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素棺是死亡的象征。死亡对任何人类个体而言都是必然的和无可避免的。但其在“大限”之内的何时何地因何缘由以何种方式死亡，却往往是由诸多不可预见的偶然因素（包括种种突发性的灾变）的“巧合”所决定（除了人有意识的自杀），也即表现为人们常常所说的“意外死亡”。此外，由于死亡的“不可经验性”（虽然人可以“观察”到他人的死亡，但个人“经验中”的关乎自身的死亡却只出现在作为“观察者”主体的个人因死亡而完全丧失意识从而失去任何反思能力之时）或“超验性”，使其成为不可能从根本上予以认识、理解、把握、掌控的某种充满神秘感甚至恐惧感的事情。由此也成为所有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都必然予以关注和处理的重大题材或对象。
【2】死亡虽然是也只能是个体肉身的死亡，但由于人的社会性（人，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鲁滨逊式的孤独存在。人类自然的或天然的是以社会的方式存在着），使得死亡必然成为一种社会性的事件。作为教宗或其他社会族群的领袖人物的死亡，就更会体现出其特有的社会属性。不同的社会面对人的死亡自然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或“仪式”）。
【3】如果说，郑文中的素棺象征着保罗二世对于死亡的一种宗教处理方式的话，那么，与素棺相对照的水晶棺则象征着某些统治者对于死亡的一种政治处理方式。素棺与水晶棺反映出人类面对死亡的不同意识和观念。素棺，一般来说，象征着个体之间的平等关系，体现出人终将回归自然，融入大地和尘土的意向。而水晶棺则反映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天差地别的森严等级。它们反映出不同的人类秩序。
【4】从某种角度来看，宗教与政治都是在以各自的方式寻求和建立 人类的或人间的秩序。人的社会的存在方式，注定了其要有适当的秩序。完全无序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以至于作为人类存在形式的单个个体的肉身死亡都必定反映出这种秩序。另外，由于人还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因此，如果说所有政治活动都是为确立和维系某种人类的物质的或肉身的秩序的话，那么，宗教所寻求和试图确立和维系的则主要是人类的精神秩序。在寻求建立人类秩序的意义上，宗教与政治既相对立，又相互补。
【5】如果说宗教试图寻求一种善的或好的人类秩序的话，那么政治甚或战争（“流血的政治”）也可视为一种人类寻求新的或不同以往的秩序（究竟是善的还是恶的，好的还是坏的秩序或许可另当别论）的一种努力。在同样死后以素棺装殓（未经考证，仅据郑文所说“历代教宗皆安放於一具不加修饰的柏木箱”），曾下令在罗马百花广场当众烧死乔尔丹诺·布鲁诺的教宗看来，他所做的一切，也是为维护人间的一种善的、好的秩序，即使针对布鲁诺这类“基督教叛逆者”所施行的火刑，也只是体现出教宗维护既定秩序的坚定决心。问题是，在环绕火刑柱的熊熊烈焰下所映照出的素棺，又体现出怎样的意义？
【6】看来，素棺与素棺仍有不同（也许它们用同质的柏木板做成）。教宗与教宗也不一样。昔日之天主教与今日之天主教存在差异，虽然他们诵念着同一的《圣经》。随着时间的演化，也才会有保罗二世的忏悔、道歉与请求宽恕。（“数百年前，教会曾参与非洲奴隶贩卖。1991年早春时节，教宗代表天主教向上帝和非洲人请求宽恕。三百多年前，物理学家伽利略曾遭受教会的异端审判。1992年秋，教宗公开为伽利略平反，并表示道歉。”）
【7】此外，宗教与信仰相关。信仰，一种当有限、偶在、短暂、脆弱、独一无二、只此一生、别无选择、无法替代、且必死无疑的个体肉身的人，在这个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世界上，面对不可能彻底理喻或理解的大千世界，面对不可能充分把握或掌控的无常命运时的一种精神需要。这种精神需要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当无法充分“理解”你的认识对象和掌握你自身的命运时，你只须诚挚的信服一些信条（或许你恰巧碰到的是“真理”：生命太过短暂，在这极其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假如能遭遇“真理”的确是人的幸运），便可获得内心的安宁或安定。因此，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或相对“理性”而言，无论何种“信仰”，终究带有某种“盲目”的或“盲从”的色彩。（在此，似乎透露出某种现代宗教信仰与远古巫觋崇拜之间的隐秘关联。）这种盲目的非理性色彩，一旦与大规模的族群活动或“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往往会产生始料不及的后果。
【8】如果说，宗教信仰还可以是个人的事情的话，那么，政治则必定是族群的或群众的或民众的或大众的事情。在“胡志明是杀人百万级的”“毛泽东是杀人千万级的”这种言语表述中，可能会遮蔽一些重要的历史真实：这百万人或千万人的被杀，作为一种政治事件，绝非某些个人，哪怕是“伟大的”个人所能作为，它必定是一个庞大的人类群体才可能为之，虽然这些人类群体是有组织的，从而也是有领袖的。在此试图探究的，不仅是事件的责任问题，而是想要揭晓这庞大的人类群体为何能够作出种种大规模的残暴的血腥行动（包括革命或战争，也包括类似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超出其“领导者”个人意志的内在逻辑。任何“领袖”人物（包括希特勒），只有在真正“体察”和“顺应”其广大的“被领导者”之“民心”潮流时才可能有所作为，虽然他也许具有很强的“领导”能力，虽然其行为的后果也许是可怕的甚至是灾难性的。
