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发生在深圳的一场工厂大火，夺去了六十八位打工妹的生命。一位来自湖北的农村姑娘侥幸劫后余生，当记者问她为什么伤愈后又从老家返回深圳打工时，她说：“就像经历轮回一样，到头来你还是希望选择做人。”大火也不能阻挡她的追寻。在北京打工的安徽姑娘霞子在纪录片《回到凤凰桥》中也表示要彻底地和母亲的生活方式决裂，“如果我还得像我母亲那样生活，那我还不如去自杀”。在她眼里，那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生活，那是一种生不如死的生活。第三位打工妹，徐雪，在《中国青年报》上也表达了对做“人”的憧憬——“明天，我会更像个人”。在不同的场合，这些年轻的农村女性们却有类似的表述——在中国当代发展的情景下，农村成为她们想要挣脱和逃离的生死场，而不是希望的田野；希望的空间、做“人”的空间是城市。

为什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农村在很多年轻农村妇女的眼里是“没有出路”的地方，以至于她们要在城市里寻求“做人”，寻找一个现代的主体体验？对于劳动力流动，从政策（不是政治）和经济人（不是经济）方面的解释已有很多。我想探讨的是所谓自由劳动力的发生是怎样的主体体验过程，它与宏观的调控——现代性方案、城乡关系、发展策略——是怎样的关系。

一九九九年我在北京遇到大姨时，她六十五岁了。她当时和儿子媳妇小孙子住一起。一家三代租住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单间平房里。白天儿子媳妇到城里市场卖白条（加工好的鸡），她在家里照看一岁的孙子并给小两口做饭。作为四个孩子的母亲，大姨二十多年前曾从无为县来北京当保姆。我们坐在后院，她给我谈起在家务农和离乡外出务工的经历。大姨的回忆带着一种兴奋和无奈的叹息。当年，苗条的她挑过满筐的河泥，人们开玩笑说她“水蛇腰”。回想起这些，大姨脸上荡漾着笑。集体劳动里她得到了某种承认和自豪。她回忆起集体生产的日子，忙碌的田间和家里的劳动。工分制公开地记录和承认妇女的劳动，使她们在公共空间中占一席之地。毛泽东时代以后，生产责任被承包到每一个家庭，农村公共空间剧减，妇女丧失了曾经在公共事务中获得过的有限的空间。随着集体生产活动的消失，公共事务基本上成了男人的圈子。

在集体生产的年代，大姨家有三个年幼的孩子，粮食短缺。为了多挣点钱，七十年代末大姨到北京人家里干活。农村妇女肩负双重负担。一方面，作为农民，她们与男人们一样，用劳动为国家工业化提供积累。当然，人们今天对粮食统购统销的批评很少注意到这么一个事实，即当时国家把大约三分之一统收统购粮用于帮助缺粮的农村地区消灾减难 。当时国家明确承认三大差别，并把它的解决作为长期的任务提出来。今天这三大差别在中国和在世界范围内依然存在并且趋势是有增无减，却不再听到作为问题提起，同样的问题似乎在市场化下就可以非问题化了。当时的高速工业化不仅是冷战的严峻国际形势所催逼，而且国家领导层也认为是减小城乡物质和技术上的差距以及工业品和农产品之间剪刀差的必要手段。国家积累所需导致的对农民的索取使农民自身很难有积累。单向以农哺工的格局在七十年代后期有了改变，五小工业和农机工业的发展使工业开始反哺农业。但是后来一系列的转向，包括毛泽东的农业机械化走大中小结合和机械化与半机械化结合的方针遭到批判和农村“分田到户”的大潮流等，没有能给七十年代后期的这个苗头一个生长的机会。

