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洲的中国人
尽管遥远，但即使对上了年纪的中国人来讲，非洲也并不陌生。马季相声《友谊颂》曾告诉国人，在国际主义精神的支持下，中国人在非洲克服千难万险，修建了可称中国早期对外援助范本的坦赞铁路。作为建国后意图打破外交孤立的产物，对“被非洲人民抬进联合国”的新中国来说，这是一笔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投资。在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帮助同在“第三世界”黑兄弟的年代里，那些在政治和技术上都十分过硬的技术人员，是走入非洲的第一批中国人。
改革开放后，伴随下海浪潮和国企改制，零星的小生意者带着中国制造的廉价商品踏足非洲。这些早一步走出去的冒险家，和他们下南洋的前辈一样，在生计艰难的尴尬处境中，以家族血脉为人际网络闯荡非洲，从一皮包的日用品和一集装箱的农具开始，依靠运气和中国式的勤劳致富的心态，经营他们的生意。
11年前，下岗后的杨先生与家人一起来到布隆迪。这个非洲东部小国，因曾卷入邻国卢旺达的种族屠杀而广为人知。有次，他刚从集市出来，叛军的炮弹就落在了那里。打拼多年后，他和家人已租住着花园洋房，雇佣黑人管家料理家事。这些年来，由于战乱平定，前来做小生意的人越来越多，这让杨先生感觉到压力；但更让他感到气候变了的是，大量的中国企业开始涌入非洲，他们带着全套设备展开基础建设，吃住都在自成一体的营地内。与他们这些先一步到的华人，俨然不在一个圈子内。
自21世纪初将“走出去战略”写入“十五”纲要以来，非洲就开始随着中国企业的海外战略进入国人视野。华为、中兴这些最早走出去的通讯企业，在国内低息贷款和退税政策的支持下，已依靠低价策略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拿下大半市场份额。而以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为界，中国向非洲承诺的八项举措——三年内中国对非援助规模增加一倍、提供30亿美元优惠贷款和20亿美元优惠出口买方信贷、由中国开发银行设立总额为50亿美元的中非发展基金、援建非盟会议中心、免除债务、开放市场、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区、培养人才和技术合作——已将中国与非洲的双边合作带到全球舆论的聚光灯下。
或许数字更为直观：2000年中非贸易总额为106.01亿美元，2006年达到554.64亿美元，至2010年已达1269.11亿美元。同时，中国对非直接投资额也呈直线增长，2003年底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为4.9亿美元，而截至2009年底，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已大幅增长到93.3亿美元。刚刚过去的2009~2010财政年度，在乌干达的外商直接投资中，中国位居榜首——注册31个项目，计划投资额为2.46亿美元。而在此之前，英国占据这一位置长达十年。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分析报告·2010》指出，目前非洲已超越拉丁美洲，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第二大流量聚集地。一方面，由于能源和各类大宗商品价格持续维持上涨趋势，引领中国资本走向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进行直接投资；另一方面，文化习惯和产业结构的特殊性使得共计10亿人口的非洲国家每年83%的GDP都用于消费，且其市场依然处于出口原材料、进口制成品的阶段。
“非洲的现在和将来，都是能够让投资者获得丰厚回报的最后一个充满商机的大市场”，这份报告断言。或许，这是对当代中国人心目中的非洲的最好概括：时不我待的财富机遇。
