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年轻的黎明重现天际，

垂着玫瑰红的手指，

灰眼睛雅典娜遥望酒蓝色的大海，

瞩目她护佑的奥德修斯······

这是荷马史诗中的经典修辞。当黑夜女神揭去她神秘的面纱，她就陡然间变成了黎明女神，神明永远不死，而黎明女神永远年轻，这就是“年轻的黎明”的意义。关于日出的壮丽以及对生命的礼赞，在东西方是相似的，中国的诗人李白有“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历天又复入西海，六龙所舍安在哉······”，而佛经描述释迦牟尼说法前放大光明，其每一毛孔皆射出无量毫光，使每一微尘都现出其所蕴三千大千世界，恐怕也是从黎明中获得的启示。而佛教中国化之后，中国僧人们更是在大乘佛教崇空的观念中融入峥嵘气象，“大日轮坠虚空”已经是“生生”之易之所（《易经》有“生生之为易”），即“行健”之天-宇宙了。

在宇宙历史中，大爆炸开始后从极高温度逐渐下降，宇宙逐渐从“火凤凰”沦为慢慢黑夜，是为“黑暗时代”，假如有精灵存在，它必定感觉忧愁，因为看不出黑暗的尽头。然而历史理性的想象力是惊人的，核力将分散的能量凝聚为微观结构物，而引力将分散的微观结构物凝结为宏观结构——星体、星系、星系团，其中质量巨大的恒星在引力压缩中遭遇核聚变的反抗，两种力量的博弈结果是恒星被点亮，宛如一盏盏明灯照亮黑暗的街道，燃烧核燃料的恒星照耀宇宙空间，是为宇宙历史的黎明。

正如地球围绕太阳旋转使黑夜与黎明循环往复，人类文明历史亦一黑夜与黎明轮回重演之历史。而这种历史可以形象地表达为斯巴达秩序与雅典秩序的循环——在此两种秩序的博弈中人类文明不断达到更高境界。所谓斯巴达秩序，就是极权主义秩序，个体越是雷同则个体构成之整体越具秩序性；所谓雅典秩序，就是自由主义秩序，个体越是个性鲜明由其所构成之整体越具有秩序性。我们也可以由此区分两种秩序意义之“平等”概念之不同，斯巴达秩序之平等是整齐划一无个性之平等，任何个性表现都是该种平等所不允许的；而雅典秩序则相反，平等乃是个体发挥自我想象力权利的平等，即平等地发挥自我潜能是雅典自由主义秩序所期待的。

二

宇宙膨胀期间以雅典自由主义秩序为理想，即宇宙历史中以发展出个性化的个性者为目标，于是有从原子、分子、高分子、原核生物、多细胞生物、直至人类的进化历史，自由度不断增长，是为雅典自由主义秩序之增强；当宇宙历史进入压缩态，将以斯巴达秩序为“理想”，一切个性化都将消失，直至达到斯巴达秩序的极致——物质完全对称性排列，是为“无”。当然，无不是最后终结，无作为对称性极至乃新一轮无中生有之开始，雅典自由主义秩序重新成为宇宙历史之理想。如此无与有将不断轮回，是为超循环宇宙序列。

人类历史超越性重演宇宙历史，正如每个人一生之生存历史皆超越性重演人类进化历史，人类历史亦从斯巴达极权主义秩序至雅典自由主义秩序转化之历史，然而此种转化正如宇宙中一切超循环运动一样乃循环中蕴涵进化，好比音乐旋律在循环中上升，此乃《易经》之复卦与《老子》之“周行而不殆”之谓也。“天”与“人”的同一性使我们意识到，雅典自由主义秩序是宇宙文明的大道，而斯巴达极权主义秩序则不是。在人类社会历史之两种秩序的循环往复中，雅典自由主义的不断降临实为人类历史的黎明。

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失败而告终，是否斯巴达极权主义秩序之胜利？非也。以人类文明历史之发展运用一切表象运动而超越表象故也，老子“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颣[ 11]”即言此。希波战争后，雅典达到了自己文明的高峰，在短短六十年时间里，雅典城邦所创造了自己的文明奇迹。然而宛如流星划过太空，其光芒万丈的璀璨虽铭记在人类历史记忆中，但毕竟一闪而过，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果是雅典文明的衰落，雅典民主似乎成了历史绝响。古罗马早期虽然也采取了民主形式，然而在一个交通、通讯很不发达的时代，大国民主必定是名不副实的，所以它很快转化为帝国，只有独裁者的雷厉风行能使大国不至于分崩离析——这是历史条件的限制。只有当人类精神发展获得技术进步的支持，欧洲与美国的大国民主便自然地实现了，在两千年的历史段落中，雅典自由主义秩序获得了最终胜利。