然而对农村妇女来说，她们还面临着特有的负担，一种在以集体制劳动分工基础上持续的夫权和家长制。对像大姨这样的农村妇女来说，一方面，以往在家庭/家族范围内进行的劳动，现在在集体制生产关系下进行，使农村妇女获得了非常具体的“解放”体验。罗丽莎 （Lisa Rofel)关于解放前杭州丝绸厂女工的研究显示，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价值观并不能限制劳动阶层的妇女因生活所需到“外面”丝绸厂打工。但是这些女工到解放后仍不愿意谈及她们在丝绸厂的情况，这尴尬沉默中是一个“羞”字，工厂陌生男人的眼光可以使女工感到羞辱，而社会上也把工厂女工当作破鞋一样。“解放”对这些妇女来说不但是所有制的改变，而且也是在所有制改变的基础上对原有的“内外”性别规定上的革命。在许多海内外女权主义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妇女解放”进行修正时，这些女工坚持认为她们是获得了解放。“解放”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如同罗丽莎所提出的，这是一个我们如何历史地对待“解放”的问题。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妇女解放”在当时的主流意识里是一个需要等和靠的变革，即妇女的解放，最终要靠社会化和家务劳动的现代化来实现，而不是真正改变劳动分工上的性别规定。劳动分工上的性别规定的确有所改变，但是男女平等基本上成了女人的事，只通过女人可以做男人做的事来表现。而当时认为农村妇女的解放最终要靠进一步的工业化来解决。尽管农村妇女参加了集体劳动，而且劳动工分制的实施保证了一些平等，但长期以来的夫权体制将妇女的劳动界定为“内”，为“轻”，男人的劳动则为“外”，为“重”。反映在工分上，比如无为县，像许多其他地方一样，一个男劳力一天的最高工分为十分，而一个女劳力则最多只能有七分八分，尽管她有时干和男人完全一样的活。她也不可能有独立的收入，她的工分得记在家庭的总收入里，家长常常是父亲或是丈夫。除了集体劳动外，已婚妇女还要把大多数的家务活担在肩上。

因此，最能表现男女平等形象的只能是“铁姑娘”，而不可能是“铁妇女”。铁姑娘的声誉和在全国涌现的学习铁姑娘的热潮把处在夫权体制下挑着双重重担的妇女问题遮蔽住了。鲁大妈是大姨的远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她是村里的青年文艺队的积极分子，第一个孩子出世以后，她来到了北京给人家做保姆。在她的叙述中，做姑娘的她在村子里是一个活跃分子，而婚后为人之母的她是一个负担沉重的妇女。“你没想到那时我在文艺队里这么活跃，是吧？”她问我，声音里似乎带着一种对过去的眷恋。这里流露出来的不单单是对青年时代的个人怀旧。这个“你没想到”指向的不仅仅是个人体验里的一个断裂，而是农村未婚和已婚妇女在群体经历上的断裂。

正是在这个反差和断裂的背景下，妇女向城市的小规模流动在无为县开始了。那时男劳力极少外出，一方面是因为不容易找到事，另一方面是他们可以在家多挣工分。大姨和鲁大妈这些妇女到北京做保姆，补贴她们在农村双重廉价的劳动。一重廉价来自农业在当时国家经济积累中的作用，农作物廉价统购统销。第二重廉价来自妇女在集体生产中“内”和“轻”的定位，工分评价少。几乎所有七十年代离乡进城务工的无为县妇女都是已婚而且生育过孩子的，大多是文盲或半文盲。七十年代一个保姆的月平均工资为十八到二十五元。

然而，她们挣钱的行当在社会上却是有所非议的，因为在人家做保姆隐隐约约缺乏正当性。在城市人眼里，这可能是封建残余，是旧社会的残渣。在农村，它又被当作是不怎么清白的活计。当保姆在无为通常都说成是“在人家帮工”，说话的当事人有时都带着能听出来的尴尬，声音好像失去了底气，语调也低了些。不得已才用一下，一旦上下文语境都有了，她们连“在人家帮工”这个词组也不说了，只用“那”来代替。