原料、能源、土地和市场，完成了资本积累的中国商人毫不讳言自己对非洲的兴趣。在他们看来，非洲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海外引擎。“在今后二三十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如果要保证现有的就业水平，并在此基础上还要增加两亿城市人口，完成现代化转型中70%的城市化率，我们就必须要在原有欧美市场之外找到类似潜力的市场，这个市场就是非洲。现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基本上都已经纳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增量很小，而中国要增长必须找到增量。非洲早晚要纳入现代体系，在当下中国人最有力量来完成这件事。印度人在非洲也经营了相当长时间，但毕竟他没有中国这样的经济实力。如果中国再耽误五到十年，可能就会错失时机。所以，非洲对于中国而言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是中国今后二三十年现代化的保障。”上海证大集团董事长戴志康对记者说。近来，他不断通过微博，号召年轻一代中国人走向非洲。
激情、盲目、谣言与骗局，这些资本欲望的伴生物也早已在民间激荡。2007年，央视曾报道过一个神奇的非洲“保定村”。在这个故事中，“中非商会保定直属分会会长”刘建军带领保定农民，在非洲开辟了一块人间乐土，在那里，农作物播种即长，湖中鱼虾取之不尽。只要跟他学会基本的农业技术，就能过上年入3万美元的美好生活。而他本人，也被爱戴他的非洲民众加冕“六部大酋长”。但事实上，在非洲的华人圈子里，谁也没听说过这个保定村。
年初的利比亚三万撤侨，让中国海外利益安全顿成坊间热议话题。人们抨击政府每年投入巨额外援，却无法保证投资者的财产安全；批评企业只关注资源，却对非洲政治格局缺乏了解；更质疑为何中国多与一些内政不稳的独裁政权打交道，走着“上层路线”这条危险的钢丝。
以上种种似乎都昭示：在不安分的资本的引领下，中国人开始将视野投向西方以外的世界。一个更为完整的世界图景，开始在中国人的眼前展开。但与两百年前那些怀抱传教理想和殖民野心的欧洲开拓者相比，此轮来到非洲的中国人，其面目是模糊的——哪怕已有外媒夸张渲染“这十年来到非洲的中国人总数，已比过去两百年所有的白人还多”。在那些描绘中国在非洲的照片中，中国人永远只出现在工地上，他们被描绘为勤劳、质朴但缺乏原则的封闭群体，在政府和大国企的带领下，漂洋过海寻求生存空间。冷战和共产意识形态曾塑造出中国人“三个世界”的天下观，但现如今，当13亿人口的中国真正直面10亿人口的非洲大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已不再能轻巧分割。
“不干涉”的援助
“对外援助在我们的对非关系中起着排头兵的作用”，一位商务部对非援助司官员告诉记者。2011年5月，中国首次发布《对外援助白皮书》，迈出中国官方援助透明化的第一步。这份材料显示，2009年，中国对非援助资金占其对外援助资金总额的47.7%，约1222.5亿元人民币。虽然中国的援助总额依然不能与美国、欧盟、法国、世行相比，但非洲对中国的重要战略价值已初步显露。
1960年代以来，以千亿计的援助涌入非洲。海外援助作为一个国家对外扩展与外交政策的工具，承载着捐赠国的战略利益和意识形态。19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被打包贩卖到非洲，受援国必须接受一套以经济私有化与政治民主改革为衡量的标准，才能顺利获得援助。
这种援助模式的形成有多重原因，包括冷战的地缘政治考虑、对民主价值的推广、自由主义道德观的需求等。它给非洲留下了社会公平与公民参与的遗产，但对于非洲发展目前所面临的障碍，比如缺乏独立经贸体系、普遍存在的惊人腐败、地区冲突等问题，国际援助体系亦要负起主要责任。在非洲，你随处可以听到对经济自主化的呼声，其中最重要的一项讨论，就是如何摆脱援助所造成的依赖。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式援助的异质性就被凸显出来。中国在发放条件上秉持一贯的“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甚至在援外记录中也从未使用“捐赠国—受捐国”字样，以强调双边的平等关系。这种非政治性亦体现在援助内容上。