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不断加深，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家们一再表述了营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大企业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方略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对世界其他各国产业政策的分析的影响。从19世纪到20世纪下半叶，一连串的“后来国家”通过不同的产业政策发展了其强大的本土企业（注：这些国家包括工业革命中的英国，19世纪的美国以及欧洲大陆国家，20世纪下半叶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这些大企业随即成为了该国商用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的本土大型企业从制度结构到经营能力方面都进行了根本的革新。很大一批本土企业吸收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实行了市场化的运作管理，提高了员工的素质及工作能力，从而实现了营销规模的快速扩张。在发展中，许多企业学习了大量先进的管理技术，并成为了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所寻求的重要伙伴。相当一部分成功的中国企业已到海外资本市场上市，寻求在国际市场上的发展。尤其是在2004年里，一些中国大企业陆续在海外进行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重大收购交易，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这些企业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到2004年，在财富500强中的中国企业已由上世纪末的3家增加到了14家。
然而，在与世界商业体系接轨的同时，中国最成功的本土企业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竞争环境中。在过去的20年中，随着全球市场在诸多领域的形成和不断发展，世界商业体系的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信息技术和一系列环境因素的推动下，一场漫及全球市场的商业革命应运而生。这场商业革命不但在诸多层面上改变了全球经济生产的组织形式，而且对中国本土大企业的赶超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1.争论
我们首先需要指出，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竞争的实质以及发展中国家企业在经济全球化中所面临的挑战，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持有根本不同的观点。
1.1西方主流观点
西方主流观点认为“完美竞争模式”（perfectly competitive model ）最佳描绘了资本主义竞争的实质。所有持不同意见的都被视为特殊的“非主流”观点。这一观点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把公司推入“全球平等竞技场”（global level playing field）的竞争中，公司将获得无数机会实现赶超。主流观点的中心思想是市场竞争具有自我均衡的机制，而竞争是资本主义的根本推动力。如果某一公司获得超额利润，竞争能保证马上会有对手进入并分割一部分利润，从而削弱这一公司在市场上获得的短暂优势。新古典主义观点强调小公司之间的竞争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繁荣的原因。例如，费里德曼就认为有“一种偏见和趋势过分强调大企业相对于小企业的重要性。……在我研究美国经济活动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感到能够将其作为具有竞争性对待的问题和产业的范围是多么的广泛”[1]（P120-123）。
主流观点认为当公司达到一定规模后，将出现强大的“管理负经济规模”（diseconomiesof management ）。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对这一观点做出了经典描述：“在这里，我们可以从森林中的树苗们在大树们的阴影中奋力成长的过程中得到一些启示。很多都会在成长的过程中死亡，只有少数能够活下来：这些少数活下来的每年变得更加强壮，随着高度的增加他们会获得更多的阳光和空气，最终盖过他们的邻居。他们似乎可以永远增长且变得更加强大。但是他们做不到。一棵树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其活力并且比其他树长的更加强壮；但是早晚他们将青春不再。尽管高大的树比他们的竞争对手可以获得更多的阳光和空气，但是他们会逐渐失去活力；然后他们一个又一个地让位于其他虽然在体积上小一些但是充满活力的树……几乎在每一个行业都会有不同的大企业出现然后消亡，在任何时期都会有一些企业处于上升阶段而另一些企业处于下降阶段”[2]（P315-316）。
大部分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兼并几乎都是失败的[3].这些研究通常是以对短期股东回报的分析为依据的。兼并发生的原因通常被解释为由于公司首脑对权力和财富的追求，他们不惜损害股东的利益，通过兼并来追求自私的利益。近年来，这一论点获得了新的证据，即信息技术的发展给公司性质的极度变化创造了可能性。以前在一家大公司内部进行的活动现在可以通过互联网由小公司组成的网络来进行[4].这被认为是一种新的“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经济体系的兴起，它基于小公司“群落”（networks），可以在不同的时间进行竞争或合作[5][6].外包活动的迅速发展似乎证实了这一观点。如果用科斯的话来说，那就是公司的界限转变了[7].很多研究人员认为这些变化迎来了生产体系的新纪元，在这一体系中，相对于大公司来说，中小公司的作用将越来越大。大公司正在“空洞化”，迅速成为“濒危动物”：“大公司控制越来越大规模的现金流，然而它们对业务活动的直接控制却越来越弱，它们正变得空洞化”[8]（P147）。
全球市场的发展使人们认为公司层面的赶超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正常途径。全球市场变得如此巨大，很难想像任何公司或一小批公司能主宰任何一个产业部门。
1.2西方非主流观点
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就有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具有内在的集约趋势。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论证了“资本集中的法则”（Laws of Centralisation of Capitals）和资本吸引资本的现象[9].集约的推动力是竞争本身。竞争推动公司通过对新的生产方式和对科学技术的应用进行大规模投资来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创造市场进入壁垒。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现代全球化纪元的前夜，海默预见到了如果取消对购并的现有限制，世界经济将变得越来越像美国经济，即源自发达国家的大公司遍布整个大陆，渗透几乎每个角落[10].
