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是我国30年来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基本背景。30年的改革开放，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从而，全面地、深刻地改变了我国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进程，由此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人类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有赖于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的改革和创新。
一、改革开放实现了我国由生存型社会步入发展型社会的历史性转变
我国既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也是一个经济转轨大国。在加快推进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同时，保持了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与发展，构成了30年来我国发展阶段的基本脉络。
1.我国开始步入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
从发展阶段看，一个国家或地区将经历从较低水平向较高水平发展的不同阶段，这可以粗略地划分为生存型社会和发展型社会。在生存型社会中，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解决温饱问题。进入发展型社会，尽管经济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但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发展的目标开始逐步聚焦于人的全面发展。经过近30年的改革，我国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到2006年，我国的GDP总量是1978年的57.5倍、进出口贸易总额是1978年的85.3倍、财政收入是1978年的34.2倍。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制度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使我国目前处于新的发展阶段，即由生存型社会开始进入发展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镇化率五个方面的变化，可以作为判断我国开始从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的参考性指标。按照这些参考性指标，我国在本世纪初开始由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这个判断，与我国在本世纪初“实现了由解决温饱到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的判断相一致。
经济发展水平。根据邓小平的设想，我国要实现小康，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的国家水平，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1000美元。这也是一个国家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起点。到2002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已经达到1100美元；到2006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了2010美元。 产业结构。用产业结构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阶段时，通常把第一产业的产值不超过10%（亚洲国家不超过15%）、第三产业的产值超过40%作为一个参考指标。我国在2001年第一产业产值降到15%以下，第三产业产值首次超过40%。2006年，我国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已经下降到11.8%。 消费结构。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在1996年降到50%以下，2000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也降到50%以下，表明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整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到2006年，我国城镇恩格尔系数进一步降到35.8%，农村恩格尔系数则降到43%。
就业结构。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工业化初期结束的标志之一是农业劳动力比重不超过55%；工业化中期结束时农业劳动力比重低于30%。我国的农业劳动力比重在2000年低于50%；到2006年，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到42.6%。 城镇化进程。城镇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世界银行对全球133个国家的统计资料表明，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700美元提高到1000—1500美元、经济步入中等发展我国家行列时，城镇化进程加快，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达到40%—60%。2003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首次超过了40%。到2006年，我国这一指标进一步提高到43.9%。
2. 30年的改革开放是推动我国进入发展型社会的主要动力
我国发展阶段的跨越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同步。我国发展阶段的提升，是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单一的公有制被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所取代；政府集中管制的价格机制为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机制所取代；政府运用行政手段调控经济的格局为主要运用经济手段的宏观调控所取代。总的来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增强，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创造了条件。
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也是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发生的。我国正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过渡，这使得我国面临空前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变革。在这个背景下，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相对简单的社会结构逐步演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相对复杂的社会结构。
市场化改革对我国发展阶段的跨越贡献突出。改革开放30年来，不断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激发了经济活力，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为我国从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过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相关研究表明，从2000年～2005年我国人类发展指数（HDI）的增幅看，GDP指数增长的贡献率相对较大，初步估算达到56%左右，超过了预期寿命指数与教育指数增长贡献率的总和。这表明，近些年我国人类发展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我国发展阶段的跨越与思想解放程度高度相关。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思想不断解放的历史。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是30年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指导思想下，我们破除了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不兼容的教条，在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相结合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实践探索。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变革，使亿万人民成为财富创造的主体，变“要我发展”到“我要发展”。市场化改革30年来，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极大地增强了经济运行活力，促进了财富涌流。投资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宏观调控等方面的改革均取得了长足进展，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发挥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我国发展阶段的跨越与国际化进程相适应。我国通过对外开放，成功地抓住了第三次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机遇，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来发展壮大自己。变封闭、半封闭的经济体为全面开放的经济体，既弥补了自身发展资本的不足，利用外部市场缓解了就业的压力，也有效地促进了国内改革的步伐。
从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是我国30年改革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新阶段我国改革发展的重要背景。这个过渡带有“转轨中发展”的特点，也带有“发展中转轨”的色彩。新阶段我国改革发展的许多矛盾和问题，需要结合这些宏观的结构性变迁来思考和分析。
二、我国的改革开放正处在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我国由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生存性”压力明显减弱，“发展性”压力全面凸显。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许多矛盾和问题，是改革发展阶段性的客观反映。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革。这种变革，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活力，也蕴含着深刻的社会矛盾；这种变革，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正如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的：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的改革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
1.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
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同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呈逐步增大的趋势。到2006年底，我国的GDP总量只占世界的5%左右，但却消耗了世界近25%的钢材、34%的煤炭、50%的水泥。 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同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开始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和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资源环境压力不仅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国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比如说，目前在我国，新增的群体性上访事件中，有很大比例和环境问题相联系。
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同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也反映了某些体制、机制存在严重的缺陷。?
