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的现状与问题

我给自己规定一个任务，那就是以现状和现存问题为根据提出问题: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的学术系统中存在什么缺欠，如何进行研究以求消除?我认为这些便是这门学科从现在起到本世纪和下世纪之交这段时间内所面临的无可回避的挑战。社会一文化人类学的生命之源在于科际性。这门学科有一个区别于别的学科的特征，具体说来，就是我们的理论和方法论都是，要把人这一现象置于全面的环境中来考察，要涉及自然的生物的以及尤其是社会的世界的一切方面和种种变项;社会一文化人类学之所以以科际性为生命线，便是这个特征的符合逻辑的结果。我们整体地而非单个地、同时而又平行地使用的思维技巧，既渗透了我们自己独有的范式，也反映着凡所能有的任何学科的思路。这就便我们得以把这些思路做比较性的检验。从理论上说，这给我们以机会来对其他学科做出贡献，我新近便联系经济学对这个课题做了一番考察。通过这样的交互作用，不断受到刺激，我们的学科于是成长和成熟。这种情况是至为重要的。

但另一方面，特别是自从社会一文化人类学成为大学本科的一间课程以来，我们已经把自己变成了一切求诸己的专门家，往往很少有功夫或有兴趣深入学习其他学科的基本知识。新一代研究人员中有一种倾向，很令人担心:他们把人类学当成了一个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体系，极少乃至完全不求了解在其他学科中包含着人类学的那些根源，也不把自己和其他研究者直接比较，看看各自的前景如何。

显然，没有哪位人类学家能够全部掌握住和其他学科的那么许多联系。但又必须向这个方向努力，这种挑战于是导致我们发生分歧。出于人之常情，我们就这一类的分歧进行了一场场辩论。或者主张某一特定的解决问题方法为惟一"正确"，别的方法一概谬误----虽然没有什么标准可以做这样的判断。不知道有多少作者大费笔墨，或申言从生物学角度进行解释优于从文化角度进行解释;或主张文化生态法优于新马克思主义或传统的社会变化理论;或认为就事论事的研究优于结构主义;或断言经济人类学中的形式主义应由实体论取而代之;而所有这些论断又无一不有完全相反的观点。又不知有多少博士论文对旧的范例不加试验便予摒弃而采用新的范例。但事情的真相常常是，在论战中提出的种种新方法大部分并不是另辟蹊径，而是从不同的方面看事物，它们是互为补充的。

当前的三项挑战

以上引言提出三项我们当前面临的挑战:1从保持和加强学科际联系的角度，设计并实施培养和研究规划;2制订更加严格而自觉的标准，借以就互相排斥的不同研究方法进行选择;3寻求各种方式，把看来似乎矛盾而其实并行不悖的立场观点协调起来。例如，通过对术语和概念的调整，表明两个体系之间其实有共同语言，有时甚至可以表明二者可以融合为一体。

我当然不是主张社会一文化人类学应当通过这种学科际联系而丢掉自己的特征。所以，这就需要赶紧提出我的根本论点。我认为，由于特殊的目的和使命，社会一文化人类学如今正站在一个具有伟大意义的未来的大门的面前。这样一种光辉的前景是来自它的已经萌发、必须培养、在任何情况之下也不会丧失的特征，人类学以一间学科涵盖了其他人文科学的全部内容。人类学并不侵犯其他专业的领域，但惟独它负有一宗使命，那就是综合概括它们所有的观念并加以发展。但是，人类学家在着手探讨面临的种种新的实质性问题时，却往往情不自禁，会忘却上述的这个观点，从而丧失了我们自已的这一特色。我们在研究复杂社会时，当然耍使用社会学的观点;可也要使用许许多多别的研究方法;但在这样做的时候，决不可以一头扎进社会学的(或经济学或生物学的、甚至包括哲学的)特定领域，把自己禁锢起来。