中国对外援助资金主要有三种类型：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其中，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资金在国家财政项下支出，优惠贷款由中国政府指定中国进出口银行对外提供。截至2009年底，进出口银行累积提供优惠贷款735.5亿元，而这笔优惠贷款支持的大半项目集中在基础建设领域。例如2006年，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以安哥拉政府存在“当权者侵蚀民主治理原则”为由，降低了对安哥拉的援助款，但由于战后安哥拉存在大量的基础建设需求，中国转而成为安哥拉的最大单一援助提供国。
中国没有独立的援外机构，一个援外项目的实施，首先需要外交部非洲司根据中非合作论坛等高层互访机制，接受非洲政府提出的援助请求，并对商务部提出政策性建议；再由商务部对外援助司负责拟定并组织实施对外援助的政策和方案，包括向财政部取得资金支持、透过进出口银行向非洲发放优惠贷款以及设计企业项目竞标系统等工作。从这个过程亦可以看出，中国对非洲国家应选择何种援助的干涉力度较弱，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援建的项目中，会出现远在郊区的庞大体育场和会议中心，这些对本地发展无用的建筑可能仅是当地政府的个人爱好。
同样是外交排头兵，“不干涉内政”与“基建为先”这两项可谓中国式援助的特色。“援助项目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通过援助项目让我们的企业走出去，熟悉市场，开拓业务，由单纯的承建者向开发商和业主转变”。这一点，即使是商务部的官员也十分坦诚。这一模式不仅适用于中国官方援助，中国企业依凭其低价的劳务外包和丰富的基建经验，在非洲赢得的世行基础建设采购合同金额，亦远高于其他国家的承包商。这种“互惠互利”的谨慎和实在，使得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颇具“价值无涉”的色彩。一位网民的意见颇能反映国人对官方谨慎态度的解读：“西方喊了多年的民主，非洲还是一片乱象；我们喊了那么多年的平等和友谊，不如坦然承认我们对非洲能源的兴趣。只有在承认相互利益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坐下来谈什么是对非洲有利的发展模式。”
举国体制的利与弊
美国驻布隆迪大使对记者说：“非洲若要发展，首先需要健全金融体制，推进私有化。”中国驻布隆迪大使同样表示了对非洲发展的关切，但他更为推崇卢旺达式的强人政治模式：“首先要搞好经济，卢旺达的高楼大厦远比布隆迪多，就是因为他们能集中精力搞建设，而不是大家一起穷的平等。”
“在非洲，中国基础建设无处不在”这一印象的背后，是中国已通过援助，依靠强大的基建能力，尝试开拓多样的海外业务模式。作为这30年来全世界最大的工地，中国对非洲基础建设的深度参与，不仅出于“要想富，先修路”的发展策略，亦是自身基建产业转移海外的实际需求。所谓“资源换基础建设”，即外界热议的安哥拉模式即属一例。此类项目归属商务部西亚非洲司管理，已超出援助范畴。
安哥拉于2002年结束内战，百废待兴。但在既有的国际援助框架下，安哥拉腐败低效的政府和恶劣的投资环境，难以得到发展贷款，更遑论吸引投资。2004年以来，安哥拉政府以石油为担保，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签订了近45亿美元的大规模基础建设贷款框架合作协定。石油担保贷款并不是新事物，中安合作的特点是，在合同框架内详尽规划了施工项目、施工方、石油开采方的各项权益。即安哥拉项目从贷款、石油开采到项目施工，均由中方企业完成。这种“一揽子”合作模式减少了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拖延成本，更重要的是，贷款实际上是由中国政策性银行直接拨划给中国企业，不经过安哥拉政府，等于“从左口袋移到右口袋”。在官员贪污资金一度高达总GDP的1/4的非洲大陆，这种模式之所以受到欢迎，在于“腐败官员就没那么容易拿这笔钱去买私人游艇了”。
这笔信贷的利率（6.6%）略低于国际市场上石油信贷利率(9% ~10% )，可将其视作中方的让利策略。中方企业通过参与安哥拉重建拓展海外市场和获取能源。而对战乱初定的安哥拉来说，可见的经济增长带来了繁荣和就业的希望。在中安合作协议顺利执行后，德国和巴西也与安哥拉签订了类似合同。如果这些国际合作能够顺利进行下去，或许有助于安哥拉稳定政治局面，逐步放开管制，进入良性的经济循环。
