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日媒报道，7月13日，首相菅直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应该以不依存于核电的社会为目标，有步骤、分阶段地降低其依存度，以期实现没有核电的社会。”现任首相如此表态，无疑意味着能源政策大转换的方针明确化。对此，菅直人强调说：“考虑到核电事故风险之大，痛感这是一种仅凭到目前为止的安全措施尚难以驾驭的技术。”

可问题是，如果要降低对在整个电力构成中占三成的核电的依存度的话，何以填补能源缺口，替代能源如何解决，如何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等，显然缺乏综合战略，也没有具体化的路线图，被舆论斥之为未经政府和执政党充分酝酿的“空论”，是“不负责任”的。不过，种种迹象表明，震后日本，脱核电的舆论正在高涨，正在成为一种政治正确：最新民调表明，有77%国民主张分阶段废止核电；即使对此番菅直人表态持批评态度的《朝日新闻》，也在社论中公然倡导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彻底放弃核电；著名战略学者、原子力工学博士出身、早年曾在日立制作所实际从事过核反应堆设计的大前研一在其新著《日本复兴计划》中坦言，“日本的核电产业完了”。

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说“谈核色变”尚不足以形容今天日本的社会心理。据日国家地震调查研究推进本部预测，未来30年以内，发生东海大地震的概率高达87%。为此，被认为老旧化问题最严重的中部电力公司的浜冈核电站停堆检修，再运行遥遥无期；因围绕对疲劳试验结果的评价问题，内阁出现意见分歧，九州电力公司的玄海核电站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作为一个大方向，核电将本着“减法原则”在未来一段时期内逐渐削减，同时提高风能、太阳能等自然清洁新能源的份额，直至将核电控制在必要的最小限度内，乃至最终消亡，虽然已不存在太多的争议，却有待政策的细化。至于说废核最终能否成为日本国家战略的选择，可望在多长的时间内实现，在现实操作层面尚存在诸多阻力，有些问题不大，可有的问题却牵涉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机制，被认为是尾大不掉。

一是能源缺口如何填补的问题。这曾是反废核派的最有力立论，却被证明是一个伪问题：震后，全国54座核反应堆中，35座已然停堆，到8月还有5座要检修停堆，而巨大的电力缺口在今年夏天“猛暑”中，并未造成太大问题。人们发现，电力总量虽然减少了1/4，但减少的部分原本就是“多余”的。当然，如短期内核电进一步削减的话，也许会对国民生活带来一定影响，但这就要看代替能源问题如何解决了。

二是自然新能源产业的孕育和成长问题。核电的削减有赖于风能、太阳能等自然新能源的成长，而由于长期产业政策等原因，目前这一块所能提供的电力仅占区区1%，这当然是远远不够的。此前由于国家能源战略向核电过度倾斜（所谓“原子力行政”），对新能源的投入不够，以至于未能成为支柱产业。但随着能源战略和产业政策的调整，以日本的研发和制造能力，该产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未必需要太长的时间。

第三个问题是重要的，真真是日本的难言之隐，故至今未见端上台面：过剩的核电制造能力的消化问题。随着半个多世纪的持续开发，日本核电技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国际核电企业以日系为中心，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即日立—美国通用、东芝—美国西屋、三菱—法国阿海珐。大约从五六年前开始，无论哪国制造商中标，日企的份额都是被确保的，国际核电市场的“东洋势力”已成为最重要的存在。而日本自己便在这个市场中处于仅次于美法的第三位，其内需本身便是维系其制造能力的关键之所在。倘若这块蛋糕逐渐“缩水”以致消失的话，几家日系跨国公司的强大到过剩程度的研发、制造能力将如何消化、转型，对日本来说是最头痛的问题。

最后一个是文化问题。“因祸得福”，地震、海啸、核事故“三位一体”的地狱试炼，让日本人看到了经济与科技发展的界限，客观上成了全社会反思战后消费主义文化和发展模式的契机。这种空气对人的改写是深刻的、持久的。这方面，震后决心归化日本的美国东方学者唐纳德·金的话颇具代表性：“让核电消失，是安全的。我觉得，当下的日本正面临一种选择：是接受基于清算此前消费方式的、面向新时代的耐贫乏生活，还是一味拒斥，以至于将来面对更大的环境破坏？日本人毕竟要继承、捍卫祖先世代相传的美丽的土地。而如果森林消灭、水源枯竭的话，那么所谓‘美丽的日本’便只是一个传说了。”

作为研究日本文化的学术名人，唐纳德·金对日本的未来是乐观的，他相信日本人与生俱来的忍耐力和在历史转折点上勇于开风气之先的变革精神。他认为，包括自然清洁能源在内的、尚未及开发的领域终将得到开发，并成为引领下一个阶段发展的生产力和源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