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将尽时。在春节前的这个时候，大部分中国人心里牵挂着的，应该都回家过节的那些事。同时也因为这汉民族最大的心理共鸣，“春节”成为各类人用以加强自己心理号召力的文化资源。商人打春节广告，政客们则可以在春节晚会上总结自己一年的光辉政绩。每年春节的新闻上，我们也总会看到国家领导人到某某农家中看望慰问乡亲，与百姓共度春节的温馨场面。
然而二十年前的邓小平南巡虽也在春节，但他所利用的文化资源，可能跟春节关系不大。当时的中共经“价格闯关”失败和89之后西方的封锁，又眼看苏共轰然崩塌，正是自危和倾向“回潮”的摇摆时节。邓小平乃是以半退的身份，利用他在中共和中国的政治资本力挽狂澜，奠定了二十年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基本格局。
如今回头看，如果不是邓小平的南巡，就不会有中国经济二十年的高速发展，不会有今天世界第二的经济总量和第一的外汇储备。中国的左派们自然还会加一句“也没有今天的贪污和贫富差距”，但是如果按他们的方式消灭贪污和贫富差距，则现在刚实现领导人换代的朝鲜，倒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样本。
有人说中共建政后，以二十年左右为一个周期，中国政治状况呈现出“轮回”规律。以此看来，1966年，中国提早三年达到极左顶峰；1989年至1992年，中国经历激烈辩论和动荡之后，以邓小平南巡一锤定音，奠定此后中国政治经济路线的乾坤。
此说未必完全是巧合。中国没有实质的周期性选举，政制较僵，难以对政治矛盾做出及时反应而渐进改革。只有领导层或者社会主体更新换代，人们对旧有矛盾的忍耐也达到临界点时，变革才以激烈迅疾的方式爆发出来。“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大概等于一代人成长的时间。二十年之外，国家局势焕然大变，也在情理之中。
而今年，恰是邓小平南巡的二十周年。
二十年过去，中国以GDP为导向的“发展主义”发展市场，成为世界全球化中的最大赢家，收获了经济发展的一个堪称奇迹的成就。它使中国摆脱贫困的人口数，比世界所有的扶贫项目加起来所帮助的总人数还多。而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政治问题没有解决，许多诸如贫富差距、社会道德等的问题还是因这种经济畸形发展而导致或加重的。二十年，是否一个到达社会忍耐临界点的时间期限？
2012也注定是个政治气候变化的年份。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有四个将要更换最高领导层。特别是中俄这两个换代“制度性”不是那么强的国家，按预定计划实现平稳过渡，对各自的意义都非同一般。对中国来说，台湾在这年的大选，是蓝还是绿上台，对两岸关系也是进退攸关。世界与国内局势如此，中国注定要变？
果真如此，则我们应期盼、或者是担忧什么的大变？
在中国又悄然响起“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的口号时，想到邓小平南巡，确是需要非凡的眼光和政治魄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