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对赞比亚农业的介入成为一种建立在“双赢”话语下的农业资本主义模式。本世纪10年代后期，发展中国家出现粮食危机及粮价上涨，由于中国政府具有令大型公司参与大规模 “圈地”和出口导向型生产的能力，坊间出现了对中国可能产生“农业帝国主义”模式的怀疑。在2008年至2009年初，外国公司和政府以600亿美元获取发展中国家3300万公顷的土地。而到2010年初，30个非洲国家共3000万公顷的农业用地已经让渡给外国公司。
本文主要对中国在赞比亚的农业资本主义模式进行分析。这种模式包含着市场导向型生产，雇佣劳动、机械化生产、寻求收益和资本积累的特点。毛时代中国在非洲的农业介入以增强当地自主性和自力更生的能力为目的，援建的农业项目不求对中国的经济利益，产权完全为东道国所有。如今赞比亚已有了为数众多的中国国资及私人农场，具有外资在赞比亚的一般性特征：一是投资的逐利目的，二是项目的所有权为投资方所有，对赞比亚土地持有长期租赁权（通常为99年）。
而所谓农业帝国主义模式，在我们看来，尽管它现在不是中国在赞比亚以及非洲的主要形式，但依然值得重视。西方媒体宣称，由于中国大量人口的需求以及中国对非洲日益深刻的介入，中国已成为“土地殖民主义”的先导。这些西方评论员被中国作为西方战略竞争者的恶感所驱使着，过度和错误地估计了中国在非农业投资的性质。它意在将农业也划入到无处不在的“中国式新殖民主义”的话语中。
农业资本主义：赞比亚的中国农场
赞比亚首都卢萨卡每周有个名叫“星期二集市”的农贸市场。过去它是个露天市场，现在添了个屋顶。每周二早晨，买主们穿梭于集市，采购新鲜蔬菜。他们大多是当地赞比亚人，也有印度人和中国人，偶尔会有白人。卖主大多是赞比亚人，但中间会有两三个售卖亚洲常见的叶菜和蘑菇的中国农场主。虽然赞比亚农场主的种族背景各异，除了赞比亚人，还有希腊、津巴布韦、南非白人、印度人和中国人等，但在星期二集市上，中国农场主是唯一的非黑人商贩。赞比亚南亚商务联合会的相关人士认为，赞比亚的印度人受种姓意识束缚，出身于高等种姓家族的印度人不屑于成为市场商贩。相反，赞比亚的中国人就比较没有这种等级面子的顾虑和作为“外国人”的优越感。
中国人在赞比亚经营的农场（本文简称为“中国农场”，虽然这个称谓并不十分恰当）都是商业农场，但是规模差异很大。小的仅几公顷，相当于一个赞比亚小型农户农场的平均规模；大的有几百乃至几千公顷，相当于赞比亚一般商业农场的规模。本地中国人中有名的“老胡农场”由一个两公顷的和一个八公顷的农场组成，这两个农场离市中心不远，许多中国人开车到他的农场买菜。星期二集市上的中国农场主来自类似老胡这样的小型蔬菜农场，他们的产品销售依靠当地的农贸集市以及中国顾客群体中的关系网络。
中国农场主背景各异，通过不同途径来到赞比亚：老胡过去在中国医疗队做厨师。李果的专业是药剂师，因为她丈夫在卢萨卡为中国政府工作，后来她在赞比亚开辟了蘑菇农场。刘先生原在赞比亚的一个中国国资农场工作，随后买了自己的农场。另一个中国农场主则因为在其他商业领域投资失败，才转向农场经营。这些农场主有些来自非农背景，在赞比亚才学会了农场经营。
赞比亚有1300万人口，6亿公顷土地，4200万公顷可耕地，670万公顷已使用耕地，其中170万公顷用于粮食种植。同时农业为70%的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2002年，联合国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赞比亚的60万农户中，75%是平均拥有耕地两公顷的小型农户，他们依靠家庭劳动力，使用人力驱动的劳动工具；20%为拥有10~20公顷土地的新兴小型商业农户，他们能利用畜力驱动的工具、改良的种子和肥料；4%~5%为经营30~600公顷农场的商业化农场主。