我的意思也不是暗示人类学多多少少"优于"其他学科，虽然行文用语，有时可能令人有这样的印象。专家们的眼光透过长长的隧道，看见了尽头处的光亮，却会对较为全面的视野视而不见，至少在隧道已经全然打开，它的珍贵资源都已分配之前会是如此。从某些方面来看，我们与自己的竞争者相比，在方法上要贫乏得多;但就长期来看，这倒又可能有个好处，就是因而有机会来评价不同的研究方法之是否有效。(一个恰当的例子是经济学。我们从经济学家那里大可学得若干方法;但有一个条件，即不可认为只要运用了抽象的逻辑推理和统计数字，就一定能获得准确的结果。)我为经济学界的读者写文章时，强调的是具体的人类学内容。而在为人类学界读者写文章时，却必须反其道而行之，着重以下论点:应当把抽象模型的建构和不同方法的逻辑及其修订运用于本专业论著中所包含的体系，而这个方面我们做得不够。

我们也没有尽其可能地创建虽较为简单而涵盖面较广的理论。我们的研究方式之一，是先提出过于简单的方法，然后为了补救，又把问题弄得愈来愈过于复杂。好吧，事情只得这么办。但这就违背了传统科学中一个首要的原则:有两种理论同样足以解释某一现象，可资选择。这种情况下应当选择二者中较为简单的一种;而且，所寻求的也必须总是较为简单的阐述。人类学必须至少部分地遵守这个原则，进一步，要选择对现象的涵盖面更广一些的理论。从这个方面着眼，如我过去在不同情况下提到过的那样，首先用以解释大洋洲美拉尼西亚的船货崇拜这种地区性现象，然后加以简化而用于所有救世主运动、千年至福运动、宗教复兴运动等等的解释模型，很可以再做进一步的修订，从而包括诸如非宗教性的政治抗议运动，以及在类似环境中产生的、并无政治内容的其他抗议运动等等现象。

类似的可能性还很有一些。我所想到的包括关于典礼性经济的理论;可以选择典礼性经济中的若干变项加以分析，从而决定它们对有关的整个经济体系所带来的后果。另一个例子是关于社会层次化的理论;就是说利用一组严格·规定的变项，把阶级、种姓、以及种种高低之别(门第、种族、联邦内部的政治等级)做比较性分析，考察其间的差别出人。我相信读者在社会一文化人类学各分支的领域中都能找到类似的例子。

再有三项挑战

它们是:为研究生提供机会，使他们能在田野工作的限制之外获得理论方面的进步;5进行学科际的综合;6通过综合及修订现存的理论模式，建构一系列简单些、但涵盖面更广的理论模式。

会一文化人类学中某些总的趋势是很有成效的，但却牺牲了可以对这种风气有所补益的其他办法。人种的个案研究以及范围甚广的比较性分析在本学科申处于优势地位。大致看看《当代人类学》这本刊物的论文和评介文章便会发现，即令我们对各位作者提出的关于人种方面的资料不加怀疑地信以为真，他们从中得出的结论却几乎从未为所有的读者所接受。这门学科中几乎全然不存在普遍认可的论证这样一种东西。近些年来，一些较为正规的稿件试图通过对假说的验证来克服这种弱点。但所使用的验证方式----包括以单一的种族个案做为验证对象，利用统计数字，以及把代表性的典型做有限度有控制的对比－－虽就其本身而言尚能说明问题，终归不能彻底说明问题，因而仍旧难以获得人们一致赞同。

我这里当然不是要全然否定这方面的努力，否则势必导致不健康的争论和无休止的反复核查;人类学若要达到成熟，便一定要寻求更多的途径。一个潜在的关键性问题是:人类学从不乐于进人预告这个领域，因为这种活动给我们带来专业上的风险，可能表明我们往往是错误的。我认为有两种既互相关联又互不相同的预告模式。一是时间方面的，它以若干已知事实为根据，预告某一事情将会发生(即预报);另一一种是理论上的，它以已知的、已确立的理论为基础，预告某种理论将会由事实得以确证。

理论上的预言虽可以以比较性研究为基础，两种预言方式本质上都属于动态性质。其基本结构是说，如A(单独地或与其他事物结合地)变化，则B将按某一特定方式变化，或C将消失或发生(有时的说法是C将会或将不与A相关)我以为－－－虽然在此无法证明－－人类学自发端以来就其变化和演变问题讲了许多动听的话，但就其动态模式而论，却具有根本性的弱点。而且，动态的命题既可以通过实地的考察研究产生，同样也可以通过对想象的社会做抽象分析而产生(虽然这必须从前者得到某种启发)。

