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诺兰，李群英/译
摘要：美国《挑战》杂志2010年第6期发表了英国著名学者彼得·诺兰的文章《美国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十字路口》。彼得?诺兰是英国剑桥大学佳奇商学院教授、发展研究委员会主席，近期著作有《十字路口：狂野资本主义的终结》（2009年）。文章认为，进行了30年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现在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美国与中国及穆斯林世界之间发生严重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美国的选择将决定整个人类的结局。作者认为，美国必须学会与儒家以及穆斯林经济模式进行合作，——因为后两者并不在本质意义上反对美国领导世界走向合作与和谐之路。文章内容如下。
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始于20世纪70年代，其特点是：基于自由市场是开展经济活动的最佳方式的意识信念，经济的自由化程度不断增长。美国以其在华盛顿共识机制中的核心地位领导了这一进程。在经历了30年的“狂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处在一个十字路口，面临着一系列因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活动而导致的根本矛盾。人类正面临着达尔文式的物种存亡的挑战。美国与中国及伊斯兰世界的互动对于人类所面临的这些矛盾的解决将是至关重要的。这种互动会以可怕的冲突抑或是以合作为结局，这还是一个未决的问题。
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双刃剑
资本主义机制就是追逐利润的市场竞争，而金融制度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言是至关重要的。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资本主义以前所未有的深度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时，资本主义竞争的紧张程度已达到新的顶峰。
这一时期，对商业力量的关注前所未有。并购远非大多以失败告终，相反，大多数的并购都使得并购企业成功提高了其长期竞争地位。几乎在所有行业，都有少数集团公司在各自领域的全球供应链中占据核心位置，对其施加了巨大的影响力。这种“瀑布效应”在广大的供应链范围内引发了快速的产业合并。
按照主流经济理论的说法，这种合并本应造成资本主义体系的停滞，因为市场寡头联合限制产量，减少对技术进步的投资并提高价格。然而，这个时期却出现了不断加剧的垄断竞争。各行各业的企业巨头都在相互竞争，以生产出更优质、更廉价和更耐用的产品。1400家世界顶级企业每年在研发上的支出总额达到5500亿美元，而前100家企业的研发支出又占了总的研发开支的五分之三。换言之，约100家与对手激烈竞争的巨型企业占据了全世界技术进步投资的绝大部分。
这一时期见证了各国经济通过贸易以及更多的通过跨国企业跨境投资等方式不断深入地融合到一起。它扩大了个体不受外来干扰而掌控自身命运的范围，同时也奠定了民主制度的基础。在信息技术神速发展的辅助之下，它见证了一种全球文化的构建。得益于市场增进交往的功能和跨国界的相互信任，上述变动还增进了国家间的和平。对比于非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失败，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显得尤其突出。
但是，为获取利润，人类将自然界视为无穷尽的资源并对其进行过度开发。我们所面临的不仅仅是气候变化的恐怖前景。对自然界的破坏增加了人类在未来几十年内面临“孤独岁月”的可能性。这引发了诸多关于人类与其所处的周围世界之间关系的疑问：“任何文明是否能够对生命发动一场无情的战争而不会毁灭自己，同时也不失去被称作文明的权利？”，雷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提出了上述疑问。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富国和穷国内部的不平等现象以及全球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现象都大幅扩大。全球最富有的2%的人口拥有了全世界约50%的财富，而底层的50%的人口却仅占有世界财富的1%。只有少部分人供职于或受益于全球顶级企业的价值链条之中，他们拥有丰厚的收入和优良的工作环境，与那些受雇于劳动密集型农业和非农业的“非正规部门”的人形成鲜明对比，后者的工作环境和实际收入在过去几个世纪中的改观都相当有限。
产业竞争极不平衡。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15%，而总部位于这些国家的公司占据了《财富》全球500强企业（按销售收入排名）和《金融时报》世界500强企业（按市值排名）的90%以上。全球1400家顶级企业（按研发投入排名）几乎都属于这些国家。目前，所有高收入国家均通过实施国家产业政策来促进本国民族企业的发展。只有通过这样的国家产业政策，并依据21世纪初期的环境和各国特殊国情进行调整，发展中国家的大企业才有可能追赶上那些世界顶级企业。
美国引领的在金融上的自由市场化，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核心所在。三十年来，在华尔街游说团的大力支持下，华盛顿共识机制不断强迫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其金融系统实行自由化和私有化以便金融领域从自由市场中获益。以高收入国家为基地的巨型金融企业赚取巨额利润的关键在于这些企业有下列行动自由：几乎可以不受限制地扩大举债经营。华盛顿共识的核心观念是对以私有银行为基础的金融市场自行纠错的信心。金融危机打破了这种“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观念，截至2008年底，无可否认的是，危机的基本成因在于市场内部。