殖民者的白人后代在赞比亚虽然人数不多，但在商业和农场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到2003年，又有125名津巴布韦的白人农场主定居赞比亚南部和中部，获得免费土地并投资1000万美元，占据着烟草生产的主导地位。在赞比亚，约600~750个大型商业化农场生产了市场上40%的粮食和畜产品。
2006~2007年，中国媒体曾报道过赞比亚有12~15家国资或私人的中国农场，总计占地1万公顷。2008年，有研究者指出赞比亚有23个此类农场，总投资达到1000万美元；这些农场都为赞比亚当地市场提供产品，并没有出口导向。2009年，赞比亚中国大使指出，该国有“超过30家中国农场”，总计投资逾1500万美元。他补充道，中国政府鼓励中国企业投资赞比亚农业。2009年后期，中国公司拟在赞比亚农业方面投资1250万美元，预计增加就业机会1217个。尽管如此，农业投资仅占中国在赞比亚投资总量的一小部分。在赞比亚的300家中国企业已经投资了8.8亿美元——是在农业方面投资的60倍——而且这些企业已计划再投资62.5亿美元，其中88%投在采矿业，可增加2800个就业岗位；另外5830万美元投在制造业，计划可增加9100个就业岗位。
所有关于中国人投资赞比亚农业的报道都未提供中国农场的完整名单，只讨论了几个有名的例子。中国农场都是当地注册的农场，我们在2008年主要了解了六家国资农场。这六大国资农场包括中赞友谊农场、中垦农场、喜洋洋农场、中垦友谊农场、中华农场以及阳光农场，各自规模在40~4100公顷间。中垦以及中垦友谊农场，是中国农垦集团的农场。喜洋洋、阳光、中华农场则是江苏省国资农场公司。赞比亚最早的中国农场，位于首都卢萨卡附近的中赞友谊农场则是中垦和江苏农垦1989~1990年建立的合资企业（见表1）。所有国资农场都是商业化农场，在当地市场出售其产品，但在成功程度上有极大差异，大概其中一半能盈利。
这些国资农场的显著特点是在管理层和国资企业总部间建立一种公司内部的承包合同关系。总部有义务促进管理层的良性经营并决定所获利润如何在管理层和总部间分配。如果农场经营良好，中方管理层除了全额工资以外，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农场利润的分红。有些农场也有赞比亚籍的管理层员工，他们只有工资收入，并不参与分红。在经营上，这些国资农场以通常的农业资本主义方式经营，雇佣劳动力并追求利益最大化。
国资农场常用经营合同制和承包形式管理海外市场，以推动农场管理走向盈利。这种机制诞生于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它推动企业以经济利益为中心、通过将所有权与管理层分离实现政治与企业的分离，即国家是资产所有者并掌管政治，而经济运营权、管理权、和分配权授予各企业，成为去政治化的领域。企业与经理人签约，经理人在利益决策权上有很大自主性。承包在1988年成为热潮，那年被称作“承包年”。新的管理方式促进了劳动力商品化，相伴随的是1986年劳动部开始全面推广劳动合同制。
农村改革（1978~1984）瓦解了集体性的劳动收益分配制度，将集体的土地承包给个体农户。随着改革的推进，国有农场开始将土地承包出去。在一些农场，职工中拥有资金、能力、或关系的就有机会成为合同经理人；其他人就变为合同经理的雇佣工人。同时，合同经理人主要采用按时或计件付费的形式雇佣农民工。鉴于这些中国式改革的特点，九十年代开始到赞比亚经营农场的中国人对赞比亚的劳动雇佣的几种形式已经不陌生了。