在古罗马人尚武而残暴的精神趣味之后，是基督教精神的降临，人类历史学一般将中世纪视作漫长的黑夜，而基督宗教则是黑暗野蛮的象征。其实这种看法有失偏颇，理性的描述应该是——基督宗教伴随着人类度过了自己的慢慢黑夜。甚至在古希腊世界中，忍让与宽容也不是人们奉行的美德，报复的逻辑更为普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英雄主义的主题，否则希腊诸城邦就绝不会为了异邦人抢走自己的美女海伦而大动干戈；而在希腊英雄们返回故乡后，报复的逻辑继续演绎，联军统帅阿伽门农的妻子与淫夫合谋杀死了阿伽门农，起因于阿伽门农以其女儿献祭；而奥德修斯为了青年们追逐他妻子的缘故，竟然残忍地进行了一场大屠杀，而他对于青年们的亡魂毫无恐惧，让仆人们擦干地上的血迹，奥德修斯与妻子安然入睡。我们在希腊英雄主义中看到了两个有待发展的精神元素，对正义的渴望与复仇主义，应该说二者具有统一性，没有对正义的渴望就不会有复仇、没有复仇则正义也不会在世界中实现自己，故曰渴望正义与复仇行为乃是历史理性推动人类精神发展的契机。然而如果无节制地发展，则渴望正义而引发的复仇行为就会变成正义的反面——恐怖主义。孔子说，“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矣【 22】”——这种对于人类精神世界的敏锐洞察在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皆颇缺乏。不过我们在基督宗教中看到了区别于古希腊与古罗马精神的崭新的内容，提倡“爱人如己”是耶稣精神中最可宝贵的观念，它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的尊严，只有在与古罗马人沉湎于观赏角斗士死亡的兴趣之对比中，才能见出基督宗教的伟大。

精神固然是内在的，不过精神的发展实在要与外在的形式相匹配——我指的是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需要与人类精神的发展相一致。如果野蛮与专制是黑夜，那么民主就是黎明。正如欧洲文明视古希腊为自己文明的源头，民主的复兴最早也是从欧洲开始的。然而雅典城邦民主在复兴之初，便显现出截然不同的模式：一种模式是英国大宪章运动，一种模式是法国大革命。前者以与民主相称的理性形式实现民主，后者以比专制更专制的方式推翻专制以建立“民主”。在对历史的回溯中不难发现，前者作为没有鲜血的民主更有生命力——美国的大国民主根植于英国民主（虽然自由女神雕像是法国人的作品），而法国大革命作为鲜血换来的“民主”必定走到民主的反面而需要更多鲜血来洗刷“民主”身上的血污，结果民主运动成为持续的动乱。

二十世纪末，冷战结束后，美国欲将自己的民主理念输出到全世界，与共产主义的“输出革命”的失败相比，美国的输出民主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而目前中东-北非地区的“阿拉伯之春”运动也无不与美国的支持相关。美国并非希望爆发大规模动乱，而是希望通过“可控的小规模动乱”推动民主。美国参与北约的利比亚战争何以名曰“奥德赛黎明”？奥德修斯返回家乡是以屠杀从求婚者手里夺回了自己的家园，美国的“民主黎明”是否也意味着阿拉伯地区发生一系列屠杀呢？

三

阿拉伯世界的一度迅速扩张给予世界的恐怖似仅次于匈人（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匈人”即“匈奴人”）与蒙古人给予世界的恐怖，故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认为“宗教与恐怖乃是阿拉伯人的原则【 33】”。这种认识甚至可以在伊斯兰教的兴起中获得佐证，因为与释迦牟尼、耶稣、孔子相比，穆罕默德不仅晚出，而且他既是教主、又是军事领袖，宗教以武力贯彻虽然在欧洲宗教战争中亦不乏先例，然而佛教、基督宗教、儒家学说的开山者毕竟都是纯粹精神者，他们是人类精神世界的“王”、而非人间帝王，而穆罕默德则“文武双全”，他是政教合一的领袖。宗教信仰如果不是出于精神自觉，而是出于宗教势力对人身安全的威胁，那么此种关于“真理”的宗教也就不可避免地沾染恐怖主义。吉本曾复述一位意大利历史家的记述，当初那位烧毁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的阿拉伯人哈里发奥姆鲁（Omar）曾宣称，凡是图书馆里的书籍中的内容与《古兰经》重复的，在《古兰经》里已经有了，而凡是在《古兰经》里没有的，都是错误的，而无论这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都是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里的书籍不值得继续保存的充足理由。如果记述是真确的，那么说明那位哈里发关于最高存在者的理解存在误会——把上帝作了太狭隘的理解。

然而说阿拉伯精神全是恐怖——显然是不对的，由于非洲地理气候的作用，非洲沙漠地区的人们容易为激情所驱使，当伊斯兰教激发其阿拉伯人对宗教的狂热激情，他们认为为了维护伊斯兰教而与异教徒战斗而死乃是进入天堂的最佳途径之一，他们对于犯罪的不以为然与好客的无节制一样都与险恶的地理环境相关。而阿拉伯人的精神世界还有其智性一面——我以为看一个民族是否开化的一个最直接方式就是看该民族是否产生了智者形象，实际上阿拉伯人的确不乏智者，智者的形象是前额宽阔、银白的胡须和深邃的目光，其手持的书籍并非一定是《古兰经》，而可能是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人的著作。与当年匈人铁骑以征服杀戮为生活方式、并且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可称道的文化遗产不同，阿拉伯人处在环地中海文明圈有着更高的文化趣味，阿拉伯世界一度成为西方文明的“拯救者”：正是阿拉伯人对古希腊文明的无比热爱——这种热爱表现为对古希腊经典的翻译浪潮——才为欧洲保存了古希腊的文明种子，没有这种保存，就难以想象欧洲中世纪后的文艺复兴运动，所以欧洲世界是在要感谢阿拉伯世界，由于文艺复兴运动对于欧洲科学文明的至关重要性，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阿拉伯世界则没有现代欧洲文明。