未婚年轻女子离乡务工在当时更是没法想像。我在无为县问做妇女工作的干部，为什么七十年代没有未婚的女青年外出，得到的回答是：“那时人们的头脑又封闭又封建。如果女孩子到外边去了，将来找婆家就有问题。”在省城我又问出身农村的一位知识分子同样的问题，他回答说：“对男人来说，这是个问题。他们会想：你怎么能在伺候我之前先去伺候别人呢？”这里的“别人”指的是与那些女孩子非亲非故的男人。一个女孩子的贞洁受家庭和周围社区的监督，而且看来不光指性行为方面的纯洁，还包括“做工”的贞操。丈夫期望对妻子的“伺候”享有优先权，未婚的姑娘在人家当保姆，伺候别的（男）人，便是对夫权的一种挑战。在人家做工便会“玷污”一个未婚的姑娘！以家长为代表的乡里乡亲掌握着对一个姑娘贞节问题的否决权。当一个姑娘在家长和乡亲们看不到的“外面”做工，人们对她的贞洁就打问号了。

在城市里，她们的劳动似乎也不在“为人民服务”之列。虽然国家在高干的工资里加雇用保姆的补贴，但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这种劳动公开地变成社会主义劳动关系的一部分，使保姆成为国家或集体的工作人员。对这些保姆的雇用和解雇都是私下在雇主的家庭圈子里进行的，是排除在公共的生产关系之外的。在国家和城里人眼里，保姆成了雇用她们的家庭的附庸，并不是所在社区公共生活的一部分。在妇女解放的社会主义大方针下，中国城市妇女史无前例地在工厂、学校、医院和百货商店等公共事业中工作，而那些为数不多的在高干高知家做工的农村妇女却出没在街头巷尾，并不能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找到自己的位置。她们是社会主义的边角料，似乎和社会主义以及妇女解放的整体景观并不协调。在人们的意识中她们的存在与旧社会有一种尴尬的联系。因此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种种的社会因素使得这些妇女成了“越轨”的人，使她们存在于强调妇女解放的国家意识形态和农村夫权体制的夹缝中。

在无为，一般认为八十年代外出打工的“小保姆”是后来兴起的几十万打工大军的开路人。到了九十年代，无为县有超过二十万人在外打工，使该县成了安徽省最活跃的劳务输出地。八十年代，安徽的媒体很喜欢把毛泽东时代和以后年代的妇女外出做工进行比较：老一辈是为了“生存”，而年轻一代由于她们思想活跃，则是为了寻求“财富和知识”。通常还认为这些年轻妇女在集体生产解散后变成了富余劳力，在输出地和输入地的“推拉”作用下，走向城市的家庭劳务市场。官方媒体和学术界主流都庆贺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世界观的大调整，认为“拨乱反正”终于使中国上到“发展”的正道上来了。马克思曾指出他同时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眼里只看到原始积累是自由和解放，今天（九十年代后期以来）我们主流媒体和学术界从目前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看到的是解放和发展，尤其是农村青年一代的自我追求，看不到这是无奈的出走，而背后是城市对现代性的垄断和农村的虚空化。

我认为不能把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看成是一种推——拉力量作用的反映。在这里，我通过农村青年女性对外出的向往来讨论农村年轻女性个人主体的形成过程与改革过程中中国城乡关系调控的一些关系。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国农村妇女所处的社会背景和她们的前辈已有巨大的不同了。一次又一次，我听到外出做工的农村姑娘们反复说着一个感受：“在农村没有出路。”改革时代的现代性产生了什么样的城乡关系？

在毛泽东时代和改革时代不同的现代性方案下，城乡关系有重要的不同。毛泽东时代的现代性是以国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特征，而改革时代则是以中国重返和认同全球资本主义大市场为特征。相比较而言，在毛泽东时代，政策的倾向对城市不怎么优惠。现今的一些海内外学者甚至认为当时的政策是遏制城市的。当时的城市，尤其是沿海城市，在意识形态领域并不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些城市是被改造的主要对象。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不久就制定了旨在进行积累和工业化的国民经济发展策略。就城市而言，发展策略就是要把中国的城市从颓废的、掠夺性的、带有殖民地特色的消费城市改造为艰苦朴素的生产型城市。投资和计划的重点不强调城市的扩展，资源的配置和供给也不倾向于现有的城市，尤其是沿海的大城市。 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大跃进是对苏联式的中央计划模式的一种放弃，转向依靠中国城乡老百姓自发的热情和创造力来加速实现共产主义，其中，农民的热情和创造力占有很高的地位。农村人民公社里的小规模工业得到了相当的重视，对其重视的程度可能甚至大于城市里的苏联模式的大规模企业。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在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一年搞了三线建设，国防工业大规模地向中国内陆省份转移，客观上促成了工业在整个国家的一个更为平衡的分布。在六七十年代，农村是意识形态的高地，是城市知识青年锻炼自己的广阔课堂。大寨是全国的样板，文化大革命时期宣传的主体基本是农村，而不是工厂。尽管目前学者们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策略上是否有反城市的倾向还有不同的看法，但那时的发展政策的确把以往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工业化和城市的特权地位的共生关系割裂开了。当时不论城市，还是农村，都是在“艰苦朴素”中求得发展。

