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中，要想具备实现现代工业经济所需要的技术进步和大企业，只能依靠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
今日中国面临的许多紧迫问题，都说明有必要在中国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国有经济。中国需要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而且需要的是那种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和内部纪律的国有企业。没有这样的国有企业不行，而且这样的国有经济少了也不行。
中国之所以需要大量的国有经济，首先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专门的机构来引导技术进步，需要有许多规模巨大的大企业作支柱；更重要的是因为，由于中国千年以来积存的文化特征，中国的私营企业难以摆脱家族主义的束缚，不同家族的人互不信任，私营部门无法有效地学习和开发现代化的生产技术，也无力发展私营大企业，使得技术进步和大企业的发展必须借助国有经济。
文化与伦理因素对现代经济的意义
欧洲产业革命的历史表明，现代工业化经济的最主要支柱其实是使用自动化机器的现代科学技术，以及来自不同家族的许多人在同一个企业中工作的现代大企业。要经营这样庞大的现代企业，需要有大批高水平的企业管理人员和巨额的资本金。这成为发展工业化的现代经济面临着两个巨大的障碍。
经典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无法破除这两大障碍。在欧洲，意大利是真正接近经典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国家。意大利虽出现了欧洲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但是意大利既没有首先开始产业革命，工业化水平也并不十分领先。
在发展现代工业化经济上起过表率作用的那些国家，如荷兰、英国、美国，之所以能够突破经典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束缚，最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特殊的社会文化和伦理习俗导致人民具有一种相互真诚、信任并结成团体合作的精神，这种相互的真诚和信任超出了单个家族的范围之外。
美籍日本人弗朗西斯·福山把相互真诚、信任并结成团体合作的精神简称作“信任”，认为它是对高度发达的现代经济最重要的一种“社会资本”。他认为，一个国家有了这样的“人力资本”，才可能成功地建立和经营现代的大公司，才会以现代式的广泛分工来进行生产。
依据一个国家的人民内部相互信任程度的高低，福山区别了两类国家两类文化：一种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社会内部具有高度的相互信任，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们能够相互信任、相互合作。这样的国家就很容易从民间自发地发展起巨型的企业和生产上的广泛分工，因而在20世纪成为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另一种则以中国文化为代表。在这种文化中信任度低，人们普遍地不信任与自己没有亲属关系的人，因而民间的私营部门很难发展起强有力的巨型企业，这种国家在发展现代的工业化经济上势必落后。福山把拉丁语族的欧洲国家——法国和意大利都算做与中国一样的低信任度国家，把英国和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算做中间类型，美国比较接近德日类型，英国则更接近意大利类型。福山的这种假说可以对经济发展的历史作出极为令人信服的解释。
低信任度国家的两难处境
被福山归入“低信任度”一类的国家，都在发展现代的工业化经济上碰到了极大的困难。对自己亲属以外的人不真诚、不信任、不自愿进行有组织的合作，使这些国家的私营部门无法集聚足够的资金和技术人才来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更无法建立和经营需要大量资金和管理人才的巨型企业。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这些国家越发达，发展现代工业化经济的这些障碍反倒显得越严重。
低信任度国家在发展现代工业化经济上的困难，首先导致了它们在单纯依赖私营经济时现代工业化经济发展缓慢。18世纪末，法国的经济实力和工业都居欧美第二位。而在此后的产业革命和工业化时代，法国的经济增长远远慢于美国、德国和英国，以致到20世纪初经济实力已经落到欧美国家中的第四位。另一个例子是文化上类似于法国的拉丁美洲各国。同样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但是英美成了世界第一流的发达国家，而拉丁美洲各国则落入第三世界的行列而不能自拔。
为了克服在发展现代工业化经济上所遇到的困难，并保持民族独立，低信任度的国家就走上了发展国营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道路，并且把自己的国有经济融入到实行指导性计划的有系统的产业政策之中。法国在二战后大力发展国有经济，最终使国有企业占到整个GDP的20%，并且20世纪50~60年代取得了高于英美等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福山指出，“法国政府之所以一直在干预经济，原因就是法国的私营经济一直没有活力，缺乏创造性和创业精神”。与法国类似，二战后意大利政府制定了有系统的指导性计划，组建了大批巨型国有企业，出现了二战后的经济奇迹，真正实现了工业化。
在法、意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对比中，我们可以认识到，社会低信任度国家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单纯依赖私营企业而永远处于不发达的状态，要么以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带动经济发展而变为发达国家。
中国的文化环境：香港与台湾的事实
福山认为中国是社会内信任度低的典型，经济生活中充满了家族主义。这样的社会文化和伦理习俗下，只有发展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以政府的力量集聚技术人才和资金，学习、研究、开发和应用先进技术，才能建立和经营大企业。
