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弗里·库茨 著 吴万伟 译

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自传中回顾了他在印刷厂当学徒时养成了一种“书呆子气的爱好”和对“修辞艺术和逻辑”的兴趣。他写到：

就在这个时期我遇见了一本奇数期的《旁观者》（the Spectator），那是我从来没有阅读过的第3期。我买了一本，读了一遍又一遍，非常喜欢。作者们的文笔非常优美，希望将来有可能的话我要模仿这种文笔。

读到令人愉快的作品是知识分子生活的最大快乐之一。你读到某些东西，一下子被它震撼和吸引，被说服去相信某件事或受启发去探索另一件事的新问题。或者你惊讶于一篇漂亮的文章能够表达和激发一种道德立场、理清认识、让你更容易走上某个思想或行为的道路，这听起来虽然怪异，但我觉得是真实的。

就像《旁观者》对富兰克林的影响一样，乔治·斯夏拉巴（George Scialabba）是对我产生持久影响的三四个当代作家之一。他的第一本书收集了33篇随笔，内容涉及作家、思想和公共生活。（斯夏拉巴从前的诗集和其他随笔及评论可参阅他的网站www.georgescialabba.net.）本书收集的随笔写于1983年到2005年，几乎都是针对具体书籍的，虽然对这些文章来说“书评”作为名称过于单薄和缺乏色彩了。本书评论的作家中五分之四是美国人，要么出生于美国，要么移民到美国。三分之二的评论文章最初发表在《阿格尼》（Agni）、《波士顿评论》、《异议者》、《国家》，其余散落在五六种报刊杂志上。

斯夏拉巴属于普遍主义者随笔作家和民主党左派的“公民批评家”（他的说法）传统，前辈作家包括伦道夫·伯恩（Randolph Bourne）、阿尔伯特·加缪（Albert Camus）、尼古拉斯·乔洛蒙蒂（Nicola Chiaromonte）、欧文·豪（Irving Howe）、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伊尼亚齐奥·西洛内（Ignazio Silone），他们是斯夏拉巴最经常提起的作家。（其中伯恩和麦克唐纳是他最喜欢的两位作家，本书中各自有两篇评论文章）。斯夏拉巴本书中与书名相同的评论文章中描述了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他们用强劲有力清晰明白的世俗语言为普通的受教育读者写作。话题很大，兴趣很广，不管实际的、投入的读者群是多么小，他们的作品是开放的，因此至少帮助维持了公共文化的观点和希望。”他引用欧文·豪对这群作家的描述：“他们写的文章涉及内容可能非常广泛，把政治和文学结合在一起，有时候宣称是对一个作家或者一个文学团体的研究，但是通常伴随着“超越”话题的压力，指向某些包容性强的道德和社会观察。”斯夏拉巴的书是有关该传统在当今美国的地位的（请注意我引用的两个段落中的过去时）讨论，本书出版的事实本身就是对该传统的重大贡献。

阅读斯夏拉巴的几篇文章后，人们可能感受到他特别的知识分子使命感。这是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在写到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时所说的“返回自身”。斯夏拉巴写到：

心甘情愿地和精力充沛地去认识和对付与自己立场相左的对手立场的困难；费尽力气要发现并充分展示对手在讨论的真正问题，这就是阿诺德理解的无功利性（disinterestedness）。

阿诺德认为他在伯克身上找到了一个绝佳的例子，在他对法国大革命发起抨击的最后，却承认自己也怀疑这种反对时代新精神的痛苦结局是否智慧之举。阿诺德在《批评的功能》中引用这个段落并评论说：