尽管国资农场的经理人有“承包责任”，但承包的具体内容仍有很多具体的不同。比如中赞友谊农场每年应向两个国有企业的代表组成的董事会缴纳12万美元的收益。如果有额外的盈余，其中60%应该用于再投资；40%用于员工分红。阳光农场略有不同：它是江苏农垦（75%）和经理人（25%）共同持股的农场。这种经理人/公司的合作伙伴关系，产生于该经理人为公司购买农场并自己拿出7万美元参与初期投资。如果经理人能在六年内将总公司最初的19万美元投资返还，他所持的股份会增至51%，而总公司则将持有49%的股份。
中垦是赞比亚规模最大盈利最多的中国农场。其经理人的承包责任包括达到企业设定的产量和销售目标以及每年盈利30万美元。额外的盈余则有35%用于员工分红，65%上交总公司。没有具体的再投资要求。平时中国员工仅能拿到工资的60%，其余的40%要等到农场的年终表现得到总公司的评价和认可后才能兑现。若经理人没能上交承包的利润，中国员工月工资将减少40%。在中垦农场的管理层内部，中国员工的月工资差别不大：经理的月工资为1500美元，副经理为1300美元，会计为1200美元，销售经理和刚来赞比亚工作的硕士毕业生为1000美元。副经理的妻子，放弃了国内美发师的工作来赞比亚与丈夫团聚并为这个团队做后勤服务，她的月工资为300美元。经理、会计和硕士毕业生是总公司的正式员工，他们的工资由总公司决定；而其他的中国员工是农场雇佣的员工，工资则由经理决定。中国员工的得失与农场产出挂钩。分红仅在中国员工中进行，按照员工的工资比率分配。农场雇佣的两位赞籍管理人员直接与中国经理人协商他们的工资要求，而赞比亚工人的工资则是另一种方案。
中垦农场除了上交预期利润外，管理层还必须满足产出、销售以及资产建设方面的指标。农场的管理层全权管理农场雇佣的中赞员工，而对总公司的正式员工则有有限的管理权。另外，管理团队需要征得总公司的同意方能花销大笔经费，如购买联合收割机。在2008年秋季的某天，一位农场的中国雇员抱怨他们还没拿到2007年的那40%的工资，因为总公司还没完成对农场表现的评估。两天后，来自北京的评估报告由相关人员亲手交给了农场的经理。评估结果为优，在场的人都喜形于色。
至少中赞友谊、喜洋洋以及中垦农场这三个中国农场是赞比亚全国农场主联合会的成员，它们按照联合会的标准支付工人工资。这些标准尽管与农场工会协商过并且获得政府批准，仍低于国家的最低工资水平。联合会的工作人员在我们2008年9月的采访中解释说，农场工人与采矿、制造业工人不同，前者经常会得到农场的住宿和水电补贴。虽然中赞、喜洋洋和中垦确实为长期工作的农场工人和家属提供住宿并补贴日常用水用电，但农场工人住房困难仍然存在。中垦农场为工人提供一些建筑材料使他们可以在农场自建简易房。中垦农场也提供专用汽车接送工人子女上下学并为需要紧急医院护理的工人提供交通工具。
中垦农场的工人每年至少举行一次罢工来要求提高工资。2008年一些工人拿一小时1020赞比亚克瓦查的工资（克瓦查随时浮动；2008年7~9月间，1美元约为3500-3700克瓦查）；另一些则拿8000克瓦查的日工资；还有一些拿28万克瓦查的月工资。中垦的技术工人工资每月在50万~70万克瓦查左右，而在2008年10月赞籍管理层员工的工资最高可达到240万克瓦查或约685美元。管理层遵照赞比亚全国农场主联合会的指导，将每年工人的工资涨幅控制在8%~10%之间。2007年联合会的指导涨幅为8%，但工人们坚持政府的建议，即10%的涨幅。工人抱怨他们的工资少得可怜，但认为在中垦工作比在其他地方的好处就是中垦为工人和家属安排车辆到医院看病而且工人可在紧急时刻向农场借贷。
据农场经理介绍，在中垦有过工作经历的人不少后来在其他农场做了工头。中垦也赞助少数当地工人学习，参加国家技能认证考试。除了使一些当地工人获得一些技能以外，国资农场也培养了中国私人农场的农场主。国资农场的个别员工后来自己出来租地经营，成为私人农场主。但是对大多数依靠手工耕种的普通赞比亚农民来说，他们没法从资本密集的、高度机械化的大农场获得技术和技能转让。