我相信社会一文化人类学应当在这个方面投入比现在更多的精力，作为一种自觉的学术追求，它将会－－也许同时它也应当－－正视一个难题。这个难题不妨称之为不确切性问题。半个世纪之前，皮季卢姆·索罗金为了证明社会科学之不能达到确切的知识，曾援引过若干理由;这些理由今天仍旧成立。这是因为它们涉及的是观察者与所观察到的数据资料之间的关系。"这个观点在这里同样无法深入讨论，但必须武断地提出来。即令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中，以推论为确证也是站不住的。至多不过是就当时看来属于确证而已。因此，说社会科学的成果并不确切而只是近似，我们不必为人们的这种批评感到羞愧。

这是个心态问题，但其后果对于我们极为重要。一位学者发现某些命题有可能加以论证，他自然就会肯定它们是真理，而且信心十足地欣然加以宣布。这是人之常情，出乎自然，不必苛责。但就我们这个专业的整体而言，我们的怀疑态度不应当仅仅用来寻求波普尔所说的那样的反证，而是也应当借以形成一种积极的心态，即认识到不确切性之确实存在，认识到我们正在寻求进一步的近似值，而同时又认识到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将永远限于近似。

理论、动态研究和不确切性

所以我们面临的还有更多的挑战:

制订足以据以做出预言的理论;8赋予本学科的抽象理论以更大的重视;9更加注意进行严谨的动态研究;认识到知识是由不确切的表达构成的，并自觉地遵循这个观点去从事研究工作。

为了较好地达到这些目标，我觉得有儿个方法论和技术上的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说明。以对行为的微观研究为基础的理论，如何才能与宏观的社会一文化数据相一致，而从有限的观察建构起来的理论，又如何才能与历史上的或民族的复杂情况联系起来，这个双重的困难可做一例。为了解决这一类的问题，许多人类学家不断地做过努力，但在实证观察所得和宏观世界实际之间通常总是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举例来说，依附论在理论上的不足之处便由此而来。再一个例子是我自己多年以前所写的博士论文，其中的实证性数据便不能证明什么东西，而只是与作为假说提出的一些概念相一致，虽然当时不是以这种方式表达的。这个问题同样纠缠着经济学，以至于关于市场行为的若干宏观性表述是以个人心态为前提的表述为基础而做出的。这就无法进行单个的验证:市场行为似乎证明这些前提是成立的，因为能够根据它们准确地预测。这就使得某些实证性的验证无关紧要，甚而多余。但在人类学中，这种观点却无法接受。而我们既然需要对属于不同层次的宏观和微观的各种社会现象做出相互一致的解释，便面临着真正的困难。

列维－－斯特劳斯提醒我们注意，有可能存在着一种文化的"语法"，从而恰如其分地受到极大的赞赏。我们如今需要的是再做一次考察，看看在寻求各种文化特性之间的属于动态性质或属于配置方面的联系这个如今已不行时的任务中，是否存在过原来可能具有某种价值的东西，我并不以为上述的研究方法有哪一种将会最终给予我们某种最有用的工具，使我们能够回答关键性的问题。而是认为这样做的意义在于使我们从中了解在一种文化的各个因素之间存在着什么互相竞争、互相加强、以及其他方面的关系，以之作为基础，进而阐明道德价值和选择标准的形成，以及文化系统(包括其中互相排斥的因素)何以成其为系统。另一相似的做法是，把关于社会交换的理论用来说明社会结构与社会组织的形成。当前，人们对认知人类学、符号人类学以及诸如此类的人类学赋予了极大的注意力，但它们的技术仍处于稚年。有太多的人类学家满足于现存的那些依靠直接经验的、主观而武断的解释方法，而不愿正视现实，承认我们迫切需要严谨的、客观的研究方法。各种文化不同质，是一个重要的观点;但我们却躲到它的后面，避而不谈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关于质的表述可以从量的角度另做表述。而无论这样的表述是怎样的仍旧只能提供一种近似值，如果我们希望做出的解释更能令人信服，那就非此不可。