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提供了一系列原因，解释“任何种类的大公司相对于小公司”所存在的优势。这些原因包括在采购、运输成本、营销、品牌、分销、知识、人力资源以及管理方面的经济规模[2]（P282-284）。然而，他对“管理负经济规模”的解释却只用了一个类比（即“森林中的树木”），没有提供任何逻辑和证据。
潘若思开创性的著作《公司发展原理》直接研究了限制公司发展的可能因素。与马歇尔一样，她指出了大公司的一系列优势。她认为大公司享有的最重要的优势是“管理规模”（management economies）。潘若思总结认为公司规模的发展在理论上是没有极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企业无限期地扩张，并且如果规模效益中包括了扩张效益，我们没有理由假设企业会在任何时候达到能令其充分利用这些效益的规模”[11]（P99）。
钱德勒对当今高收入国家商业史的研究揭示了大型寡头公司（Oligopoly ）在技术进步方面所起的中心作用，而这种技术进步又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他表明这些现代大型工业公司在它们所处的时代创立技术最先进、发展最迅速的产业过程中起到了中心作用。这些产业继而成为该国产业经济的领头羊。这些产业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最根本的动力[12]（P593）。钱德勒强调了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悖论：在某一特定行业公司数目下降的同时，大公司之间的竞争却日趋激烈：“市场份额和利润不断地变化，从而抑制了寡头公司走；向停滞和垄断的趋势”[13]（P31）。
很多以短期股东回报为主要依据的学术研究提出了购并的非理性。另外一些研究则将分析重点放在购并对企业生存和长期发展的影响上，这些研究则显示了不同的结论[12][14][15][16].这些研究认为选择良好；操作得当并具有明确战略目标的购并可以提高公司在市场上的地位，取得公司以前并不具备的技术，获得稀缺人才，增加公司的品牌，使公司通过规模效应和范围经济在采购、研发和营销方面长期地节约成本。
2.全球商业革命
20世纪末发生的全球商业革命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来验证以上争论中的不同观点。20世纪90年代，对公司发展的很多限制因素被取消。冷战结束后，世界广大地区向市场竞争开放，私有化浪潮在许多国家兴起。除了几个产业外，对大部分产业的跨国购并的限制也被取消。随着贸易自由化步伐的加快，贸易壁垒在全球范围内大幅下降，促进了国际贸易的长期发展。国际资本市场的不断扩张以及跨国金融机构的迅速发展加速了国际金融资本的流动。与此同时，信息技术以及交通运输领域的迅速发展极大提高了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集散信息、经营决策以及调动资源的能力和效率。这些变化为全球并购浪潮的兴起创造了先决条件，从而促成了20世纪末发生的全球商业革命。
此次商业革命具有三大特征：一是在跨国公司重组并购浪潮中所形成的高度产业集中，二是由核心公司，或者说是“系统集成者”（systems integrator）对其所在价值链所进行的“系统集成”（systems integration ）的管理手段，三是在系统集成过程中所产生的对价值链各个层面的巨大的集约压力，即所谓的“瀑布效应”。
2.1产业集中
全球商业革命见证了大规模的以资产重组为目的的并购活动。从1980年到1999年，世界并购交易额以每年42%的速度不断攀升，在1999年达到了2.3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GDP的8%.在这20年中，世界并购交易的总值超过了12万亿美元，其中有四分之一的交易额来自于跨国并购。到了2000年，跨国并购的交易额达到了7200亿美元，占据了全球当年并购交易额的三分之一[17].在其资产重组的过程中，大公司大量卖掉其“非核心业务”以发展“核心业务”。大多数大公司的目标是维持或建立在全球市场的领先地位。尽管这些重组活动的剧烈程度随着21世纪初期股市泡沫的破裂而有所减弱，但合并与购并的进程近年来仍在较高层次上继续进行。