“农业帝国主义”？
国际媒体和NGO常将中国在非洲的农业投资描述为企图或努力获取非洲大量土地、安置大量中国农民就业、将农产品出口供给中国市场，以应对中国国内日渐低迷的农业生产。如果确实如此，或可以称为一种中国“农业帝国主义”。“农业帝国主义”是最近出现的概念，指近来出现的海外资本的抢地（land grab）或超级圈地行为、用以建立动则几十万公顷的巨型种植园、生产用于出口的作物或生物燃料。来自欧洲、美国、中东和南亚的公司已经在经营这样的农场，其利润现在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长，且可能随新技术的引进成倍地增长。而且市场也有保障，因为欧盟要求到2015年，其运输燃料的10%须来自植物类的生物燃料，这就相当于要求有1750万公顷的土地用来生产生物燃料。
根据美国中非关系专家黛博拉·布罗蒂格最近的估计，在非洲的中国农场有九十多家，土地面积超过48000公顷。虽然中国公司很少参与抢地，但是许多西方媒体坚持认为中国已经参与其中。一位加拿大记者声称“中国企业正在购置大面积的农地种植庄稼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中国人口对粮食的需求，中国农场主引入中国劳动力，包括犯人，到农场工作。”一家以色列土地问题网站认为，“中国农场控制赞比亚农业主体”，“赞比亚生产的食物由中国人消费了”。一位渣打银行的南非官员认为“在赞比亚，有很多中国农场和工人生产食品，这些食品被运回中国。”
这些观点都与事实不符。撰写联合国2009年关于土地争夺报告的作者认为“我们发现在非洲，获得大量土地的大玩家不是中国，而是韩国、海湾国家以及西方的一些机构。”西班牙的一个粮农NGO列出了来自不同国家的抢地者，但其中没有中国在非洲的任何项目，只讨论了2008年中国农业部草拟的一份鼓励中国企业租赁或购买国外土地用于农耕以确保中国大豆供给的政策，并注释了该项政策已经被搁置。一位美国智库的分析师认为：“尽管中国在非洲农业上投入了大量资金……这些基金的大部分没有直接用于土地租赁。在中国投资租赁的土地项目中，它倾向于开展合作性的项目。中国当然有资源进行更积极的购买外国土地的贸易活动。然而，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这样做。”
2009年，中国农业部副部长牛盾宣布中国不会像韩国、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国家那样投资海外农场，而是会依靠本国资源满足食物需求。亦有官员认为在非洲种粮食然后运回中国的想法很荒谬，尤其是当从国外直接进口粮食更便宜的时候。2008年，中国自非洲进口的农产品的价值仅为9亿美元，只占中国农产品进口总额的1.7%，并且其中 60%是非食品类商品，包括棉花、烟草以及羊毛等。
河北省张家口农业科技研究所研究员赵志海在全国人大上提出了一项议案：组织一亿中国人去非洲开发农业，以解决中国的食品安全和就业严峻的问题。他曾就杂交水稻培育问题访问过埃塞俄比亚和几内亚，认为“在当今经济环境中，有这么多人失业，中国可以通过为这些失业者找到工作而获益，而非洲也可以从我们土地和作物开发的技能上获益。”
政府没有采纳赵志海的意见，但是类似的思路过去也有提及。2007年，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针对重庆这个省级直辖市几百万农民因为市政的高速城市化项目而丧失土地的情况，建议一些农民可以移民到非洲，而进出口银行可以在资本投资、项目发展以及营销方面给他们支持。李若谷认为移民非洲可减轻中国的就业压力，并提及非洲的食品生产状况不尽如人意，因此他很可能并没有想象把非洲种植的粮食运回中国。