这可不是呼吁人们一轰而起，都去从事无批判的计算或摆弄统计数字。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按表面价值来接受所谓的"准确"计算，往往误人歧途，而且这也并不总是必要的。说明数值或较大或较小，就等级高低或顺序先后加以整理排列，这样做可能也就够了。统计数字的相关无论怎样地精确而有控制，若没有与它们相应的、经过实证的模式来加以解释，便都毫无用处。这一层既已明确，那就可以说人类学必须创造出一种新的方法来解决定质和计量之间的关系问题;这种方法的基础应当是一套新的、或新运用的技术，用以界定数量的值，界定文化特征和文化因素，以及研究各种处于动态的联系。

上述种种设想给我们提出严重的问题:用什么方式进行研究?由谁来收集数据?关于这不妨举一个例子，就是组织研究小组。这种做法虽说仅限于尝试，我们却已习惯。关于研究小组，世界各地的概念不同，但一般说来，主要由专业人员构成，而由有意成为正式专业人员的高级研究生充当助手。无论研究小组是否属于科际性，学术界的风气总是要求每个专业人员即使并不独立行动也要对他那个研究部分负全部责任;各个部分独立运转，集合而成为整个的研究计划。聘用高级研究生时必须注意，分配工作若不是不可有违他们的学衔(因而几乎决无可能派他们出国进行田野考察)，就是需要考虑让他们独立活动，各展所长。这种办法简直就是对才能的极大浪费，没有效率。哪怕是要收集最好的数据，也用不着派一个博士去，而且，社会一文化人类学无论哪一个分支，都需要建立劳动密集型的体系，因为都需要取得大量数据，为有关民族志的描述提供广泛的基础。

我要索性就此表明，今后如果要我去评论任何以民族志为基础的研究，我将以严肃的批判态度对待那些只谈观察结论、而在有关的计量基础上却含糊其词或讳莫如深的学者。让我重复说一下，我要求的并不是传统的统计数字。但是，举例来说，如果所讨论的是某种仪式，而作为根据只举出单独的一个个案或堆砌若干个案，那我自然就会追根究底。而如果这项研究是在讨论某种"文化"，而又没有别的材料支持它的论点，我就只好否定这种武断。

同理，我们自然需要考虑是否能找到若干便捷的方法，例如制订出合乎实用、并相当合理因而可以接受的指标。但这类东西显然不可以垄断人类学领域的研究活动，也不可以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这是由于本学科的巨大优势在于利用民族志的材料来达到深刻认识，了解实际，而这是任何捷径无法取代的。出于同样的考虑，我认为把社会调查问卷这种东西引进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工作，只能作为附属手段。但如以之冒充某项研究的基础，那就只好反对。

不过，我们也须讲求实际，考虑研究工作本身的经济问题。如果上面的意见说得对，如果需要进行劳动密集型的活动，加强计量观念，那么，所需要的人力便有可能数倍于目前。这就必须多多设法节约劳力，恰当利用足以实事求是地说明广泛现象----对文化压力的反作用、发明创造率、错乱、各种社会体制的联接的有效程度、仪式对经济制度的影响、不同文化之间的社会交换量----的指标。如果我们能在这个方面共同努力，甚至有可能改变人类学家观察社会一文化的方式"

这样一来，便发现还有一组挑战:11集中注意微观和宏观表述之间的联接;12从理论和方法两个方面增加对文化因素之间的联接环节的注意;13培养为考察结果及属于定性性质的材料提供计量资料的风气;14制订各种指标，作为大致考察和监测重要现象、进行分析研究的便捷手段。

专业分工

上面的讨论中已大致提及专业分工的问题。现在来考虑社会一文化人类学的专业情况和组织方式，我发现有两个方面的事情需要研究"一是若干专业事务，这是作为技术性工作来看待的，是为了达到适才谈到的那种理论和方法上的目标。二是世界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人类学本身在不断演进，我们的学科于是面临挑战。我先谈技术性问题。