此次并购浪潮在全球众多产业部门造成了史无前例的产业集中，并在各个领域形成了占有大量全球市场份额的领先公司。在80年代，许多高收入国家内部的产业集中程度已相当高[18][19].然而，全球商业革命首次见证了跨越所有高收入国家的产业集约，这一集中过程同时也深入到了发展中国家。在21世纪初期，在全球市场的高附加值、高科技和／或高度品牌化的领域（这些领域主要服务于掌控世界大部分购买力的中上收入群体）出现了这样一条规律：数家巨型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了高达50%的市场份额。粗略计算表明，世界前两大公司分别占据着全球整个大型商用飞机市场份额的100%，碳酸饮料市场份额的70%；世界前三大公司分别占据着全球汽轮机市场份额的80%以上，农业机械市场份额的70%，手机市场份额的60%以上，液晶电视市场份额的50%以上；世界前四大公司占全球电梯产业市场份额的60%；世界前五大企业占据着全球数字照相机市场份额的80%以上；世界前六大公司占全球汽车产业市场份额的70%以上；世界前十大公司占全球医药产业市场份额的50%以上。
2.2系统集成：价值链中的计划与协调
这次全球商业革命的另一特征是，在许多产业部门，价值链的运作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全面计划性的、协调有序的活动。在此类价值链的运作中，处于中心的是系统集成者。这样的核心公司一般具有几个重要的特点，包括对大型新项目的融资能力，为保持技术的领先地位而对研发的大量投入的能力，全球品牌开发的能力，对最先进信息技术的投资能力以及吸引最佳人才的能力。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系统集成者在价值链中不断加大的采购力度和不断加强的计划功能使公司的界限变得非常的模糊。由各个产业部门的系统集成者所协调的业务活动远远超过了法律上所界定的公司的范围。公司之间的关系也远远超越了价格的关系。为了发展和维护竞争优势，系统集成者渗透到价值链的上下游，深入到价值链中其他公司的业务活动中，开始涉足于这些公司从长期规划到对日常生产和交付的周密控制中。为了保持自身的竞争优势，系统集成者必须考虑整个价值链的利益，以便在整个系统内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
如果我们不按法律所有人来定义公司，而是从有意识地对资源配置进行协调的能力上来定义的话，大公司非但没有“空洞化”，反而扩大了它们的规模。当大公司“分解”时，它们对其周围的价值链的调控作用却加大了。从就业的角度来看，为这些核心公司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公司雇佣的全职员工通常可以超过系统集成者自己全职员工的数量。比如说，一家雇佣10万—20万人的系统集成者在它的供应商中可以有40万—50万人为它工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这些核心公司周围形成了一个受它协调的“外延公司”（external firm ）。
在众多的产业部门中，从快速生活消费品到飞机制造业，系统集成者都对其价值链上游和下游主要企业的运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系统集成者与其上游的一级供应商之间的关系远远超越了价格关系。来自众多领域的主要一级供应商与系统集成者建立了长期的伙伴关系。这种特殊的关系通常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主要的一级供应商通常根据系统集成者的厂址规划它们自己的厂址。第二，越来越多的同盟供应商在系统集成者内部进行从提供数据系统到产品制造的业务活动。第三，主要的一级供应商在规划研发时会仔细考虑系统集成者的预期，并与后者进行紧密磋商。这样，虽然越来越多的研发外包给了中小型公司，但价值链中的整体研发方向与进程仍处于系统集成者的严密控制下。第四，供应商的产品开发是在与系统集成者紧密协调的情况下进行的。最后，在具体生产过程中，系统集成者将精确的产品规格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即时提供给供应商。供应商就生产与交货时间表与系统集成者进行全面协调，保证所需材料及时到达，同时把系统集成者的库存降到最低。
系统集成者的计划与协调功能也延伸到了价值链的下游。复杂资本密集型产品（complexcapital goods ）的生产商越来越注重其产品的终身保养与维修中所产生的收入。新的信息技术被用来监控使用中的机器设备产品，及时向系统集成者反馈信息，从而可以制定最佳的养护和维修计划。对下游企业网络的渗透并不限于复杂资本密集型产品，在消费品领域，系统集成者与物流公司一起紧密计划协调系统分销流程，以降低分销成本。它们与超市、主题公园、电影院、加油站和快餐店紧密协调，提高产品销售技术并增加销售网络的效率。这些消费品行业的系统集成者经常在零售连锁店有他们自己的常驻专家。
2.3瀑布效应