二战后，香港和台湾曾经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从它们的发展特点中可以得到许多启示。
香港经济的崛起，得益于在中国大陆与西方经济往来中的垄断性中介地位，而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在东亚，香港是唯一真正坚持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私有制对香港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严重的阻碍。几十年的经济繁荣和高速发展几乎没有在香港打造出值得一提的私营制造业和商业大企业，社会内部的信任度低，对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不真诚、不信任、不自愿合作的文化心态导致经理人员腐败行为盛行，资本家实行家族式管理，把企业规模保持在家族小企业的水平上，无法促进技术进步。香港经济制造业技术水平的落后已经到了与其人均收入极不相称的程度。人均收入达两万美元的香港，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只相当人均收入仅几千美元的马来西亚的水平。在垄断性中介地位逐渐丧失的背景下，香港的科技水平无力维持人均两万美元的高收入，经济发展面临困境。
台湾也因社会内部信任度低很难形成私营的巨型企业。但由于台湾当局强有力的经济干预，台湾出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并接近经济发达的边缘。台湾的经济是一种“计划指导的市场经济”，“行政市场体制”。台湾当局制定指导性的经济计划，并以政策手段促其完成，以弥补私营企业的不足。台湾当局的经济政策，形成了“台积电”和“台电联”这样的巨型集成电路制造厂商。靠着成熟的产业升级政策，台湾发展起了极具国际竞争力的半导体产业，使半导体产业成了台湾经济的最新增长点。
台湾和香港的经验事实都从正反两方面证明，在中国式的文化环境中，要想取得足够的技术进步和企业规模，取得真正的发展，是不能依赖私有经济的。
中国大陆更需要国有经济
中国大陆与香港和台湾社会文化和伦理习俗相似，在经济发展上也存在私营企业无力成为社会所必需的巨型企业的问题。这一内在原因促使百年来的中国政府都通过兴办国有经济甚至国有企业来促进经济发展。
中国在发展现代工业化经济上的困境，从一千年前的宋代就开始了。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始终没能导致中国自主地发展起现代的工业化经济。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私营企业在技术和筹资上的先天困难日益暴露。由于当时绅商地主之间的信任度非常低，清末着名实业家张謇等人在筹资扩大企业时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信人唯亲的心态使私营企业做大非常困难，更无法产生真正的现代股份制企业。以铁路投资为例，清末民间资本要求“商办”铁路，却难以解决资金问题，进展缓慢。1911年清政府鉴于多省商办铁路毫无成效，宣布实行铁路国有。虽然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激起了民间的“保路运动”，但必须清楚的是，其矛盾的双方是中国民族资本与外资，“川人之极端反对者，不在路归国有，而在名则国有，实则为外国所有”。历史的结局是，辛亥革命以后在中国兴建和经营的铁路，如果不归外国所有几乎一开始就为国有。中国的私营企业一直没有能力为铁路这样大的投资项目进行筹资和经营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政府在30年中推行公有化政策，依靠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有计划地推行工业化政策，使中国能在半个多世纪中一直保持着比印度高得多的经济增长率。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之后，保持了年均9%的高速经济增长。普遍的论调是认为这来源于私营企业的发展，特别是来源于外商投资企业。这其实是误解。这些年中国的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取得了显着发展，甚至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的迅猛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国有经济。外商在中国投资的企业大量使用了中国国有部门提供的技术人才甚至管理人才，否则外商投资企业绝不可能在中国取得那样多的利润，中国也绝不可能吸引那么多的外商投资。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地区中，只有浙江省是真正靠当地的私营企业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而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和江苏的苏南地区，除了外商投资所起的作用外，主要是靠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甚至国有企业带动了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增长。这两个地方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利用国有企业溢出的技术（通过聘请技术人员和其他方式），同时也靠当地国有银行的信贷支持。
中国的私营企业也依赖于国有经济
浙江的私营企业以温州的家族小企业和台州等地的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为代表。浙江私营企业的高速发展，离不开国有部门的技术溢出。