在我看来，伯克返回自身是英国文学或任何文学中最好的东西之一。

斯夏拉巴永远在进行返回自我的论证，把它们置于他能找到和发明的最严肃的批评之下。他一次又一次地返回到这些案例中对自己民主的、现代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主张提出质疑：民主的精英主义批评提出的难缠问题，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辩论的难题，伴随现代化而来的新痛苦，社会不平等、战争、帝国权力的政党的无可置疑的成功。（我最喜欢的斯夏拉巴返回自我的文章论及信仰和背叛（没有收录在本书中，但可以在网站上看到），他想象“受到爱戴的挑战者刘易斯（C.S. Lewis）”在地狱拜访他，试图说服他“永远放弃现代性。”他说刘易斯或许成功了。）

本书标题提出的问题建议我们重新审视斯夏拉巴的全部作品。此时此地，在他渴望的知识分子工作模式有什么价值呢？斯夏拉巴在一些文章中提出了知识分子至少是他最佩服的那种知识分子已经过时的有力论证。

当然，政治道德的真理需要经常重新表述，但是促使人们关注和尊重伯恩、加缪、麦克唐纳、奥威尔、西洛内等作家的大部分内容已经不复存在：他们沉浸在欧洲文学中而产生的权威口气和责任感、历史场景产生的高度具体的吸引力、所有读书识字的欧洲人和美国人都是其读者的事实、以及最后他们精湛的写作技艺。

斯夏拉巴承认，即使从前知识分子的口吻、责任感和文学修养在我们时代能重新实现，社会和政治越来越大的模糊性将让过去道德真理的重新描述显得不合时宜让从前的美德变得可望而不可及。我们已经沉浸在公共关系产业“反公共知识分子”制造的词语和形象中，公司和有钱人已经积蓄了巨大的政治能量，“印刷品文学的衰落”吞噬了或许仍然存在的公共思想来源。因此，最明显的知识分子需求是那些能够进行研究、揭露和批判的作家。

比如对美国普通人来说，里根经济学显然是糟糕的，这是当代左翼知识分子应该能够充满信心确认的观点。不幸的是，一些无可否认的诚实和智慧之人却持相反观点。一个决心看到“任何问题的所有方面”的人必须在货币理论的基本内容之外，学会如何区分一些方法如衡量平均家庭收入、就业机会的创造和丧失、失业率和其他经济指标。对研究文学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些东西让人厌烦。

当我们考虑的不仅是经济学专门词汇和研究方法而且包括生态学、公共健康、核物理、化学工程等等之后，这种负担变成了的赫拉克勒斯的劳役（Herculean labor）。斯夏拉巴写到“成为某方面的专家或表面上的专家现在不是挑战而且是令人眩晕的邀请。”我们如今没有一个人能“把所有文化集中在一起”。问题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和对我们处境的任何严肃的探索所需要的信息数量实在太大，根本不能指望笼统的知识分子“把社会关系搞清楚”，而这正是梅洛·庞蒂（Merleau-Ponty）要求知识分子做的事。搞文学的知识分子不能成为世界的立法者，因为他们不过是“没有政治专业知识的普通公民。”在统治者模糊管理，正义问题必须用专业术语表述和回答的世界里，一个没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怎么能为公共世界做出有用的贡献呢？

斯夏拉巴以自己作为反面例子认为，知识分子能够做的唯一有用之事就是放弃人文主义理想，把自己变成公共辩论某领域的专家。若与麦克唐纳和奥威尔时代的作家相比，社会批判已经“更多地依靠经验和更加专业化。”这种情景所要求的新型知识分子并不展现从前文学知识分子“争论、推理和在众星捧月中的快乐”（欧文·豪的话，所在段落斯夏拉巴引用了不止一次）而是简单的目标，即教导公民“如何读报”。这些实证型知识分子在叙述观点时没有艺术性可言，我们所能指望的最多不过是他们的文笔“清晰、透彻、简练、朴素、不做作。”斯夏拉巴认为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是这种实证型知识分子的代表。虽然我觉得可能有更好的代表，但新老知识分子的这种区分还是有道理的、发人深省的。一方面，我们有把自己变成专家的研究者和记者，其写作或许不怎么优雅但能阐明和组织一些我们本来难以了解的信息。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些“超越”本专业领域的通才和随笔作家，他们的文章体现着道德平衡和社会问题的深刻思想。有一种写作并不是取悦任何人，但对公民来说，它是严肃的、开门见山的、非常有用的作品，毫无疑问有一些用途。还有另外一种写作给人娱乐，但是我们必须问自己：对我们来说，它有什么用呢？