而恐怖主义作为极端主义其近代源头乃是欧洲文明的“成果”。正如斯巴达并非在古希腊文明之外，与欧洲民主复兴相伴随的乃是极权主义的复兴，而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与古典极权主义（帝王极权主义）的区别表现在——以民主的名义实现远比古典极权主义更为强烈的专制，是为现代极权主义。现代极权主义的理论基础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苦难都来自邪恶种族与邪恶阶级——犹太人与富裕资本者的无情盘剥，因此要实现彻底的民主就是杀灭犹太人与资产者，这个世界只有穷人最纯洁，他们是世界的拯救者，建立一个由广泛穷人专制的国家，人民政府对个人实现高度集团化管理、平均分配生活用品，人类就会迎来地上天堂，即一劳永逸地实现彻底的民主；相比之下，一切资产阶级议会民主都是虚假的、不彻底的，因此是需要消灭的落后制度。——这种异想天开的极端主义已经被二十世纪的“地上天国”国家之人民大众的普遍饥荒与统治集团内部的血腥倾轧证明是背离人性的。而这种“天真”的“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理论”在苏俄与东方蔓延造成极大的动乱与持续的红色恐怖主义——其源头正在欧洲，马克思并非凭空构想出马克思主义，他的穷人拯救世界说固然受了摩尔、圣西门等人的直接启发，不过其渊源乃是《圣经》的“选民说”——上帝与以色列人约定立以色列人作伟大的选民拯救世界，只不过他把以色列人置换成了无产阶级。有西方人指着马克思与本·拉登的大胡子说，从马克思到本·拉登反映了欧洲极端主义到阿拉伯极端主义的转换，甚至本·拉登的面容显得更善良和腼腆一些，事实也的确如此，现代恐怖主义比红色恐怖主义给世界造成了少得多的危害，“胡子”在中国北方一般是对打家劫舍强盗的称号，正合乎他二人的身份，虽然二者有教主与实践家的不同。

现代恐怖主义的确有阿拉伯的“文明遗产”因素，同时也有欧洲“文明成果”的波及，正如阿拉伯当初对欧洲文明发展不可替代的作用，阿拉伯世界中的恐怖主义自有其历史合理性所在。既然地球上的地理环境在一个并非狭窄的梯度内，那么人类的性情的丰富性也必定与之对应，正如一个阳刚之气的人总可能流露出野蛮的一面，地球上沙漠地区人类的粗狂也就是人类阳刚之气的一种体现，人类固然为共同体，然而不同民族之间还彼此作为环境而存在，文明的发展需要自我封闭中运化，同时还需要险恶环境的激励，人既然非温室植物，那么从古代游牧民族到农耕地区人民的袭扰到恐怖主义对人类的攻击，其作用就不完全是消极的。

从一种超越立场上看，恐怖主义乃至一切背离人性的野蛮行为乃是历史理性的工具。当初非洲酋长将自己的臣民大批地贩卖到英国和美国做奴隶，泛泛而论地说——这的确是不人道的，然而要想在短时间内将欧洲文明数千年累积的成果灌输到黑人的心灵中，奴隶制的确不失一种恰当的方式，没有这种野蛮的方式，不仅不可能有活跃于世界体坛上的黑人运动员身影，也不可能有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以及能言善辩的美国奥巴马总统。同理，正如战胜法西斯主义也需要一定意义上的法西斯主义，斯巴达极权主义何尝没有其积极作用，不仅在古希腊历史中的希腊与波斯的战斗中斯巴达士兵所向披靡，就是在中国近代的抗日战争中，来自欧洲的现代极权主义也在中共游击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虽然这种积极作用要用远大于积极作用的消极作用来抵消——我指的是现代极权主义给中国造成的一系列政治灾难。那么阿拉伯的恐怖主义之积极作用何在呢？回答是——防止美国文明的衰落。

四

雅典自由主义与斯巴达极权主义的较量之于二十世纪的超越性重演是现代自由主义与现代极权主义的较量，与当初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果不同，这种较量是以现代自由主义战胜现代极权主义的结果结束的，当然较量的余波直至目前依然在继续，不过总起来看，冷战已经终结。对这种终结的历史总结是，现代自由主义更符合人性因此更有生命力，而现代极权主义则是不合乎人性因此是短命的，在斯大林时代的原苏联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一个科学家会因为自己的科学研究而被迫自杀，一个艺术家会因为自己的天才想象力而陷囹圄，一个思想者因为自己想得太丰富而被枪决，说明什么？说明现代极权主义的“革命”性——它要革除人类世界中一切有生命力的东西，他们以理想主义的名义宣称要铲除世界上的罪恶，而他们所谓的罪恶正是人类精神世界最有价值的成果，因此他们铲除罪恶之行为本身才是世界上最大的罪恶。这种罪恶的现代极权主义的失败映衬了欧洲与美国代表的现代自由主义的伟大：在自由主义国家，哲学、科学、艺术诸领域的天才不是被迫害而是得到最大限度的鼓励：我们一再听到天才们获得科学与文学奖的报道。这是历史理性的内在否定性起作用，如果现代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一样使天才自由生长从而获得长足发展——那才令人奇怪，那样的话现代极权主义就无法显现自身的恶性，好比一个精神病者不显现其精神病性是令人奇怪一样。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些发生在廿世纪地球上的一系列意识形态引发的战争，便不难发现善恶的区分日益明朗。现代极权主义以拯救世界的名义将人民陷入到集体主义的奴役中，但当初现代极权主义国家的人民却意识不到自身的被奴役，他们认为自己正走在通达地上天国的康庄大道上，因此他们面对美国为首的现代自由主义那种企图将现代极权主义国家人民从奴役状态下解脱出来的努力视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肆无忌惮的侵略，这种自以为高尚的反侵略战争的大无畏斗志使现代极权主义国家的青年将自己的热血洒在朝鲜、越南战场上，他们实际上是以巨大的牺牲保卫囹圄自身的锁链。如果监狱里的犯人为了保卫自己的监狱而与劫狱者战斗——一定是世界上最怪诞的战争，然而其实这就是廿世纪中许多意识形态对立导致的战争的本质，这个本质逐渐在现代极权主义国家因人民求生存本能的逼迫而不得不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中显现出来，改革的目标逐渐清晰，就是朝着“美帝国主义”所崇尚的现代自由主义企图用战争方式实现而未能全部实现的目的——消灭现代极权主义而让人民获得自由、民主、人权。