此次商业革命中，产业集中的进程并不只局限于系统集成者这一层面。公司通过同时购并核心业务和剥离非核心业务而进行的整合过程正在高速向整个产业价值链扩展。在各个产业部门，拥有强大技术和市场营销能力的系统集成者们在其众多的供应商中积极物色佼佼者，通过“产业计划”（industrial planning ）的形式选择可以和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协作的联盟供应商，因此出现了“瀑布效应”（cascade effect）：给全球系统集成者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一级供应商受到来自系统集成者的压力，进行购并，发展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领先地位。这些一级供应商们同时通过同样的产业计划方式将这种变革的压力传递给他们自己的供应商网络。瀑布效应的结果是在全球范围内，在各个层次和领域给系统集成者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诸多产业都出现了高速的集中过程。
3.瀑布效应：航空工业与饮料产业的实例
本章将从微观层面描述两大不同产业的价值链：航空工业与饮料产业。目的是使读者更深入地了解系统集成者和其周围的价值链的集约过程。一家大型客机的价格超过2亿美元，而一罐可口可乐却只有一美元。然而，“瀑布效应”却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产业的价值链中产生了相同的作用。
3.1航空工业
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美国的民用飞机生产商就只剩下了三家：波音、麦道和洛克希德。对其他两家公司来说，来自波音的竞争压力是巨大的。90年代中期，洛克希德已停止生产三星型飞机，而麦道的民机部门则陷入了巨大的财务困难中。1997年，在美国国防部的首肯下，波音与麦道进行了开创性的合并。合并之后，波音在世界在役的商业飞机中占有了五分之四以上的份额。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欧洲还有数家公司具备生产大型（以当时标准而言）喷气式飞机的能力（注：它们包括英国的德。哈维尔兰得（de Havilland）生产的慧星号（Comet ），维克尔斯公司（Vickers ）生产的VC10型（VC10），霍克。西得列公司（HawkerSiddeley）生产的三叉戟（Trident ）和BAC 生产的BAC111型（BAC111）；西德生产的VFW614型（VFW614）；法国生产的卡拉维乐（Caravelle ）；荷兰生产的霍克（Fokker）。）。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它们显然很难与波音进行抗争。1970年，法国和德国决定联手打造一家欧洲的大型民用飞机制造企业来挑战波音公司在全球飞机制造业的统治地位。这样做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在欧洲保留下一批高科技航空工业供应商。随后，英国和西班牙也加入了这一联合体。毫无疑问，没有各个政府的大力支持，空中客车将根本无法建立起来。到了21世纪初，空中客车在大型民机的销售方面赶超过了波音。现在两家公司之间的竞争正进入白热化阶段。它们对未来全球航空业对民机的需求有各自的看法和展望。波音公司已经把对未来的赌注投在了中型远程客机波音787（“梦幻客机”）上，而空中客车则将未来押宝在其新型研制的超大型客机A380上。在空中客车屹然崛起的同时，一度非常强大的苏联民用客机工业却轰然倒塌。前苏联的民用航空工业拥有先进的技术，曾经生产出数千架喷气客机，假以体制改革，或许可以向西方大型公司进行挑战。如今，该工业处于废墟中。由此，对全球大型民机市场的争夺已经演变成了波音与空中客车之间异常激烈的双寡头竞争。
现代飞机和飞机发动机极其复杂，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整合整个供应系统从而制造最终产品的能力。如今航空工业的系统集成者们已不再将主要精力放在零部件的直接制造上，它们更注重的是对整条供应链的计划和协调。据报道，航空终端产品价值的60%-80%来自其供应商[20]（P18）。今天，航空工业的系统集成者们（民用飞机的设计和组装者以及制造军用飞机的主要承包商）大量投入信息技术，将供应网络紧紧地整合在自己的周围，进行即时的、详细的信息交流。在飞机主要系统零部件部门，波音与空客各自根据其严格的技术与商业标准选择了少量的优选供应商。这两家系统集成者在激烈的竞争中积极地改造各自供应链的结构，以减少供应商的数量，并培植大型的次级系统集成者。这可以说是系统集成者通过选择和培育优选供应商在企业层面实施的一种产业政策。它们深层次地渗透入供应链中，通过密切协调和详细规划，使它们各自周围的供应系统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外延公司。