因不受约束的“狂野”资本主义而引发的矛盾已威胁到人类的基本生存。而要解决上述矛盾，人类急需建立全球性的机制来遏制我们自己所创造的不受约束的全球资本主义怪胎。然而，建立可持续的全球发展所必需的调节机制要求存在利益分歧的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虽然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已经成为全球规模的了，但政治却依然主要在国家层面上运行。世界公民控制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机制依然很脆弱。各个国家的影响依然强大，军事力量依然是国际关系的一个中心要素。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以和平方式发展了三十年之后，依然存在这样一个奇特的悖论：美国的军费高达20亿美元/天，并且储备有超过5000件在役或有效的核武器，其中，2000件处于临战状态，随时准备在接到警报之后的15分钟之内予以使用。
探索一条前进之路 冲突还是合作？
在21世纪的黎明来临之际，即使美国国力的鼎盛时期已过，美国仍然是全球政治经济的中心。全球体系全面危机背后的自由市场政策是华盛顿共识的产物。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的社会达尔文政策已经在美国国内及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方面引发了诸多矛盾。
自萨缪尔·亨廷顿关于该话题的名著问世之后，一些美国人接受了他的理念，即美国正在与中国和穆斯林世界发生“文明冲突”，而它们各自拥有13亿人口。事实上，无论是中国还是穆斯林世界都没有敌视资本主义，他们各自拥有自己的致富传统，通过该传统，他们可以在21世纪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作出贡献。如果美国可以与两者发展一种建设性接触的进化模式，这种可能性将大大增加，而破坏性的接触则会导致灾难。
美国与中国
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其普世主义的倾向。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资本主义超越了地方边界，不论是村庄、城镇、地区还是国家。然而，在资本主义普世主义的冲动与民族国家之间一直存在着紧张关系。在构建现代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与19世纪政治经济学家的期望相反，民族国家在推动资本主义向前发展的同时，也通过大众教育、大众传媒和政府意识形态体制增强了对国家的认同感。19世纪末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导致了主导20世纪许多时期的那种国际冲突。即便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民族国家与资本的国际动力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而在当前，这种紧张关系就凝结于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中。
中美之间出现严重冲突的可能性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政治评论家习惯于将之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类比。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逐渐崛起的雅典同占据主导地位的斯巴达进行了一场长期的破坏性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仅持续的时间长，而且给希腊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损失，”修昔底德写道：“之前从没有那么多城市被占领和摧毁；从没那么多人背井离乡；也从没有失去那么多的生命，无论是在实际的战争中还是在国内革命中。”（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
前现代资本主义在中国有很长的发展历史。在现代的早期之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程度远高于欧洲地区。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是在一种强有力的国家环境下进行，当该体系运转良好的时候，它形成了以多种方式满足共同社会利益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这是其经济和社会能够取得长期和巨大发展的基础。儒家思想培养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责任”观念，这成为集体行动和社会繁荣的基石。儒学是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它将一套针对统治者、官员和普通人的缜密的道德体系与关于刺激和控制市场的具体方式的综合分析结合了起来。该体制运转正常时，政府会以一种非意识形态化的和务实的风格来解决市场所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
当这些原则未能得到很好的遵守时，该体制经历了周期性的循环，统治者和官员腐败频发，经济社会开始走下坡路，但上述事实并不应当使我们无视源自这一完整的哲学和公共行为体系的内在合理性和能持久带来的利益。如今，当中国在积极探索适合于自身的发展道路时，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可以从以往的经验中获取灵感，“古为今用”，并借此调节资本主义的波动及其矛盾特征。
