到“中间道路”的论调上来。1993年8月11日，达赖喇嘛在印度新德里的记者会上声称，流亡集团将奉行“中间道路”，只要求在西藏实行“高度自治”，而不要求脱离中国完全独立。此后一直到现在，达赖喇嘛常把“中间道路”挂在嘴边。从这个历史脉络可见，达赖喇嘛的诉求是“西藏独立”，只不过是他没有足够的力量，“中间道路”不过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也即表示“中间道路”，是他在寻求西藏独立和承认西藏现状之间，所选择的折中方案，其世俗的考量更同“中观论”扯不上关系。
一世不弃政治“妄念”如何成佛度众
一路看下来，达赖喇嘛一直在政治和佛之间徘徊。那么，达赖喇嘛到底想做佛还是当政客？这是必须要“悟”通的问题。2011年3月达赖喇嘛宣布退出政坛，这本应是他回归宗教的很好时机，然而今天从他的表现来看，达赖喇嘛身在佛门心在政。
达赖喇嘛在接受《印度教徒报》采访时针对藏人自焚事件说：“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政治问题。而当前现实是，如果我对（自焚事件）给予正面评价，中方立即会指责我。如果给予负面评价，会伤害自焚者的家人，他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可不容易。因此我不希望造成某种‘这（自焚）是错误的’印象（I do not want to create some kind of impression that this is wrong）。因此，保持中立是最好的。我从这些事件发生伊始就认为，而且现在也依旧坚持，（自焚）可不是因为酗酒或家庭纠纷导致的”。
达赖喇嘛此番表述，是令人失望的。2011年11月，达赖喇嘛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首次表示，“不鼓励喇嘛自焚的举动”，并质疑“这种自焚方式的效果”。西藏流亡政治领袖洛桑森格（Lobsang Sangay）今年1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我对自焚的立场是与达赖喇嘛一致的。
达赖喇嘛一向都不鼓励藏人采取激烈行动，甚至绝食都不同意。”达赖喇嘛也出席了2月22日藏人流亡议会举办的声援自焚者的绝食抗议活动。而后，达赖喇嘛5月中旬在伦敦被记者问到藏人自焚是否应该停止时，他也曾说：“这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因此我的回答应该是零（should be zero）”。他又补充说，“已经将政治权力转移给洛桑森格”。然而，今次作为达赖喇嘛对藏人自焚最清晰明确的一次表态，他从佛门精神领袖摇身变为满嘴“外交辞令”、言辞表里不一的政客。
而且，从达赖喇嘛此番表述来看，他已毫无佛家的胸怀。佛教之慈悲、宽容，中心就是对生命的态度和解读。将生命执着于世俗中的政治利益，将其当作争取某种利益的手段，尤其是他人的生命，无论这种目的多么“伟大”，也已偏离了教义的原旨，应为厚德高僧所劝谕，岂可鼓励、纵容？什么叫“中立”？这样的回答不但没有超越世俗，更违背了佛家“出世”的理念。一个人“入世”太深，久而久之，就会当局者迷，陷入繁琐的生活末节之中，把现实利益看得过重，注重现实，囿于成见，难以超脱出来，冷静全面的看问题。达赖喇嘛目前正是这么一个状态。而所谓“出世”，是尊重生命、尊重客观规律，既要全力以赴，又要顺其自然，以平和的心态对人，以不苛求完美的心态对事。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对有些东西看得淡一些，这样才能排除私心杂念。而对此，达赖喇嘛让人失望。长怀尘心俗念者又如何可以普度众生？
从信仰修真来说，大乘佛教自称佛法大慈大悲，普度众生，以成佛救世、建立佛国净土为目标。而小乘部派佛教奉释迦牟尼为教主，认为现世界只能有一个佛，即释迦牟尼，不能同时有两个佛。小乘佛教要求即生断除自己的烦恼，以追求个人的自我解脱为主，从了生死出发，以离贪爱为根本，以灭尽身智为究竟，所以大乘佛教讥讽他为“自了汉”。这不正是对今天达赖喇嘛的写照吗？对于藏人自焚，达赖喇嘛可曾以普度众生作为考虑？恐怕抓住不放的只有，西藏“不能同时有两个佛”。这就是“妄念”，不断被其束缚，自然入不了佛的境界。
摆脱嗔念 西藏祥和还需有佛心
所谓西藏问题，本就不应是达赖喇嘛这位佛教领袖的“政治诉求”。所以，达赖喇嘛在认真考虑西藏问题的时候，就更需要真正去用佛心考虑。“中间道路”，是退而求其次的政治选择，不是佛心；中共民主宪政制度下的解决，亦不是佛心；通过自焚等暴力手段以求解决，更不是佛心。达赖喇嘛，既然自认为是佛教领袖，怎能不以佛心为优先度量？又怎会希望藏人去自焚呢？中共在以往的治藏过程中，确有诸多不端，达赖喇嘛希望为藏人及西藏文化做一些事情之心可以理解，但一味陷入政治对抗，甚至离开自己的宗教身份去“斗争”，并不会得到预期的效果。
西藏要真正祥和无争，不是只靠政治解决，不能忽视其宗教背景。时至今日，中共在西藏问题的处理上已经开始进行调整，认识到其中的宗教因素，不单从政治对抗方面想问题，不再单一的依靠镇压手段，而转为倚重柔性治理。在宗教方面，西藏8名僧人获藏传佛教最高学位格西拉让巴（佛学博士），亦从侧面证明中央安抚西藏僧众、柔性维稳的意图。文化方面，“十二五”期间，国家用于西藏文物保护资金将达17亿元。经济民生上，西藏不断降低廉租房准入门坎，新增租房补贴千余户，对弱势群体实施关怀。那么，达赖喇嘛是否也应该问问自己做了什么？出发点究竟是什么？是否还在局限于政治对抗？有没有以一颗慈悲心去真正为海内外的藏人的众生着想？不要还沉浸在“政教合一”的历史陈梦中。
有禅修经验的人都知道，只要一个嗔念起，心就已经浮动而无法安定。嗔恨之心更会让人失去理智。但人之所以起嗔心，就是由于个人的欲望、贪爱不能得到满足。有人说，现代人的嗔心很重，所以社会才会充满了暴戾之气。正因如此，就更需要用佛性去净化人的戾气。达赖喇嘛在没有了政治的“约束”后，就更应该去做的就是净化这样的环境，如果还被世间虚名、政治诱惑，自己都有了世俗的嗔念，又如何配的上成为西藏民族的喇嘛呢？
对达赖喇嘛谈佛理，的确是“班门弄斧”。这些浅显的佛门理念，连普通的门外汉都懂，作为佛教领袖的厚德智者，本应无须多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