涉及计量化、编制索引以及这一类事情的要求，我认为有充分根据，这就意味着在人类学研究活动中由谁个来做什么的观念需要改变。我并不走极端，认为由人类学家单枪匹马、独自到现场考察研究的办法哎当放弃。恰恰相反，通过这种方式提供的深刻认识十分宝贵，决不可以弃而不顾。但另一方面的情况也不可以视而不见。举例来说，由一男一女组成小组，共同观察同一现象，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较之由单一性别的一位研究人员单独进行观察，所得到的结论要更为全面。单是计量数据本身的份量便不可能指望由一个现场工作人员来完成。我认为和从前相比，集体研究是愈来愈重要了，这应当作为一个根本观念确定下来。自然科学领域中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也应当这样。进一步，有一种观点认为一切调查工作都应当由博士或博士研究生承担，这简直是乱弹琴，纯属浪费人力。在世界上许多地区的学术界失业问题严重的今天，事情尤其如此。人类学家中间有一种强烈的平均主义思想;如果要搞关门主义，这种哲学倒不失为一种良好的工具。但既然有许多人现在不是、今后也不会是博士，而他们又想在人类学领域从业，这种哲学就会排斥他们而成为一种压抑人的特权。我们还应当正视一个事实:虽说关于研究工作的各种设想要依靠专业人员的个人素质以及他们之间的讨论，我们也离不开一大批能按指示办事的人。这些人当然应当受到鼓励，让他们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但他们必须乐于充当技术人员，担任相对来说较为机械的工作。与自然科学实验室相同，我们也需要这样一支队伍。应当由有经验的专业人员为整个研究项目制订计划，负责它的实施，而这支队伍则在他们的指导下从事数据的收集、筛选、校对整理等等，这也是研究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可以通过这种较低层次的工作而创造自己的事业。换句话说，要有劳动分工，要有任务上的等级制度。总的说来，我们没有为相当于自然科学实验室技术人员的人提供什么机会。

对我们的教育过程和研究机构的某些部分，我建议做一点根本性的变革。在若干国家中，许多希望成为人类学家的学生把相当于学士或硕士的学位作为自己的最高期望，而且也就以这种学位进入这个专业。就我本人当前的认识来说，他们不一定受过必需的数据处理技术的训练。而在北美，作为一个例子来说，人们根本不把大学本科的学位当作任何专业的标志来看待。我建议大学本科作为一种重要的计划开设这方面的课程，培养那些不做最高打算或虽不具备理论思维的头脑，却可以成为优秀的资料员、善于系统处理数据的人。

有些社会主义国家和法国，可能比较有条件实行体制上的这种调整;拉丁美洲的那些自己管理自己的研究机构也能这样做。首先，这些机构的经费拨款和高等教育是分开的，因此不必同样地绑死在大学体制上。其次，拨给研究工作的经费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这也许比较易于促使负责拨款工作的机构欢迎社会科学中采用一种较接近于非社会科学学科所持规范的新的研究模式。能否建立任何取向的、属于劳动密集型而又往往需要长时期活动的研究组，关键便系于此。

这类事务中的内在的保守主义思想，根源之一在于培养以取得研究工作学位为目标的学生所采取的办法。就我所知，研究生必须自己动手进行全部操作，无一例外。这种模式的价值在于使学生亲身经历研究过程中的每一步骤，这个优点应当保留下来。学生有时得到一笔经费，用以"酬劳"本学科或相近学科中给他提供情报或帮助的人，我本人曾采用过这种做法，得到很大益处。但一般而论，事情也就就此而止了。

拨款单位和研究工作的指导机关的这种态度如果继续下去，势必意味着学生毕业之后毫无经管复杂的研究项目的经验。(它往往也促使人们养成错觉，以为不妨孤立活动，高谈阔论，而所建构的理论却禁不起检验。)研究生的研究计划和经济补助的有关条例中应当列入相应的规定，要求他们有计划有步骤地雇用数据处理人员，但又不至于使他们完全脱离直接处理数据的工作。对于本学科以及研究生本人今后的事业，这种经营管理的教育都是十分重要的。

还有一个想法，我认为对人类学也是有重大意义，就是建立一支也许可以称为"准人类学家"的队伍。大凡从事过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都明白自己欠了那些以多种方式参与社会生活的观察者多少债，在这些协助收集情报的人员之中，有些人之专心致志、系统周到，实际上成了助理研究员。弗朗斯·博厄斯和索尔·塔克斯便有这样的经验。我在巴布亚工作时，曾经从政府的不同部门抽调公务人员给我当助手，阅读资料文献，收集数据。其中总是包括教师、兽医、农村护士、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他们以及其他许多人手中早已积累了丰富资料，只消做适当的筛选和说明便可供利用。而当他们逐渐理解了人类学家的工作之后，许多人就尤其热心，乐于更多地参与这项工作。他们提供的资料简直是无价之宝。