冷战结束后，善恶的博弈显然没有结束——没有恶就无法彰显善因此地球上的善恶博弈在人类消亡前不可能结束，恐怖主义代替现代极权主义走上历史舞台——准确地说现代极权主义以恐怖主义的形式现身，我们在南联盟种族灭绝行为中看到纳粹主义的新形式，我们在萨达姆、卡扎菲统治中看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子。这些邪恶的现代极权主义变种当然都不会承认自身的邪恶性，相反他们将自身宣称为人民的救星，他们或许真的认为自己代表了最广泛的人民利益，他们要么以恐怖主义威胁人民而让人民“选举”自己永久执政，要么把自身的绝对权力身份“淡化”（自欺欺人的夸饰）为“人民中普通一员”从而杜绝其他政治集团执政的可能性。然而他们显然太“天真”了，极权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生存的理由十分暗淡，对一个密谋炸毁民航飞机的统治集团理应绳之以法，而美英法等北约国家竟然拖延到现在才开始执法，似乎稍晚了些。

我们在埃及、叙利亚等国家看到极权主义相对淡薄的状态，有人说，相对淡薄的极权主义统治集团也许并不需要民主运动推翻，因为世界似乎应该尊重“既有政治制度”，它们当初是“人民选择”的结果。我们说，如果极权统治者以“宪法”规定自身永久执政的合法性，那么人民以“非法”的形式推翻极权主义统治就是合乎“天法”的，因为法的本质是合乎天道的法律，而不是统治者根据自身的利益制定的法律，如果一种法律以“为人民”的名义制定对人民施行极权主义统治的法律，那么这种法律就是不合法的，理应被推翻。与现代极权主义的“革命”意义乃消灭人类精神世界中一切有生命力的东西相反，现代自由主义的“革命”意义是为了铲除现代极权主义，因此从尊重人类基本人权的意义出发，现代自由主义其本质是——反革命主义：反对随意损害人类生命。

五

美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是“政治家”，而非宗教家，宗教家只传播其理念论，而政治家却要行动，故美国以行动维护“天法”。何以美国代表天法、而不是朝鲜代表天法？只能以人类普遍道德律衡量。上帝信仰以真实而基础，而国家信仰以利益为基础，朝鲜不会承认自己是“天安舰事件”的祸首，因“政治正确”可以不顾真实；当初究竟谁挑起了南北朝鲜战争？我们现在知道是北朝鲜撒了谎，这个谎言所造成的真实历史是中国志愿军把数十万尸体丢在了朝鲜，而朝鲜忽而砸毁中国志愿军的陵墓、忽而重建，一切都为了政治需要，而陵墓的毁与建不过是水泥与石头在空间中的位移运动——朝鲜统治者与中国统治者一样都是唯物主义者，我们不难从此看到北朝鲜对天法的蔑视：对生命与灵魂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美国为维护天法往往也以自身利益为名义，如果他以维护天法名义反会遭到质疑——美国何以代表世界理想，唯物主义者每认为美国人发动两次海湾战争是为了石油、北约对南联盟的战争为其东扩扫清障碍、此次发动保卫利比亚平民的战争也不过是为了争夺资源，其实看低了欧洲与美国之维护天法的正义性所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欧洲与美国代表了人类所能理解的最高正义，他们当然不会无视自身国家利益，但他们更是现代自由主义的传道者。

法的意义不断扩大——人类部落法到部落联盟法到小国法到大国法，法在扩大中朝着趋近天法的方向迈进，直至现代，超越国家的法律逐渐实体化——虽然联合国尚未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政府”、但正在接近世界政府，超越国家的法律使极权制国家的统治者不再能为所欲为。在古典时代，也有大国出兵维护邻国安全的战争发生，但从维护正义的立场出发，国家联盟制定策略而更迭某一个国家的政权却只属于现代世界，而海牙国际法庭也就成为超越国家法的现实体现，这说明虽然罪恶还要继续在世界上不断上演，但世界产生希特勒的概率在减小，超国家法律使任何一个极权主义政府统治者时刻反省自己脖子的牢固性，他们不难意识到他们不可能再像斯大林时代那样肆无忌惮地随意制造政治运动对人民进行大屠杀或将人民中的优秀人物关进集中营。极权主义国家在海湾战争、南联盟战争中受到了震慑，我们看到许多极权主义国家政府之所以激烈抗议，实在是担心美国的激光制导炸弹落在自己的头上。激光制导炸弹的高度选择性轰炸已经不允许极权主义政府将人民绑架在自己的极权主义战车上了，我们在“斩首行动”威胁中看到了民主的曙光。

美国输出民主需要一定的强力，而这种强力给一些人带来了恐惧，是的，警察也可能犯罪，但美国政府自身作为世界政府的“警察”二战以来一直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最强大而健康的力量，然而有人并不认同美国政府作为世界警察的地位，于是成为仇恨的目标。