在改革时代，国家现代性的标志是转轨和接轨，使中国加入到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去。大量的外资涌入中国，中国商品越来越多地打入国际市场，国内服务行业的兴起，所有这些都靠着大量的流动的廉价劳动力的支撑。这个重大世界观调整和随之而来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调整引发了一个以农村虚空化为代价，以城市发展为目的的发展方向。这个双方面的过程从经济、意识形态和文化几个层面展开。

自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转轨以来，城市开始成为经济增长的车头，在改革开放的商品经济的建设中占着制高点的地位，从“生产型”城市向“企业型”城市的转变。无独有偶，戴维·哈维在描述二十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的发达的资本主义时，分析了在灵活积累的机制下，城市的职能从“管理型”（管理社会服务）走向“企业型”（确保投资和发展）的转变。一九八○年后，为吸引外资，中国陆续建立了经济特区。在国家的新的经济部署中，重点城市成为商品经济的中心纽带，在资源的调配上得到国家的优先考虑，在决策上比原来有更大的自主权，不断地扩大其规模效应。一九八二年的经济发展十大方针里，有依靠大城市作为经济建设的中心这一条。Kirkby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注意到了这种集团化的发展趋势，评述道，“中国的经济学家毫不犹豫地承认其主要目的是强化城市和地区的等级关系。他们今天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这种不平等关系的制度化会加速经济的发展”（一九八五）。从一九八三年开始的类似“市管县”这样的行政体制改革，让城市摆脱了过去管制它们的专区一级的领导，使城市能够为自身的经济发展直接利用周边区县的资源劳力。这样，城乡统筹的发展原则和专区作为它的某种制度保障被抛弃了。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行政职能的重新调整，城市又重新具有了现代文明中心的优越地位。“现代”和“文明”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建构，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它们指代资本和发展，而且在城市里拥有了永久居留权。一九七八年，国家下达了一条行政指令，把城市工商业利润的5%用于城市的住房、道路和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而在这之前所有的资金都是用于国有企业的再生产投入。这道新的命令带来了八十年代初期城市建设的高潮。

一方面国家使城市发展在策略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国家对农业的投入不断下滑。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间，国家在农业上的投入 是总投入的7.1%， 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间为11.3%，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为17.6%，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年为10.7%，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五年为9.8%，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年为10.5%。而从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五年却下降为5% ，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年则进一步降到3.3%（Kam Wing Chan, Cities with Invisible Walls: Reinterpreting Urbanization in Post-1949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改革开放的十一年里，即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年，中国总的基建投资从五百零一亿元增至一千零七十三亿元，增幅为240%。而这一时期对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只从五十三点三亿元增加到七十点四亿元，只有34%的增长。从整体上看，农业占基建投资总额的比例从一九七九年的10.6%下降到一九九二年的2.8%和一九九四年的1.7%。当然仅从这些投资数据上来比较两个时代的农业农村政策是非常片面的。此处罗列的数据不是用于概括，仅仅起一个示意的作用。这些财政数据还没法反映建国的头三十年里农村小工业和城市农用工业对农业的支持，国家对水利、造田、治洪、农村医疗、农村教育方面的巨大的政策人员和间接的财政支持等等。