来自系统集成者的巨大压力导致了全球航空零部件工业结构上的重大调整。为了达到系统集成者的要求，主要零部件供应商本身必须大量投资于研发，增加规模以通过规模经济降低成本。一股强大的集约趋势正在全球航空工业生产链的每个层次形成。一批大型次级系统集成者（subsystems integrator ）通过不断地购并核心业务以及不断地剥离非核心业务来优化资产组合，并已建立或加强了它们在一系列业务领域的主导能力。
在当今的飞机制造价值链中，所有大型次级系统以及关键零部件的生产已被几家寡头公司所占领。在客机发动机的生产方面，三家跨国公司：通用电气（GE）、劳斯莱斯（RollsRoyce ）和普惠（Pratt &Whitney ），占领了全球所有的市场。英宇航（BAE ）负责设计并生产所有空中客车机族的机翼。霍尼维尔公司（Honeywell ）将为A380和B787生产所有的核心机载电子系统。古德里奇公司（Goodrich）和斯奈克玛公司（Snecma）将为A380和B787生产所有的起降系统。史密斯工业集团（Smith Industries）将为A380和B787生产所有的起落架控制系统以及襟翼和板条的制动和控制系统。罗克韦尔-柯林斯公司（Rockwell Collins）将为A380供应通讯和导航传感器系统，为B787供应飞行员控制系统。古德里奇公司和斯奈克玛公司占有全球大型客机刹车系统市场份额的四分之三。古德里奇公司将为B787生产发动机外罩、燃料数量指示系统、燃料管理软件及射频传感系统。米其林（Michilin）、固特异（Goodyear）和普林司通（Bridgetone）是世界上唯一能生产大型客机轮胎的三家公司。圣戈班（Saint-Gobain）是空中客车唯一的玻璃供应商。美国铝业公司（Alcoa ）和加拿大铝业公司（Alcan ）垄断了世界上绝大部分飞机装配用铝的市场份额。
在飞机制造业的价值链中，就连小型次级系统部件也都被一批小一些的次级系统集成者所占领。举例来说，波音的所有机上盥洗室都是由日本JAMCO 株式会社（Jamco ）供应的。拉毕纳尔（Labinal ）将为A380和B787提供绝大部分的机用电线。几乎所有的大型客机的烟火警报器都是由麦及特（Meggitt ）一家公司生产的。大型客机上绝大多数的座位都是由瑞卡罗（Recaro）和B/E 航空（B/E Aerospace ）两家公司生产的。
大型航空项目，如空客380、波音787和联合攻击机的生产周期有可能将长达数十年。在这些巨型飞机制造计划背后的数百家供应商构成了未来几十年内世界航空工业的核心。但是在这些项目供应链的任何一个高附加值层面上，没有一家供应商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一旦相关的飞机制造计划选定好了固定的供应商，则新来者很难取代已有的供应商。这些联盟供应商通过对研发有选择性的大量投入来开发系统集成者特需的技术。他们对航空制造技术的发展方向有很深刻的理解。他们获益于通过多年来为特定航空项目供应而积累起来的规模效应，并且在生产给定产品方面积累了无价的丰富经验。他们已经与客户建立了长期的、相互信任的伙伴关系。以上这些因素都造成了在航空制造业的价值链中强大的“锁定”效应。因此，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要想进入世界领先系统集成商的供应链并在“全球平等竞技场”上同供应链中强大的供应商进行竞争将是极端困难的一件事。
3.2饮料业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饮料业进行了高速的产业集约。在碳酸饮料行业，仅两家公司就占有了全球三分之二的市场份额。在定义较广的非酒精饮料行业，仅五家公司就占有了全球二分之一的市场份额。啤酒行业虽然集中程度稍低一些，但产业集约的趋势也已很明显，出现了类似安海思。布希（Anheuser-Busch），萨伯。米勒（SAB Miller），英博公司（Inbev）的大型跨国公司。同时，与饮料业密切相关的食品业也进行了产业集约，出现了类似雀巢（Nestle）、联合利华（Unilever）、和沙。拉。李（Sara Lee）的大型跨国公司。饮料业与食品业正共同受到来自于如沃尔玛、麦德龙、家乐福和特易购（Tesco ）等新兴巨型零售公司在价格、服务以及产品创新等方面的巨大压力。
世界领先的饮料公司在原材料采购和服务方面的巨大支出给其供应链的集约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瀑布效应”推动了饮料业供应链各个环节的集约浪潮。
全球生活消费品包装业年产值高达3000亿美元。世界十大包装公司在不同的领域分别占有了40%-80%的全球市场份额。世界领先的饮料公司对包装供应商的要求涉及到减轻包装重量、提高安全性能、延长产品寿命以及设计更诱人的外形。由包括铝、钢、PET （塑料）在内的原材料供应商和机械供应商也为包装技术的进步作出了贡献。世界领先的饮料公司在其整个价值链的技术进步的进程中发挥着“系统集成者”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引导和培育了供应链中每个重要环节的结构变化，以确保领先的供应商们有足够的规模来满足其严格的要求。