小型的私营家族企业一直是温州经济的主体。20世纪80年代，温州经济增长的支柱是发展日用品的制造和电器开关的制造；90年代，产品的技术含量有所升高，标志性的“拳头产品”已经变为低档的鞋和一美元一个的一次性打火机。这些产品的制造技术基本来自国营企业甚至是集体乡镇企业，或者是外商投资企业，但都是比较简单的技术。靠着私营家族小企业克勤克俭、艰苦经营，温州人有了较高的人均收入并积累了巨额资金。据可靠的估算，温州的民间资金有3000亿元。可进入21世纪，温州的经济增长率一度降为浙江全省最低，投资不振。温州人的大量资金流向全国各地的房地产市场，还有许多投向山西煤矿。温州人投资方向的转变，暴露出温州的家族私有制根深蒂固的弱点。社会文化和伦理习俗必然导致他们自发地抵制英美式的现代股份制企业，而一直以家族为单位经营和运作资金，找不到私人自发投入足够资金进行技术研发的途径。
温州发展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对私营企业的迷信造成的。没有国有的技术研发、不搞国有经济使温州经济丧失了发展后劲。如果由温州政府主导技术研发，开发温州产业升级的必要技术，并向私营企业扩散，则会带动温州经济走上产业升级的健康发展之路。
浙江的另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地区——台州，更显示出国有部门的技术溢出对私营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台州的私营企业规模比温州大得多，生产的产品也更重型化。台州最有名的产品是缝纫机和摩托车。有名的“飞跃缝纫机”最初源自上海的国有企业。私营摩托车企业也不例外。摩托车制造技术从国有企业“重庆嘉陵”开始，扩散到重庆的私营摩托车制造厂，再扩散到浙江台州的私营企业。
不仅浙江的私营企业依靠国有经济向其“溢出”技术、提供技术人才，全国的私营企业也都显示出这样的依赖关系。在东北，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不仅是当地经济支柱，甚至也是东北城市中的私营企业赖以生存的支柱。据介绍，沈阳从事真空技术行业的从业人员已经有近万人，几乎全都在私营企业中就业。这些私营企业的技术骨干几乎全都来自原来的国有企业和研究所，有些私营企业还由真空研究所的在职员工经营。显然，国有企业和研究单位成了私营企业技术知识和技术力量的来源。但尴尬的是，如此多的私营真空技术企业竟然不能培养出合格的新一代技术工人。没有了国有企业，中国人的“人力资本”面临着不能增加反而减少的威胁！
最近几十年的事实证明，中国的私营企业并没有克服它与生俱来的老毛病——无力研究、开发甚至率先引进现代的先进技术，无法有效地聚集足够的资金来经营为整个社会所必要的巨型企业。要实现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依靠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
中国的国有企业效率并不低
许多人认为发展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会降低经济效率，这是完全错误的偏见。这个偏见主要是将“利润低”与“效率低”混为一谈。许多国有企业的人均利润远低于私营企业，但人均产出并不一定低于私营企业。其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净产值的内部分配比私营企业更偏向于企业员工。这种单纯由于净产值内部分配不同所造成的低利润，并不能算做国有企业的无效率。即使只考虑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设计了适当激励机制的国有企业也不一定比主要资金不是由经营者投入的那种私营企业利润率低。
许多人相信国有企业没有效率，是因为他们看到了20世纪90年代 60%多的国有企业亏损的现象。但是这并不能证明国有企业没有效率。全国工商联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不到3年，有60%在5年内破产， 85%在10年内消亡。从这个角度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那时的国有企业绝大部分运营了20年以上，而只有60%多的亏损率足以说明国有企业比私营企业有效率。
近三十多年中的国有企业中，则存在许许多多经营状况在很长时期中一直良好的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既有属于垄断行业的，也有属于竞争性行业的。例如，钢铁行业中的宝钢、鞍钢和首钢，新兴的家用电器制造业中的安阳彩玻、大连华录，以及谋求MBO之前的四川长虹，等等。
根据前边的一般分析，通常在企业经营所需的资金不能由一个人提供的领域内，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不低于私营企业。而在经营者一个人就能够提供企业经营所需的资金的领域内，私营企业的经营效率应当高于国有企业。可是在中小企业有效率的典型行业——商业零售行业内，也有不少经营很有效率的国有企业。像北京市 “万方”集团下的“福绥源”小副食店，还有大连的玉华商场和民勇商店。它们同为国有，同样相当兴旺。这些曾经欣欣向荣的小型国有商业企业展现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企业下级员工的积极性的重要性。
当然，要搞好国有企业，使国有企业真正发挥积极作用，政府就必须对国有企业实行有效的监管，使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们真正按照规则行事。当前特别要加强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监督，严格清查和惩处一切盗窃和侵占国有财产的腐败犯罪行为，清除目前国有企业经营者中普遍存在的腐败甚至侵占国有财产的行为。
根据上述论述，可以明确地得出结论：要在中国式的文化环境中发展真正的现代工业化经济，就必须依靠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拉动来取得足够的技术进步和企业规模。中国需要的不是“国退”，而是“国进”。我们需要在战略产业、高新技术产业、需要巨额资本的产业中进一步兴办和扩大国有企业；中国不应当实行“国有企业从竞争领域退出”的政策，而是应当“国有企业进入竞争领域”，在所有的战略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需要巨额资本的产业中建立并发展强大的国有企业。
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首要功能在于带动整个国家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它应当主要集中在那些需要大量资本投入和巨型企业的行业中，集中在先进技术的研发和率先引进上。中国需要国有企业，需要有严格管理和按照规则行事的国有企业，这就是本文所得出的结论。
来源：国企杂志