六

阿拉伯世界信仰的伊斯兰教是一神教，而基督教也是一神教。相比之下，产生于印度的佛教与一神教相去甚远，佛教并不相信超越的人格神存在；而儒家认为天道的人格性太博大（子曰“天道远”）以致于人除了领悟到“天”与“人”的同一性外，没有能力具体地感知上帝的性格。实际上，当初穆罕默德创立自己的教派时吸收了犹太教与基督教的思想，然而最相像的宗教在当今世界却成为最大的敌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突出表现在产生于伊斯兰世界的恐怖主义对欧洲与美国之国家安全乃至全世界和平的威胁。

如果人是可以死而复活的生物，那么屠杀就没有任何悲剧性，而以客机撞倒纽约双厦也就是极富想象力的“行为艺术作品”；然而人死而不能复活，历史也不是电影里的虚拟。这样人类对历史事件的评价就不能仅以审美理性，而必须以道德理性。以人类普遍道德理性观“911”恐怖事件，它当然是反人类的罪恶事件。然而追踪此事件的历史源头，发现就在《圣经·旧约》中。《圣经》记录了以色列人大力士参孙的事迹，他显然是被歌颂的对象，参孙以其非利士人妻子改嫁为由烧毁非利士人的禾稼与橄榄园，主动挑起与非利士人的冲突，当他被非利士人抓获而在大厦里遭戏弄，他就让童子领他摸到支撑屋顶的两根大柱之间，当时室内有三千非利士人，力士参孙左右手抱住两根柱子，使蛮力掀倒柱子而使大厦倾覆，在场的所有非利士人无论男女老少与参孙一起死在了参孙的手里[ 44]。这里的确有惊人的巧合，两根柱子对应纽约双厦，而美国人因纽约双厦倾覆死亡的人数也与参孙杀死的非利士人相当。如果基督教世界所信仰的最高神是《圣经·旧约》里的“耶和华”，那么上帝耶和华所钟爱的人参孙（参孙口渴祈求上帝赐予他水喝，果然就有幽泉涌出）就与本·拉登的信徒没有什么区别。如果基督教世界赞美参孙却仇恨本·拉登及其追随者，说明其信仰的矛盾，《圣经·旧约》中太多的报复行为现在看来皆属恐怖主义。是的，我们需要充分理解人类的精神的成熟需要一个历史过程，以色列人乃至欧洲人对上帝的认识一度没有达到儒家与道家的天道观的博大，《圣经·旧约》的上帝过于琐碎地干涉人间事物也就使他丧失了超越性，——这显然是由于对上帝的误解。

然而现代基督教经过欧洲中世纪与文艺复兴运动人类的反思逐渐挣脱了其狭隘性，主要来自对《圣经·新约》文本的解读。耶稣发展了上帝信仰，他主张忍让的哲学，这种哲学在当初基督教传播中显示了自己的威力，喜欢看角斗士垂死挣扎场面的罗马人在其面前显得外强中干，而最终不得不皈依了基督宗教。耶稣的忍让哲学（打右脸给左脸）也许过犹不及，相比之下，儒家的“以直报怨”更为中和，不过欧洲启蒙运动也借鉴了儒家的精神元素，最终丰富了基督教精神，现代自由主义并不建立在颠覆基督教之上，而是深深植根于基督教精神，正是来自超越性信仰即上帝信仰，人的生存权的神圣性才获得了牢固的支点，人权的天赋性即上帝赋予性使“人是目的”成为普世伦理学的出发点，法的合法性只能是建立在与上帝的天法洽合的意义上。总之，虽然基督宗教在其历史发展中滋生出种种极端主义，但我们必须承认，现代自由主义对人的尊严的肯定离开基督教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我们阅读《古兰经》就会发现它既没有佛经中深奥的哲学、也缺乏《圣经》的历史叙述，不过它自有其特点——全部穆斯林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它是世界上文辞最优美的经典是有原因的，它的不分出身与贫富的平等观与佛教、基督宗教、儒家学说具一致性。然而就伊斯兰教的发展来说，它并没有一个如基督宗教那样从“旧约”过渡到“新约”的历史性发展；相反原教旨主义更有影响力。与基督教教派之间注重义理的争执不同，伊斯兰教更注重教门的争执，什叶派穆斯林与逊尼派穆斯林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其矛盾其实颇具世俗性，如什叶派穆斯林认为自己在血统上具有正统性——唯作为默罕默德的堂弟兼女婿的阿里（600~661）及其后裔才是伊斯兰教之合法继承人。

狂信者建立的阿拉伯帝国虽然早已成为残梦，但毫不宽容的“嫉恶如仇”精神仍然是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如果认为真主安拉与基督教上帝是两个不同的神、而不是用不同的名字称呼同一个神，这里就非《古兰经》与《圣经》哪一个文辞更优美的“比较文学”问题，而构成“文明的冲突”：是安拉战胜上帝还是上帝战胜安拉？无论肯定或否定回答都将导致宗教极端主义。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都有对“异教徒”不宽容的历史——耶路撒冷一再上演的宗教战争大屠杀使“上帝之城”血迹斑斑，但伊斯兰世界似乎依然停留在这个历史中，而基督教世界则超越了这个历史，我以为这是两个宗教世界的差别所在。