2.经济快速增长的巨大潜力同经济增长的体制机制存在缺陷的矛盾
未来的10—20年间，我国经济继续保持9%左右的年增长率是完全有可能的。问题在于，粗放型经济增长的问题还比较突出。这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的体制机制还存在着某些严重的缺陷。例如：商品市场的发育程度比较高，但土地、资本等要素市场化及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环境成本形成机制严重滞后。民营经济发展很快，但国有垄断行业改革滞后。?
经济增长方式仍然处于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之中，目前这个转变尚未完成。?
3.经济总量、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与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扩大的矛盾
劳动报酬的增长水平明显低于经济的增长水平。比如说，1998年—2005年，工业企业利润年均增长和国家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长都在30%以上，但城市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年均增长只有9.9%。我国改革近30年，企业产值年均增长在10%左右，而劳动者薪酬年均增长仅为1%—3%。贫富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比如说，2001年—2005年，高收入家庭的年均收入增长高达15%以上；低收入家庭的年均收入增长仅为5.3%左右。城乡收入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80年代中期，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为1.86倍左右，2006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3.3倍左右。如果把各种福利因素计算在内，我国城乡的实际收入差距大约在5—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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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社会公共服务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
近些年来，全社会公共需求增长速度相当快。进入本世纪以来，个人用于公共产品的年均支出，大概是90年代的3倍左右。社会公共需求的结构发生变化。广大社会成员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不仅包括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本医疗，基本社会保障，还涉及到住房、公共安全和环境保护等。基本公共服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凸显。有研究表明，教育因素在导致贫富差距的影响因素中占有20%左右的比例。2006年，我去我国西部调研，了解到西部70%左右的新增贫困人口都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基本公共服务在导致我国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的影响因素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5.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同公共治理滞后的矛盾
我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但公共治理方面仍然面临很多矛盾和问题。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比较突出。行政成本增长过快。1978年—2004年，我国的财政收入增加了23.3倍，但行政支出增加了82倍左右。2004年，行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已达19.38%。体制性、机制性的腐败问题比较突出。上述这些矛盾问题，都具有改革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它是改革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反映，但更多的是由改革不到位形成和积累的体制性矛盾问题。正如十七大报告指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减轻新阶段的发展性压力，需要进一步突破制约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体制性障碍。为此，应当站在改革发展的历史新起点，关注我国社会矛盾变化的周期性、阶段性特征。
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推进全面改革
进入新时期新阶段，面对新矛盾新问题，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有赖于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的改革和创新。
1.我国进入全面改革的新阶段
进入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发展性压力集中体现在人的发展上。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就是要使人力资源成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源。广大社会成员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会对教育、医疗、基本社会保障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在物质财富快速增加的新阶段，人们还要求实现公平正义的分配，平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要求自由选择权、参与权；要求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产品。发展性压力增大的矛盾和问题，涉及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也涉及到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体制改革，还涉及到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的变革和创新。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使改革及时、主动地从经济领域拓展到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以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目标深化市场化改革。进入新阶段，以市场化改革的实质性突破，解决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体制性矛盾和问题，其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突出。无论是资源环境问题，还是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问题，都有赖于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以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以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当前，改革已进入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四位一体”改革的新阶段。无论是哪一个方面的改革，包括扩大对外开放，都对以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现实需求。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适应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取得实质性进展。 以实现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为重点加快社会体制改革。面对全社会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的压力，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体现了民生的普遍要求，是新阶段改善民生的重大任务，其现实性、迫切性全面凸显出来。以丰富和创新文化为目标的文化体制改革。从现实情况来看，同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相比，文化建设相对滞后。建设文明大国，提升“软实力”，需要推进文化的大发展。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文化权益，都对改革现行的文化管理体制提出要求。?