每年全球饮料易拉罐的消耗量超过2000亿只。80年代晚期，世界金属罐产业开始迅速集约，到现在三家公司（Ball，Crown和Rexam ）作为全球行业的领先者脱颖而出。它们占有了整个欧美市场90%的份额，并正在迅速向发展中国家扩张。作为铝材和钢材的主要用户，金属罐行业向铝业和钢铁业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促使它们加快技术进步，提高产品质量，并降低产品成本。在全球商业革命时期，除了饮料业之外，其他加工金属的主要用户也加快了整合的步伐，特别是汽车、航空（铝）、建筑和家庭耐用品业（钢材）。如同饮料业一样，它们也不断给制造商们在产品质量、成本以及技术进步方面施加强大压力，促使钢铁和铝材两大产业进行集约。现在，仅美国铝业和加拿大铝业两家公司就占据了全球铝产量（按重量）的五分之二以上。而在技术含量较高的饮料业专用铝材领域，这两家的市场份额就更高了。近年来，全球钢铁产业先后发生了数起巨大的兼并。领先的钢铁公司开始将精力集中在为全球客户所生产的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上。现在世界前10大钢铁企业占据了全球钢铁行业销售收入总额的大约五分之三[21].
玻璃瓶是啤酒的主要包装形式。尽管近年来其比例略有降低，玻璃瓶至今仍是软饮料包装的主要方式之一，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连续的兼并与收购之后，玻璃瓶行业已变得高度集中。目前两家巨型跨国公司（Owens-Illinois与圣戈班）占据了全球玻璃瓶总产量的三分之二。
PET 瓶开发于20世纪60年代晚期，随即成为软饮料业最重要的基本包装形式。近年来，该行业已经变得越来越集中。至2003年，除了自产自消的那部分，全球前四大公司包揽了北美和欧洲PET 瓶产量的三分之二。PET 瓶行业的许多技术进步都是通过专业机器制造商来实现的，他们生产两种不同类型的机器，即预成型设备以及将预成型产品“吹”成成品瓶的设备。这些领域都被专业高技术公司垄断着。仅Husky 公司一家就占据着全球大容量PET 预成型设备大约四分之三的市场份额，而另外一家专业公司西得尔（Sidel ）几乎垄断了世界领先饮料企业对高级吹制设备的采购。
在饮料灌装设备行业，高附加值、高科技部分的全球市场被两家公司（KHS 和Krone ）基本控制。这两家公司所生产的高速饮料灌装生产线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高达90%.世界的领先饮料公司几乎全部从这两家公司购买机械设备，因为它们的产品可靠性高、运营成本低、速度快、灌装深度更稳定、对瓶身和产品的损坏度也更低。这两家公司每年在研发上都有很高的投入。
广告与营销是饮料业价值链中的另一重要环节。随着广告商的客户们在全球的扩张，广告行业见证了大规模的兼并和收购。全球前十大广告客户平均在广告上的开支为每年20亿—30亿美元。它们的支出在广告商与营销商们的收入中占有很高的比例。此外，广告商们又必须与像新闻集团、时代华纳、维尔康姆和迪斯尼这样的巨型媒体帝国打交道，从它们那里争取传播渠道。于是，广告与传播业内出现了两极分化：一方面，行业中出现了数家超级大公司；另一方面，行业中仍存在着一大批小型公司。2001年，位居世界前四名的广告与传播公司（WPP ，Omnicom，Interpublic，and Publicis ）几乎占据了全球广告总收入的五分之三。
无论是直接购买或是间接通过第三方物流供应商购买，世界领先的饮料公司都是卡车的最大买主之一。它们拥有庞大的卡车队伍，有的多达几十万辆。世界领先的卡车制造商承受着全球客户对降低成本以及技术进步方面的巨大压力，迫使它们进一步扩大规模，提高采购量，降低它们自身供应链的成本。它们的供应链包括卡车配件供应商（发动机、刹车系统、轮胎、排气系统、座位、信息和通风系统）和材料供应商（钢、铝、塑料）。更大的规模也能使它们通过范围经济更快地取得技术进步，从而为用户提供更高的可靠性，低燃料成本、更高的安全性，更有效地达到环保要求的能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卡车制造产业经历了高度集约化过程。到90年代后期，按销售数量计算，位居世界前五名的制造商占有了全球卡车销售量的二分之一。但是如果按销售价值计算，它们所占的份额就会更大，因为这些世界领先的卡车公司更注重于生产技术含量更高的车辆。2003年，行业领先者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Daimler-Chrysler）仅卡车部分的收入就达359亿美元，运营利润达到10.8亿美元，在研发上的投入达13亿美元。
