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科学发展”已经成为全党的政治共识。但是，推行科学发展，必须真抓实干。

我国从搞“大跃进”时起，就有“经济增长率升级大战”的历史传统，这是由于我们缺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急于求成造成的。实事求是地说，改革开放以来，也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由全国上下求发展、急于发展的大势决定的，它造成了急于求成、举国浮躁、头脑发热的积弊。这种简单化的、粗放的发展思路所造成的，往往是中央提出的基本目标依据的是全国的底线，但接下来，省级目标往往高于中央，地级目标往往又高于省级，县级目标又高于地级。如此一来，中央的目标就被层层加码、层层抬高。

过去，尽管我国有过许多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但是“GDP升级大战”的潜在冲动始终存在，甚至一有机会就会反复。五年前，在制定“十一五”规划中，再次出现了经济增长率目标层层放大的效应。“十一五”期间，国家规划预期目标是7.5%，但是省级政府规划的目标，却是8.5%~13%，平均则是10.1%，比国家高出2.6个百分点；根据31个随机抽样样本计算，地级市增长率制定为9.5%~20%，平均数13.1%；根据22个随机抽样样本计算，县级行政区最低的为9.6%，最高28.3%，平均数14.2%。这既表现出千帆竞渡，各级干部谋发展的急迫和热情，也反映出各地区GDP竞赛，越下一层就越激烈，指标就越高。

中央“十二五”规划制定的经济增长率从“十一五”规划的7.5%下调至7%，但是，从31个省(市区)的“十二五”规划来看，只有5个省(市区)的调门和中央保持一致，即弱化经济增长指标，追求经济增长质量，把“好”放在“快”之前；而有8个省(市区)继续锁定在快速增长的目标上，仍将追求10%以上的高增长；还有12个省(市区)，提出要大干快上，追求12%以上的增长率，其中多个省(市区)提出了翻一番的目标。

当然，如果这样的目标是符合当地发展实际，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和欢迎的，是通过转变发展方式来实现的，把“好”放在“快”之前的，那么，这样的雄心壮志，就是值得肯定的；相反，如果将指标仅仅建立在追求政绩的热情之上，非但目标难以实现，甚至还会造成新的发展问题。

按照流行的说法，许多地方负责同志到北京开会，喜欢讲“科学发展”，回到了本地开会，讲的却是“本地话”，即“加快发展”，“快”字当头，“好”字并不明晰。如此一来，传统发展方式就没有改变。如果说，部分地方政府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目标上，依然锁定在“加快发展”的轨道上，而不着力强调科学发展、转型发展和跨越旧的发展方式，我们便称之为对旧的发展方式的“路径依赖”和“自我锁定”。如果中央不及时遏制这一倾向，“十二五”经济增长的层层放大效应，可能会比“十一五”有过之而无不及。

改革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是在财富的存量上做文章，而自上而下的改革，长期依赖国外资本和市场的改革，却不可避免地使改革的最初推动者，成为一个阶段、一个时期、一种改革模式的获益者，必然造成改革的主要获益者形成“利益刚性”，而当他们故步自封，不愿全面深化改革，全面、继续推动改革，甚至拒绝发展的成果为广大人民共享之时，他们反而会蜕化为既得利益群体，就可能蜕化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阻碍者。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前途，普遍抱有怀疑的态度，不时会制造出“中国即将崩溃”的论调。改革开放30年之后，中国已经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今天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认：中国道路之先进性已经是一个事实，国际上却又出现了“中国威胁论”的声音。当前，某些西方国家借所谓民主、人权以及民族问题对我们的丑化、攻击此起彼伏，国际贸易中对中国产品的各种限制更层出不穷。但我们必须看到，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特别是舆论环境，一个时期内还将处在“西风压倒东风”的被动格局中。这种格局并未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的不断强大而得到根本改变，相反，在某些方面还有恶化的趋势。

上述情况都表明，推行科学发展的思想路线，实现“十二五”规划伟大战略转折，我们要改变GDP导向的考核机制，将地方从GDP竞赛中解放出来，由加快发展转向科学发展。

（作者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与王绍光、周建明、韩毓海合著《人间正道》一书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