20世纪70年代之后，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了政治稳定，加之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在所有“迟到”的大国当中，中国在对贸易、国际资本和商务以及国际文化的开放程度方面独具特色。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的不断融合，使中国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发生转型，并为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然而，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的深度融合已产生了大范围的问题，它们威胁到了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这些问题包括：不平等现象的大量增加，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全球商业革命给中国企业带来的严峻挑战，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以及金融改革面临的困难。从以下意义上说中国面临严峻的前景：它依然是一个低、中等收入国家，它将成为“老年社会”，并将走出经济发展的“刘易斯”拐点阶段，即不再能够以不变的实际工资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应的阶段。几年之内，这些发展就将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的政治经济。
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克服本国发展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所采取的政策包括支持国内顶级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调节收入分配不均，提高大众的医疗和教育水平，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以及打击腐败，但是，其他领域对于政府的改革努力的重要性均不及金融领域。中国正在探索一条可以实现“和谐发展”的道路，它可以实现中国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城市与乡村、社会与经济以及自然与人的平衡发展。
过去的中国曾是古代和中世纪人类伟大文明之中最与世隔绝的一个，自然的障碍使它与其他文明隔绝开来。“大和谐”的概念原则上并不局限于中国，许多中国人希望并且相信中国的古代文明可以对构建有助于确保人类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可持续未来的合作机构做出重要贡献。中国已是一个超级大国的观念已经深深根植在了美国的公众意识中。然而，尽管中国发展迅速，它依然远远落后于高收入国家的发展水平（见表一），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许多共同的利益。
中国非常清楚自己的国家利益所在，并且有许多急迫的国内问题需要解决。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一再强调其致力于改革开放事业，并且以非意识形态化和务实的态度与国际社会的其他国家开展了建设性接触。
资本主义全球化为美国带来了巨大利益。而中国日益融入到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中也极为有助于美国的繁荣。美国企业从对中国的投资中获益，美国的高科技企业从向中国出售产品及雇用为数众多的中国科技和工程人员之中获利，美国消费者从中国出口的廉价商品中获益，而美国政府则从中国购买美国国债中受益。
然而，全球资本主义也导致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尤其是社会不平等、能源安全、环境以及金融的脆弱性。一个日渐发展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公司的主导权，以及对美国的社会稳定、其公司认同、其能源安全、其自然环境及金融稳定构成威胁。这些观念影响了领导层的决策，并且会在出现社会经济危机时被政治家所利用。当前，美国的经济困难时期可能延长，这增加了把中国当“替罪羊”的可能性。自从独立以来，美国长期通过团结本国反对其所认为的敌人的方式来实现国内政治的稳定。
如果美国寻求长期安全，它将面临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形势。它必须与中国合作，支持在中国国内建设和谐社会，必要的合作领域包括解决中国的能源需求、生态问题、金融体制改革、医疗保健和教育体制改革，并支持中国建立一种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的努力。换言之，美国必须接受并帮助中国的和平发展，即使这意味着接受作为其结果的政治经济体系，在一个激进政府领导下，它看起来与美国的现今体系极为不同
美国与伊斯兰世界
穆斯林世界对西方，尤其是对美国充满敌意，这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历史因素所导致的，它们与宗教关系不大，更与阶级斗争和对资本主义的敌意无关。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与对苏冷战以及尚不确定的对华关系一样，中东问题一直是美国对外关系的一个焦点。美国不停地并不断扩大了对该地区的干预。美国对石油和“能源安全”的追求，以及穆斯林世界对美国支持以色列政策的怀疑态度，都极具讽刺意味地损害了资本主义在中东的发展。穆斯林的跨国特性促进了一种国际性的愤怒和憎恶，并将许多穆斯林世界的人群团结在一起。这种愤怒的表达方式自然地运用了《古兰经》和相关信仰体系的语言和意象。这并不表示冲突源于宗教信仰，也不意味着存在一种“文明的碰撞”。