我坚决认为，在进行现场研究的国家中，人类学机构应当以某种长期方式把他们组织起来。其中部分人无疑会成长为正式的人类学家，富有创造精神，名副其实;另一些人由于受到本职工作的限制，只能系统地收集情报。在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决不是机械地收集情报，只要给他们以恰当的训练，为他们提供信息，他们便能提供深刻的见解，对研究工作进行评论。我认为培训机构应当为这些准人类学家开设短期训练科目，授予文凭，从而造就一支有头脑有眼光的队伍。各种研究项目都需要他们参与。而且，我认为要在漫长的年代中延续不断地监测社会现象，也惟有如此才能办到。

研究中的信息流通

另一个技术性问题令我感到关切。全世界的全部研究工作如不互通信息，便会归于无用;在当前条件下，这就要出版科学论著。就多数情况而论，事情取决于作者，更要看他们经过试误式的努力，得到什么成果。在写作过程中，会得到若干评论。其中，表达方式虽也受到某种注意，人们主要关心的自然是实质性问题。但是，仅从内容着眼是不够的。信息如果模糊，或是埋藏在平庸散漫的长篇大论之中，目的仍旧达不到。写作的艺术－－凝练、明晰、章法得体、论述有致而佐以简明的例证－－并非易事，但从我和许多勤学好问的学生，以及新近和东非、南非的学者在实习班中就这个方向所做的共同努力来看，这种艺术在一般情况下是可以教会的，其结果是对提高研究或写作的明晰度都大有益处。此外，根据我在一次关于表述问题的讲习班中就此点进行的审阅所见，几乎所有主要刊物的论文都未达到有效表达的标准，这是令人遗憾的。至于如何有效地使用和控制各种新的电子设备，这里只好略而不提。我的结论:研究生教育中迫切需要纳入有关专业信息流通的课程;专业人员的再教育中也是如此。所以，挑战还有:15我们需要培训非博士研究生的数据处理人员，并授以文凭;16我们应当更加着重集体研究工作，在研究组中实行劳动分工，从而高度有效地使用属于不同技术素质的劳动力;17我们必须培养研究生经营管理研究工作，包括使用数据处理人员队伍的能力;18我们需要造就和利用一支准人类学家的广大队伍;19我们还要组织实习班和训练班，提高从事专业信息交流的能力。

人类学面临的新现实

最后要谈的，可能是本文所举出诸问题中最严重也最为无法回避的几件事。很有可能，对人类学的属性和从业方式从深层意义上将另作界定。多种社会力量的结合，正在造出新的现实情况。其中最易为人们所识别、而按我的看法则对人类学的渗透为最弱的是意识形态的攻势和改革者的召唤，这在各国涉及面都甚广。它们导致的变化最小，绝大多数是由于各种意识形态的出发点都是先验性的抽象假说，并且其结论又没有建立在实证性证据的基础之上;其次是因为持意识形态观点的既然都是正直的人，他们在长期实践中便被迫考虑许多人类学的观察所得和结论的永久性，对其中涉及文化的部分尤其如此。极端的意识形态观点因而被迫修订，直到与主流的论证十分接近的地步，虽则可能出之以新的语汇。较此更大的是就业问题与政治方面的压力。美国人类学会向来属于最纯的学术团体，在1986年即我撰写本文的当时，正在再度考虑它的章程和组织;它这样做的背景是大部分成员已经或即将受雇于学府以外的实务世界。在社会一文化人类学爆炸的西班牙或挪威和瑞士等类国家，由研究项目和学说反映出来的学术活动往往通过学术内容来探讨公众关心的问题，而不属于非实务的纯学术工作。人类学在非洲多数地方的获得新生，与其说是出自高等学府中对学术价值的深思熟虑，不如说更多地是官方政策的反映:政府开始认识到对于发展中国家以社会政策为根据而承担的社会事业，以及为解决多文化国家中的实际问题，这门学科所能做出的贡献不仅有用，而且不可或缺。在拉丁美洲，人类学家在专业学校中执教，年轻的毕业生却到范围极广的岗位就业。再回顾一下西方，可以看见人类学家如今在咨询公司任职，在大学以外的实用性研究岗位上工作，也在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从事不同层次上的政府和私家机构的经理工作。对于生活申这些新的现实，无论是在本科生或研究生的层次上，学术界除了极少数例外，都没有本着自己的良知做出自觉的反应(由于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的压力，把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性质加以改变，从纯学术性改为也为从事大学教育提供师资。但至少还很少见为实务性专业活动做准备的情况)。限于篇幅，我在此处只能指出我认为必须采取什么措施，而把何以必须如此这一层略而不论。