在作为执行项目方的中国央企看来，政府、国企、石油公司和政策性银行之间的合作，是安哥拉模式得以推行的基础。因为对西方公司来说，腐败、动乱、低素质劳动力所构成的糟糕投资环境，以及在企业社会责任、环境评估等方面的条款，都构成在非洲经营的高风险。在这种环境下，中国国企与国家财政的利益一体，就成为中国国企试水非洲的保障。国开行即称，50亿美元的中非发展基金，其运作经验来自国开行通过融资把国家的重点基础设施建设加紧推动起来的模式。中非发展基金在无偿援助和贷款之间打开了一个缺口，在不加重非洲国家债务负担的情况下，通过市场化运作，实现自身的持续健康发展。
尽管这种模式存在垄断隐忧，但在现有投资环境下，是否还有更佳的选择？对于这些没有有效制度，仅有丛林规则的非洲国家，要展开正常的经营工作，就意味着高风险和无数的妥协。一位从事对非外贸协议签订的律师向我抱怨：“通过对方的律师根本办不成事，法律都是从原宗主国借来的，本国律师对这些法律的熟悉度还不如我们，一切都得从头谈。”安哥拉重建的大部分工作，都由政府临时组建的“安哥拉重建委员会”执行。这个委员会具有独裁政府的诸多特征，专权、高效、缺乏信用，它与宏观经济稳定性、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状况、人身安全等因素一起，构成了中国经营非洲的背景。近来安哥拉政府还规定，在这种一揽子协作中，有30%的项目需由安哥拉本土企业承担。但据知情人士介绍，这些公司大都由安哥拉官僚的亲眷组成，实际上不具备经营能力。对于中方公司来说，这又是一个潜在水面之下的无奈“让利”。
作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央企中信集团，此前刚刚完成安哥拉卫星城一期建设，这是目前中国对外合同额最大的EPC（设计、采购、施工）/交钥匙工程总承包项目。中信将自己在非洲的优势归结为三点：一是以中信的融资能力为担保，联合各领域的国字号企业进行集团作战：在毫无工业体系可言的非洲，如果你要修一个房地产项目，那么你必须从建机场、修港口、铺公路开始，一路做到社区安保培训；“派出一个整编师把什么都做了，给对方政府减少了很多麻烦”。二是有垫资能力，肯在资金断流时继续项目，工程按期完成；三是政治敏感性：出于对利比亚政府的不信任，中信放弃了在利的投资机会；而在卫星城项目中，几经波折，中信将业主由重建委员会换到了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以抵御安哥拉政局变动的潜在风险。
“我们有政策使命感，在关键时刻不讲价格。在阿尔及利亚的路桥项目中，在业主给我们预付款之前，有五个月时间，我们没有一分钱。只有国企才能下这么大决心，果断垫付几千万资金。为什么在非洲，同样肯吃苦的日本企业做不过我们？因为他们是纯粹的商业模式，只能有一分钱做一分事。”中信建设的一位高管说。
这种“政策使命感”，意味着以国家能力为担保的对高风险的承担，或者说，重新制定规则的试水能力。以中石油为例，目前其海外项目已经成规模，但据业内人士讲，中石油在非洲目前的盈利点还是以苏丹的项目为主，其他项目还处于前期风险勘探阶段。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外国企业退出非洲石油市场。“但对刚刚走出去的中国石油公司来讲，利润有时不是第一位的，我们愿意以低利润率来换取一个学习的机会，我们很多时候是为了国家在政治上对能源安全的考虑。”一位中石油的年轻职员说。
面对非洲大部分优质石油区块已被西方石油公司掌握的现实，中国更愿意放低身段。在尼日尔，中石油在对方政府的要求下，修建了上下游一体化项目。下游建设投资高、风险大，私人石油公司一般不愿跨国修建。对于贫穷的尼日尔来说，这是一个改变其“出口原油，进口汽油”现状的机会。近两年，尼日尔政局迭变，这让中石油头疼不已，因为每一届政府上台后，都不会承认前一届政府签下的协议，谈判战线被拉得很长。但最终，中国人还是显示出和谁都可以做生意的能力：“这种上下游一体化的项目，除了我们愿意建，还有谁呢？”这句话或许可看作是对自身充沛资金的自信，亦可看作摸索实践时的无奈。