不过差别显然因近现代文明的大融合与交流在消失，正如一个懂英语的中国人会把中国甲骨文中的“上帝”以英语表达为“god”，一个通晓英语的阿拉伯人也可能在《古兰经》的“安拉”与《圣经》的“上帝”之间自由转换——这就自然地实现了用不同的词语称呼同一个神——宗教宽容遂不假思索地完成了。而在政治层面，美国意识形态完全可能渗透到那些有世界眼光的阿拉伯人精神世界中，互联网将新一代阿拉伯青年带到了超越先辈的世界，他们很容易注意到欧洲美国的定期大选虽然花费了金钱但杜绝了极权主义罪恶，国家权力原来可以公开公平地转换，而民主在现代技术辅助下原来并不难实现，一个国家引进民主政制并不比引进西方先进技术更难，正如欧洲经历两千年（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到牛顿、爱因斯坦）发展出的西方科学可以在非西方国家的教学课程中以大约十几年时间对青少年基本教授完毕，古希腊到现代欧洲美国的民主政制也可以短时间内植入非洲国家，他们不由自主地在超越性重演欧洲的启蒙运动，是为北非-中东地区之“阿拉伯之春”之民主运动。

正如宇宙历史的超越性重演表达在人类的宇宙历史哲学中，人类历史的超越性重演在人类文学文本中也有所体现，二十世纪的英语文学《尤利西斯》可看做古希腊荷马的《奥德赛》的超越性重演，布鲁姆先生在一天中经历了尤利西斯所经历的二十年的历史，他作为二十世纪的尤利西斯与古希腊英雄尤利西斯的区别是——他已经基督教化了，他对“求婚者”（布鲁姆妻子幻觉中的情人）甚至没有嫉妒，更谈不上仇恨，也就不可能将仇恨转化为杀戮；她的妻子也一样，她原谅了他对她的冷漠。他们都希望重新开始，这是一个儒家-基督教式的“大团圆”结局，所有悲剧都不过是注定要被超越的历史过程，“年轻的黎明”永远是新的。因此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的“奥德赛黎明”的意义就不是古希腊英雄尤利西斯（奥德修斯）的复仇，而是人性觉醒的黎明——一个更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即将在北非乃至亚非拉广大地区降临。

七

上世纪苏联的“输出革命”以彻底失败告终，何以故？因为斯大林主义的目的是建立斯巴达极权主义秩序，即建立整齐划一、消灭人类个性的集体主义社会制度，这种“输出革命”因建立在与传统道德决裂之上，其所到之处给社会造成持续的动乱。中国也曾效法苏联“输出革命”，或者某些亚洲革命地区的领袖到中国来“进口革命”，如红色高棉领袖波尔布特就以毛泽东革命为榜样，其结果是造成柬埔寨人民持续多的饥饿贫困与冤狱遍地，在最近对红色高棉的审判中，我们知道其领导人的罪恶令人发指——在红色高棉消灭资产阶级运动令城市人口返乡的数月时间里有数十万人柬埔寨人死亡。不过七十年代末（1978年）中国接受新加坡李光耀建议停止输出革命，而中国自身也进行去革命化改革，红色恐怖主义在亚洲逐渐消歇。

而美国上世纪的“输出民主”虽然遭到“输出革命”的顽强抵制，但还是取得了成果，南朝鲜、日本战后的繁荣都可看做输出民主的成果，而南联盟、伊拉克也都在美国的民主输出中也逐渐走向了理性道路。苏联与中国“输出革命”的失败与美国“输出民主”的成功形成鲜明对照，说明在人类目前所生存的历史阶段中，雅典自由主义秩序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而斯巴达极权主义秩序则不是。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两次海湾战争期间，美国的“输出民主”带有很大的强制性，人类思维由于“洞穴假想”往往并不能分辨什么对自己有利、什么对自己有害，名义上的拯救与实质上的奴役与名义上的拯救而实质上的确是拯救——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往往无法弄清，然而经过半世纪的历史教训，人类看到了名义上的拯救而实质上的奴役的斯巴达极权主义所造成的灾难，以及名实相符的现代自由主义即美国扶植的民主政权的普遍繁荣，如此才有非洲那些极权制国家中的人民普遍要求“进口民主”的民主运动，数月之间北非-中东地区的民主运动使极权统治土崩瓦解。从强制性“输出民主”到主动要求“进口民主”可以看到不发达地区人民对民主认识的历史性转变。

绝对权力对人的腐化总是一再地展现出来。比如在埃及，无论就个人智慧、人格修养而言，穆巴拉克都称得上是一位优秀人物，但是他还是无法逃脱“绝对的权力绝对地产生腐败”的宿命，在他漫长的执政生涯中，不仅他的家族在埃及民众陷入贫困中聚敛巨额财富，而且其统治无视人民的改革要求而日益陷入僵化。他显然不能通过严格的道德自律而保持清教徒般的廉洁，这说明权力如果没有监督的危险性，绝对权力者的道德自律是绝对不可靠的。理性宗教世界能够产生伟大的自律性的道德家，因为理性宗教之宗旨就是提倡远离世俗世界（财富与权力）；但政治家则不能，因为政治家不可能像理性宗教家那样远离权力与财富——政治家自身存在的规定性就是运用权力并调控财富。