西方媒体反复提及一家中国公司，中兴农贸有限公司（ZTE），在刚果（金）获得了280万公顷的土地，以建立世界上最大的棕榈油种植园，并保证年产量500万吨，而刚果金一国年产量仅为20万吨。这被作为中国正在非洲购买百万公顷农地的佐证。一家肯尼亚报纸报道“中国也在全非洲购买大面积的土地用来生产生物燃料和食品”，而乌干达的一位专业人士认为“购买海外土地用以食品生产将被中国政府制定为政策。”
2009年中，又有报道指出中兴公司获得了10万公顷先前没有用于农业耕种的土地，而且在正在协商刚果（金）的另一块10万公顷的土地。事实是，2007年当ZTE与刚果金农业部签署《理解备忘录》时，估价10亿美元的生物燃料计划需要建设达到300万公顷的油料棕榈树种植园。但是在《理解备忘录》签署的三年后，什么事情都没有落实，“根据农业部的消息，‘没人再谈论它了’。”
结论：十字路口
中国农场主仅仅是赞比亚商业农场主的一小部分，更是赞比亚全部农业经营人口中的很小部分。赞比亚政府希望本国经济走出单一依赖矿产开发的困境，所以，几乎不大可能禁止中国公司在赞比亚的农业开发，特别是中国农场主的经营方式与其它商业农场没有什么不同。可能会有更多的中国人在赞比亚和非洲其他地方建立中小型的商业农场，产品在当地市场销售，但是不大可能出现产品远销中国的巨型种植园。
然而中国企业是否会参与抢地的问题仍没有明确的答案。中国在非洲的生物燃料项目的规模被错误阐释，而中国人涌入非洲进行农业生产的现象也被过分夸大了，甚至出现了“保定村”这样捏造的案例。然而，如果中国政府没有鲜明地反对中国企业在非洲谋取大量土地用来生产生物燃料或粮食作物，那么中国企业成为大地主——以及由此带来的圈地、开发以及环境破坏等——仍然是有可能的。2010年3月，赞比亚总统访华期间，由武汉凯迪公司与赞比亚生物燃料公司联合签署的《理解备忘录》中提到将进行30亿美元的投资，并创造20万个工作机会。尽管《理解备忘录》可能主要反映了赞比亚政府为吸引中国投资做出的努力，该计划是否会进入实际操作阶段也还有待观察，然而中国公司对海外巨型农场的兴趣也由此可见一斑。
尽管中国领导人可能会出于其他国家先例而默许曾经是殖民经济特征之一的海外种植园经济，但这其中确实存在着深刻的道义问题和政治风险。印度政府对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经历刻骨铭心，曾经回避明显支持本国公司参与海外抢地。然而从2009年秋季起，它“开始放下旧有的沉默，帮助大多为私人领域的印度公司参与抢地铺平道路。”印度政府相关部门现正帮助签订协议，在纳米比亚和埃塞俄比亚建立大规模的印度跨国农场经营机构。在埃塞俄比亚的甘贝拉，一个印度园艺公司已经以每年一公顷一美元的价格租赁了30万公顷的土地。它计划最终雇佣两万名工人并每天支付他们少于80美分的工资。
中国仍在树立一种捍卫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形象。如果中国鲜明地反对中国公司参与抢地，建立中国公司海外投资的行为规范，并且推动有益于非洲农户、农业工人、和当地消费者长远利益的农业发展项目，它不仅会自动否定坊间的猜疑、传说、和批评，而且会为第三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不可忽视的贡献。
（作者单位：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栾瑞英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