而在政府能力齐备、投资环境较好的北非国家，中国企业则要学习直接面对欧洲对手。在阿尔及利亚，中信建设曾依靠先期融资规划拿下阿尔及利亚一个高速公路承建项目。但2007年萨科齐当选法国总统以后，在出访阿尔及利亚政府时，要求将该路段的业主监理工作交给法国单位。在基建领域，中国所使用的新技术已超出了法国监理方的认证范畴。双方矛盾的焦点无关工程质量，已是单纯的国家利益之争。可以想见，此后项目执行方就陷入与监理方无休止的战争中。“这个项目天天做的像打仗，阿尔及利亚用的是欧洲规范，欧洲规范在此基本就是法国的规范，法国监理方控制了业主，就等于也控制了我们。我感触最深的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技术和规范。这些东西如果国际化了，形成影响力了，才能说真正的国际化，真正走到世界的前面。现在的‘走出去’战略中，尽管人是走出去了，但总体来说还是在比较低端的位置。”中信项目方负责人坦言。
私人投资者的乐园？
对比国企，私人投资者则以冒险家的气质，显示出另外一种对资本的热情。与国内一样，私人资本近来活跃于矿业领域，而其与国企的关系，也同样既依附又貌合神离。
刚果（金）的加丹加省和基伍湖沿岸，分布着大量富矿，同时也分布着为数众多的中小型中国矿业公司。在相对和平的加丹加省，近90%的矿产资源由中国企业发掘。矿主多以在国有矿业公司累积下的海外渠道进入，雇佣几十个本地人，以选矿、加工、贸易一体化的方式展开经营。这些私人投资者没有大国企的先进设备和封闭式营地，在工人安全方面存在不小隐患。但目前对于中小型投资者，中国政府尚未能建立起对有效的监管机制。究竟有多少投资者，刚果的中国大使馆商务参赞处也没有准确数字。
由于国内不同势力对资源的争夺，作为中非第一大国的刚果（金）至今潜在分裂的危险，以北部基伍湖地区为例，金沙萨政府对此地的控制力不足，矿产多集中于当地叛军手中，并通过黑市向邻国卢旺达流通。在此地做稀土生意的张先生告诉记者，他无需与中央政府打交道，重点在于处理好和本地军阀的关系。在战乱地区，私人需要承担的风险更大，但收益率也更高。这里的无规则状态，为私人投资者提供了较低的进入门槛。但最大的风险来源于人身安全，即使雇佣本地安保公司亦无用，“我们刚刚拿到5万美元的现金，第二天就有叛军打扮的人带着枪冲进来，他们还晓得我们不会说法语，用一口清晰的英语索要5000美元。明显是内外勾结”。
即使如此，张先生也没有离开的打算。因为他确信，在刚果，这几年是私人投资的最好时光。“刚果的大局趋于稳定，再过几年，我们的对手就会多起来。”2009年，刚果遭遇美国的经济制裁，这反而给本地的中国中小型投资者提供了机会，凭借中国制造业对矿产的需求，以及本国完整的工业产业链，许多遭遇困局的中国矿主得以成功翻身。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李小云认为，私人资本的灵活性和其对非洲市场的兴趣将长期持续。非洲国家受西方国家影响，将来会注意到中国国有资本对其国家经济的控制。因此，从政治角度讲，私人资本可能比国有资本更容易进入非洲。
但正如大型国企责备私人投资者疏于企业责任，破坏中国投资者在非形象，私人投资者同样对国企的垄断与低效提出质疑。一位曾在利比亚通过挂靠大型国企拿到基建项目分包的杨先生对记者说，中国大型国企走向世界，须借鉴私企发展模式：“因为非洲政府所能配合的极为有限，国企不可能做到垄断性经营。现在国企一条公路的花费就骇人听闻，最后到基层承包商手里的钱，如果按照既定标准建设一定赔钱，我们只能压缩建设成本。这种状况再过两年，我们在非洲牌子会被砸。何况非洲的金融业缺乏监管，在银行随便就可以提个几百万的现金，这是滋生腐败的土壤。”
非洲的无可选择与中国的自我投射
过去的30年，中国经济成长受益于全球体系。集团作战、基建能力、低价劳务以及“不干涉”原则，中国在非的企业行为体现出鲜明的实用主义原则和对发展至上的认同。或许这就是中国在非洲的行动引起广泛恐慌的原因，如同19世纪的欧洲担心另外一个以牺牲标准来追求利润而出名的国家——美国。尽管中国在非洲是一个后来者，但西方公司感到，他们的竞争者不是中国公司，而是中国本身。
然而对非洲人来讲，中国可能是把他们重新带入全球体系的希望。赞比亚年轻学者丹比萨·莫约在其近著《援助的死亡》中，激烈抨击冷战结束后，以世行和IMF为代表的国际援助体系对非洲自主性的伤害。在她看来，无规划的援助款项和无休止的制裁计划，使得非洲未能像东亚后发国家一样走上独立发展之路。“而中国人是我们的朋友，在中国对非洲的整套政策中，最吸引人的一个方面在于其致力于外国直接投资……中国在刚果投资铜和钴，在加蓬和喀麦隆投资木材，在赞比亚收购矿山，在莱索托收购纺织厂，在乌干达修建铁路，在每一个主要城市经营零售业……有助于发展的高效资本和为非洲的就业提供无法估算的增长，这是西方援助承诺的事情，但一直都没有实现过”。