实行更为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代我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我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当前，我国正处于由开放大国向开放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抓住机遇，进一步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关系到改革发展的全局。
2.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需求增大
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需求明显增大。同以往的30年相比，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需求要大得多，迫切得多。一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首先在于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向由市场主导的转变，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提供体制保障。二是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重要的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确立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以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三是解决腐败问题，重要的在于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从制度上制约权力与资本的结合，解决体制性、机制性的腐败问题，以使权力正确行使。四是统筹中央地方关系，其实质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形成一个合理的中央地方权力和利益格局，并建立与此相适应的财政税收体制和官员考核机制。五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取决于能否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形成一个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由此，奠定公共治理结构的制度基础和制度保障。
重点是以政治体制改革促进新阶段全面改革的实质性进展。近几年，虽然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了一定的进展，但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相比，总体上来说是相对滞后的。当然，这是过去渐进式改革遗留下来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局面不改变，在相当大程度上会影响整个改革发展全局。所以，无论从发展的矛盾还是改革的实践来看，都需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以实现全面改革的新突破。由此，摆脱改革攻坚“久攻不下”、经济社会领域多项重大改革难以突破的局面。?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共治理结构中的一些矛盾凸显。例如，行政成本增大、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人们政治参与积极性提高与表达渠道不相适应的问题；政府中的某些腐败问题与社会监督机制不健全的问题；利益多元化与社会组织发展滞后的问题；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问题等，这些都对改善公共治理提出新的要求。改革完善公共治理结构，要使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公共权力的行使能够超越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方利益的局限和束缚，并受到社会的监督和制约，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为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适应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改善公共治理的关键是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现实诸多案例表明，在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由政府直接投资或干预微观经济的行为既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按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政府的经济职能主要集中到经济性公共服务上来。例如，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等。为此，应当加快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同时，要强化政府社会性公共服务职能，适应全社会公共服务的需求，进一步明确中央与地方的公共服务分工。在确保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主体责任的同时，应当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鼓励和支持民间组织在公共服务供给中扮演重要角色。为使公共政策能够始终代表和体现公平正义，还应加快建立有效的政府监督体制，严格规范行政立法程序。
3.全面利益关系调整更具深刻性、复杂性?
全面调整利益关系成为新阶段全面改革的重大任务。随着经济转轨、社会转型逐步深入，利益主体多元化是大趋势。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利益博弈不仅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领域，甚至扩展到政治领域。新阶段的全面改革不仅涉及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协调，还涉及到中央与地方利益的协调。因此，改革调整利益关系的难度加大。新时期新阶段，要实现共同富裕、公平正义、社会和谐的目标，都取决于利益关系的改革和调整，都需要把全面调整利益关系作为新阶段改革攻坚的重大课题和重大任务。从近30年的渐进式改革来看，我国相对容易、难度较小的改革大都完成，改革攻坚最大的难题是复杂的、矛盾较为集中的利益关系调整。因此，能否在改革攻坚中实现利益关系调整上的一些重要突破，已成为新阶段全面推进改革的关键。?
在推进全面改革中调整利益关系。一是加快市场化改革。只有在推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环境使用成本机制、要素市场化机制以及与此相关的国有垄断行业改革、产权制度改革等方面有所突破，我们才能够在调整经济利益关系上奠定一个可靠的制度基础。未来一个时期，市场化改革的“攻坚”，关键就在这里。二是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公平地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关键在于有一个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在这方面，面临两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其一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长期过低，使相当一部分人在改革中的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推进收入分配制改革，首先需要明显地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使大多数人在新阶段的改革中获益。其二城乡间、区域间、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分配差距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这需要通过建立公共服务体制，着力推进城乡间、区域间、不同群体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过程中，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是实行再分配的重点。从实际情况分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是个长期的战略方针，也是近期的政策目标。因为它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需求和现实基础。三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干部制度改革和社会监管机制的建立，为调整重大利益关系提供政治保障。要把妥善解决中央地方利益矛盾、克服部门利益、防止权力与资本相结合作为近期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
全面总结渐进式改革的经验。新阶段的全面改革涉及的矛盾和问题比以往更复杂、更深刻，是一场“新的伟大改革”。它既需要坚持“渐进式”的改革路径，也需要“阶段性的突破”。由此，才能实现改革攻坚的目标。这里，需要对渐进式改革作出较为客观的判断。应当说，近30年以增量改革为重要特征的渐进式改革是基本成功的。我们实行渐进式改革的主要目的，是降低改革成本，顺利推进改革。从现实的情况看，近些年渐进式改革的成本是有所上升的，遗留的问题增多，积累的矛盾增多。某些改革付出了比较高的成本和代价。从渐进式改革中吸取经验，对推进新阶段的全面改革是十分有益的。
尽快建立改革的统筹协调机制。当前，我国利益关系的深刻性、复杂性对统筹协调机制的需求十分迫切。客观地分析，某些改革的“走形变样”、改革不到位，在很大程度上与改革统筹协调机制难以适应当前改革的现实需求直接相关。在全面改革的新阶段，与全面利益关系调整相适应，建立一个由中央直接领导的、超脱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改革协调机制是十分重要的。 ?
新阶段的改革面临着难得的机遇。我们能否在未来的几年内实现全面改革的新突破，对于深入落实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极为重要。在新时期新阶段的全面改革进程中，实现由发展大国向发展强国的历史性转变，进一步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是方方面面对新阶段改革最热切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