伊斯兰教并不比基督教更加反对资本主义。《古兰经》中没有任何反对私有财产的内容，甚至还对财产继承作出了明确规定并严禁盗窃私有财产。雇用劳工在《古兰经》中被多次提到，被当作一种可接受的正常制度。《古兰经》对商业活动持肯定态度。它只是谴责欺诈行为，并要求不要在特定的宗教节日进行贸易活动。在更为广泛的穆斯林传统意义上，对追求利润、贸易和进行市场生产活动一般都是肯定的。“财富”对穆斯林而言并不是一个脏词，事实上，创造财富是一个合理的目标，只要遵守伊斯兰的道德价值和规则。个人自由、财产权、企业产权、市场机制和分配公平都是穆斯林经济框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这一道德框架使得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发展了一种先进的前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拥有繁华的贸易和城市商业中心、广泛的商品生产和一个强有力的资产阶级。从7世纪到17世纪的许多时期，旧世界的一大部分是在穆斯林的统治之下连接起来的。中世纪的伊斯兰帝国建立了大规模的事实上的自由贸易区，商品和劳动力可以相对自由地在其范围内流动。穆斯林世界内部密集的商业关系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世界市场。相当一部分的中世纪伊斯兰经济可以被称作是资本主义的，并且直到16世纪，其广泛程度远远超过了西欧。
自19世纪末以来，只要存在政局稳定和对追逐利润生产的一定程度的环境保障，穆斯林国家的经济都会取得显著的增长。即便是在西方的殖民主义统治之下——它统治了20世纪中期以前的大部分穆斯林世界——穆斯林国家的资本主义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其中许多是受国际贸易及外国投资的“示范效应”的激励，部分要归因于殖民政府所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但在相当程度上它应该归功于本土资本家的经营努力。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相同，穆斯林世界的大部分国家也转向了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埃及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1970年去世之后，穆斯林世界出现了一场广泛的对国际贸易和外来投资实行“开放”政策的运动。在长期确立的贸易和重视市场的生产活动的基础上，这种趋势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至21世纪初，作为一个整体，穆斯林国家已深深地融入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之中。
在非产油的穆斯林国家，贸易自由化促进了出口的快速增长和对外贸易比率的激增。到2006年，对外商品贸易（包括出口及进口）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埃及为32%，巴基斯坦为37%，孟加拉国为45%，印度尼西亚为50%，叙利亚为55%，摩洛哥和土耳其都为56%，突尼斯为87%，约旦为119%，马来西亚为194%。而所有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比例为59%。非产油穆斯林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普遍增长。到2008年，外国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巴基斯坦为21%，埃及为37%，马来西亚为33%，摩洛哥为48%，突尼斯为37%，约旦为90%。而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比例为25%。
在穆斯林世界中，中东地区的石油生产国建立了一种独特的政治经济形式，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在国际关系中的极端重要性。20世纪70年代之后，以中东石油生产国为核心的阿拉伯国家的确表现平平。从1975年到2005年，这些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只有0.7%，与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持平。在非洲的萨赫勒地区，数亿穆斯林人深受贫困之苦，这主要是由于当地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
然而，非产油穆斯林国家在整体上实现了广泛的结构调整，农业在国内产出以及就业人口中的比重大幅下降，而城镇人口比例则大幅上升。在不同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形式下，非产油穆斯林国家总体增长相当迅速。从1975年到2005年，五个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的总人口约6.9亿，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2.6%（未加权），明显快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值（分别为2.2%以及2.1%）。在这30年里，尽管人口快速增长，作为穆斯林世界核心的这五个大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不只翻了一番。
印度尼西亚的总人口超过2.2亿，远远超过其他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人口总和。即使与韩国和马来西亚相比——更不用说与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相比较了——它也面临更为严峻的发展挑战。1975年至2005年，印度尼西亚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3.9%的速度增长，而同期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增长率只有2.5%。穆斯林世界也同样有“亚洲虎”经济体，即马来西亚，其人均国内产值在1975年至2005年间以每年约3.9%的速度增长。