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快速扩张，确与中国和非洲发展阶段的特殊性有关。首先，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中国企业能够承担低利润率和高风险的发展模式。以建筑行业为例，非洲当地和其他国家的公司在利润率达到15%和25%时，才愿意投资；但中国企业的利润率普遍低于10%，甚至一些大型国企愿意将利润率降到3%。
其次，中国在全球产业结构上处于中下游，而发达资本国家的资本则汇聚在创新、高科技等领域，缺乏非洲亟需的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经验。在能源领域，各国之间存在激烈竞争。但若是在制造业领域，中方投资者就具有天然优势。中国的资本投资形态和技术特点，符合非洲发展的需要。非洲不需要火箭，不需要高新计算机；非洲需要摩托车、自行车和农业技术。中国的资本、技术、产业刚好可以支持一个刚刚起步的经济体。中国又是非洲最大的市场。这最容易形成一个双赢的、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
最后，也许非洲人是幸福而乐天的，但他们也同样在急切渴求发展。一位非洲本地人对记者说，像在乍得或尼日利亚这样的穷国，没有欧美公司愿意承担为其建造基础设施的风险。对于他们来说，即使中国不是最好的选择，他们也没有其他的选择。
即使是那些不合标准的公路，在这位本地人眼中依然是希望所在：“非洲国家并没有成型的交通规则。超载的重型卡车不分时段地往来于这些新建的道路上，加速了道路的崩溃。而且，本地的政治家看来并不愿意修建质量好的公路，这会让他们丧失从后续维修款项中吃回扣的机会。何况大部分贸易通过自行车和摩托车完成。即使这些道路不能再通车，至少摩托车和自行车还能过去。”
“有一条糟糕的路，总好过像我父亲那样徒步穿越雨林。”他说。
但西方的诘难和非洲的期待，对中国企业来讲，也许都不过是浮于表面的问题。中国寻找自己在世界市场中的角色的旅程，才刚刚开始。在走向非洲的过程中，中国面对的是来自全球的对手，它必须意识到，自身的活动涉及到广泛的利益各方。国企的庞大和私企的灵活，固然已在打开非洲市场时体现出各自的锋芒，但其短板，亦与中国自身的发展问题紧密相关。企业要做的不仅是应对国内不断增长的对国有资产安全的质疑——这已不是那个全国人民少吃一口，也要支援亚非拉的年代了——更有来自世界范围的理念冲突：刚果（金）与中国之间90亿美元的铜矿换基建协议，在经历了与IMF长达两年的拉锯战后，被迫缩减为60亿。而非洲本身也不是任由肆虐的处女地，无论议政能力如何，非洲公民社会已然形成，他们懂得抗议和罢工的技术，也珍爱自己的家园与环境。非盟的快速推进表明，非洲人渴求的不是一个新的庇佑者，而是对自身命运的把握。所以，中国既无需为非洲首脑的赞扬而沾沾自喜，也无需因非洲公民社会对中国水坝业的抨击，或是赞比亚铜带省的矿难和枪声而委屈不已。
中国的重商主义和通过政府机构而非私人企业来刺激发展的方式，已引发了把“北京共识”作为一种可能的非洲发展模式的讨论。“尽管中国确实从区别对待非洲和西方伙伴关系中获得了政治和商业优势，但是中国不太可能有意输出一种替代西方的发展模式，进而与国际金融机构的传统思维竞争”，《中国的非洲挑战》一书作者莎拉·瑞恩如此评论道。这揭示出中国在非洲依然是个毫无自觉的全球体系的学习者。“我并不介意‘新殖民主义’这样一种说法，这不是说你去殖民它，而是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的中国，要变成一个资本输出、产品输出的国家，并在经济领域形成一种新的关系，这是全球化进程中新兴资本扩张的必然过程。”李小云坦言，“应以资本先导规避价值判断”。
谁也无法阻挡中国走向非洲，但这一进程充满变数。尽管战乱让杨先生把价值600万的基建设备丢在了利比亚，但他并不打算撤资：“只要那里的人还在，不管谁上台，他们还有基础建设的需求。”这段时间，他一边观望卡扎菲的命运，一边走向赤道几内亚洽谈新的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