是的，我们在“老一代”极权主义国家能看到犹如宗教家般的廉洁——如斯大林的共产主义道德曾被苏联人津津乐道，然而我们倒盼望他腐化堕落一些，因为斯大林如果能热衷于享乐那么他也许就不会把全部精力用来打击他的“资产阶级敌人”——腐化会使他显得有一丝人性，原苏联也就少一些优秀知识分子被集中营迫害致死，实际上在现代极权主义表现强烈的时期，极权主义者的廉洁程度是与其制造的人道主义灾难程度成正比的——他的“廉洁”成了他将“敌人”（有独立思想者）置于死地的一个正确性理由：一个绝对廉洁的人处死其命意的敌人一定不是出于任何私心、而是出于大公无私之心，绝对权力者以大公无私的方式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力——这是现代极权主义的一个特点。故腐败是比极端专制要轻微得多的罪恶，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极权主义的相对较弱性正表现在他的腐败，他不是一个廉洁而冷酷的、以政治运动滥杀无辜的极权主义杀人狂，因此不能与斯大林与毛泽东同日而语。

极权主义所维护的稳定是不可靠的，因为它建立在对人类自由的压抑之上，如此极权主义所造成的哪怕相当长时期的稳定不过是将矛盾累积起来而等待一次大动乱而已，动乱的结果是极权主义者遭到不体面的下台——如果他们没有在动乱中死亡则将遭受正义的审判。二十一世纪的极权主义统治者理应从此获得借鉴，主动地实现政治改革比被动地被推翻显然是更理性的选择。

八

“上帝钟爱美国”——美国人相信爱上帝的人会得到上帝的钟爱，但美国政治不是圣雄甘地所信奉之意义上的宗教——他甚至祝福杀死他的人，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将炸毁把米扬大佛的塔利班集团赶进了山区，美国人不遗余力地搜索“911”事件的元凶本·拉登，最终在巴基斯坦将其绳之以法——杀死了他。

正如在戏剧艺术中恶人角色的不可或缺，人类文明史作为“历史戏剧”罪恶者的存在也不可或缺，他们不仅彰显了善良者的人性之善，也使人类理性得到明晰——通过具体的恶人而人类个体意识到自身人性中的杂质。比如，人类普遍都有民族自豪感，这种自豪感在一种适度的范围内内增添人的自信心，因此是善之力量，但如果任其无限膨胀，民族自豪感就会转化为种族灭绝主义——既然我们的民族最优秀那么那些恶劣的民族就无权继续生存，于是善意识就转换为恶意识——这种善恶意识的过渡在人类思维中其实具有普遍性，而人类思维要普遍地认识到这种普遍性就需要一种形象的戏剧——观念凝结为一个具体的角色，是为希特勒及其法西斯主义运动。同样人类普遍地对于贫穷者具有怜悯与同情心，它当然属于人性之善，然而如果这种怜悯非理性地蔓延，就会导致群氓崇拜——这个世界既然唯有穷人最纯洁高尚那么一个人越贫穷以及越愚昧无知就越配得上统治世界，因为他们没有或者最少程度地遭受文明的污染，从启蒙运动卢梭对农民纯洁性的赞美到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反映的是人类观念总要凝聚为某种实体。而人类消灭法西斯的战争其实只不过是人类思维的一种反省与净化——人类通过杀死希特勒而“杀死”了自我意识中民族自豪感之恶性膨胀衍生的种族主义，那些没有来得及产生种族主义的民族也在此历史戏剧中获得了反思机会；同样，人类通过消灭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极权而获得了对自身群氓崇拜思维的批判：同情弱者固然是善，但将穷人当做世界的拯救者所导致的群氓崇拜则比缺乏同情心的恶更恶。人类不能指望通过历史现实的“肉体消灭”——希特勒的死亡与苏联极权政权的解体——而一劳永逸地祛除人类世界中的种族灭绝主义和阶级灭绝主义，但历史教训能够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发挥作用：人类本世纪内或许不会重蹈覆辙。

恐怖主义作为种族主义与阶级主义结合的邪恶变种依然是人类自身观念的产物，人类在对“恶”的极端仇恨中已经隐含了恐怖主义的因子，这种因子的理性表达是对天法的呼唤，而其非理性表达就是——恐怖主义行动。“恶”的名与实的区分虽然以天法为根据，然而对于那些漠视天法的人而言，他们所仇恨的东西就是“恶”，而他们的价值观与人类普遍价值观正好相反，因此现代极权主义所谓“恶”正是现代自由主义所崇尚的善，正像乌托邦主义者为之奋斗的“地上天国”正是自由世界所尽力避免的人间地狱一样。

人类文明史既然是“史诗”、而非“数学”，我们就需要以“戏剧逻辑”、而不是以“逻辑斯蒂”理解人类文明历史中善恶关系。恐怖主义固然对人类文明构成威胁，同时它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乃是人类文明自身的激励因素，我们说美国的历史使命尚未完成，而它要完成其历史使命就需要一种外部的反动力量来增强其传播自由民主理念的动力，就好比一个伟大的雄辩家只有在遭受诘难后才能发挥出自身的雄辩能力，美国在遭受恐怖袭击中反思其自由民主理念的意义所在，我们在奥巴马充满理性同时不乏激情的讲演中领会到雅典执政官伯利克里复活在美国总统心灵中。一种富裕而无忧无虑的生活极容易使人腐化而丧失志气，古罗马的衰落盖因如此；然而恐怖主义令美国人振作，威胁的存在焕发了美国人的理性精神。美国人几乎在一切领域都表现出自己的优秀品质，他们那种求真而不睦虚荣、直来直去地追求权利但正大光明而不是使用阴谋手段，使美国人的社会生活充满生机活力，美国总统四年一届的大选成为完善自身民主政制的理性途径、而非动乱之源。这与亚洲人追求权力而不择手段、一旦掌权便运用一切阴谋手段获利、与非洲人生硬而缺乏幽默、将选举演化为战争相比形成鲜明的对照。美国通过向恐怖主义以及一切极端主义的宣战而成为传达自身观念的途径，甚至恐怖主义者恐怕也有可能在美国政治的熏陶中逐渐意识到，恐怖可以解一时之愤但世界绝不会因恐怖而获得和平，而民主自由理念则是通达和平的最安全的道路，因为人性中有更多的成分与自由民主观念契合。