资料来源：金融时报，2004年5月27日；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8、2002》；财富杂志，2004年7月26日《英国贸工部研发排行榜2003》。
注：（1）中国=14，印度=4，巴西=3，俄国=3，墨西哥=1，马来西亚=1，委内瑞拉=1，泰国=1.
（2）俄国=7，中国=4，印度=3，墨西哥=3，巴西=2.
4.中国本土企业实现赶超所面临的挑战
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向全球竞争实行全面开放，这样会给发展中国家的本土公司赶超高收入国家的公司提供广泛的机会。这一观点的基础是他们相信在资本主义竞争中的大公司的发展规模是有限的。他们认为通过迫使小公司与大公司进行竞争，弱者可以向强者学习、模仿强者并超过强者。事实上，20世纪末的全球产业革命见证了史无前例的产业集约。全球商业体系的“制高点”几乎全部被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公司所占领。这对中国的企业和产业政策制定者们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在21世纪初期，高收入国家只有世界15%的人口，而来自这些国家的企业占《财富500强》的94%（以销售额排名），占《金融时报500强》的96%（以市值排名），占全球研发投入700强的几乎100%（参见列表1）。在全球前100大品牌中没有一家公司来自中低收入国家[22].这是描述全球企业竞争力分布的很重要的一系列指标数字。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将如何与源于高收入国家的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进行竞争成了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然而，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所面临的挑战比表面看起来要严峻得多。产业集约最显而易见的部分是拥有强大技术或品牌的著名公司，它们是价值链的“系统集成者”或“组织头脑”。系统集成者层面的产业高度集中只是看得见的“冰山”一角。同样重要的是表面上看不见的、“冰山”在水下部分的变化，那就是发生在价值链其余部分的集约过程。随着系统集成者们在全球市场中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它们给整个供应链施加了巨大压力，从而降低成本并激发技术进步。由于瀑布效应的作用，除了在系统集成者层面的产业高度集中，产业集约也在价值链中高附加值的部分中快速地进行着。因此，全球价值链中高附加值的部分也正被源于发达国家的公司所占领。
本文论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产业，即航空和饮料产业的价值链。文中显示这两个行业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系统集成者激发了整个价值链结构的全面转变。作为加入供应链的条件，每一个供应商都必须努力达到源于系统集成者的严格要求。因此，供应链的每个层次都发生了以降低成本和提高服务和创新能力为主要目的产业集约。这一“瀑布效应”对经济全球化中竞争的性质具有深远的影响。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公司所面临的挑战比表面看来的更艰难，他们不仅面临着要赶超系统集成者的巨大困难（这只是看得见的“冰山”一角），而且要赶超供应链中每个层面的强大供应商也是异常艰巨的（即隐藏在水面下的、看不见的“冰山”部分）。
在21世纪的黎明，由“瀑布效应”所产生的在各个层次的产业集约给正在步入全球化竞争的中国企业和政策制定者们提出了全面挑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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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诺兰，剑桥大学嘉治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产业发展研究中心高级顾问；
张瑾，刘春航，北京大学中国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北京1008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