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云南省高级法院近年来把多起一审的死刑判决改判为死缓，李昌奎案只是其中一例。2009年，李昌奎强奸并杀死了19岁少女王家飞，之后又摔死了她的3岁的弟弟。之后，云南昭通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李昌奎死刑，但2011年3月被云南高院改判为死缓。此案一出，舆论大哗，广大人民及法学界人士纷纷批评云南高院。在正义舆论的压力下，云南高院于2011年8月22日再审李昌奎，判处其死刑。现在，李昌奎终于被云南省高级法院又改判为死刑了，但是其他数个被披露的强奸杀人案、抢劫杀人案、杀死数人案的死缓判决却没有纠正过来，还有不知多少没有被披露的呢！在广大人民和法学界人士声讨云南高院之时，却有极少数人为云南高院的错误辩护。

在李昌奎案的整个过程中，云南高院及其辩护者的错误有：

第一，背离司法公正。司法公正要求刑罚要与罪行相当，要使犯罪得不偿失。但云南高院将本该处死的罪犯改判成死缓，使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罚，也就对故意杀人等犯罪起不到应有的威慑作用。既然故意杀人成本这么低，很多人在杀人时就少了不少顾忌。这样一来，人民就生活在不安全之中。

第二，过分强调罪犯的人权，而置受害者的痛苦与不幸于不顾。在他们看来，不对这些罪犯判处死刑是保护罪犯的生命权。他们有没有想到受害者的生命权？杀了就白杀了？真是没有人性！特别可恨的是，云南高院拿受害者的不幸和痛苦来为自己立标杆，有些人性缺失啊！

第三，无原则的宽恕罪犯。有个副院长居然说，“判处李昌奎死刑，李昌奎的亲属就会杀你，冤冤冤相报何时了？”这是一个高院的副院长应该说的话吗？干脆到出家到少林寺当和尚去得了。无原则的宽恕是错误的，子曰：“以德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才是正确的原则，以德报怨是错误的，那是在纵容犯罪。当年蒋介石对日本战犯以德报怨就是错误的，日本人并不感恩。退一步讲，即使可以宽恕这些罪犯，那也得由受害者亲属来宽恕，你云南高院的法官有什么权利带代表受害者宽恕罪犯？被杀死的又不是你的亲属。

第四，僭越立法权。既然中国刑法中规定了死刑，司法机关就应当对符合死刑的案件适用死刑，但看云南高院的作为，已经停止了死刑的适用。是否废除死刑是立法机关的权力，你云南高院作为司法机关有什么权力来废除死刑，这是司法权对于立法权的僭越，是在搞司法割据。有死刑不执行死刑就是违法，僭越立法机关的权力就是违宪，因此，云南高院的行为既是违法的，又是违宪的。

第五，鼓吹自首就可以免除死刑。这只是云南高院的借口，这几起案件中只有两件是自首的。即使他们都是自首的，也不能因为自首就可以免除死刑。如此一来杀人自首就可以免死，要刑法还有什么用？有人说，如果自首不免死，那很多人就会不自首。这是可能的，但要权衡一下自首就可以免死和有些人不来自首谁的后果更严重。

第六，声称公众谴责是干预司法独立，是媒体左右司法。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错误之一在于，司法独立不是绝对的，是以权力制约为前提的，没有外在监督制约的司法独立会变成司法专横！法官又不是天使，如何保证它在不受监督制约的情形下不徇私枉法？错误之二在于，司法独立不是终极目标，司法独立是为了司法公正，如果司法独立不能带来司法公正，这种司法独立没有什么意义。错误之三在于，社会舆论永远不可能真正干预司法独立。在司法审判的诸多案件中，能为舆论关注的只是极少数，而且公众并不掌握法官的命运，并不直接参与审判，即使有个别案件影响到到司法独立，与司法专横相比其危害也小的多。相反，社会舆论可以监督司法机关，促使其司法公正。真正干涉司法独立的不是舆论，而是行政机关以及。

第七，认为改判有害法治。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其一，法院如果经常改判确实会影响司法公信力，但如果法院知错不改，更影响法院的公信力。法院应当在利弊之间进行取舍。其二，以云南高院的逻辑，改判伤害法治，你把中级法院大量的一审死刑判决都改成死缓，这样就不伤害法治了？

第八，主张判处罪犯死刑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这种观点很荒谬。和谐社会的基础是公平正义，不是粉饰太平。该判处死刑的不判处死刑，罪犯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受害者心存怨气，而且犯罪的行为受到鼓励。这样就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吗？

第九，把李昌奎案错误地称为民意与法律的较量。法律是法律，法官是法官，法官并不代表法律。李昌奎案不是民意与法律的较量，而是正义的公众与不正义的法官的较量。实际上，公众对云南高院破坏法律行为的批评是在维护法律。

第十，宣称民众是不理性的，法官是理性的。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主张判处死刑就不理性，主张判处死缓就是理性，天下哪有这个道理？其实，在李昌奎案中，不理性的恰好是云南高院的法官。云南高院的法官不可能不知道死缓就相当于有期徒刑十几年，既然知道，还如此判决，难道就理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