【9】郑文写到，（作为一名政治家和俄国的军事首领的）列宁镇压僧侣的反抗，并且声言：“……趁此机会我们能够杀掉一批反动僧侣界和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越多越好。现在正是应该教训这群人的时候，使他们在几十年内连任何反抗都不敢想。”“现在我们必须……残暴镇压他们的一切抵抗，以致他们几十年内都不会忘记。”“在这次事件中，我们枪毙的反动僧侣代表和反动资产阶级分子的数量越多越好，……使得他们在几十年内都不敢梦想任何形式的抵抗。”在这些可能是或肯定是列宁的真实思想和言说的叙述中，似乎遗漏了产生流血的“十月革命”的具体的背景条件：当时的俄国社会面临怎样的经济危机和亟待解决的社会政治问题，也似乎没有看到在血腥的革命和残酷的战争背后所涌动着的几百万或几千万甚或上亿民众的强烈的情绪、意愿和诉求。这里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想要“告别革命”却至今无法完全告别的历史条件。可以推断，这些历史条件是任何宗教凭借其祷辞的诵念都无法逾越的。
【10】“教宗走进最潦倒绝望的贫民窟。面前所展现的，是超出想象力的恐怖的穷困。他睁大眼睛，不断向四面张望，痛苦而无助。他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才能把人们从这绝境中拯救出来。”教宗的无力，反映出宗教的无力。在人类历史上，有哪些个重大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是可以依靠宗教的方式而不是依靠政治的或者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按《战争论》作者克劳塞维茨的说法：“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方式才可能获得“解决”？比方说中国在1937年所面对的日本侵略，最终只能以动员全民抗战，以三千万民众的牺牲为代价的政治的也是战争的方式才获得胜利（解决）。因此，也才有“正义的战争”与“非正义的战争”的区分。
【11】按照瓦文萨的说法，促成波兰共产党倒台的历史功勋，“50%归教宗，30％归波兰人民，20％归里根、撒切尔、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 如果从眼光和视野或许高出波兰工人领袖瓦文萨的教宗看来，实际的百分比，可能应当是50%以上归波兰人民。真正“推动了波兰的自由运动，引发了东欧特别是苏联的共产总崩溃”的力量，应当是人民大众的精神乃至观念的转变，以及与这一转变相联系的波澜壮阔的群体行动和实践，虽然这一转变背后肯定有着基督宗教的因素。
【12】在一定意义上，或许可以说，水晶棺是人民大众“选择”的结果（如此评断是否太不公平或太过苛刻？连表达的自由都没有怎能谈得上“选择”？），而不是极少数统治者可以随意或任意强加给民众的“礼”物。不可想象，在美国的大地上居住的人民会选择或允许“水晶棺现象”的存在，又有哪一位美国的总统会向其选民奉献出这样的“礼”品？如果有一天，当某些国家的水晶棺被清理掉的话，那也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民大众确实感觉到它已经没有了存在的必要。
【13】人不是神。人类的短视，使得他从来只能解决他所遭遇到的眼前问题。而能够解决眼前问题的“办法”，却可能会成为下一个需要人再想办法予以解决的新的“问题”。比方说，人类发明了汽车，以解决路程遥远的问题，以后发现，过多的汽车，会产生拥堵、尾气污染等问题。这些新的问题，就需要人想出另外的能够切实解决该问题的办法。列宁发明或创造了布尔什维克党，以解决当时的俄国革命所必需的社会政治组织问题。建立苏联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党”下的自然的或必然的“专制”会成为一个新的问题，又需要人们想办法予以解决。也许，这种“问题”与问题的“解决办法”之间的不断转换，是人类的又一宿命。人类不可能一劳永逸。换句话说，问题的“解决办法”之历史合理性（其中自然包含道德评价）依存于该特定社会族群赖以生存的必须加以解决的诸种现实“问题”之中。随着这些现实“问题”的逐步获得解决，该“解决办法”将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并进而转化为有待人们去进一步加以解决的新的“问题”。
【14】教宗是人。素棺是人的素棺。（《素棺》也是人写的，从而有着人的一切作品或产品或产物的局限）。素棺再轻也是有重量的。按照能量守恒，或者说，如果“重量”是一个常数的话，那么，对“死”“亡”赋予多大的重量，就必然意味着减轻“生”“活”或生命的相应质量。基督就没有素棺。与基督的死亡相联系的只有一个无法再简易的十字架。如果说，中国的曹雪芹笔下的具有佛道精神的人物的死亡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话，那么，西方的基督的死亡是有牵挂的：他牵挂着拯救苦难而罪孽深重的世人。因此他要“复活”。对于不死的基督来说，就连素棺，一个“不加修饰的柏木箱”都不需要。
（注：《素棺》，长篇叙事散文，作者郑义。）
郝建民
2010.12.19-21 于深圳
2010.12.25.圣诞节 修订
2010.12.31.岁末 修订
2011.1.6 再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