当然，如果更多美国知识分子掌握了劳工经济学或气候科学的语言是好事，但斯夏拉巴认为，我们设想“当今知识分子的劳动和敏感性分工”能保存人文知识分子的某些古老传统。

斯夏拉巴有了应该做点什么的想法。请看他有关欧文·豪的论文中的段落：

作为“反专家”的知识分子把政治利益和审美利益结合起来并能以权威的口气在两个领域发言的世界主义理想已经过时了，“公共知识分子”和“艺术爱好者和鉴赏家”的衰落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危机症状。这种迹象表明知识的整体性已经不再能够实现，公民有能力讨论所有公共事务的经典的智慧理想必须被抛弃。

这里至少是本书同名问题的答案的核心：人文知识分子的写作是健康的共和国要求所有公民在某种程度上参与的一种活动，一种无论在高度还是深度上都堪称典范的活动（虽然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不是唯一的活动）。斯夏拉巴写到，“文学是公民生活的实践。”他描述“公民教学法”是对社会精英实施的文化管理的唯一稍微可靠些的回应，“共和国的公民素质所需要的‘能量、想象力、感官和家庭的超脱以及内心的平衡’”等是我们大部分人在很多时候都渴望获得而深感不足的东西，文学可以作为某种弥补。（斯夏拉巴在类似的段落中试图要说明的部分内容就是诸如“公民”、“公民身份”、“共和国”等词汇对现代主义者和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政治著作讨论非常有用。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我虽然赞同但这里不是展开论述的地方）。

人文知识分子的著作“为政治学注入了艺术的价值观：超脱的思想、诚实的感情、完整的想象力”，因此有助于“形成丰富柔和的人道主义政治情感。”斯夏拉巴想塑造一种政治情感或更好的说法是公民美德，其标志性的特征是“对财富、官位、和专家资格引人注目的不屑，对奢华和贪婪的蔑视，对经济独立性以及企业与政府直接关系的强烈偏爱，清醒的地位意识，对科学、艺术、和哲学的充满活力的好奇心，还有最重要的，对激烈辩论和精彩演讲的热情”。这种情感（或者美德）不是来自形而上学命题而是来自“18世纪所说的‘同情’或‘仁慈’和简单的‘道德想象力’。”这种道德想象力是需要培养的。我在小学得到的作文书的封皮上写着这样的格言“学习让一个人成为适合自己的伙伴。”斯夏拉巴的格言是：人文随笔让共和国公民成为相互适应的伙伴，或至少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

培养情感与提供信息不同。前者不像后者那样直接，更多地与筹划新经验而不是新数据有关。对斯夏拉巴来说，写作的风格与形式至少和写作话题同样重要。斯夏拉巴的最高赞语是说一个作家坚持“诚实的思想匠人的严格标准”，他的最尖刻批评是某个作家“就像系主任那样写作。”他认为，培养公民美德的文章特征不仅语言清晰而且优美文雅，作者愿意自我解剖。

斯夏拉巴自己的作品也非常优美，令人心旷神怡。如果作为公民教育读本取得了成功，那是因为另外两个与其说是风格不如说是结构的特征。一个特征是斯夏拉巴常常大量引用，从他撰写的评论作品中引用很多句子。我的叔祖母以斯帖（Esther）用大勺而不是小调羹来尝她做的菜，她坚持说除非嘴里填满了东西，否则无法尝出酱油或汤的味道。这或许是斯夏拉巴引用他评论的作家的原因。因此，读者能看到作家的论证过程，跟随甚至超越斯夏拉巴的思路，更重要的是，感受作家的作品而不仅仅是一些概念。