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穆斯林国家的广大范围内，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导致了人类发展的重大进步，包括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口比率的大幅减少，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以及预期寿命大大提高。教育领域的入学率也有显著增加。到2004年，绝大多数穆斯林国家的大部分适龄女性都接受了中等教育。而在1965年，在埃及、伊朗和土耳其，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适龄女性接受过中等教育，到2004年，这一比率提高到80%-90%。到2005年，主要穆斯林国家的高等教育的入学率远远高于低收入国家甚至明显地高于一些中等收入国家。
从19世纪晚期开始，围绕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及其如何与穆斯林价值观相容的问题，穆斯林学者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它开启了一种长期的约定，即要用可能的方式在资本主义的背景下建立一个道德上可接受的社会。学者们追求的目标是建立这样一个社会：避免贫富分化并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之间保持和谐关系。它致力于恢复被现代资本主义破坏的道德经济和鼓励创造财产和财富的态度。围绕这一中心议题的讨论追溯到了伊斯兰内部对其一千多年历史进程的讨论。这些讨论是过去一个世纪穆斯林世界内部知识分子思考的焦点问题，它们与在西方和在中国的讨论有许多共同之处，即寻求在广泛的社会利益中驯服资本主义力量的方式，尽管所使用的是伊斯兰教的语言，并以《古兰经》作为分析道德经济的参照体系。
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期，大部分穆斯林国家出现了伊斯兰复兴运动。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主流远非出于对国家失败或不良经济表现的反应。运动遍布于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穆斯林世界的各地，包括一些发展速度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国家，如马来西亚、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复兴运动吸引了各类人群，包括学生、知识分子、妇女、商人、农民和城市工人。
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主流已不再是寻求回到神话般的伊斯兰理想国和反对资本主义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恰恰相反，该运动的主流在于追求基于《古兰经》的价值观，它能够在开放经济的背景下提供一种有益的道德框架，引导社会平稳通过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混乱进程。伊斯兰复兴的核心价值观构成了一种第三条道路形式，它反对政治暴力并接受选举过程的合法性。它接受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制度，但又希望通过《古兰经》中的伦理道理来限制这些制度的运行条件。持这种改良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相信《古兰经》提供了一种道德框架，在这个框架之内，私有财产和企业的活动可以促进集体的利益。
美国如想重塑其全球领袖的角色，就别无选择。它必须全面地重新评价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并耐心地努力建立一种长期的建设性接触关系。它必须从根本上重新评估其整体战略，放弃追求意识形态目标、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以及用武力确保能源安全的政策。相反，美国必须针对穆斯林传统的多样性及其现状，推进长期一致的、非意识形态的和建设性的接触政策。
结论
人类正处于十字路口。“狂野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正加速终结。21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矛盾首次成为本质上的全球性矛盾。
美国与中国及穆斯林世界的关系将是未来对“狂野资本主义”进行全球调控的关键，这种调控思想在20世纪70年代后出现并成为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主导意识。儒家思想和穆斯林主流思想都并不寻求摧毁资本主义。相反，它们都试图在更广泛的社会利益之中对市场进行调节。儒家思想和穆斯林传统都有助于这种道德经济伦理的建立，该伦理是该调节体系的核心，是解决人类所面临的深刻矛盾所需要的。它是一种把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关注与对集体利益的义务和责任的关注结合起来的伦理。把这种讨论变成在西方启蒙价值观、东方儒家思想和穆斯林价值观之间的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这对于对所有国家都从属的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共同利益进行调节来说是灾难性的。
人类所面临的达尔文主义的挑战实际源于资本主义全球化本身，其解决方法同样要从资本主义的普遍趋势中寻找。美国承担着重大的历史责任。它可以抓住领导机会迎难而上，在其自身传统基础上领导世界走向合作与和谐之路，也可以追求自身利益，为意识形态的幌子所困，把世界导向灾难。在这一美国自身历史以及整个人类的十字路口，美国的道路选择将决定整个人类的结局。这是美国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的新领域。
[李群英：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政治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