假如一万年前的婴儿被收养在美国的孤儿院中，他照样能在美国教育中变成合格的公民，何以故？因为一万年前乃至更早期的人类大脑结构已经与现代人的大脑结构没有什么差别，他们因此不仅能够理解牛顿力学与爱因斯坦相对论，而且能从容理解美国人的政治制度与民主自由观念。人类从潜在的能力达到现实的能力——这就是人类文明历史所实现的成果，人类有创造能力与学习能力，而学习能力使创造无须重复——人们无须重新发现爱因斯坦的发现，因此人类文明历史所累积的成果可以被人类全体享用。我们不否认政治习俗的强大，但人类向善的力量更大，一个一万年前的“野人”都有成为文明人可能，那么世界上任何地区的现代人也就没有理由拒绝雅典自由主义民主。

人性是普遍的，因此美国所树立的自由民主榜样传布世界也就是可能的，“美国人”不是一种血统意义上的概念，而是民族融合意义上的概念，既然如奥巴马总统作为血统上的非洲人而成为了优秀的美国人——深入理解美国国家理念的政治家，那么亚洲与中东地区成为雅典自由主义的“美国”也就并非不可能。有人以为世界不应该只有一种政治制度，因为那样就会单调。如此说者很可能没有理解自由与民主的真实意义，因为美国政制乃是一种充分肯定人的自由、价值与尊严的制度，它不是使人雷同，而是使人成为他自己——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而极权主义政制则压抑个人自由而使人民遭受奴役。就像法西斯主义不是一种可取的政治模式一样，现代极权主义是人类应当消灭的魑魅、而不应该是人类政治模式中的一种，虽然这个魑魅在被消灭中总以新形式复活。

九

与人类的正道信仰——对天道-上帝信仰——比起来，人对社会组织、政治集团、个人的崇拜信仰都是狭隘的，比如一个人的国家信仰在某些情形下也能呼唤起自身的正义力量，如中国古代的爱国英雄就是如此，盖中国古典时代，爱国者的国家信仰是建立在其天道信仰之上。但是，如果国家信仰（爱国主义）高于其天道-上帝信仰，在更多情况下就会表现出极端邪恶性。在洛克比空难的审判中，利比亚人炸毁民航飞机的证据确凿，但被判有罪的利比亚人并没有主动认罪。自由世界的法律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审讯不是刑讯逼供，而是通过事实追问，但一个“爱国者”如果认为他的国家信仰崇高无比，他就不会反思造成数百名无辜者死亡是一桩何等大的罪恶，他就会把拒绝认罪看做是“高尚”行为。而一个人如果有天道-上帝信仰，他在犯罪后的反思中是把他自己直接地面对上帝，而国家、民族、社会组织都可能不再重要。只有那些对天道-上帝信仰的人才可能达到对真实的肯定、良知的发现。所以人们不难看到，在狡黠的死硬的极端主义党派分子眼中，自由世界某些罪犯在没有刑讯逼供情形下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是不可理解的，因为在他们看来，与对党派的忠诚比起来，真实简直不值一提，毋宁说没有真实、只有政治斗争的策略。而卡扎菲的死党也是如此，他们既然把对卡扎菲的忠诚看做最高“信仰”而认为拒绝认罪就是大无畏革命精神的体现。卡扎菲当然欣赏这种忠诚，像一切现代极权主义革命独裁者一样，虽然他是发动叛乱上台的，但他上台后却要求部下绝对忠诚，而他对忠诚者也以丰厚的奖赏回报。当洛克比空难制造者因病被释而返回利比亚，卡扎菲到机场给予凯旋英雄般的欢迎，人们有理由揣测制造洛克比空难的幕后元凶就是卡扎菲。

世界将以何种方式结束卡扎菲国家恐怖主义呢？我想如果让洛克比空难丧生的灵魂回答，他们或许众口一词——杀死他。法律与恐怖主义的区别是，法律乃以绝对正义为自己的根基，绝对正义就是——上帝，人类既然认识到人是目的，那么那些滥杀无辜者就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必须得到与其罪行相称的惩罚。不过我们注意到卡扎菲与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的某些区别，萨达姆对自己的人民进行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伊拉克的“万人坑”和库尔德仁妇孺的尸骨为证），而卡扎菲政府虽然命令士兵向示威者开枪、怂恿政府军对反对派地区的妇女进行集体强奸，他恨不得彻底屠杀示威民众，但还没有达到萨达姆的罪恶程度，而且他主动地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制也与萨达姆绝不与自由世界妥协的态度有别，这样，国际社会愿意网开一面而希望他体面的下台，应该说是合理的。然而如果他坚决拒绝，那也许是冥冥中洛克比小镇上的冤魂的诅咒在发挥作用——他可能与本·拉登一样死无葬身之地。

11] 语出《老子·四十一章》。

22] 语出《论语·泰伯篇》。

33] 见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405页。

44] 见《圣经·士师记·参孙倾覆神室与敌皆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