第二个特征是斯夏拉巴返回自己对所评论作品的论证，在欣赏和批判之间来回变化。他的方式是优雅的、不容置疑的、强劲有力的。他对那些批判对象毫不客气，但也知道什么时候该收起拳头。请看他评论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在《批评家伙伴》书中主张“联系的”或者“内在的”社会批评家模式的一个段落：

国内批评家关心的不是切断自己与公民同胞的联系，而是很容易受到诱惑而变得温和，如果不是愤怒本身至少是对愤怒的表达---修辞。有时候，他把政治有效性放在文学效果之上是对的，通常如此。

但是愤怒并不总是可管理的。不管批评家多么认真地试图重新描述或重建其他社会的人的道德历史，给予痛苦适当的重量对他来说是困难的。我们对常常愤怒不已的批评家保持怀疑态度是适当的，但有时候或许是在最重要的场合，我们会对审慎明智的人感到失望。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我基本上赞同沃尔泽的政治立场，但我很少被他的社会批判所感动，不错，批判给人启发，但很少令人感动。年轻的卡夫卡写到“如果我们阅读的书不能像砸在我们脑壳上的锤子那样令我们猛醒，我们还读它做什么？”沃尔泽太客气了，怎么会用锤子砸别人的脑袋呢？

几乎每个句子都是围绕着斯夏拉巴认为沃尔泽言论的对与错，有时候一个句子在其中旋转不止一次。但有趣的地方是在斯夏拉巴对沃尔泽进行实质性批判时，这个段落的结构获得了同样的东西。斯夏拉巴认为社会批判应该给人打击同时也要发人深思，这个段落就发人沉思了很长时间，最后不失时机地挥动了锤子。读了这些后，我期待把我欣赏的沃尔泽的客气而明智的社会批判与斯夏拉巴的不耐烦结合起来。我喜欢沃尔泽的作品，所以需要了解其中最虚弱的地方，斯夏拉巴说服我认识到这一点，而且给了一种让我返回到自己思想习惯的形式。

那似乎就是人文随笔的好处。通过坚持返回到自己的论证、习惯和态度，斯夏拉巴表达了一个重要观点。通过他的随笔的结构和感觉，我们认识到共和国公民所需要的美德，倾听和思考同时进行的美德。（我们常常忘记雅典议会中的公民的主要活动仍然是倾听而不是演说，这仍然是我们的公民理想）

公民素质的古典理想在当今美国遭遇到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时期的威胁，斯夏拉巴正确指出，人文随笔并不特别适用于对付这些威胁。对能够为公众讲解技术问题的专业化实证型知识分子的需要确实让人文知识分子的作用相形见绌，对美国知识分子来说，居住在类似垄断寡头或帝国的共和国的经验是令人恐怖的、无所适从的。用随笔或评论来回应至少可以说是笨拙的，但这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重要。良好公民所需要的优雅、正直和同情必须通过学习来获得，我们承担不起忽略这种教育机会的代价。人文随笔不能把所有文化汇集起来，也无法让社会关系充分透明，当然也无法替代公民在参与政治活动或工会活动或社会运动中所获得的那种教育，但是它能提供一些公民教育的场合。这是小事，但对小事有利毕竟也是好事。

同样重要的是，随笔给我们带来快乐。运用得当的词汇、散文流畅的节奏、观点的逗引和激荡本身就是乐趣。这也是对公共生活的间接邀请，是其他任何明确的公民教育都无法替代的。在我看来，这种重新出现的邀请应该被视为斯夏拉巴散文的好处之一。

作者简介：

杰弗里·库茨（Geoffrey Kurtz）是《逻各斯》的特约撰稿人。

译自：George Scialabba, What Are Intellectuals Good For? Essays and Reviews by Geoffrey Kurtz

http://logosjournal.com/2011/george-scialabba-what-are-intellectuals-good-for-essays-and-revi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