首先，在大学本科这一级便迫切需要由其他学科开设专为人类学进行补充的、属于人类学研究所需的课程，从而设立人类学学位，并为学生做好准备，使他们一方面可以把人类学带入诸如法律、看护、医疗、商业等其他职业，一方面又能借此进一步攻读高一级的学位，成为专事人类学研究的人员。在博士和硕士培养计划中应当包括若干分支，所培养的是务实的专业人员，区别于从事纯学术性活动的人类学家。人类学需要像成人教育、社会工作、家庭营养、商科或企业管理等那样，被承认为一种独立的学术活动。

为求这些想法能令人信服，必须指出作为一间学术的人类学的尊严。我要在此着重批评某些人类学家中不幸而仍然存在的一种错误而有害的势利眼观点，就是说，应用人类学(用我的术语来说，叫"职业化人类学")在智力活动方面较为低级，而且与本学科的基础谈不上什么联系。尤为不幸的是，这方面确实有一点事实根据。许多"应用人类学家"的作风勿宁说近于单凭常识提供咨询，而不像合格的专家(这部分是由于上文讲到的培训，作中的缺欠)。许多学术论文的作者缺少思维技能，没有能力认识他们活动的真正意义。实务工作给基础学术提供的反馈实在太少了。

在我看来，这既是对人类学、也是对职业化人类学的背叛。把人类学做务实应用的人们未能与学术刊物交流自己的经验，其情况之反常使我感到惊讶。他们缺乏必要的训练，不懂得怎样把自己的工作与促进重要的知识生产二者联系起来。而刊物的编辑末能找到办法把这一份重要的实际经验溶于学术主流，这件事也令我惊讶。

纯学术性的人类学与职业化人类学，在当前是两种互相分离且有区别的工作。它们需要不同的方法论。但二者都属于同一个文化传统和知识的总体。举一个极端的例子，纯学术性人类学的研究曾导致种族灭绝和种族歧视。把话说近一点，则纯学术人类学需要职业化人类学－－因为实际应用为理论提供了一个最重要的检验场，给它提出理论上的和实践上的问题。我大胆指出:成人教育这个学科领域对于社会变化和信息交流这种社会一文化现象的基本情况的研究已多于人类学，而人类学一度曾是考察这个领域的惟一学科。何以会如此呢?因为现代式的成人教育学者从现场实践应用中创造了假说，利用它们控制基本理论研究。成人教育学所拥有的关于社会变化和信息交流的系统性理论，很可能已超过人类学之所见(虽然我们可能很有根据对这种理论提出质疑)。心理学和经济学不仅在社会思想潮流和社会实践中出有地位，而且在文化上也拥有权威，这一切都是由于它们的最富创造性的思想家关心自己所属领域中的实践和政策。我们应当从他们的失误和成就中学习有益的东西。

这就提出了我的最后一组挑战:20对人类学的应用分支需要细心扶植和重视;21需要增加大学本科及研究生层次的职业教育;22基础研究与应用知识二者之间的人为界限应当消除。我曾向一位同事讲起我这些论点，他评论道:"那有什么用?人类学正在衰亡，咱们的同事们讲过不止一次了。"确实如此。我希望我这一代人的、以及我们下一代人的、旧的人类学将会衰亡。但我也希望它会重新出生，由当前正在成长的人加以彻底的改造。我以上所描述的不是这种旧人类学，但仍然彻头彻尾地是人类学----而非经济学、社会学或心理学----我是这样设想的(而且茬别的地方这样写过)。它在知识领域和人类事务中仅占一席之地，但却是重要的一席，处于中心位置。

(陈恩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