在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四年这一个短暂的时间里，的确一度出现过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兴旺局面。除了农民的积极性，主要归功于杂交水稻改良、水利体系的完善、化肥生产线的引进、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的提高和放松了对农产品的统收统购。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农民的收入一直在低迷中徘徊。一九八五年由于化肥和杀虫剂的生产转为市场调控，这两类产品的价格比两年前的一九八三年分别上涨了43% 和82.3%。与此同时，国家对农产品的收购价却下降了28% (高默波，Gao Villag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到了一九九八年，种一亩水稻的收入一般在二百到三百元之间，种一亩棉花的收入一般在五百元左右。据政府的内部统计资料，城乡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零点五九，超过了报警线零点四。无为县的一个乡镇党支书公开承认说，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他们那里的农业生产就一直停滞不前。尽管在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五年这些年里，城乡收入差别曾一度缩小，但在一九八五年后又开始拉大，到了九十年代则更大，比一九七八年前还要大。与此同时，随着农村改革，生产私有化，过去有限的由集体经济提供的福利和医疗保障也消亡了。

农村成了国家经济投入策略中被遗忘的一块荒地。在农业生产低迷不前的同时，在意识形态上，“落后”和“传统”这样的字眼也成了农村的代名词。在中国开始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过程中，新的现代性的观念在形成，一种新的参照系在形成，这使人们对历史，对过去有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描述和诠释。过去那种纵比旧社会的豪迈和自信感觉已经荡然无存，现在我们的知识精英横比西方，认同西方人眼中看这个农民大国的感觉——“贫穷和落后”。

城市目的论不断地把农村包围到以城市为中心的意义表述体系中，城市的“文明”和“现代”建立在把农村作为封闭没落的他者之上，使农村除了作为城市的对立面外，除了是空洞的“传统”和“落后”的代名词外，不再有什么其他的意义。这是意识形态上农村的虚空化。今天在城市里，“农民”成了愚昧、无知和不文明的代名词。这种把农村构建为传统的荒原、把海外投资热地沿海新兴的城市当作文明的窗口的八十年代启蒙话语不由得使人回想起二十世纪早期在中国的殖民主义的现代性。巴龙（Tani Barlow)指出，这两种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启蒙运动都是借用一个想像出来的普适的西方现代性所具有的权威，把“中国的传统”放在了惊人类似的位置。

农村的虚空化更深地体现在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上。在许多地方，土地从生产田变成了福利田。学者和政府把农村劳动力往城市流动称为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所谓“剩余”劳动力，大多是农村人口中受过较好教育的年轻人，是新型的农业生产发展最需要的人。在安徽和其他一些省份，劳动力外流导致大量土地被抛荒。这种抛荒已经到了惊人的地步。在无为县，农户一年种一季而不是两季是很平常的事，当地的农业通讯称之为“半抛荒”或“隐性抛荒”。如果专家学者们称外出的年轻人为“剩余劳动力”，那么这些抛荒田该是农村富余土地了。八十年代种田还能带来收益，而现在不同了。农民们说，种地只是为了保口粮。各种资本组合的大小企业正在把数以百万计的青春年华的农村劳动力吸进他们的血汗工厂里，没有福利和保险。每年数以万计的工伤残病劳动力回到农村老家，依靠最后的福利田活命。在市场变幻莫测的供求关系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大积累的大潮中，在不管什么企业都想在这个过程中分一杯羹的喧腾中，农村这个大水库不停地放出新鲜的劳动力，而吸收伤残病余人口。所以，出来的不是剩余劳动力，而留守家里的才是剩余劳动力。当农民工的工资不足以支付他们在城市里进行后代的再生产时，养育下一代的任务则由农村来承担。八十年代的生产责任田到了九十年代变成了活命田，用来养活那些伤残病余人员和下一代农民工。农村虚空化的过程使农业生产没落了，使农村生活萧条了，使农村的脊梁给抽掉了。这个过程夺走了农村从经济到文化到意识形态上所有的价值。农村的年轻人所面对的问题是在这样日益萧条的农村，他们看不到一条通往未来的道路。所以，“在农村没有出路”是他们对问题的最准确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